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黑白世界 道骨仙风
——东京访吴清源研究会
王晓
热爱围棋的人对日本棋圣吴清源的名字不会陌生。198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而推出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的年轻棋王阿明，就是以吴先生为原型塑造的。吴清源在日本有“围棋之神”的美誉。近来，日本再起“吴清源热”，大小书店介绍其经历、现役时对局和退役后对围棋精髓的研究专著林林总总。这让人不得不惊奇，一个84岁高龄的老棋手，何以在引退14年后，在围棋界掀起新的波澜？
深秋的一个下午，作为特邀客人，我参加了吴清源研究会的活动。研究会位于东京都四谷一栋普通公寓楼一层，房间陈设简单，但每月两次，却云集东西方优秀棋手，他们平时是对手，但为了求教于同一位老师，走到了一起。
两点整，研究会的成员们进门了。今天第一位被指导者是今年刚刚获得世界棋王战冠军头衔的王立诚九段。王立诚根据记忆开始摆他的一盘棋。安然、谦和的吴先生坐在王立诚对面的蓝布面沙发上，边看边细心指点，长长的眼睛充满了睿智和对围棋的执著。
在日本棋界，真正尽心尽责的好老师极为少见。像木谷实那样在战后靠养羊开荒艰难供养二十几个少年围棋英才的例子，绝无仅有。然而，即使像木谷实这样的好老师，也难得与弟子好好过过招。木谷门下共有54位弟子、23位九段，其中有不少佼佼者都以木谷老师曾和自己下过一盘指导棋，唯一的一盘为幸事。
今天在吴清源研究会，我看到的是所有的参加者，不论长幼尊卑，都得到了吴先生长时间的指导，个个心满意足。
吴清源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吴清源1914年出生于中国福建，8岁时，棋艺并不高超的父亲将他领进了围棋之门，从此，少年吴清源踏上了围棋不归路，开始自学围棋，13岁时已成为中国第一，被誉为天才少年。1928年，14岁的吴清源离开多灾多难的祖国东渡扶桑。刚到日本就战胜了当时日本围棋界最负盛名的本因坊秀哉名人，被史无前例地“飞付三段”，一举轰动全日本。
19岁时，吴清源与木谷实来到地狱谷温泉，合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围棋革命——新布局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长久以来统治日本围棋界的传统观念。地狱谷温泉因此被称为“围棋新布局”的诞生地。
为了确立谁是天下第一的地位，1939年9月，日本棋界策划推出了吴清源对木谷实十番棋擂台大战。与今天不同，当时的日本番棋战充满了血腥之气，战败一方将被迫接受降低交手棋分，而这对一名棋手尤其是顶尖高手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历史上，许多出战者以身家性命和一生名誉孤注一掷，其中不鲜见对局中口吐鲜血，甚至战死的败者。因此，吴谷之争格外引人注目。结果是，吴清源以净胜4局的绝对优势迫使比自己年长5岁的木谷实降低交手棋分。而在第一局中即出现了木谷实投下第五十七手即鼻中流血、倒地不支的场面。
以后的16年间，这样的十番棋擂台大战一共举办了10期，吴清源以稳如泰山之势，击败全部对手，并迫使所有挑战者接受了降低交手棋分的屈辱，保持了天下第一的地位。历史上最早的“吴清源研究会”就是当时在一片群情激愤的“打倒吴清源”的呼声中由一批一心想击败吴清源的日本棋士发起组成的。
遗憾的是，一次意外的车祸阻止了全盛时期的吴清源继续横扫棋坛的势头。由于医院诊治失误，留下诸多后遗症，严重影响了吴清源处于巅峰状态的棋力。1984年，年满70岁的吴清源从现役引退。
然而，他虽然退出了现役，并没有退出围棋的世界，而是致力于围棋的国际普及，期待着有一天，“围棋奥林匹克”将不再是幻想。
作为一代棋圣，吴清源对围棋的思考超越了胜负得失，而致力于悟道和追求棋艺的完美，力求每一局都有创新。因此，即使是他战败的对局，棋士们也奉若经典。吴先生的大弟子、曾开创棋坛“竹林时代”的超一流棋手林海峰九段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先生以其超群的胜率长期独步日本棋坛，为棋界带来新的生命，受惠的不仅是他的弟子，而是整个围棋界。同样，研究会会员的遴选也有明确的准则，凡一心只想捞头衔、得奖金的棋手，无论有多大发展前途，都被拒之门外。
