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研究
亚洲金融危机的演化
□谷源洋 谈世中
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泰国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点，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美元的汇率下跌17％，外汇及其它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投机的对象。7月8日，菲律宾股票指数大跌109．46点，跌幅为3个月来最大。7月9日马来西亚股市也大幅下挫，达一年半以来最低点。7月11日菲律宾实行浮动汇率制，比索对美元的比价当天下跌了11．5％。8月11日，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然受“传染”的时间较晚，但是，却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
金融风暴在几乎横扫东盟各国之后，于10月下旬掀起第二波。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10月17日，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其股市也一泻千里。10月19日晚，台湾宣布四项救市措施，注入股市1420亿元新台币，使股市趋于稳定。然而，这已对港币和香港股市形成压力。10月21日美国摩根士丹利银行表示将该银行在亚洲的投资由2％降至0％，顿时掀起了冲击港币的风波。当天，港股下跌4．63％。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收市于9938．47点，跌幅达10．4％，创当时历史上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10月28日，恒生指数下跌15．45％，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香港汇市也受到国际炒家的猛烈攻击。为打击国际游资的投机，香港金管局将隔夜拆借利率由7％提升至300％。面对国际炒家的“狂轰滥炸”，10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再次重申，香港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市场信心由此恢复，恒生指数劲扬1705．41点，重上万点大关。惊心动魄的香港大会战以香港的胜利而结束。
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再加上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到11月中旬韩国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形成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波。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大企业过度扩张有关。韩国排名前30位的大财团的自有资本比率仅为18．2％。银行大量借外债，支持企业过度扩张。在韩国1500亿美元外债中，银行占了2／3。韩宝等大企业的倒闭或陷入经营危机，使原本基础薄弱的金融企业贷出的大批资金成为呆账，为数甚多的信贷机构陷入困境。它们减少信贷又导致大财团陷入困境，中小企业破产。到10月中旬，韩国股指已跌至600点“心理防线”。10月底，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贬值至960∶1。进入11月，形势进一步恶化。尤其是11月17日政府金融改革法在国会未获通过，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汇率创出1008∶1的历史纪录，股指下跌不止。19日韩国财政经济院院长辞职，同时紧急出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对策。但是，投资者认为该对策无力解决危机而信心崩溃。20日人们疯狂抛售韩元，抢购美元。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金融危机暂时得到控制。但是，到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进一步贬至1737．60∶1，股指也跌至350．68的历史新低点。韩元危机的深化使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经济深受冲击，坏账、呆账大量增加。10月，京都协荣银行破产，11月，三洋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和德阳城市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至此，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进入1998年，印尼的金融风暴再起，人们将其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第四波。当印尼在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答应提供巨额援助。印尼政府为此推出为期3年的一揽子经济重建计划。但是，这些自由化措施收效甚微，股市、汇市继续狂泻，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失业率不断上升，印尼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印尼政府不得不在1998年1月公布的预算方案中部分放松银根，以挽救印尼经济。但是，这激怒了IMF和美国，被认为是对IMF的示威。国际炒家趁机出击印尼，使印尼盾再次一泻千里。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苏哈托不得不让步，1998年1月15日与IMF签订新协议，接受IMF进行金融改革的条件和建议。1月20日苏哈托宣布角逐总统连任，引起股市汇市再次动荡。1月21日苏哈托再次颁布法令和命令，宣布要打击行业垄断，实行IMF要求的激进改革，受到IMF和美国等的赞许，股市汇市开始回升。然而，风云莫测，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采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史蒂夫·汉克的建议，建立“货币委员会”，并通过将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来稳定印尼盾。这遭致IMF以及美国、西欧国家的一致反对和谴责。IMF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大关。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比索纷纷报跌。直至4月8日印尼和IMF就一份修改后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日本金融市场一直危机四伏。日本经济自泡沫经济破裂以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经过努力于1996年底、1997年初出现复苏迹象。但是，1997年中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尤其是新出现的大量呆账、坏账将不少日本银行推至破产的边缘。日元汇率也随之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进入5月以后，更是一路下滑。到6月中旬，日元汇率开始大幅下跌，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进入第五波。随着日元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捉摸不定，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其经济恢复更为艰难。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六波起始于8月初，美国股市震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狙击，恒生指数一路跌到6600多点。于是，港府一反过去的被动做法，突然出手，予以回击。金管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期市，大量收购蓝筹股和期票，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巨额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同时提高银行隔夜拆息率，夹攻国际炒家。经过近1个月的苦斗，使炒家们损失惨重，打破了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美梦。
