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理论)
专栏: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
  石维行
  编者按: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时值刘少奇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发表一组文章,以表达对刘少奇同志的深切缅怀。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熟谙经济规律,在研究中国国情和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之一。
  全面阐述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大胆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设想
  1949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些人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逃往海外,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工人大量失业。当时许多干部怕出立场问题,不敢同资本家接触,少数干部甚至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1949年4月10日至5月6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到刚解放不久的天津视察工作,作了一系列报告、指示,即《天津讲话》。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全面系统地阐述党的城市工作路线、政策的代表作,是党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的具体回答。
  首先,刘少奇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作了肯定。他一再重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私人资本主义不仅可以允许存在,而且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发展。
  其次,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刘少奇指出,自由资产阶级今天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而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联合是经济上的联合。他认为,立即消灭资本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同时他又指出,联合并不是没有斗争。就是说,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和进步性是允许的、鼓励的,但对其消极性和反动性则要加以限制。
  刘少奇从中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视角出发,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在理论上对我们党“利用和限制”政策进行的论证,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
  刘少奇是个极富远见的人。早在1949年6月,他就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中,他明确提出要“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1953年7月,刘少奇又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主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1955年11月1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又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刘少奇认为,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通过赎买的办法消灭资本家“是最有利的”。解放以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人民民主专政和工农联盟作保障,社会主义经济也已占有优势,因此,“在这种形势下面,在这种条件下面,再加上教育,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和平改造是可能的”。
  刘少奇强调,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采取恰当的步骤和政策。他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有一个全面规划,不要一股风。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具体政策上,我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并且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最后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它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科学分析合作社经济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明确论述经过商品经济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建国前后一段时间,刘少奇对合作社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供销合作社应当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构,这样才能成为国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之间的桥梁,并把像汪洋大海那样的个体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个最重要最有决定性又最难实现的要求,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如何去帮助、教育与组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使他们紧紧地跟随自己前进。他说:“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中,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小生产者,是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根据这些分析,又强调指出:“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是“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
  刘少奇设想,在土地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可以在农民私有制的基础上先发展低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组和小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尤其是发展群众乐于接受的供销合作社,让农民休养生息若干年,经过物质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后,再建立类似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生产合作社。因此,他积极探索运用供销合作社的形式和途径,以组织小家庭的生产和经营,以群众加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将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他提出,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成员极多的经济组织,其根本性质“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是由农民自愿联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
  刘少奇进一步指出,供销合作社要开办集体所有制的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厂,发展农、牧、茶、棉等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消费品生产加工厂和为生产经营服务的储运机构。农业、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合作社也分别加入供销合作社,作为它的基层组织。农村中的党组织和党员通过合作社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合作社“成为一个广大的共产主义的学校”,并“组织小生产,以提高小生产的生产力,在将来,则在极广大的范围内改造小生产成为大生产”。
  刘少奇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提出了一条在不改变农民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引导农民从小土地私有制过渡到专业分工的集体所有制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国情的合作化道路。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各项工作中心的思想,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是什么?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重大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就明确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建国初期,他再次强调“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后,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经济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此后,他进一步坚持了这一思想。
  刘少奇认为,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使中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以经济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刘少奇经济思想的主线。
  刘少奇一贯主张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要适合中国国情。从1956年至1965年十年间,他为了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理论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很有指导意义的改革主张,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破除单纯用行政办法干预经济的弊端,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初期,刘少奇指出,过去部、厅、局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企业。过去苏联也是这样搞的,证明不行。他提出按照经济的客观规律,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代替行政组织管理经济。1964年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意见的报告,从这一年三季度起,中央各部试办了十二个交通、工业托拉斯。
  其二,改革分配体制,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建国以后,在分配体制上,一开始就存在“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因素。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后,“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机制,曾给我国工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1961年初,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研究时,针对农村的情况指出:现在供给制部分太多了,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农村要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即除了定额记工、定额管理外,还可以把一部分田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给社员适当的自留地,发展副业生产。
  其三,实行劳动体制改革,推行劳动合同制度。1957年春,刘少奇先后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省市调查,多次谈及现行劳动制度的改革问题,提出在一个时期内,固定工制度和合同工制度可以并存,逐步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在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提出改革劳动制度的主张,随后着手在全国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到1965年6月底,全国实行亦工亦农劳动试点单位已达两千五百多个,亦工亦农劳动者达五十八万余人。
  其四,变革单一的计划体制,确立计划性、灵活性、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刘少奇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同时也要重视多样性和灵活性。1957年上半年,刘少奇曾指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刘少奇对计划工作、企业管理、市场管理、价格政策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他特别强调要利用自由市场以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同时提出利用价值规律,用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来指导生产。
  其五,梳理流通渠道,实现流通体制的改革。1956年11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值得研究。”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认为生产资料也应该采取商业的办法有计划地组织流通。在1961年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中,他指示国家经委抓紧改革物资供应的试点工作。从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刘少奇就先后八次听取了关于物资工作的情况汇报,两次提请中央批转了改革物资工作的方案。他提出要允许销售自由,商业不能层层封锁,也不能画地为牢,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其六,改变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7年初,刘少奇到河南视察时指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1960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自发过渡,平均主义,是“左”的,是不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并对六十年代初我国农村极少数地区在农业生产大幅度萎缩情况下实行的“包产到户”和“责任田”,表示积极支持的态度,不同意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提法。此后,他还多次提出农村可以实行责任制。
  建国后,刘少奇一直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并曾处于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不少是通过他的报告、讲话和文章来阐述和发表的。刘少奇的研究和探索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策略思想,都是由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依然有所启迪。可以说,刘少奇的探索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探索一起,构成了新时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


第10版(理论)
专栏:

  刘少奇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黄峥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刘少奇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喜欢阅读和著述,善于把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经过总结和概括上升为理论。他曾经说:“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在指挥台上指挥,行吗?不行。”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大量言论和文稿。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教育》,合起来达220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编辑《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预计可编成七八卷,约300万字。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刘少奇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阅读刘少奇的论著可以感觉到,无论是思想的深邃,还是论述的精湛,他都堪称大师。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共同研究阐发的。其中有些观点,是刘少奇先提出,经过毛泽东加工提高而成为毛泽东思想一部分的,如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几大关系等。此外,刘少奇还在不少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建设
  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几乎都参加了,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通过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地位,论证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提出一整套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工会建设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论述了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职工运动方针。1927年在武汉撰写《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提出了工会建设中的三个基本问题。1932—1935年在领导苏区工会工作期间发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等著作,是我国论述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工会建设和工人运动的第一批文献,对后来根据地以至新中国的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工会工作大纲》、《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著作,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中国工人运动产生发展的许多规律性问题。1951年所写的《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新中国工会的基本任务,第一次提出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1964年提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并存,成为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先声。
  关于白区斗争策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由此开始的十年内战时期,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建立秘密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土地革命战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刘少奇以他长期从事白区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他解决了在白色恐怖严重的白区从事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特别注意领导群众的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以争取群众和积蓄力量,并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暂时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反对主要敌人。
  关于党的建设
  刘少奇在党的建设方面的贡献十分突出,论著众多,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这三篇。他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理论;指出中共“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的建党路线;最先把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根本路线,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并作出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所写的《论党内斗争》,“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
  关于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在许多方面的思想观点,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他最早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个体系,对它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和阐发。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准确而科学的定义,作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论述,使全党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完整、鲜明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留下了他参与决策的印记。特别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他思路开阔,勇于革故鼎新,并直接领导对教育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生产资料流通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刘少奇曾说:“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在研究中国国情和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刘少奇提出了很多可贵的真知灼见。其主要观点有: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鼓励多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利用、领导自由市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流通;农业可实行生产责任制,工业可试办托拉斯,等等。


第10版(理论)
专栏:

  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赵云献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为学员所作的演讲。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比较全面、系统论述共产党员修养的专著;也是刘少奇诸多党建著述中,对党员教育最深、对党的建设贡献最大的著作。近六十年来,它以丰厚深刻的内容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而今重读,仍然感到它是那样地打动人心。
  崇高理想是共产党员的人生航标
  理想系指人对未来事物有科学根据的、合理的想象或希望,它促使人们去奋斗、去拼搏。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着希望和向往,但由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区别,理想不相同,追求也各异。党的章程明确地规定,共产党人要终身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因此,共产主义理想是每个党员的人生航标,共产党员“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这是共产党员一生政治修养的要义。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画卷,作了系统而生动的阐述。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进而指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这样,从社会制度、物质和精神生产到人们的文化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把共产主义社会展现在党员面前,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美好的憧憬和追求的目标。
  为了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认识从感性上升为理性,克服一些疑惑和错误认识,刘少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论证了共产主义是“能够实现的”,“必然实现的”。一般说来,如果人们对于所憧憬和追求的美好远景感到是可望不可即的,就不会在头脑中建立起对它的向往,更不会形成稳定的动力因素。针对当时有少数党员误认为共产主义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和主观臆断,刘少奇以无可辩驳的坚定态度回答了共产主义理想不是臆造,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全部工程”需要分阶段一步一步地实现
  共产主义既不是信手拈来的,也不是一个早晨就神话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实现。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努力为共产主义“总仓库”增加新的“伟大资本”,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直至最后完成共产主义这一“全部工程”。
  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必须经过若干具体发展阶段,一步一步地实现。以中国为例,要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战胜“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买办势力”;继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总之,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最后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即使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做好一部分工作”,更多的任务还要由千百万劳动人民去承继开拓。共产党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团结广大群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共产党员要在其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既然共产主义事业是长期的革命事业,那么,共产党员就应丢掉幻想,像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那样:“应该从眼前所处的环境,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来开始和开辟我们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工作。”要以“最伟大的气魄”、“愉快而严肃”的态度,信心百倍地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共产主义事业中一段大工程”。首先,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自己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摒弃那些脱离实际,好高骛远,想走直路或“想一下子就肃清一切不痛快的东西,一下子就跳到他们理想的世界去”的急性病。其次,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和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联系起来,把理想落实到现实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具体步骤和措施,需要全体党员从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地“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的要求和部署,开拓进取,扎实工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境界,但通往共产主义的路程是漫长、曲折和艰辛的。共产党人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征程中,要经受历史的沧桑巨变、时代的潮起潮落、世事的千回百转等顺逆起伏的磨砺和考验。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信念。人们的言论行动是由思想支配的。诚如刘少奇所说,我们的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艰苦,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某种历史转变关头,就容易发生动摇和变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地锤炼革命意志。刘少奇同志指出: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不应该做一个半途的党员。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有一件事是终身不变的。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亦即是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终身的党员。这对于我们是终身不变的,变不得的,变了,就叫动摇、变节或叛变,那是党员最大的耻辱。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要有艰苦卓绝的坚韧品质。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已属不易,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理想的坚定性和持久性。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是一个艰难、曲折和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跋涉之路。如果我们对这一伟大事业的艰巨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就会产生畏难情绪,对前途丧失信心。因此,充分认识共产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培养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韧品质是十分必要的。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要自觉抵御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并指出其实质是社会丑恶现象在党内的反映。这些现象过去有,现在也有,关键的是,作为共产党员,要能够不被社会浊流所污染,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用这段话来衡量一下自己、检查一下自己,做一些反思,十分必要、十分迫切,这也是我们对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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