整整3个小时的研讨聚会结束了，我惊异地发现，这位84岁的老人竟然神采飞扬，意犹未尽，仿佛连续3个小时不停顿地讲棋对他来说不是件累人的事，而是提神的灵丹妙药。一位会员感慨，这就是围棋之神，围棋就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一派轻松的气氛中，吴清源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请回去转告朋友们，围棋的前途光明，世界的前途也光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保重身体至关重要，只要青山常在，就能看到无限光明。
望着他那饱经荣辱沧桑的脸，我强烈地感觉我此刻是在和一位仙风道骨的历史老人在握手。这位老人没有显赫的头衔，一生清贫，但历史必将对他给予厚爱，他的名字必将与围棋同在。
吴清源先生（左一）在指导会员对局（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张老照片
悠阳
偶然翻出以前的照片，发现有一张我与明托夫总理的单独合影，不由让我想起了同他接触的一些往事。
明托夫曾是被誉为“地中海明珠”的马耳他共和国的总理。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1972年。当时我还在上海上初中，记得周恩来总理特意陪他到上海参观访问，受到了上海人民的夹道欢迎。两位领导人坐在敞篷车上，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我是从新闻纪录片中看到那热烈的欢迎场面的，从此一直记着明托夫的名字。
想不到我后来竟然有缘到马耳他使馆工作，并经常与明托夫总理见面。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只是远远地看见他。他个子不高，说话却很有感染力。人们对他的讲话反应热烈，显而易见，他很受拥戴。后来，我当上了大使翻译，同他接触机会多了起来。他说流利的英文，却带着浓浓的马耳他口音。马耳他原是英国的殖民地，有自己的语言，但英语也一直通用。明托夫生于1916年，到英国留过学。1955—1958年英国统治时期曾担任自治政府首相兼财长。后来他辞职从事独立运动，为马耳他1964年获得独立作出过巨大贡献。1971年，他领导的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出任总理，并要求英国从马耳他撤出海军基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托夫于1972年访问中国，寻求中国的帮助和支持。当时，周总理亲自同他签订协议，同意向马耳他提供1亿人民币无息贷款。明托夫十分感动，从此对中国产生了深深的感情。继1972年首次访华之后，他又在1975年、1977年、1982年和1984年四次访华。
明托夫总理对他第一次访华十分引以为豪，常对人说，他去中国比尼克松还早。
1972年，我们派出第一任驻马耳他大使。明托夫每隔一两个月都要请中国大使和夫人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官员去他的乡间别墅度周末和节日。作为大使翻译，我也有幸随同前往。他的乡间别墅其实很简单，在海边的一块荒地上，院子很小，房子是马耳他常见的石灰岩房，里面布置得也很简朴。和我原有的别墅概念有着很大的距离，我对明托夫总理更增加了几分敬意。明托夫总理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不论春夏秋冬，从不间断。他每次请我们，总是要先去离别墅不远的一个小海湾游泳，回来后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有时，他会在席间致祝酒辞，话语中总是流露出对中国的感激之情。
明托夫不爱出入社交场合，对外国驻马使节的活动都一概婉拒，但他却两次出席中国使馆举行的宴会。每次有中国代表团访马，无论级别高低，他都会拨冗会见。与中国有关的一些大型活动，他也都亲自参加。
我国援建的30万吨干船坞，在马耳他叫做“中国船坞”，竣工时，明托夫总理亲自参加了竣工仪式。当时，我国外交部章文晋副部长率团参加了仪式。我也有幸在场。明托夫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干船坞是中马友谊的象征。那隆重热烈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明托夫一直亲自关心着中马关系的发展。为了马耳他的发展需要，马要在马尔萨希洛克湾修一个防波堤。明托夫力主由中国公司承担。当时我们提供给马耳他的贷款已经用完，马方就自筹资金。记得明托夫陪同中国大使和中方工程人员一起去现场勘察，确定防波堤修筑地点、长度和进度等，使中方人员深受感动。
