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经济专页)
专栏：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
刘廷焕
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为实现小平同志的这一指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勇于改革是唯一选择。因此，中国工商银行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以发展促改革，在改革中求发展”的基本原则。在此后15年的发展历程中，根据中央关于金融改革的整体部署，大胆探索，积极实践，不断总结经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主义商业银行的路子。到1997年末，各项存款余额达到21545亿元，成为国内第一家存款突破2万亿元的银行。各项贷款余额19092亿元，主要投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家重点扶持的500户企业、企业集团和国家能源、交通、通讯、石化、冶金、建材等基础产业及支柱产业和国家重点基建项目。巨大的贷款投入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照小平同志关于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要求，我国的金融体制和国有银行运作机制还有相当的差距。目前的金融问题主要表现在：合乎商业银行基本经营法则的营运机制尚未完善；金融运行中潜伏着较大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尚未根本好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违规经营还没有得到彻底治理；信贷投放上资金分割使用的状况尚没有根本扭转，对重复建设的抑制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银行经营激励机制等等。
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加快我国金融与国有银行的改革步伐。
（一）坚持稳健经营从严治行的方针。
稳健经营是商业银行的一般原则，从严治行是银行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不能把稳健经营等同于保守，也不能把从严治行当作权宜之计。我们必须坚决贯彻稳健经营和从严治行的方针，在稳健经营、从严治行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加快国有银行的发展。
（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综合治理就是要把潜在的金融风险当作经济问题而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看待，因而在治理措施上，不仅仅是金融领域单方面的防范和化解，而是应由政府、财政、银行、企业共同治理。标本兼治，不仅限于贷款呆坏账冲销、银行资本金的补充、企业逃废债行为的禁止，取缔非法金融机构等治标的办法，更重要的要从理顺投资体制，确立银行经营自主权及其司法保护、建立项目投融资责任制，防止经济重复建设等治本的办法做起。
（三）继续深化国有银行体制改革。
首先要坚持“统一法人，授权经营”的原则。总行统一法人制度是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的基本制度之一。以中国国情来看，该制度具有更为现实的适应性，是我国国有银行建立完善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基础。其次，国有银行要按照商业银行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经营原则，在机构的设置上注重规模效益，减少管理层次。其三，要想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必须下决心改革用人制度，大力培养人才。
（四）建立银行经营的风险责任机制，努力探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具体措施，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保全国有信贷资产。
建立起一整套银行风险的预警、防范、化解和处理制度，使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切实得到提高。与此相应，要健全国有银行损失的补偿制度，及时足额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严厉追究制裁随意蓄意逃废银行债权的行为；建立健全贷款本息回收责任制，使每一银行职员恪尽保全国有信贷资产的“守土之责”。
（五）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的经营原则，促进整体效益的全面提高。
一方面，国家要逐步理顺对国有银行的分配关系。在明确国有银行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的同时，要使其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要建立严格的成本核算与风险回报控制机制，管理行与经营行都要单独计算盈亏；建立以财务管理部门为全行经营核算中心的财务管理机制，强化国有银行业务经营目标中利润和成本的规划、分解与考核；同时要强化财务监控机制，既要有效地控制全辖的财务费用支出，又能充分发挥基层行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走勤俭办行之路。
（六）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推动业务创新，提供规范优质金融服务。
要在巩固和发展现有的信用卡、结算、代理等中间业务基础上，积极参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破产、兼并等重组工作，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以加强对基本客户的服务为中心，广泛开展信息咨询业务，提高对社会经济金融信息的分析、加工能力，及时而准确地为银行贷款决策服务，并为客户提供行业发展信息、产品市场销售前景信息和价格、汇率变化预测等信息。要尽最大力量为全社会提供规范和优质的金融服务。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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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执著追求四十年
耿昭杰
今年是国产轿车的40周年，一汽人的轿车情结又被紧紧地牵动。
