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教育)
专栏：教育聚焦
教育扶贫：为新世纪奠基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阶段成果综述
本报记者 温红彦
千百年来，贫困一直如影随形地与我们相伴而行。抹去贫困的阴影，建设一个光明灿烂、繁荣富强的国家，是华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向全世界作出这样的承诺：到2000年，我国将基本消除贫困现象。
为了这庄严的承诺，我国政府仅在教育领域所作的努力，就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消除贫困的万丈雄心。
消除贫困 一诺千金
这一承诺不仅具有千钧之力，而且富有千金之实。
治穷先治愚，达到普及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目标，是承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要摆脱经济上的贫困，首先必须摆脱教育、文化上的贫困。为了这一承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九五”期间重点加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1995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关怀、指导下，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央财政从1995年开始到2000年，6年间将增设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专款39亿元，同时要求地方各级财政拨款与中央财政专款的比例不低于2∶1。也就是说，到200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向贫困地区投入教育资金总额将超过100亿元。
消除贫困，可谓一诺千金。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央专款重点投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贫困县，部分投向经济确有困难，基础教育发展薄弱的省级贫困县，优先投向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笔专款主要用于修建校舍，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课桌凳，培训师资等等，力争达到2000年绝大多数项目县实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大部分县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这项宏伟工程是我国有史以来中央专款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教育扶贫工程，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举措。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一工程的进展情况。“工程”伊始，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就欣然题词，要求认真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大力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贡献。
教育扶贫 科学管理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也是我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工程。面临世纪之交，面对世界上综合国力之争，中国没有哪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需要提高人口素质，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舍得斥巨资于基础教育。
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对这项工程的预算蓝图，到2000年，全国至少可新建小学2.1万所，初中3500所，修建、改建的中小学将不计其数。从刚刚完成的“二片”地区的工程检查验收结果看，这一蓝图正在逐步实现。
近年来，教育部门一直把全国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划分成“三片”来开展。“一片”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9个省市；“二片”地区为福建、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山西、陕西、江西、黑龙江、四川、海南、重庆13个省市；“三片”地区为内蒙古、广西、云南等9个省区。其中“二片”地区的“普九”工作直接影响全国“普九”目标的实现。
1996年5月7日，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扶贫攻坚战拉开了帷幕。国家教委、财政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与“二片”地区12个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签订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责任书》。从此，这一工程被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两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二片”地区工程项目执行情况报表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用庄严承诺串起的一串串闪闪发光的数字：“二片”地区项目县数383个，项目乡数6539个，工程资金总投入为63．236亿元；新建、改扩建小学32967所，初中6012所；共购置仪器设备5．256亿元，购置图书0．605亿册……截至目前，“二片”地区的工程项目已按计划全部完成。
“中央义务教育专款作为一次‘工程’来实施，目的就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益。”工程项目的管理组负责人之一、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许琳介绍说，为了使好钢用在刀刃上，教育部和财政部借鉴世界银行管理经验，对工程资金实行了科学的项目管理，并成立了工程项目管理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和监督、评审工作。同时要求各省、地（市）、县级教育和财政部门在本级政府领导下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过去，中央教育专款拨到地方后，往往达不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出现过用以弥补当地财政赤字或挪作他用的现象。究其根源，就是管理不科学、不规范。此次中央专款所尝试的项目管理模式，为确保教育专款的使用效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实行项目管理，还需设立专家评估论证系统。财政部和教育部以最快的速度，从全国教育、财政部门和科研单位聘请了26位专家，组成项目专家组，负责评估、论证各地项目规划和实施方案，实地考察项目的进展情况和资金配套以及使用效益，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公开化。
“二片”地区的实践证明，科学的管理模式是工程按期优质完成的重要保障。
专家核查 地方参与
近一个多月来，项目专家组分6路抽样检查了“二片”地区12个省的项目县，对各省是否达到规划目标，各级政府是否按规定比例落实配套资金，土建、设备和图书采购是否采取招标方式，项目管理规章制定是否健全，项目档案资料是否齐全等内容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项目县都完成了规划的目标：
——河北省群众集资严格坚持“依法、自愿、量力”的原则，不搞硬性摊派。大名县在进行“工程”项目集资时，采用“丢卒保车”的做法，把涉及农民负担的农村修路、电话安装等集资项目全部砍掉，重点保留教育集资。