明托夫总理还相信中医。记得好像是在1983年春天，明托夫总理生病了。马耳他外交部打电话给使馆，请我们派大夫给他看病。当时，我们有几百工人在马耳他帮助建造30万吨干船坞，正好配有大夫。那位大夫姓赵，使馆让我陪他去当翻译。我开车带着赵大夫到了明托夫家。他的夫人亲自为我们开了门，并带我们进了会客室。明托夫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是个晚上，加上感到责任重大，我和赵大夫两人都很紧张。但明托夫总理对我们十分和蔼，使我们的心释然了许多。我们后来又去过几次，发现总理的住宅同普通马耳他人家的没有什么不同，也是用马耳他所特有的石灰岩石垒砌而成的，室内布置也都很简单。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屋里摆着许多中国工艺品。
最后一次去他家时，他的病情已基本好转。他领我们看了他的书房。他很热情地让我借书。记得我借了两本，名字已经忘了。随后，他邀请我和赵大夫分别在大门口同他合了影。这就是这张照片的来历。我一直很好地珍藏着。
看着照片，回忆同明托夫总理的接触，深深感到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应该说，他同毛主席、周总理为中马友谊种了树，而我们是在乘凉。我到马耳他去的时候，中马友谊已深入人心。我们每到一处，都有热心的马耳他人向我们打招呼，跷起大拇指称赞中国对马耳他的无私援助。我在马耳他的几年，一直沉浸在马耳他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之中。如今，我已有十多年没去过马耳他了。十多年过去，每每有同事回来告诉我，马耳他人依然对中国怀有友好的感情，便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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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小事难忘
龚铁鹰
从国外归来，什么印象在你心里最难忘？是秀美的风光？风光可以摄入你的图片里；是繁荣的都市？这繁荣正一天天在我们的城市里翻版！是小事，小事最难忘！
在华盛顿，我们的汽车驶近波托马克河旁的一个十字路口，正是薄暮时分，下班的车流在路口的四个方向排起长列。这不是一条干道，也就没有信号灯、没有交通警。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的交通没有一点混乱，四个方向的汽车都停在白线之外，纵向对面的两辆汽车驶过，横向的两辆汽车再驶入，再轮到纵向的汽车……排在后面的车就静静地停在那里，等待依次驶去。美国人的法制观念在那一刻得到完美的体现！那时我想到了我们没有警察、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对现代化的理解就深刻了几分！
在日本管理研修班整洁的教室里，正在举行开学典礼，我发现，一个学员把嚼过的口香糖胶用手摁在课桌下，到外面照合影的时候，他又在水泥地面啐了一口。前一幕看在我这个同胞眼里，相安无事；后一幕看在研修中心日本校长的眼里，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我们初见时的那种沉静和微笑。合影结束，众人散去，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弯下腰把唾液擦去……
如果看一下日本古代的绘画，那里不乏攻讨杀伐的画面，可再看一看今天讲究法制、鞠躬如仪的日本国民，你不能不承认，日本的国民教育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成功之处。
应我们接待过的瑞典摄影家的邀请，我们访问瑞典小城马尔默。清晨，摄影家代表团的成员起来四散拍片，我渐行渐远竟忘了归途。这是北欧冬日宁静的早晨，我想问路，却不见路上的行人，只有斜射的阳光勾画出民居的独特情调，诱惑你继续拍片。这时，一辆小汽车不期然进入视野，走下一个要回家的年轻女子。我向她询问归途，她解说清楚后走出几步，忽然又转回身，问我要不要用车送，我谢过她自己向回走，心里却涌起一阵感动，为人与人之间这种本应有之，却似乎已淡漠的信赖感动！我想，这位女子的态度，是在一个人们都相互信赖、也值得信赖的社会环境里才会有的反应，这位女子的态度，也是评判社会治安情况的最好标准。
