1998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

  喜忧楚玛尔河
  王宗仁
  楚玛尔河是长江源头一条支流,丈把宽的河面,水深处也不足一米。它终年不紧不慢地在可可西里草原上小步跑着。平地上,水越流越细。遇到拐弯,水面卷起浪花,老远可听到涛声。楚玛尔河最浪漫处不在它本身,而是它的岸上天然地形成了野生动物的自由乐园。
  我第一次看到楚玛尔河在五十年代末。那是一个飘着铜钱大雪片的午后,河边草滩上成群结队的藏羚羊奔跑着,那情景使人感到整个草原都在颤动。我头一回知道了在中国还有这么一个遥远的自由世界,不受干扰地生活着这么多谁也不认识的动物。可惜,当时不可能留下一张照片,但是它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我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河上那座简陋得近乎原始的木桥。两排脸盆粗的木桩栽进河床作立柱,一块挨一块的木板铺就了桥面,桥栏是胳膊粗的圆木做成。桥面与立柱、桥栏与桥面的连接均是用大铁钉锔着。桥头的砂石地上插着一块长条木板,上面写着“楚玛尔河”四个大字。车队通过桥面时,必须一辆走过去,再开动第二辆……那咯吱咯吱的沉重的叫声说明,木桥的承受能力实在太有限了。
  这次执勤我从拉萨返回途经楚玛尔河时,是一个太阳亮丽的中午,见到的一场景使我眼花缭乱:一群野驴像箭簇一样从汽车前面的公路上穿梭而过。我无法数清它们有多少,只是大概估摸了一下,不会少于四五十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可可西里草原上还有野驴。那些野驴跑出三四百米以后,扑腾扑腾地下到河里去饮水。清凌凌的河面上倒映着野驴的影子,人们远远看着那野驴的数目仿佛成倍地增加了,十分壮观。
  后来,我就记不清从楚玛尔河上走过多少回了。因为我在青藏高原的军营里生活了七年,每年都要少则六次七次、多则十次以上去西藏执行运输任务。青藏高原是我的第二故乡,楚玛尔河自然就是故乡的河了。我多次从楚玛尔河的木桥走过时,都会看到那些藏羚羊、野驴、野狐、野兔或吃草,或嬉戏,或饮水。动物的乐园也是人类的乐园。
  记不得是哪年哪月,大约是“文革”后期吧,我当时已经调离高原到了首都,因为深入生活重返高原,来到了楚玛尔河。楚玛尔河亮闪闪的河水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我老远就瞅见一座犹如彩虹般的钢筋水泥大桥飞架在河上。车子渐近河边,我看见深灰中略呈蓝色的桥体,在上有蓝天白云,下有清波绿草的映衬下,十分威武,美丽。迎面驶来的一队军车正奔驰有序地从桥上通过,桥头的哨兵持枪向军车行注目礼。我当时心头涌上一股无法遏制的自豪感:祖国的角角落落都在发生着变化,连这深山僻壤也有了亮丽的色彩。
  我留恋地在桥上走下走上地观看着,这才发现原先的那座木桥仍然留在上游三五百米的地方,它显得那么瘦小、凄凉。我真敬佩决定保留下那座旧木桥的人,他懂得对比,懂得不要忘记过去。
  我拿出照相机,站在新桥的中央,让同行的战友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背景就是那座木桥。
  重返楚玛尔河,有一件事使我十分失望。河两岸的野生动物少得可怜,我们在大桥上停车一个多小时,只看到有几只藏羚羊站在老远的地方,不时地伸长脖子惊慌地望着我们。没有看到野驴和别的动物。
  车子开动后,司机感叹了一句:各单位几乎都成立了打猎队,到处都是打猎的人,有多少野驴、藏羚羊也经不住打呀!
  我的心里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藏羚羊生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处,它们身上长着最优质的绒毛,质地极轻极柔也极软,用它制成的披肩,能够很容易地穿过一枚戒指,人们叫它戒指披肩。从八十年代开始,藏羚羊绒制品成为国际市场的流行时尚。一件藏羚羊绒制品可以卖到五千至一万七千美元。虽然国际上禁止公开的藏羚羊绒交易,实际上每年发生的藏羚羊绒贸易额仍然达到千万美元。
  1990年以来,我五次回青藏高原,回高原我就去楚玛尔河,每次到那里我都有一种凄凉、清冷的寂寞之感。天然动物乐园变成了一片死沉沉的荒滩,再也看不到藏羚羊、野驴的奔跑嬉闹了。偷猎者们肆无忌惮地枪杀各种珍稀动物,他们整汽车地装载着藏羚羊的皮张,偷偷运出可可西里。长江源头美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偷猎者留下的深深辙印。我看到这样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偷猎者的帐篷前堆积着小山一样的扒了皮、剔了肉的藏羚羊的骨架……
  一次意外的惊喜使我那惆怅的心得到了些许的安慰。去年夏天的某日傍晚,我从拉萨返回格尔木途中来到楚玛尔河,停车小憩,突然看到十一匹野驴来到了公路边的草滩上。我像见到了久别的客人,隐身于洼地,尽情详细地观察了野驴吃草、行走的情景,并拍下了一张它们仰头张望的照片。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拍摄下的关于野驴的照片,但愿它不是最后一次!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勿轻信
  朱晶
  轻信,或许不该算大毛病。以善心揣度他人与世事,结果自己上当、倒霉。这弱点,人人难免,而且几乎一犯再犯。
  天性愚蠢,多次碰壁,我渐渐悟出一点道理:这个世界,真实与谎言永远并存,怀疑一切太悲观,相信一切恐怕又过于天真了。有些事,例如商情股市、产品质价,以及文化上的炒作宣传等等,靠个人的智力,判断不了,也左右不了。
  我们稍稍可能把握的,大约仅限于周围的人际关系。在学习倾听与观察的同时,有些人的话切勿轻信。
  勿轻信夸赞之词。人最喜欢别人的夸奖。尽管有时做出拒绝奉承的姿态,可赞歌入耳,心里甜丝丝的,神经都会酥麻如触电。毛泽东屡屡推荐《战国策》名文《邹忌讽齐王纳谏》,提醒人们注意那种虚妄的溢美之辞。邹忌明明没有徐公美,可妻、妾、客纷纷赞扬他,经当面的比较后,邹忌明白了阿谀驱动于利益。然而,真正能做到如当年齐相邹忌那样冷静对待他人之吹捧,不容易。
  勿轻信承诺。信誓旦旦,无思其悔。各种各样的许愿、承诺、契约,司空见惯,如过眼云烟。回想一下那些拍胸脯答应你的事,究竟兑现了多少?事实常常低于诺言与期望。就是一代代文人骚客咏叹不已的“爱”,也往往山盟虽在,寸心难托。刚跳一次舞,就托付终身,太轻信了。
  勿轻信传言。传言未必是谣言。但传言多有水分,容易变形。特别是针对你的传言,添油加醋者大有人在,务必仔细辨别,姑妄听之或干脆不听。
  勿轻信“知己”之言。许多事都败在“知己”手里。这“知己”,当然不是真朋友。用你时紧贴你,咬你耳根子;用不着你时退避三舍,视你为路人。这样的“知己”,一位也多,趁早远离他。
  应付虚言妄语,鲁迅的“折扣”法可以借鉴。他说:“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


