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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重温少奇同志的教诲
宋任穷
刘少奇同志1950年对云南工作的指示和1961年对东北局工作的指示，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岁月如流，倏忽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忆及少奇同志的重要指示，他的音容笑貌，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记得在1949年10月，我奉命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一部从南京出发进军西南。12月到达贵阳时，获悉卢汉将军毅然在昆明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中央遂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同志任云南省军管会主任和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我为四兵团政治委员和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负责接管云南。受命后，我们立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云南地处边陲，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又属和平解放，面对这种特殊情况，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入滇后究竟应当遵循什么方针，工作应当怎么开展。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进云南后的工作方针是“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少奇同志这一指示气势恢宏，高瞻远瞩，顿使我们豁然开朗，思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像云南这样一个特殊的省份，在接管之后，搞好我党我军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搞好同卢汉及其部属的团结合作，确是至关重要。把团结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就是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
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特别强调搞好党内团结，加强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虚心向对方学习。对卢汉则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凡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勉强去办，在未与卢汉达成协议之前，一切维持现状。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尊重宗教信仰，有关各兄弟民族内部的改革事宜，完全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由各族人民及其领导人员采取协商办法解决。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方针，云南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大家心情舒畅，各方面都比较满意。这个方针，从字面上看，把工作放在了第二位。而实际上，上下左右的团结搞好了，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工作必定能搞得更好，这样，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团结与工作是统一的，是辩证的关系。几十年过去了，不少同志回想起云南当年的情况，仍然赞叹不已，十分留恋。特别是联系到我们以后犯的几次“左”的错误，挫伤了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教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当年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对云南提出的“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的正确性，这个方针，完全符合云南的实际，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正确方针。从中也使我们体会到工作切不可就事论事，一定要联系实际，要时时刻刻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领会中央的指示，减少盲目性，避免片面性。
1960年9月，中央派我到东北局任第一书记。1961年7月，少奇同志到东北视察。当时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少奇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他结合当时的国情和东北的实际情况，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少奇同志的指示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东北局的工作有重要指导作用，到今天来看，仍有现实意义。给我印象深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国民经济暴露出不少问题。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做法表示困惑，产生了怀疑。东北局如实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群众对党的重大决策产生怀疑，有不同意见，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少奇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话。你又说要实事求是，又不允许怀疑，不允许讲老实话，这是不对的。要切实让人家讲话，这样党内生活就生动了。”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不够健全，有时听不进不同意见。少奇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虚怀若谷，耐心地听取不同意见，充分体现他一贯的尊重群众、尊重实际的精神。其实，他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早有察觉，在他到东北视察前的一个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我们有很多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他还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少奇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事求是，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他的心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
我们还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当时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很困苦，不少地方特别是农村食品匮乏，普遍发生浮肿病，有的地方死了人。少奇同志听后心情很沉重，十分严肃地指示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认真摸清底细，抓好计划，他说“有计划地饿肚子和无计划地饿肚子不一样。上面摸了底，在群众中开好会，可以比较稳当地过去。以为有粮食，实际没有粮食，还去反瞒产，就要死人。”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他对我们讲：“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是根本原则，但有些时候长远利益也要服从暂时利益。”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解决不饿死人和少饿死人的紧迫问题，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长远利益”的问题了。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东北局采取紧急措施，在中央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逐步扭转了局面，情况开始好起来。
少奇同志在调查中发现有的企业规定，不出工可以领到工资的百分之七十，而出工达不到定额（定额定得比较高，多数达不到），也只能领到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因此在职工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多出工不如少出工，少出工不如不出工。少奇同志问：“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出工？这样，就是奖励懒汉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劳动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他指示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少奇同志在听取东北局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能够促进生产的工资制度就应该说是进步的”。这尖锐、精辟、果断的语言，反映了少奇同志鲜明的改革意识，而这一认识正是源于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倾听各种意见，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之后，东北局在作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和办法。
少奇同志这次到东北还用很大精力视察林区，对如何搞好林业建设进行调查研究。7月25日在伊春、7月31日在哈尔滨，少奇同志两次召集当地党委负责同志和主管林业工作的同志座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特别关心资源的开发和建设，说“林业要搞长远规划，破坏了资源，无法恢复，贻害子孙，等于犯罪”。还着重讲了要调动群众造林的积极性，必须解决好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要求东北做到“有人就要栽树，栽树就有收入。凡是有国营农场、车站、工矿、机关、学校的地方，都可以包给他们，栽活一棵给多少钱，归自己所有的不给钱。群众造林成本可能比国营造林便宜些。关系要搞得适当。凡是有人、有山的地方都可以造成林，有人有山造不成林的就是生产关系没有搞好”。少奇同志还提出要建立育林基金，即每采一方，提一定的钱用来育林，记得大约是百分之一。少奇同志关于调整林业政策等一系列主张，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得以实现。实践证明，少奇同志当年的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时只有71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少奇同志终获平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深地怀念着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而又惨遭迫害的伟人。1988年11月，我满怀敬仰之情专程到湖南参加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落成典礼，并赴宁乡县花明楼乡瞻仰了少奇同志故居。纪念馆陈列的少奇同志生前活动的一幅幅照片，再现了这位革命家的伟人风采，仿佛少奇同志又回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又在聆听他的谆谆教导。1996年4月，我从广州返京途中路经郑州，专程赴开封参观少奇同志在疾病和精神的双重磨难中孤苦地度过最后岁月的住地。为了纪念他，这幢房子现已开辟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少奇同志遗体的照片前，我默哀沉思良久，心如潮涌，思绪万千，含泪向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深深地三鞠躬。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快30年了。他的丰功伟绩彪炳日月，永载史册。人民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少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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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刘少奇同志的功业永垂青史