——河南省在农业、卫生、交通等项目配套任务很重的情况下，牺牲一些其他项目，首先把“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配套落实好。县、乡财政按照承诺拨出专款，再按工程量、工程进度拨付到项目学校，确保专款专用。
——湖北省宜昌县人民政府把工程建设作为百年大计来抓，坚决把好三关——规划审查关、施工质量关、审计关，按期完成了工程任务，推动宜昌县教育管理工作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实施，不仅增强了各级领导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自觉性，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使广大贫困地区越来越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这项工程被广大贫困地区称为“民心工程”，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压题照片：工程项目学校——湖北省大悟县吕王镇汝青小学。董韧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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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海月谈
王选的启示
毕全忠
近来很多新闻媒体宣传王选教授的事迹，称他为“科教兴国的先锋”。王选是当之无愧的。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汉字信息处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沿用了一千多年、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汉字活字印刷术，到王选手里画上了句号。王选是中华文明史上在一个重要方面起总结作用和开创作用的杰出人物。
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他们除直接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外，往往还给人很多启示。他们的启示的意义，甚至不亚于他们作出的直接贡献。王选就是如此。王选的成功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人们对此的研究还不够，我只就某些方面发表一点看法。
王选的研究成果攻克了汉字信息处理中的最大难关，直接导致了汉字激光照排机在北京大学的诞生。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的技术创新，从而引起了我国印刷出版业的产业革命。今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制造已发展成为我国的一大高技术产业，是我国为数甚少的居世界领先地位的高技术产业之一。以传统的眼光看，印刷技术和设备的研制，应当是专业研究机构和工科院校的事，北大于此并无特长。事实上，70年代中期，国家研制汉字照排机的课题主要是由清华大学承担的。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清华有强大的工科，北大望尘莫及。可是，为什么最终由没有工科的北大研制成功了，清华却没有成功？这里丝毫没有贬谁褒谁的意思，而是想探讨这一现象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得到启发。
70年代中期，像“信息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高技术”这类概念还未在我国流传。但是汉字信息处理及电子照排机的研制，实际上已超出工业化的范围而涉及新技术革命的领域，当时大多数参加研制的人员自己还未意识到。这一研制工作与传统的工业技术工作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它们必须与基础学科这个源头靠得很近，二是需要多学科知识的密集。例如，用计算机自动生成精确的各种字体的汉字，并自动排版，要处理的信息量非常巨大，靠工业技术手段根本无法解决，必须靠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王选毕业于北大数学系，数学功底非常深厚。他研究出一套新的算法，才使得计算机能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研制工作才得以完成。王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给人一个重要启示：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对高新技术来说是何等重要，缺乏这方面较深的修养，很难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有大的作为。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批著名学者指出，所谓高技术，其本质就是数学技术。原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院士也指出：“基础研究再向前跨一步就是高技术。”王选的成功正是如此。这无论对我国的高新技术研究还是对我国高级人才的培养，不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吗？
王选不是孤立的。北大门类较全而实力雄厚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他的学术背景。北大的数学就是支科齐全的大学科群。再如物理学科、汉语言文字学科等，都对他的成功起了作用。学科的综合性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一大趋势。任何一个科学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多种学科的综合作用，都很难取得重大的成果。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诞生在北大，并非偶然。清华没有研制出来，一大原因正是它缺乏北大那样的学科综合性。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清华失去了本来很强大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优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在新技术革命到来时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近十多年来，清华大学在重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并取得进展，这是令人欣慰的。那次院系调整也使北大失去了工科、医科、农科，学科综合优势削弱了。北大、清华都在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完善学科结构、形成各自的学科综合优势是一大任务，也是一大难题。不久前浙江几所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浙江大学，这对北大、清华来说，形势更加逼人了。这不是为了“贪大求全”，而是科学、技术、文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是培养下世纪人才的需要，是科教兴国的需要。这也是王选事迹引发出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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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托起民族的希望
韦荣华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55个少数民族人口已达1．08亿人，又处在祖国边疆，民族教育发展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的繁荣和幸福，而且关系到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民族教育 摘掉少数民族落后的帽子