1958年，国产第一辆解放卡车诞生还不到两年，一汽人在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没有胎具、没有技术的生产车间里开创着民族轿车工业的历史，造出了中国第一辆东风牌轿车。“东风”送到了北京，驶进了中南海。步出八大二次会堂的毛泽东主席试乘后，高兴地说：“坐了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对于这段难以忘怀的日子，作为一汽的第一代创业者和送车人，李岚清副总理曾经在15年前撰写的《一汽———祖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中有着深情的回忆。
一汽人的热血似乎在燃烧，5月份刚刚造出了“东风”，8月份又造出了红旗牌高级轿车。此后，红旗轿车不断繁衍发展，“两排座”之后，又有了“三排座”，有了保险车，有了检阅车……“红旗”被指定为国家的领导专车和礼宾用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坐的是红旗轿车；1984年国庆35周年邓小平检阅三军，坐的也是红旗轿车。“红旗”还被列入世界名车的经典，成为民族尊严的一个象征。但是，由于当时的局限，“东风”成了绝版，“红旗”也没形成应有的气候。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一汽人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与此同时，一次次轿车进口的浪潮也在拍打着一汽人的胸膛，“红旗”轿车被冷落的境遇更令一汽人痛心疾首。一种新的意识、新的向往在我们的思想中觉醒：红旗轿车产品必须走出“政治车”的概念，走进市场才能大发展；在我国轿车技术相对落后、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与国外相结合才是发展一汽轿车事业的捷径。一汽人的心底发出同一个誓言：民族的轿车工业必须全面开动！
1987年，国家确定一汽为国产轿车的三大生长点之一，上轿车成为一汽发展的主旋律。就在红旗轿车的阵地上，我们从头采取技术引进的方式，建成了3万辆轿车先导厂。1990年4月，当一辆乳白色的奥迪轿车驶出厂房的大门，一汽人赢得了轿车新事业的第一个喜悦。这个项目投资不到6个亿，出了10万多辆“奥迪”，实现利税高达60多亿元，相当于总投资的10倍。奥迪轿车成为我国公务用车的主力车型。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我们又在老厂区西部一块323公顷的土地拉开了建设15万辆普及型轿车厂的会战，江泽民总书记亲笔写下了“建设现代化轿车工业基地”的题词，被镌刻在新轿车厂区的大理石碑壁上，与一厂区毛泽东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丰碑遥相呼应，成为一汽新的轿车事业的一个标志。
一汽人的热血又一次燃烧起来，一支突击队到美国的韦斯摩兰厂拆迁生产捷达轿车的设备，一年多始终战斗在异邦的土地。国庆节那天，他们热泪盈眶地唱起了《国歌》，表达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一个专业厂的领导指挥着他的队伍劳动在新厂区的建设工地，晚期的癌症把他击倒在现场，住院弥留之际，他还在盼望着轿车装配线的早日建成。为了这个现代化轿车基地的迅速崛起，多少一汽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都忘记了星期天、节假日，挑灯夜战、吃住现场成了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奋斗得到了最大的报偿，这个投资上百亿的大项目，一次建成，一次验收合格，1997年正式通过国家验收的当年就实现盈利2亿多元，今年的利润可望达到五六个亿。特别是产品的技术含量跟上了当代水平，装用5气阀发动机、改进了外形的“新捷达王”，装用1．8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新“奥迪”，成为国内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一汽大众这个合资企业，越往前走越能显示出她强大的生命力。
民族轿车工业要大力发展，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终归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民族汽车工业长远的自主发展，我们不仅要发展“奥迪”、“捷达”，也要举起中国人自己的“红旗”。3万辆先导厂的建设是我们打下的一个重要伏笔，在红旗轿车的阵地上生产“奥迪”，正是为了以后的发展“红旗”。通过生产奥迪的实践，我们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开发了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小红旗轿车，组建了一汽轿车公司，并使之成为股份上市的企业，保住了“红旗”这个国内唯一的民族轿车品牌，走出了一条双轨制发展轿车的道路。
一汽一直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摇篮”里升起的新“红旗”更加鲜艳夺目。红旗轿车投放市场的时间不长，已发展到发动机排量为1．8升、2．0升、2．2升、2．5升四个系列，既有基本型，又有豪华型和加长型，虽然仅仅生产了3万多辆，但已经成为我国公务用车的又一个主力车型。在庆祝国产轿车4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红旗轿车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整体加长小红旗和全新小红旗、全新大红旗也已开发出来，将陆续推向市场。我们要持续跟踪世界轿车的先进技术，一定要把“红旗”永远举下去，让民族轿车的品牌不断光大。
（作者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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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治水患必须山江湖林综合治理
王成祖
今年长江特大洪水所显示的特点，与山、江、湖、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山、江、湖、林之间关系失调，是造成流量不算最大，水位却屡创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山、江、湖、林的辩证关系上看，需要明确三个认识问题。
治水之本在于治山，山是水土流失之源。今年长江水位创历史新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泥沙淤积，河床抬高，调洪、蓄洪和行洪能力大大减弱。目前，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73万平方公里。陕、鄂、湘、黔等省土地的石漠化面积每年以5％至7％的速度扩展。在长江流域的河川、湖泊、水库中淤积的泥沙达17．4亿吨，若将其筑成一条高宽各1米的长堤，可以绕地球34圈半。每年进入长江入海口的泥沙相当于尼罗河、亚马孙河及密西西比河冲刷量的总和。