薄一波同志访谈录
编者按：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薄一波同志接受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总撰稿黄峥的采访，回忆和阐述了刘少奇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建立的不朽功勋，本报特予发表，以飨读者。
（一）
黄峥同志问（以下简称“问”）：薄老，今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您是长期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和战斗过，有73年党龄的老同志，值此机会，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对少奇同志的回忆和纪念。
薄一波同志答（以下简称“答”）：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他一生都把自己融化在党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严守党的纪律，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他强调革命工作只有职务上的分工，而没有谁高谁低，在同志关系上是完全平等的。他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勇于纠正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始终如一地坚信人民群众，坚信党。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贯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重视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建国以后，少奇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重要意见和主张，正确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集中反映了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智慧和意见，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9年的“天津讲话”开始，到1951年3月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少奇同志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应该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那时我们的国家才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借助民族资本，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主张允许资本家私人开设工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1959年，他提出利用资本主义旧形式发展商品经济，直到1964年提出并领导试办托拉斯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少奇同志过去对经济工作提出的许多设想和意见，特别是关于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构思，都越来越让我们体会到它的正确性。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更让人痛心的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竟成为少奇同志的“罪状”。党的杰出领导人、国家主席竟被莫须有地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而置诸死地。刘少奇同志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留下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少奇同志的历史功绩得到我们党的重新肯定，他的正确思考得到重新认识和发展。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事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国家兴旺发达。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少奇同志当年的这些正确观点和主张，对于我们党在走过一段弯路之后，最终形成这一正确的全党共识，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思想启迪。
问：薄老，请您谈谈1936年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任党中央代表，促使国民党驻北平二十九军转变立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
答：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其时，国难当头，华北危急，可以说少奇同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负党的重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坚决、果断地纠正了白区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团结广大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
我们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在这个关键时刻，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拿给宋哲元看，宋看后即决定不执行撤退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组织劝导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转变了立场，同情和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问：薄老，那时是刘少奇同志推动您接受阎锡山邀请，到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吧？
答：对。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进逼华北，大约是8月中下旬，我还在国民党狱中，阎锡山的代表拿着阎的电报找我，说山西危急，邀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我婉拒了。同年8月底北方局根据经中央批准的方案，营救我们出狱后不久，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第二天就指示我说：“机会难得，要去！刚刚收到毛泽东同志从陕北来电，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好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送上门来，你应当去嘛！”我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先去山西考察了40天，回来向少奇同志报告后，很快就又去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关系。全面抗战开始后，我向阎锡山建议组建新军，阎很赞成，要我先试组一个总队（相当于一个团）。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这件事。少奇同志说：“这很好！要抓枪杆子，不要说一个团，就是先组建一个营、一个连也好嘛！”我们很快组建了一支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当时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也叫新军。山西新军很快发展到四个纵队、一个工卫旅、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总共达50个团，装备先进、弹药充足。新军的发展，为八路军开入山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这支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问：薄老，请您谈一谈您初次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和您谈到刘少奇同志的情况。
答：1943年11月初，我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叫我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你们在白区，过去没有接触过，对你们不太了解，你的名字是从少奇、彭真同志那儿听说的。那天，毛主席和我做了长谈。其间，毛主席问到我：“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你读过没有？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毛主席还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提到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想到一件事：当年，著名爱国军人续范亭，读到这本书后，大加赞赏，自己出钱印了上万册，散发给周围的人并发给他的部下，要他们学习；为了扩大影响，还通过黄河书店广为发行。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少奇同志对我们党的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毕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修养》所要求的党性原则。
问：薄老，您现在是唯一健在的七届中央委员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期间的有关情况。
答：七大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开得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七大以取得这一重要成就而成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大会代表当时121万党员选举出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中央候补委员。在大会选举时，毛主席全票