刚解放时，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有的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祖祖辈辈靠刻木结绳记事，80％以上的人口为文盲和半文盲，全国没有一所正规的少数民族高等学校。然而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历史已经完全改写。据教育部统计，现代教育起步很晚的赫哲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目前已基本全民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哈萨克、蒙古、朝鲜、满等17个少数民族文盲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其中高山、土、达斡尔、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伦春、鄂温克、裕固、京、塔塔尔、赫哲、回、满、朝鲜、蒙古、纳西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每万人平均大学生拥有数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解放前教育基础最为薄弱的鄂伦春族、藏族等都有了自己的博士生，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教授、副教授。
办学方式 着眼民族特色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因此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采取了各种适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的办学方式。少数民族学生不仅可以进入民族地区和全国性的普通学校，还可以到专门为少数民族设立的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班就读。
据教育部统计，目前我国除了民族自治地方一共建立103139所小学、11563所普通中学、101所普通高等学校外，还有全国独立设置的民族小学2500多所、民族中学2900多所、民族职业中学300多所、民族中等师范学校100余所、民族师范专科学校40所、民族高等院校13所，民族学校各类在校生500多万人。国家对这些民族学校在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方面重点扶持，对学生颁发助学金或专业奖学金。民族高等院校也突破一般高校的办学模式，除办普通本专科、研究生教育外，还开办干训、预科和中专班，有的对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进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条龙”培养。
鉴于西藏人才匮乏，办学环境封闭，1985年国家在内地26个省、直辖市和国务院19个部、委、局举办了100多个中学西藏班（校）、中专西藏班，每年招2000名藏族学生，在校生1．3万余人，其学习、生活费用主要由中央、内地有关省市和西藏共同解决。这种办学形式使藏族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很快的发展和提高，目前已毕业2万多人。
各民族地区还结合本地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采取灵活的办学形式。如贵州等民族地区除在中心乡镇设学校外，还设教员流动包教，开办早班、晚班、半日班、隔日班、季节班和巡回教学点等，全力化解少数民族学生的上学困难。青海、甘肃、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区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因地制宜地举办了少数民族女子学校和女童班。
我国的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班都根据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实行民族语文、双语或多语教学。据统计，目前全国有1万多所学校在使用民族语文或双语授课，涉及民族语言60余种，民族文字29种。
重点扶持 倾力援助 共托民族希望
我国的民族教育获得了全面的长足发展，但总体上基础仍较薄弱，国家确定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有257个，占总数的43．4％，民族教育已成为全国“普九”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需要国家的重点扶持和沿海、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力支援。
我国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除了不断增加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外，近年来，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在经费上又给予了更多特殊照顾。国家每年拨给老、少、边、山、穷地区发展基础教育的1亿元专款54％以上用于8个民族省区，在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小学基本建设等补助经费中也对民族地区给予倾斜，仅“八五”期间就投入了将近20亿元。“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把民族地区作为扶持重点，在选择扶持对象时少数民族地区优先考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各项国际援助与协作项目也多投向民族地区。
国家特别关注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1995年起中央实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发展教育基本方案，采取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帮助人口在10万以下的22个少数民族加快发展教育事业。目前，赫哲族、裕固族已基本全民族实现“普九”。
全国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援协作力度也进一步加大。除全国全方位智力援藏，内地54所高校与新疆对口支援协作等浩大的“工程”外，1993—1997年中央确定河北、北京、江苏、辽宁、山东等省市对全国1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实施的教育扶贫，仅1997年即援助资金及仪器设备8600多万元，帮助民族地区兴建、改建200余所学校。
目前，民族教育正进入空前看好的发展时期，民族地区的自力更生、国家的特殊扶持和沿海发达省市的倾力援助正在共同托起55个少数民族全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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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校园生活
放学了轻松回家去
——北京曙光小学减轻学生负担新举措
本报记者 王娜梅
最近，北京东城区曙光小学的同学们欣喜地发现，教室后边多了一排绿色的长柜，长柜又分成48个编了号码的小柜。小柜每人一个，是放书包里的课本文具用的。这是学校为减轻学生负担采取的新举措。从此同学们每天要在校完成当天作业，用不着背着沉重的书包来来去去，晚上回家后的时间已全部属于孩子们自己。
如何解放孩子们的双肩，一直是曙光小学教师们反复思考的问题。老师们分析，书包过重是因为课程设置多。十几门课程的书本，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就几斤重，再加上铅笔盒，写大字用的笔、墨盒，上美术课用的水彩、笔，手工制作用的剪刀、胶水等等，书包怎能不沉重？！于是学校决定在暑期装修教室同时投资3万元，给每个同学设置一个小柜，孩子们可以把书包里的东西放在小柜里，每天课后在校完成作业，用不着背书包回家了。想带一两本书回家，也行！学校统一为每位同学准备了一个精美的小书包，孩子们回家时轻轻松松。
每天课后下午3点半到4点40分两节辅导课内孩子们做作业，有不明白的问题随时可向老师请教。过去学生们回家做作业，家长们工作一天还要“陪读”，孩子做完作业都是家长帮助收拾书包、准备第二天上课用的书本文具，孩子们有依赖性，家长也有怨气。有时没给孩子准备齐全，第二天上课发现少了课本文具，不是家长送、就是学生取。校门口工友反映，全校900多孩子每天都有30多个家长来校送文具。现在课本、文具全放在小柜里，随用随取。每天早晚孩子们两次整理自己的小柜，放学前把不用的东西收好，上学来把每天要用的拿出，小柜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孩子们养成了自己动手管理好自己物品的好习惯。