长江本来并不像黄河那样时常发生灾害性洪水，但到晚清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大批移民和流民的进入，刀耕火种，无土不垦，古老的植被年复一年地遭到严重破坏。这就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河床以每年3厘米的速度抬高，湖北省境内的荆江河段已高出地面10米以上，成为继黄河之后又一条更大的“地上悬河”。为了防洪，长江大堤不得不一再加高，“越加越险”，已成为一大隐患。一旦决口，后果将不堪设想。
实践证明，治水之本在于治山。不彻底解决长江中上游的水土流失问题，任何治水措施都可能是事倍功半，有的甚至是劳而无功。治理水土流失已刻不容缓。
治水之计在于还湖。就治理长江水患的长远大计看，退田还湖势在必行。长江中下游地区解放初有通江湖泊2万多平方公里，起着天然调蓄洪水和扩大行洪能力的作用，目前已减少了一半以上。洋洋的云梦大泽已被泥沙淤掉，演变成今天的江汉平原。
有“千湖之省”美称的湖北省，湖泊由50年代的1332个减少到843个，5000亩以上的湖泊只剩下125个。这样，洞庭湖调蓄洪水的能力由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减少到174亿立方米。今年洪灾，由于受其四条支流影响，洞庭湖不仅不能接纳来自长江的洪水，反而顶托、逼高了干流的水位。
如何退田还湖？一是要全面认识“围湖造田”。“围湖造田”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过巨大贡献，不能简单地以“功”、“过”论之。二是要正确分析“围湖造田”。其首因是“先淤后垦，先垦后围”，退田还湖只是“治标”，根治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才是治本，否则“田虽可退，而湖终难还”。三是要坚持“江湖同治”、“江湖两利”。既不能继续“与湖争地”，围湖造田，也不能不讲条件地一律“废田还湖”，既要有利于防洪减灾，又能兼顾经济发展。
治山、治江、治湖之道在于兴林。江西省在总结山江湖治理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治湖必治江，治江必治山，治山必治穷”的战略方针，“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他们的经验值得重视。
根治长江水患，治山兴林为本。这个本就在于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则“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清·梅曾亮语）。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已被实践反复证实。资料表明，一场81小时的678．5毫米特大暴雨，森林拦截吸收了449．8毫米，为降水量的66．3％。每公顷林地可贮水500—2000吨，大大高于荒坡、荒地，也高于农田和草场。森林因而被人们誉为“绿色水库”。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越秦岭入川，凡二十日抵成都，所见沿途，多属森林地，有许多野兽如虎、熊、羚羊之类，廿日路程完全在山谷树林中”。说明在元代长江上游森林茂密。清末民初，长江中上游森林覆盖率高达40％，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经跌至19％。建国后，受“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和对林业“重取轻予”的影响，长江流域的森林继续减少。长江上游川鄂山地、乌江、嘉陵江、金沙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已分别下降到目前的13．7％、11．4％、16．7％和12．7％。四川省建国初森林覆盖率为30％，60年代初为19％，80年代初为12％，中部丘陵地区有58个县森林覆盖率一度下降到3％。经多年努力，长江流域的森林植被有所恢复，但还有38万平方公里的宜林地急待造林。
实践证明，毁林开荒，过量采伐，造成山江湖关系失调，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不但影响当代人，还会危及子孙后代。这个问题非下决心解决不可。
（作者为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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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淮南矿业集团九龙岗制药厂，在市场竞争中严把产品质量关，赢得了市场和用户。图为被评为安徽省青年企业家、九龙岗制药厂厂长王扬（中）和质量检测员一道进行药品质量检测。
耿梦济 赵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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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灵活的内部机制是企业制胜的法宝
李怀清
我们河南莲花味精企业集团始建于1983年。15年来，我们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企业获得快速发展。1997年销售收入23亿元，利税2．1亿元，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全国同行业第一，味精出口占全国总出口量的80％以上。
朱镕基同志指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是推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两个车轮。”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我们企业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内部管理机制。这就是自主经营的决策机制，三位一体的动力机制和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
自主经营的决策机制，是指决策指挥的统一性、及时性、主动性、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我们实行集权性决策和分权管理、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使决策指挥的统一性、及时性和各级主管部门的主动性、灵活性恰当地结合在了一起。建厂之初的“滚雪球”发展战略就是这种经营自主机制的大胆尝试，结果用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滚动发展，取得了最好的经济效益。