第12版(副刊)
专栏:记忆追寻

  “我们的观点”
  吴昊
  文学艺术要百花齐放,学术研究要百家争鸣,是1956年提出来的,当时确实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和气氛。书店里摆了不少开禁的书籍,学校里开了不少选修课,课堂上可以讲不同的观点,同学中最流行的语言是“独立思考”。很是幸运,当时的我,正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也很不幸,那个短暂的“春天”,很快地就过去了。
  就是在那心情无比舒畅的一年,学校历史教研室为我们开了《中国通史》课,讲课的是个女老师,四十几岁,短发,微胖。上课时,她不拿书,不拿讲稿,只拿几支粉笔,到现在,也不知道她肚子里有多少学问?反正历史上的人名,地名,时间,朝代,包括春秋战国那样的纷乱如麻的历史时期,她从未说错过,也不查书。古代史课,按说是最好讲的,无非是从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一直讲到清朝灭亡,书本上都有,一节一节往下顺就是了。可是我们的女老师并没有这样讲,她是把我们领到了历史学的百花园里,让我们辨别思考。当时史学界的名流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还有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的教授尚钺。尚教授的学术观点自成一派,由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同学们差不多人手一册。我们的女老师在讲授各家的观点之后,总要讲一讲“我们的观点”(即教研室的观点、尚钺教授的观点)。比如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划分,史学界有人认为是春秋战国,有人认为是西汉,尚钺教授认为是东汉末年。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各家都有充分的论据、论点,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到文化生活的演绎,各家都是以理服人,给同学们留下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令人不能忘怀的是,我们的女老师在讲述“我们的观点”的时候,总是那样的自信,自得,自誉,她的表情总是给人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似乎你就应当接受“我们的观点”。但是她在讲完“我们的观点”以后,几乎每次都要说,这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仅供同学们参考,并且明确地说,到了以后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类问题,同学们答“我们的观点”或答其他学派的观点都算对。当年学过的历史,差不多都忘光了,但是那位女老师的讲课,她的音容笑貌,她的感情表露,以及她身体力行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很可惜,她的名字我忘了,忘得死死的。
  学生时代已是久远的过去,这些年也没有再进过大学校门,更不知道现在的老师是怎样给学生讲课的,不过作为一个过来人,真希望我们的大学校园里,能有一个百花齐放又百家争鸣的良好环境,让青年一代永远沐浴在朝气蓬勃、万紫千红的春天里。大概正因为想到了这些,所以才更加怀念那位教过我《中国通史》的女教师。