如果说在这以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限，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超出区域性范围，而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于8月17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年内将卢布兑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这使金融市场大失所望，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了金融乃至经济、政治危机。并使西方国家发生恐慌，导致美、欧股市和汇市全面剧烈波动。就俄罗斯和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来看，不论是贸易的往来还是资金的流通，除德国对俄有较大贷款外，其他国家都占极小的比重。因此，原本俄罗斯金融危机不应造成全球性的震荡。然而，结果却是相反。这再次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业已无法自我校正，自我调整。从东南亚开始的金融危机肆虐了俄罗斯后已扩散到拉美地区。巴西已经出现资金大量外逃，不少其它拉美国家也风声鹤唳，出现金融恐慌。拉美正向金融危机深渊下滑。
综上，亚洲金融危机正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蔓延，其范围之广、影响之严重、程度之深，是战后前所未有的。其前景令国际社会忧虑。但是，目前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美国经济运行仍属正常，欧洲经济稳定发展。国际协调的力量正在加强。这决定了世界经济将发生类似30年代大危机的断言为时尚早，甚至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总之，在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各国都要同舟共济，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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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过看“水文”
□水资文
十月七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全国江河水位降到警戒线以下。在急风暴雨之中，一九九八年的大水患翻过了超历史记录的一页；在惊心动魄之中，中华民族的抗洪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值得注意的是“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成为家喻户晓的新名词，“流量”和“管涌”成了妇孺皆知的新概念，大家对水文这个古老的学科开始有了新认识。这说明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在一九九八年的抗洪斗争中，英勇的抗洪大军是在科学决策下拼搏的，抗洪精神是在知识普及中升华的。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特别把气象和水文并列为治水的技术指导和科学基础。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的今天，洪水还是高科技尚不能防之于未然的灾害，因此，动员千百万人力，充分发扬伟大的抗洪精神是绝对必要的；同时，抗洪又恰是最急需高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的领域。我们必须加大投入力度，使许多地区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水文测验、记录和处理的设备现代化；我们必须进行科学创新，使单一的水文学与现代经济学、信息学相结合，开展综合性应用研究，对蓄滞洪区等生态水利设施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在古老的、传统测验技术中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使数字地球先在水文领域实现；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高分子聚合物新材料以至驱云等新技术，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的水情是，水多：洪涝为患，水量时空分布不均；水少：水量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水浑：水污染和水土流失。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把如何使水文事业现代化提上我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是我国水利事业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管理好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又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无畏的、创新的精神力量应用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态与环境保护、国际金融动荡和自然灾害的抵御上，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争取为人类作出新贡献的不尽资源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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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如何对待资本的流动
□张蕴岭
由东南亚开始的金融危机至今还在扩散和深化。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使人们对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如何对待资本的流动。
资本流动是福也是祸
这里所说的资本流动是指资本的跨国流动。资本的跨国流动被人们比做世界经济运行中流动的血液，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从理论上来说，资本的跨国流动可以在国际间调剂资本的余缺，使资本寻求到最有效的利用场所和机会。特别是对于资本缺乏的国家来说，外来资本的流入对于发展现代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以往的事实表明，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与资本的大量流入有直接关系的，资本流入最多的时期，也是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资本的大量流入不仅支持了其迅速发展的对外贸易，而且也成为其创立和发展现代工业的重要基础。
国际资本的流动是双向的，既流入，也流出。从规律和特征上来说，资本的流入是一种“正相关流动”，即所在国经济环境越好，流入的资本越多。在好的经济形势下，不仅借入资本容易，而且大量的资本也会“乘机而入”。在正常情况下，资本的这种大量流入使经济活动保持活力，理想的情况是资本的流入与经济活动的需求相一致。但是，如果资本流入量过大，超过正常经济活动的需要，或者流入的结构不合理，比如短期资本过多，大量集中于投机性部门，就会导致市场结构失衡，使资本运行发生梗阻。而资本的流出是一种“负相关流动”，即当事国经济环境越不好，流出量越大。在不好的经济形势下，不仅难以筹集资金，而且导致资本大量外逃。资本的大量外逃不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难以进行，而且也会导致金融市场发生恐慌，经济形势恶化，使市场信心崩溃。
东南亚国家、韩国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危机不断深化，一方面与资本过量和不合理流入有关，同时也与资本的突然大规模外逃有关。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时间里，从这些国家抽逃的资本多于1000亿美元，大大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支援。更严重的是，由于市场信心崩溃，原有的资产价值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实际债务剧增，并且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这些国家越难在国际市场上筹措到必要的资金，从而使经济活动进一步萎缩。
因此，现在人们深切体会到，资本流动既可以是福，也可以是祸。危机发生以来，有关国际资本流动作用和影响的讨论增多。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1）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利于资本合理流入；（2）如何有序渐进开放市场，健全市场运行和管理体系；（3）如何合理利用外资，确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结构。多数意见倾向于同意金融自由化存在着巨大风险的观点。就是那些以往主张实行完全的资本自由化的人，也大多一改初衷，支持对市场进行一定的干预。
对资本流动要有管理