这些都是出访中的小事，然而，小事难忘，因为点点滴滴的小事可以折射出国民素质的方方面面！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这原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格言，有些人却忘记了。现代化的城市面貌不难勾画，现代化最艰难的部分，也许正体现在这些小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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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拾零
神往米兰
周伟苠
一直神往米兰。
5年前第一次去欧洲，行程安排与这个文化古城失之交臂。今年7月我第二次访欧，在选择行程路线时终于圈定了米兰。
神往米兰，是为了感受她丰厚的文化：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达·芬奇故居、圣玛利亚教堂修道院餐厅里的壁画《最后的晚餐》、米兰大教堂、意大利最著名的美术馆“普雷拉画廊”和享誉世界的米兰音乐学院、达·芬奇科学博物馆。
斯卡拉歌剧院位于米兰市中心。这个具有200多年历史的著名歌剧院是世界著名演员的心往神驰之地，有“歌剧的麦加”之称。剧院用金、红、白三色装饰点缀，剧场上空悬挂着一盏由362个小灯组成的大型水晶吊灯，将四周映得金碧辉煌、富丽堂皇。这里的音响效果曾是全欧洲最好的，演出时甚至可不用扩音设备。剧院的观众席呈马蹄形，舞台对面为直上直下的按座，1—4层为包厢，最上面二层为普通楼座。整个剧场可容纳2000名观众。
陪同我们的黄先生向我们介绍，斯卡拉歌剧院之所以闻名于世，除了她的音响效果非常好之外，主要在于当年在这里演出的经常是世界第一流的歌唱家、乐队和指挥。他们在这里演出了威尔第的名作《纳尔科》、《茶花女》、《奥赛罗》、《假面舞会》，普契尼的名作《卡门》，德国华格纳，奥地利莫扎特等人的名作。同时这里的观众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艺术家一旦在这里演出成功，就会一举成名，身价百倍。
歌剧院不远处的达·芬奇故居也是外国游客来米兰必去的地方。奥纳多·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的艺术家、科学家。他曾在米兰居住20余年。这位伟人不仅以他的惊世杰作《最后的晚餐》被尊为米兰的骄傲，也以他对解剖学、生理学、植物学、地质学、光学、力学、天文学的研究和造诣闻名当代。在达·芬奇科学博物馆内陈列着他对上述学科的理论设想和结构方案的文稿以及他创造发明的实物。矗立在市中心的达·芬奇全身塑像表达了米兰人对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
在普雷拉宫，意大利最著名的美术馆之一——“普雷拉画廊”藏有意大利15世纪著名画家和建筑家拉斐尔的名作《圣母玛利亚的婚礼》和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真蒂莱·贝利亚的《圣马可画像》等名作。
米兰的文化，远远不止是歌剧和名画。
耸立在市中心杜莫广场一侧的杜莫主教堂是欧洲最著名的三大教堂之一。这座保存完好的雄伟的哥特式建筑，在二次大战期间，因聪明的米兰人将它的主要文物、雕塑拆下来保存而得以免遭兵燹。而杜莫主教堂之著名，不仅在于它的保存完整的建筑，还在于它在历史上曾扮演过的角色：1805年，拿破仑曾在此加冕，宣布兼任意大利国王……
在广场正北，斯卡拉歌剧院南侧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拱廊则体现了米兰的商业文化。这座拱廊建于1887年，外观呈十字形，南北长200米，东西长100米，顶部由玻璃覆盖，地面全部铺砌着大理石，拱廊内的两侧为四层的建筑，立面上刻有精美的雕塑。这里是米兰最繁华的地区，第一流的商店和第一流的商品会集于此，当然这里的商品价格也是全市乃至全意大利“一流”的。
其实，米兰除了文化，她也是意大利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每年在此举行的“米兰国际博览会”已经成为介绍意大利工业的窗口。这里不仅有通往法国、德国、瑞士的国际铁路，从北到南纵贯意大利全境的交通大动脉“太阳高速公路”也是以米兰为起点的。