第12版(副刊)
专栏:

  欣慰的纪念
  林华
  《人民公仆项南》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反映了项南同志光辉的人生轨迹,凝聚了作者、编者的辛劳与心声。大家为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举了上述两句话,旨在印证前贤先哲的话,项南的死重于泰山,他活在人民的心中。
  去年此时,初冬的阳光洒满大地,遗爱人间的项南同志再也看不到眼前的一切。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来到布满鲜花的灵堂,挽诗、挽联、唁函来自海内外,还有人不远千里前来守灵,情况感人,实属罕见。一年来,项南生活、工作过的八闽家山、盐淮大地、老少边穷地区……在老百姓心中激起了阵阵感情波澜。据闻:有些地方为项南勒石树碑、有的媒体刊文、拍纪录电影,有的人士编书,最近,报刊上又见陆续发表的上至政要贤达,下至平民百姓的文章。更令人欣慰的是几位资深新闻工作者、史学家,联袂编撰的《人民公仆项南》,于今日面世。怎能不令人感到欣慰呢?
  项南同志一生廉洁、两袖清风。他著作甚丰、书写秀劲。他写文题字,从来不要润笔之酬。他的作风感染了诸多亲朋好友,才有义务写文编书的景象出现。这在主要编委周倜同志执笔的前言、后记都谈到了。有一天,笔者偶引心铭已久的诗句:“无缘万金不落笔,有情杯水写千篇。”周倜君听了,以手加额说,对了,众人之心同此理啊!我说的是已故电影艺术家赵丹生前的话,但又没有十分把握。为此,笔者打电话询问黄宗英女士,笔者与黄大姐虽只有一面之交,但黄大姐还是认真证实,赵丹生前曾以此题赠一位不甚著名的画家;前一句没有错,后一句是“有情杯水画千张”。我们在编此五百多页的书时,感觉文多画无。画可以读,文只能写。我们改了两个字,就是“有情杯水写千篇”,虽不说出处,但却实实在在是赵丹发人深省的遗言。
  中国历来的文人艺家,常是信手拈来,信笔一挥,也常常是灯下偶得之作。写到这里,我想到一则寓言的故事。说的是《千字文》(启蒙读物)的作者,从“天地玄黄”写起,写到最后文穷,搜索枯肠,无恰当之文结束,其妻(可能是一位才女),看到丈夫寝席不安时,停下手中针线,说出了“谓语助者”,丈夫高兴地接过话说:“焉哉乎也。”全文遂完。
  我引用此则寓言,无非是想印证引文的启迪和偶然在于必然的道理。
  在《人民公仆项南》一书的首发之时,忝为编者之一的我,感到欣慰的是项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的精神不朽。


第12版(副刊)
专栏:

  舞蹈人物(速写)龚建新


第12版(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拜拜”了,草帽
  李白劳
  在我的家乡,祖祖辈辈流传一种手工编织,漫长的岁月中它曾是维持生计的主要副业。当它急速衰败、很有断代的可能时,却没有多少人对它惋惜。相反,很多人倒露出喜悦,颇有庆幸的味道。这里的奥秘,局外人恐难理解。
  我的家乡在山海关外绥中县的渤海边上,从前清年间,方圆百八十里,就是有名的草帽产区。
  辽西走廊,盛产高粱。平原地带,除了种地,再没什么出产。大概是应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训吧,我家乡的农民,就从高粱秆上做起文章。不知始于何年,绝大多数妇女,都编草帽。
  绥中的草帽,类似电影上河北农民戴的那种,但精致多了。清一色用高粱秆的梢节,俗称箭秆的篾子编就。形状有圆顶尖顶两种,内里区别挺大。
  大路货,篾子较宽;色白而细密,并有各种图案或喜寿字,篾子宽度在一点五毫米以内,是精品或上等。
  解放前,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新女婿,夏季多戴精品草帽;而所有农民,不管穷富,草帽是人头一顶。当然,自用只是“挂角一将”,大量的还是外销。
  每年从春天开始,小贩们担着八尺长的特制扁担,各屯吆喝:“收草帽啰!”引来妇女和男人,在大树下讲价钱争等级,不多一时,小贩便将两大摞齐肩高的草帽,用八股绳捆好,颤悠悠挑起来,心满意足地离去。你来我往或成帮结伙,草帽交易十分红火。
  这番“热闹”,却很少使农妇宽慰。起早贪黑地忙乎多时,也换不回几个钱。照她们的需要,真是差得太多了。
  当地不种棉,女人没法织布,就全靠编草帽来买布。无疑,这种负担是够沉重的了。家境稍好一点的还能专款专用,如果男人连饭也挣不来或小孩多,编草帽那几个钱就更不够用的了。
  再说,编草帽挣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先要破开箭秆,然后用木榔头捶扁,再泡软,用刀一片一片刮薄,叫做篾子,再将篾子一条条破窄,经过分选,才能开编。一个直径六百毫米的圆片,纵横都得二三百根,没有十几万次动作,根本编不成。内外两片编好,还要用窄条帽辫沿边缝合……我家乡的农民,不管老少,除了吃饭睡觉,手根本没有闲着的时候。
  他们没有读过海涅的诗,也不知道西利西亚织工织进去几重诅咒。但女童从五六岁开始,在母亲姐姐示范督促下,基本就开始了“上套”运作(农民常用这个词)。由早到晚,由冬到夏,由童年到老媪,手硬了,腰弯了,幻想一次次破灭,希望一年年后推,到头来,一辈子也难摆脱穷困。她们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箭秆是条龙,越编越受穷。”
  直到解放后,情况才有了变化。一是家庭生活改善,二是供销社流通搞活。有那么几年,草帽的收入,一度占家庭总收入相当高的比例。有些能干的妇女,靠这副业添了四大件,她们的名声和地位,并不次于小学女教师或女售货员。多数未出阁的姑娘,都积累了可观的嫁妆和私房钱。以至于农业社长添车买马购化肥缺钱时,居然很容易能从妇女手里借到。我念三年初中,每月伙食费七点五元,也全靠母亲妹妹编草帽支持。与我类似的同学,不在少数。那时候,每市斤高粱苞米也就六分钱,一顶草帽竟卖到二角多,价格不低啊。
  当然,编草帽妇女,最“抖”的日子还是人民公社后期。因为十个工分不抵一个草帽,无论多么能干的强壮劳力,在妇女面前都矮了半截。有不少大老爷儿们,纷纷改行,编不了草帽,就学编“穴子”。
  上头对这种“资本主义”的泛滥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各种招法不断应用,又是集中,又是限制,又是抓典型,又是大批判,无奈经济利益的诱惑太大了,“阶级斗争”怎么抓也没管好……
  忽如一夜春风来,人民公社解体,实行了联产承包,说也怪,我家乡的农民,忽然对编草帽失去了兴趣。
  开水田,种苞米,织鱼网,作缝纫,到外边打工,在家门口养猪养鸡建大棚……按农民说法,干点啥都比编草帽强。于是,妇女们操起了新营生。随着日子富裕,没有一位母亲逼上学的女儿再学编草帽了。吃过昔日苦的母亲奶奶姥姥们,面对着“拜拜”的草帽,都这么说:“八辈子不摸它,也没人想!”
  我发现,为了防晒,在我的家乡,年轻的农民,戴的是买来的五颜六色的凉帽。平心而论,在遮阳挡雨实用方面,买来的帽子照本地货差远了,价格也不低。但它那新式样、新材质,给女性增添了美丽、给男性带来了“派头”,它的缺点就没人计较了。
  有些六十开外的老头子们,还是讲究实用,不忍心跟家乡的草帽告别。但随着子女们偷偷地将草帽给吓唬野雀的稻草人戴上,本地造就越来越稀少了。
  啊,我绥中的草帽啊,若干年后,博物馆里一定会收藏你。现在只能容忍“衰败的喜悦”了。