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经济国际化的主要机制或者说是主要构成，是商品的国际流动（国际贸易）与资本的国际流动空前发展。在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其管理也得到逐步发展。从一国来说，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监管商品的流入，即掌握市场开放的速度和结构；从国际社会来说，则是如何制定和执行交易规则，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转变体现了这方面职能的加强。但是，在资本的国际流动方面，尽管其流动的量、结构和方式都得到极大的发展，而管理却严重滞后。从国内方面来说，在过去几年里，许多国家的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金融自由化上，出台的大量措施都是围绕如何开放金融市场，吸引外资，而对如何管理资本流进流出和健全国内金融机构体系做得不够。在国际方面，尚没有权威的管理机构和有效的管理规则。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尽管在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曾经介入，但从其本质来说，不具备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理的职能。尤其是对规模巨大的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的管理，没有任何规约。近些年，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推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关于对市场开放的保护与对资本流动的管理却提得甚少。事实上，开放与保护、自由与管理是并行不悖的。
在讨论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时，必须区分资本的性质和结构。一般来说，直接投资的活动性小，并且与实际的经济活动相联系，因此流入的风险较低，只要投资结构合理和均衡，对资金引入国的经济是有利的。但是，间接投资活动性和投机性强，特别是短期资本，往往大多与投机相联系，视市场形势而动，流入快，流出也快。当前国际游资规模巨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构成开放市场上资本流进流出的主要成分，是产生金融动荡的主要根源。
现在，人们认识到对资本的流入必须加强管理。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要渐进，对资本流入的结构和方向要有管理和指导；另一方面，对本国金融机构的国际融资要严格监管。从泰国、印尼以及韩国的情况看，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既有资本流入结构不合理（短期外债）的问题，也有本国金融机构和公司放纵举债的问题。智利对短期资本流入实行限制（交纳一定比例的存储金，比率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当然，这种管理办法是有限度的，在宏观形势不太好，特别需要引入资金时，实行这样的限制就不行了。事实上，目前为了吸引资金，智利已经取消了对外资流入的存储金要求。因此，管理必须是动态的，措施要能及时进行调整。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必由之路，加强管理不是关闭市场，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开放中加以解决。
如何管理资本流动
从国际社会方面来说，规模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像一股股洪流，不时风起浪涌，对一国、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际货币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不仅使金融市场产生动荡，也使经济陷入危机。现在人们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理，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甚至应对金融动荡和危机负有责任的大炒家索罗斯也站出来出谋划策，建议成立国际资本管理公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早就提出征收资本税。不过，这种统一的国际管理思路是难以行得通的。目前，比较集中的意见主要是：（1）调整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赋予其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规范管理的职能，通过共同努力，制定国际资本流动规则，特别是对短期投机性资本交易制定行为规则。有的提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世界金融组织（WFO），像世界贸易组织（WTO）那样管理国际金融市场。（2）加强对国际市场发展趋势的研究和监控，制定完善的监控指标体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用以引导资本的流动方向。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地区开发银行都在制定与其提供资金相关联的经济和金融指数。当然，即使这样，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的国际管理也是非常困难的。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拥有资本最多，同时也是最大的国际炒家，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市场和交易自由化，而不是管制。不过，现在连美国的格林斯潘和鲁宾也都呼吁制定国际规范了，看来无序的资本流动所导致的混乱已经危及美国的利益。
金融危机呼唤新的理论，也要求新的政策和措施出台。金融危机不是发展的终结，而是创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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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农业产业化初探》
屠凤莲撰著的《农业产业化初探》一书，日前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农业产业化发展好的、水平高的还是少数，理论研究也有落后之势，亟须对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以适应农业产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农业产业化初探》一书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在系统阐述农业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该书分四部分，先后论述了农业产业化的由来、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农业产业化的运作和农业产业化的展望，对农业产业化的意义、特征、经营模式、发展阶段、考核方法、主导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职能以及国外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经验等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作者还选编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案例，作为该书的附录，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高人们对农业产业化的认识，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完善。
（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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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邓小平理论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
由陈德华、陈恕祥、简新华、王冰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主要成果。书中的各篇文章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联系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高校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全书共分八编：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收入分配及其结构，国有企业改革，西方经济学研究及其借鉴作用，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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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段若鹏