曙光小学张校长和杨主任告诉记者，学校采取这两项措施是为了更好地落实素质教育，让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
减轻学生负担又要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对曙光小学的教师们来说，要求高了，负担重了。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要精讲精练。过去教师备课不认真可以“课上不足课下补”，对学生搞题海战术，学生不会，回家做作业有家长辅导呢。现在要求学生在校完成作业，作业量老师们要互相协调好。教师要精讲，备课就要备重点、难点，为使每个学生都能在校完成作业，教师必须将偏重对好学生的关照改为面对全体学生，需要加强课堂分层次指导及个别辅导，这无疑要加重教师工作量。为此学校已采取了包括对老师备课的指导、课堂教学质量的监控、抽测等多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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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藏族学生 温暖的家
济南西藏中学女教师马慧利（中）上课是老师，下课是家长。课余她除辅导学生课程外，有时还陪学生在宿舍住上一夜，成了藏族学生的贴心人。 新华社记者 土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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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能当数学家吗？
周甲禄
我国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数学家具有许多与其他科学家不同的特点。日前，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数学思想的传播与变革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人才学研究者缪进鸿公布了他们对牛顿等168名世界著名数学家，以及陈省身等65名华人数学家进行个案研究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报告，对数学家的一些特点进行了描述。
这项研究显示，每千万人口所出世界一流数学家人数以犹太人为最多，居第一，法兰西人居第二，德意志人居第三，英格兰人居第四。
数学家与家庭出身和教育有密切关系。40％以上的数学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其中20％以上为高级知识分子，18％左右为教师。他们早年所受教育，从总体上看，比企业家、音乐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军事人物群体高出很多，也高于政治家和文学家群体，而与自然科学家群体、社会科学家大多数群体大致相当。
研究者发现，与其他类人才群体相比较，数学家“子承父业”的比例要少，在世界160多位著名数学家中，只有16位著名数学家，其中包括8名沃乐夫数学奖、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出身于数学世家。但数学世家在数学家群体中只占11％，远低于医学世家、音乐世家、企业家、商人世家和军人仕宦世家在各自的群体中所占比例，后者分别达到33％—35％。当年至少有20多位数学家的家长不希望、不赞成，甚至坚决反对他们从事数学。
数学家成才年龄也是学者研究的范围。他们发现，不同群体成才年龄有很大差异。数学家对数学的兴趣21％萌发于13至16岁，53％萌发于17至20岁，16％萌发于21到24岁。
此项研究已进行了7年。缪进鸿说，从1991年以来，他们已对20个群体的2400余名杰出人物作了个案研究、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这次公布的数学家个案研究、统计分析以及将他们与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和军事人物群体进行比较研究的报告，是他们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缪进鸿认为，此项研究可为青少年的志趣培养和职业选择提供帮助，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开发利用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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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向未来的民办高校
杨智翰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到现在已经创办1230所，每年招生量五六十万人，在校生不下200万，这两个数字都接近国办普通高等学校的1／2，气势磅礴，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的半壁江山。
最近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高等教育的形式要向多种多样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是世界的潮流。我国高等教育的创业者所开创的事业，适应了这个大趋势和国际社会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他们在借鉴国外私立高等教育经验的同时，发扬我国民间办教育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创造了服务市场经济，灵活主动的学校运行机制，并正在探索运用市场经济提供的条件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道路，创建了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体制，其显著的特点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办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
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从科技教育人才荟萃的各民主党派率先起步的，八大民主党派都办有一批学校。九三学社中央最近在郑州召开的办学工作研讨会上表明，该社各级组织办学90多所，其中大专层次的28所，已经形成高级、中级和初级的职业教育体系，不少学校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政策点燃了企业家、知名学者和侨胞兴办高等教育的热情。广州培正商学院就是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梁尚立先生募捐2000万港元恢复了培正中学之后，又动员培正校友出资出力创办了培正商学院，经过5年努力，校产已达1亿元人民币，今年秋季在校生已达1200人的规模。民办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背靠80多家大中型骨干企业，组成董事会，实力雄厚，成为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示范院校之一。
“科教兴国”战略激励了从大学离退下来的校长、系主任和教授们进行第二次事业开发，创办民办高等学校。在北京的清华、北大、人大、师大“四大名校”已有万名离退休的办学和教学专家，只是教授副教授就达5000名，这是民办高教发展的雄厚专家资源。清华、北大创办的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北京师大创办的民办京师科技学院，东北大学创办的民办沈阳英才学院、西安交大创办的民办职业技术学院等等，他们运用民办高等教育管理和运行的机制，开创了国办高等学校辐射的“网络教育”，继续扩散，连锁发展，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18年的实践说明，民间有能人，民间出智慧。他们白手起家，主要靠学费收入，滚动发展，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把学校办成上万人的规模，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