第12版(副刊)
专栏:茶楼

  三亚人喝茶
  林尤茂
  也许是地域或习俗的差异吧,据我所知,海南人的饮茶起步是很晚的。又似乎是习惯了喝酒喝水喝汤一类语言,也就把“饮茶”叫为“喝茶”。
  早年我生活在乡下,纵使是大热天,也从未听说过有喝茶一事,甚至连白开水也不屑一顾,渴了,就喝生水。农人挥汗劳作,地头回来,进家门便拿个水瓢从缸里舀水,手抓盐巴连五指一起便插入水中,搅匀,便咕咚咚地喝个半饱,渴也便解了。农人说那身上正火烧呢,只有生水才能镇得住,也没有听说有肚痛泻屎的。就这么世代相沿地生活着,想想也总是有个道理的。是的,农人忙碌,哪有闲心生火煮茶,即便煮了,那滚烫的茶水能应得了那急渴吗?看来,这喝茶一事当是城里人的专利。
  后来在府城读书,知道这看法也不是很正确的。府城是海南最古老的“城”了,当然,街头巷尾有的是“茶楼铺”,但真正喝茶的人并不很多,大多坐茶楼铺里的人喝的还是牛奶、咖啡。
  喝茶在海南的普遍和蓬勃,还是近年来的事。走了岛里的几个城市后,就觉得喝茶喝得别具情趣的就数三亚了。
  三亚是座滨海城市,海岸平缓,又有三条河流分注入海,其实,这河流只是大海向内陆延伸的海沟,但三亚人却习惯称之为“河”。于是,三亚的楼房便依着海边建,道路也沿着水边修。三亚又是新崛起的城市,那楼耸得高,那路留得阔。入夜,茶桌便街旁巷尾铺开,河畔海边架起,绵延开去,真是规模庞大,但一点也不挤塞,人称“茶市”。远望繁星,近沐海风;灯火在眼前闪烁,群楼于身旁相伴。这茶便喝得天开地阔,洋洋洒洒的。你可以说茶市是三亚夜城的一个部分,你也可以说三亚人喝茶是融入自然的一种方式。的的确确,三亚人喝茶是喝出了夜三亚的一道风景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三亚人这般喝茶,是有点“野”的。与别的地方的茶楼茶坊比起来,它是露天的,没有珍巧的装饰,豪华的包厢,似乎没有什么情调。但那茶楼茶坊毕竟是个狭小天地,人在里面喝茶,就有种压抑的感觉,且不时有好事者拿着话筒对着录像卡拉OK,那不成腔调的歌声是很折磨人的。其实,野即自然,走向野也就是走向自然,走向自然是现代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去喝茶吧!”是三亚人的口头禅,可以对老朋友说,也可以对新朋友说。或许只是答应着一个陌生人的见面,甚而只是为了传个口讯,也就在电话里约着“去喝茶吧!”于是,便喝茶去了。有时,坐在房子里闷了,只是求个放松,也就一句“去喝茶吧!”有时逛街累了,只为找个位子歇脚,也就一句“去喝茶吧!”又有时,散步腻了,只想换个花样,也就一句“去喝茶吧!”说着说着也就喝茶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比三亚人喝茶更随意更容易了。
  喝着喝着,那话便多了,从中东战争谈到柬埔寨大选、印度核爆炸,从官吏的腐败谈到下岗“炒鱿鱼”洗头按摩。当然,谈得更多的是陈年烂谷子故事,或者张三李四阿猫阿狗的……谈得慷慨激昂,谈得口沫横飞,但不会有人拿这“茶话”当真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只是图个开心而已,你放心就是了。谈得累了,就看三亚湾的渔火、鹿回头的灯光或街上的车流人流……
  有一次,与几个朋友在海滩上喝茶,适逢渔人在不远处捕鱼,便有人提议去看人捕鱼,顺便买斤鲜活鱼带回去。于是,喝茶又喝出了新情节、新的故事来了。


第12版(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长篇小说《地力》研讨会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省作协和泰安市作协联合举办的赵先德长篇小说《地力》研讨会,近日于济南举行。赵先德是泰山土地哺育出的年轻作家,长期植根农村,《地力》是他用四年的时间和心血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为背景,描写了苦难的大地和苦难农民的觉醒,表现了农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遭受的心灵磨砺,揭示了人民大众正是社会发展的“地力”这一深刻的主题。与会的省内外作家、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山东省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一大可喜收获,充分显示了“鲁军”的创作实力。(山风)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王晓峰作品集《离婚》由大连出版社出版,收有作者多年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
  △翟向东著《金台情思》文集,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大河东流》、《拾叶集》之后的又一部文集。


第12版(副刊)
专栏:

  净界双羽(中国画)武辉夏


第12版(副刊)
专栏:

  鹤寿(书法)钟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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