站在高处看，米兰中世纪时辐射状的环形城布局保存完好，宽阔的大街、广场与古老的城堡、小巷并存的同时，二次大战后新建的错落有致的高层建筑又使米兰这个历史文化古城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
米兰没有停留在历史文化的沉淀上。因为一座有活力的城市总是在历史文化的根基上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书香慰解乡情
——记悉尼唐人街图书馆
李北兰
一走进悉尼市中心那书有“四海一家”的牌坊，一股浓浓的中华文化气息便扑面而来。方块字、红灯笼、食幡、牌匾以及无处不闻的乡音叫人备感亲切，这就是由德信街、喜街、莎瑟街、乔治街等多条繁华街道组成的唐人街。
专为澳洲华人服务的唐人街图书馆就坐落在唐人街最繁华的主街道乔治街头。那是一幢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夹在鳞次栉比的商场、店铺之间毫不起眼。然而一走进那镌有“唐人街图书馆”字样的红漆大门，眼前便豁然开朗——当门是一个设备先进的电脑借阅台，后面便是开架的各种华文书籍（也有少部分英文书籍）以及供读者阅读时使用的桌、椅、电脑等；乘电梯上二楼，则是两间相通的报刊阅览室和四间开架图书。和国内的大图书馆相比，这里显得“袖珍”了点，但在被澳洲人称作“Central”（中心）的寸土寸金的闹市区里，却不失为一块“静土”。
笔者在国内为“爬格子族”，自然比较关心报纸和杂志。这里不仅有《澳洲新报》、《星岛日报》等澳洲主要的华文报纸，还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大公报》、《联合报》等港台报纸。报纸分新、旧两种陈列方式——当日的报纸夹在一个黄底黑字的硬报夹里供读者打开阅读；过期的报纸则按日期顺序堆码在另一个阅览室的报架上，供读者自行翻阅。
图书馆里有各种年龄段的读者，白发苍苍的老华侨，稚气未褪的中学生，而最多的还是中年人，且以祖国大陆华人为主。笔者想看当日的《澳洲日报》，就等候在一位30岁左右的华人小姐近旁。从交谈中得知，她是从天津来的留学生，目前正在悉尼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出国都快三年了！每每想念方块字和乡音，便到唐人街图书馆来，以缓解思乡之苦。”令我多少有些吃惊的是，图书馆里还有十二三岁的华人孩子出没，他们不仅能看懂华文报刊，还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正翻阅十月号的《瞭望》杂志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小姑娘径直走过来用纯正的普通话说：“请您看完后交给我看，谢谢。”事后问同路的儿子，儿子说：“澳洲华人都比较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自己出钱办了多所华文学校。”图书馆的华文报刊不算多，但华文书籍却不比国内的图书馆少，可以说国内图书馆有的书籍这儿都有，国内图书馆没有的书籍这儿也有，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外名著无所不包，就算是目前国内比较轰动的畅销书籍，这儿也多有收藏。临走时，儿子借了一大摞书，有的书连我这个“书虫”在国内也只听过书名而无缘相识。在地板、门窗、书架皆古老得如上一世纪的唐人街图书馆里阅读，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无所谓国内也无所谓国外，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现在。然而你一旦抬起头来看见近旁的电脑，这种感觉便随即消逝——这毕竟是在科技发达的澳大利亚，读者可在电脑上读互联网络上的文章、查资料、打印资料、玩电子游戏……笔者就在儿子的帮助下在电脑上看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粤港信息日报》等国内报纸的网络版，一时间还真有些时空转换的感觉。
当门的借阅台上有一位会双语的华裔工作人员，临走若要借书回家，手续简单，工作人员只需将你的借书证和所借书籍依次在电脑上照一下，你便可以收起书来走人。一个借书证一次可借10本书（包括录像带和磁带），期限3个星期，如果想续借，给图书馆打一个电话便成。我儿子居住地不属于市中心这个社区，但为了让我在探亲期间有一个听乡音、温母语的地方，儿子试着为我到工作台去办一个借书证。那态度和气的华裔工作人员听儿子述说理由后，没看我的护照也没让我填表，仅仅收了两澳元手续费，就给了我写有我中国名字的磁卡借书证。