当选，少奇同志少一票，仅次于毛主席，享有崇高威望。
（三）
问：薄老，请您介绍一下少奇同志领导组建华北局并兼任第一书记的情况。
答：1948年，全国胜利在即。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少奇同志向中央提议，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为统一的华北解放区，组建新的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为解放全中国和建立全国政权做准备。毛主席、党中央同意少奇同志的提议，要少奇同志负责这项工作，并要求同时筹办面向全党全军全国的党校、军校和党报。少奇同志为此召集了一系列会议，从政治、组织、经济等各方面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新的华北局由刘少奇同志兼任第一书记，我和聂荣臻同志任第二、第三书记，在少奇同志总的领导下做实际工作。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我任副主席，中央并指定我为政府党组书记。华北军区由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委。在少奇同志领导下，还创办了《人民日报》和马列学院。全国胜利后，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日报》后来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马列学院后来成为中央党校。
（四）
问：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刘少奇同志1949年天津讲话的有关情况。
答：1949年4月上旬至5月中旬，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派，到天津视察工作。那时少奇同志已不兼任华北局书记。因为天津属华北局管辖，他临行前还亲自到后圆恩寺华北局机关来和我打招呼，说：“我在天津的活动，请天津市委报你，由你转报毛主席。”少奇同志4月10日抵达天津调查了解情况，同干部、工人、职员、民族工商业者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对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后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团结民族资本家的问题，提出许多正确的主张和观点。他指出：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因此，他主张：“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本家进行必要的适当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精神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制定的正确的经济工作方针，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对“天津讲话”除指出个别提法不当外，均表示赞同。后来邓小平同志曾说：“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
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以及他在这期间的其他一些讲话、文章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然后再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讲话、文章的观点就是他在1951年初明确指出的“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少奇同志的意见当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今天看来《共同纲领》不仅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实际上也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特别是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毛主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就为《共同纲领》赋予了这种性质。
（五）
问：薄老，请您介绍一下少奇同志1955年到1956年为起草“八大”报告，召集各部委负责人汇报座谈的有关情况。
答：1955年12月5日，少奇同志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指示，他说：“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从12月7日开始，少奇同志先后找了中央三十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汇报座谈。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中，提出要处理好一些方面的关系，如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要重视发展沿海工业的潜力，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要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等等。这些观点，对后来毛主席概括十大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6年初，毛主席从杭州回来，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谈到，为准备八大报告，少奇同志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毛主席对这件事很感兴趣，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给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这样，毛主席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这是50年代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对中国国情的一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主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提出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坚决主张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真知灼见。
（六）
问：薄老，请您讲讲“大跃进”以后，对国民经济贯彻实施“八字方针”过程中间，刘少奇同志的主张和所起的作用。
答：大家知道，“大跃进”推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造成经济大失调。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关键是调整。但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转过来，仍然实行高指标，坚持早日实现赶超英国2000万吨钢的目标。这时的调整工作是非常被动的。少奇同志带头深入基层，蹲点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深切关怀国家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在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同志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坚定的求实精神尖锐地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于缺点错误和成绩，决不可以到处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公式；“如果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1962年1、2月间，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八字方针”。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作了口头讲话。在书面报告的准备过程中，少奇同志无私无畏，顶住了种种“左”的意见，坚持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观点，提出全党的主要任务是搞好调整工作，1962年是经济调整最为紧要关键的一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充分实践了他在《修养》中倡导的共产党员襟怀坦荡、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中央发现当时的经济状况比原来的估计还要严峻。因此，在中南海西楼，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就是有名的西楼会议。少奇同志在会上进一步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这时，对形势的估计更加切合实际，采取的措施进一步落到实处，初期的被动调整已转为主动调整，从而使“八字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这和党中央采纳了少奇同志的主张，坚持真理，有错必纠是分不开的。
问：请薄老谈一谈60年代初少奇同志领导试办托拉斯的情况。
答：60年代初期，少奇同志曾多次提出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经验，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他说：“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不要用超经济的办法、行政的办法管理经济。”我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具体负责组织“托拉斯”试点工作。1964年6月，国家经委根据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提出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1964年先试办了12个托拉斯，即：烟草、盐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及内燃机配件、纺织机械、制铝工业、橡胶工业、医药工业、地质机械及仪器、华东煤炭工业、京津唐电力、长江航运等公司。1965年5、6月间，国家经委召开了一次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少奇同志、小平同志都到会作了指示。60年代试办托拉斯，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
试办工业托拉斯，核心问题，就是少奇同志提出的：借鉴“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不要用超经济的办法、行政的办法管理经济”。60年代初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少奇同志就以这样的远见卓识和胆略提出问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在他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私无畏、求实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先驱者之一。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同志的功业永远在人民的心里，永垂青史！
图为刘少奇同志1960年4月视察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