由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三者组成的动力机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搞好企业的关键。
分配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相对科学公正。实践证明，在分配问题上，应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8年，我们实行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浮动工资，在分配中，我们坚持整体效益原则、重点倾斜原则和工资形式与劳动成果的表现形态相结合的原则。1992年，我们在原分配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对发酵片实行产量效益工资，对精制片实行质量效益工资，对包装片实行计件工资，对科技片实行科技项目工资，对管理人员实行责任工资。1993年，我们把风险引入分配机制，参照国外企业“盈亏分析法”的基本原理，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创造出了“临界点分配法”，使企业管理又上一个新台阶。
利益约束、权力约束、风险约束组成了比较健全的约束机制，使企业一直沿着健康方向发展。莲花集团的约束机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利益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利益应该是国家、所有者、企业家、职工、企业五者的利益共存，并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企业利益应该成为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制约器。“临界点分配法”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贡献与收入挂钩对企业每个人都起到了利益制约作用。二是权力约束，没有约束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一套既统一指挥又相互制约的决策指挥机构和监督机构，建立了重大问题职工代表大会表决制度、职工民主评议干部制度、财务审计制度，使企业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置于群众监督之中。三是风险约束，我们根据每个单位的不同情况科学地制定风险点，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约束自己或完不成生产任务，在工作中出现失职或失误给企业造成政治经济上的损失，一律承担相应的风险。
（作者为河南莲花味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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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发人才资源
服务经济建设
李景林
建立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激励机制，开发人才资源，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以来，石家庄市又进一步提出人事工作要主动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在经济建设中唱主角，从后台走到前台，变被动服务为主动参与，真正融入经济建设发展的大循环，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回顾近两年来在人才开发中取得的经验，成效最为明显的有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制定和出台了整体性人才开发战略和开发规划，使之和全市经济发展规划同频共振。为了加快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工作的步伐，1996年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专家参与的人才发展规划小组，统计出了全市2万多个单位22．6万名各类人才的基本情况，并于1997年经过国家和省专家论证，在全国首次以政府令的形式出台了《石家庄市人才资源“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明确了全市人才资源开发与发展的指导方针、对策与措施，第一次把人才资源开发规划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融为一体，同步进行，实现了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和飞跃。
二是大力实施科技扶贫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去年以来，我们加大了科技扶贫的力度，科技扶贫的对象从原来的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发展到全市范围，确定了63个扶贫点。人员选派从市管专业技术人员扩大到省会所有专业技术人员。一年多来，成效明显。如市水泵厂工程师赵建辉对口帮扶平山县冶金集团，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为该公司增收节支创经济效益近千万元。今年4月份，全市召开了表彰大会，市政府为他荣立一等功，在全市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三是成立了第二次人才资源开发协会，老年人才市场日益活跃。石家庄市共有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近2万名，为给离退休人员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架起一座桥梁，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于去年7月份成立了第二次人才资源开发协会，首期会员单位达47家，会员600余人，并于今年4月份建立了石家庄市老年人才市场。目前已举办了两期老年人才聘用交流大会，交流离退休人才300余名，为石家庄市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四是国外引智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国内外的技术知识交流合作开展活跃。去年以来，先后有日本、法国等国（境）外专家5次到石家庄市进行技术指导和洽谈，解决了工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重要难题。如正定县引进日本苹果树的嫁接，赵县雪花梨的储存等问题，在国外专家的帮助下，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为了加强中外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组织水利部门的同志到法国学习了水利环境保护，还聘请国外企业管理人员到市里授课，培养高级企管人才。