在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悉尼理工学院附近，还有一座华文报刊汇集的图书馆，但其藏书显然赶不上有侨领慷慨捐赠的唐人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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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黎的感悟
王士美
未到巴黎，总以为巴黎首先是绝对的新潮和浪漫。身在巴黎，才知道巴黎原来更注重传统和庄重。
巴黎诸多保存完好、至今熠熠生辉、招引全世界注目的古建筑，大多与我国许多令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古建筑的历史年代比肩。然而，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巴黎对历史文化的珍贵和呵护。我看到的枫丹白露远没有我们承德的避暑山庄宏伟、壮阔，但却似乎比我们保护得更精细。虽然枫丹白露比避暑山庄的建成还早一个世纪，但枫丹白露更显簇新、秀美、明净，难见避暑山庄建筑物上的累累斑驳。枫丹白露水池里的清水，也是一碧到底，不像我们避暑山庄里的环湖，有时会显得绿藻浮沉。
北京有个文丞相祠，是纪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的。但是，这间文丞相祠，早已被冷落许多年了。北京的鲁迅故居、徐悲鸿博物馆等，都绝非热闹的去处。然而，巴黎不同。巴黎除了有专门供奉历代贤人如伏尔泰、卢梭、饶勒斯、马尔罗等的贤人祠外，还供奉着许许多多名人、伟人的纪念地，如毕加索、罗丹、居里的博物馆；雨果、巴尔扎克故居；拉雪兹神父公墓、巴黎公社墙，还有茶花女墓地，都是珍存毕至的处所，是吸引游人们凭吊的地方。
还有各种纪念碑，据说巴黎拥有的纪念碑达1100余处之多，纪念英雄、纪念革命、纪念被法西斯杀害的犹太儿童。杰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纪念碑也很多，剧作家莫里哀的纪念碑有5处，居里夫人的纪念碑也有多处。除了法国人的纪念碑外，还有许多外国人的纪念碑，如彼得大帝游历过法国，这里便有这位俄国皇帝的纪念碑。托尔斯泰备受法国人民尊敬，因此也有托翁纪念碑。对中国人来说，尤感亲切的是周恩来故居纪念地。早年周总理在法国留学，住在一座三层矮楼的戈得弗鲁瓦小旅馆。后因年代太久，残楼无法修复，经当时的巴黎市长，现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批准，才拆掉了旧建筑，但新建筑物建成以后，仍然专门立一垛墙壁，挂一铜牌，标明这里曾是周恩来故居地。法国人在这方面的用心，好像能说明他们的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自觉，那就是，他们似乎总是千方百计，努力把他们自己和所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世界的文化传统，非常有机地紧密联系起来。
巴黎尊重历史文化，他们几乎总是非常执著地要刻意在历史与创新之间找到某些联结点。比如巴黎现在最著名、最新潮、最现代化的建筑群拉德芳斯新区，完全可以代表今天巴黎的浪漫色彩。特别是高耸的拉德芳斯大拱门，据说已经是可以与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比肩的建筑。然而，这座现代化的立体大建筑在许多方面似乎仍然强调着它与法国传统文化的渊源。首先，它仍然与凯旋门、卢浮宫、协和广场，非常精确地排列在同一个中轴线上。其次，大拱门的拱门空间，又是以正好套入一座巴黎圣母院的高度宽度为标尺的。这好像在刻意显示，拉德芳斯大拱门，虽然是比巴黎圣母院更宏大的建筑，但它也是从巴黎圣母院那样宏大建筑脱胎出来的。这其中似乎包含着一些能让人们心领神会的写意。
尊重自己的民族历史，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倡导一种成熟而厚重的大文化意识，这就是巴黎的启示。它使人们能够看到巴黎这棵世界文化大树的耸立挺拔、枝繁叶茂。巍然挺拔庄重厚实的，是它的躯干；轻盈摇曳浪漫喧哗的，是它的枝叶。
（压题照片：胥志成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