9月19日，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在京举办“王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暨公有制实现形式座谈会”，与会者就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劳动者个人财产权。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实质上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劳动者有无劳动积极性以及劳动积极性大小则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生产力内部，人是活要素、变量要素、创造价值的要素，是最重要的要素。调动、提高和保持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关键在于恢复劳动者个人财产权。劳动者个人财产权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是由社会主义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的。劳动者不但在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劳动者不但有工资收入，而且有财产收益。过去，我们不承认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劳动者只有工资，没有财产，而工资作为消费基金基本上被消费掉了，劳动者实际上仍然是雇佣劳动者和无产者。实际上的雇佣地位和无产状况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导致我国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共同富裕蜕变成共同贫穷。
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社会化。伴随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的恢复，劳动者个人财产权日益社会化，这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现代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在生产关系内部，财产权是起决定作用的部分。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财产权社会化。劳动者个人财产权是否社会化以及社会化程度高低是衡量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尺度。在恢复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的同时，确保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社会化，关键在于实行股份制。以股份形式表现的劳动者财产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从而坚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
关于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世界发展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将大大加强而不是减弱公有制实现形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观念形态的知识在社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断转化为物质形态的财产和日益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财产，这就使否定劳动者个人财产权更加不可能。观念形态的知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财产的最佳途径是知识入股或知识股份化，这就使阻碍劳动者个人财产权社会化更加不可能。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就是因为它主要难在如何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改革的行动主体上。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仅靠政府推动，也不可能仅靠厂长经理运作，必须有广大职工参与。广大职工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行动主体，根本的是要使广大职工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或利益主体。这就回到了以上的话题。只要广大职工不但是劳动者，而且是投资者，不但有工资收入，而且有财产收益，国有企业改革就一定能成功。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竞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必须既有公有制也有非公有制，不能只有公有制，而公有制实现形式也必须有多种，至于多少种由实践需要而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乃至在一个经济实体中，相互依存，有机结合，共同发展。这种混合经济看上去很杂，但杂有竞争，竞争则活则进步；反之，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单一公有制经济看上去很纯，纯而又纯，但纯无竞争，无竞争则死则停滞。随着混合经济在量上不断增大，其各组成部分在质上也将发生变化。如果再仅仅根据其各组成部分的原始形态来定义和判断其各组成部分的现在形态特别是其派生物的派生物，将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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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进化论在经济学的复兴
钱苹在《进化论与经济学》一文中分析了80年代进化论在经济学复兴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理论危机。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和认识论长期受古典力学的影响，借用力学原理来解释经济现象。认为正像物体受合成力的作用最后达成平衡一样，所有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经过市场的各种力的作用，最后使经济体系达成平衡。经济人不可能出错，出错也是由于信息的限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平衡论和理性选择理论难以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现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选择依赖的是经验学习，而不是计算能力，至于这种学习行为能进行到什么地步，还得受制于社会价值、常规、信仰、习惯和实践，研究文化和社会制度如何进化并影响人的选择，比单用“理性选择”更现实、更具说服力。他们同时也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毕竟是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无生命的粒子和星体，经济系统从内部性质和结构到外部形式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研究这样的由生命组成的动态系统更应该在生物学中寻找类比物。其二是处理非线性动态系统的数学工具引入经济学，需要理论的支撑。一些经济学家，如德布瑞逊和朗格罗斯，发现可以在进化论中找到理论依据。1982年，尼尔逊和温特尔的合著《一个经济变迁的进化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理论界引起强烈的关注，吸引了一批主流与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开始用进化论的新成就来分析经济体系的运动，并形成了进化论经济学。
（摘自《经济评论》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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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西走廊的林荫道。本报记者 许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