通过开展这些活动，使我们认识到，人事工作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是经济建设的形势和大局所决定的，主动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它的职能作用才能够得到发挥，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为河北省石家庄市人事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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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精力“抓大”
姚建全
“抓大”、“放小”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何“抓大”、“放小”？如何处理好“抓大”与“放小”的关系？重庆市涪陵区抓主要矛盾，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突出抓了“抓大”工作，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自“八五”以来，涪陵工业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0％以上，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平均为93．6，均高于重庆市平均水平。
突出重点 扶优扶强
经过多年探索，涪陵“抓大”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符合实际的基本工作思路和做法。从政府角度讲，主要是明确发展思路，形成自己的特色经济，坚持突出重点，扶优扶强，突出抓好两大支柱产业，6个优势行业，19个重点企业。
从企业角度讲，主要是全面推进“三改一加强”。在深化改革方面，19户重点企业通过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普遍把开拓市场放在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的首位。目前，宏声香烟、太极中药、乌江牌榨菜已成为国内知名产品。去年有6户重点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100％。在技术改造方面，主要是确定好一批有市场前景，有较好经济效益的产品，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技改投入。去年，仅13户重点企业的技改投资就达2．23亿元。在企业改组方面，涪陵把兼并联合、资产重组、低成本扩张作为扶优扶强的重要途径。“八五”后期，重点企业通过兼并联合，吸收债务2．12亿元，盘活存量资产1．8亿元。进入“九五”以来，企业并购势头更加强劲，12户重点企业就兼并了亏损和困难企业16户，盘活存量资产近3亿元，吸收债务2．4亿元。在加强企业管理方面，涪陵全面推行涪陵工业企业管理规范，把企业管理逐步引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坚持市场和效益原则
涪陵“抓大”工作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涪陵的实际出发。涪陵区坚持市场和效益的原则，能快则快，能上则上，大气候不利则立足创造小气候，大气候有利则乘势快上，具有强烈的机遇意识。正因为坚持了从涪陵的实际出发，在全国一些行业处于困难的时候，涪陵企业却在逆境中发展壮大起来了。涪陵烟厂、苎麻厂、化肥厂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二是坚持突出工作重点，形成集中精力抓经济的合力。涪陵区对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形成了一套包括规划、计划、目标、考核、奖励和政策在内的完整做法，并一以贯之地抓、上下配合地抓。涪陵的各级领导班子非常强调团结、务实，形成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合力和良好氛围。三是选配好企业的领导班子，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企业家队伍。四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企业遇到困难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全区上下形成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的良好氛围。
对于“抓大”工作的思考
我们认为，在当前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处于困境之中，市场竞争力减弱，经济效益下滑之际，实施“抓大”战略，对于加快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盘活资产存量、提高竞争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施“抓大”战略，因地制宜地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优势扩张型企业，使之成为带动力强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能够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龙头”作用。在“抓大”工作中，各级政府应承担起工作主体功能，帮助企业抓紧研究、制定改革和发展的具体规划和政策措施，做到一企一策。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大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力度；切实加强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者的素质；加快推进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监管营运体系，为“抓大”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
（作者为重庆市涪陵区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