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记忆追寻
我们的心灵在延河
刘白羽
写完《风风雨雨太平洋》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一句，我实在抑制不住把头俯在手背上，流下眼泪。
书中人物的命运、心灵，和着我突然亡故的亲人的灵魂还在我心中盘旋、回荡，我一时之间无法解脱。四年之久，我苦苦写着，时时觉得他们和我之间在共同呼吸、共同前进，从而有所寄托。现在写完了，我觉得他们好像飘然而去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压在我的身上，我还有什么呢！
我亲爱的伴侣、战友汪琦走得太突然了，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这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完全陷于瘫痪不拔之境，我心里只反复想一句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世界上是有真情在的。301医院的于霞君主任要人带话，劝我住院，从此我在病房里过了半年之久。开始，我拿着报纸只一看大字标题，头就昏倒了，神情悒郁，头脑昏迷，我的生命缓缓向深渊里降落。于霞君主任特别请了专家组的神经科专家罗毅教授。有一天，她迈着轻缓的脚步走进我的病房，给我做了十分仔细的检查，然后，她跟我谈话，她劝我一天写一两行，她说你们一生写作的人，如果停止下来，脑力衰退比不写的人还快。最后她说：“治你的病我有信心。”经过她几次检查，几次谈话，我才明白，这一位杰出的神经科专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她和我的谈话就是治疗。五病室所有同志都为了我从病痛中挺拔起来而维护我、劝导我、鼓励我，希望我坚强自己，挺拔自己。我根据罗毅教授的叮嘱，每天写一点，谁知半个多月，我写出一篇短文，寄给《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这是从他们那儿传给我的一大信念。罗毅教授那句“我有信心”点燃了我的生命火焰，我痛苦，但我奋斗。有一次罗毅教授又来看我，我告诉她：“我可以写五百字了。”她说：“好了，就停留在五百字。”正是这五百字，唤起我文学生命中的第二度青春。我想既然每天可以写五百字，我为什么不写我酝酿已久的那个长篇小说呢？何况这个长篇小说是我和汪琦一道构思的，我们俩常常坐在客厅里交谈，是她提出我没有写一部以女性作主角的书，正是这个意见使我塑造了《风风雨雨太平洋》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主角王亚芳，但是酝酿几年，总不能落笔。不过我想写抗美援朝这个题材，经过几十年历史的沉淀，到了新的历史，新的时代，如果还是按照跨过鸭绿江，进行剧烈战争，取得胜利这个旧的公式来写就没意思了。经过长期思考，我意识到必须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书，把抗美援朝战争提到世界意义上来处理。因此决定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主线，上溯一百多年前的华人在美国修铁路，下延到现代中、美社会生活，这样，这一场震撼世界的战争的含义，通过人的命运，历史的命运，提高到正义战胜邪恶的人类哲学的高度，不局限在朝鲜半岛，扩大到太平洋———就是扩大到全世界。文学是以感情动人的，通过一条爱情线索，写出坎坷困苦，悲欢离合，从中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神魄，这样从今天的视角写几十年前战争，我称那场战争为美国的滑铁卢之战。我为这部小说确定这样一个设想，在时间的跨度上，地域的跨度上，必然要采取时空交叉的手法，不过，这是现实主义。我认为现实主义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就不同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何况又前进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现实主义只有吸收新的创造，才有新的生命。这是人生的现实，历史的现实，悲剧的现实，不过这不是悲哀，而是悲壮的现实。人，伟大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创造一切，正是这精神的凝聚，也许就是我这部书的主题。我同汪琦商谈数年之久，但总不能下笔，写散文开端难，写小说开端也难，谁知当我从苦涩的灵魂中崛然而起时，我却很顺利地写了开篇。
我写这部书有利的条件，是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熟识在残酷暴虐战争中不屈不挠的朝鲜人民；我到美国看到美国正反两方面，我结识了很多善良友好的朋友，也看到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恶势力；当然，我也从那场惨暴战争中看到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凝聚力，我理解到这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运动。可是当我构思的一个大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时，我还需要一些具体、生动的细节，特别是哈佛大学，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就不得不乞求于第二手材料作为虚构的素材。于霞君主任作为交换学者是住过哈佛的，我要求她跟我谈谈波士顿。但作为一个大的科室主任，不断有危难病人需她抢救，可是她还是热心地满足了我的愿望，她说：“我介绍一位比我还熟悉的人跟你谈。”不久，有一位年轻的白衣天使到我这儿来了，这就是“神经科主任王鲁宁”！
我握住她的手，我不无歉意地说：
“你是忙人，我怎忍占你时间。”
“我老师（指于霞君）给我任务，我一定要完成。”
如果说罗毅教授给了我人生的生命，那么王鲁宁主任则给了我创作的生命。她诚挚、她热心到我病房来，跟我谈了多次，而且给我找了画册和书籍。
我还需要国内上医科大学学神经科的材料，恰好我的保健医生蔡建辉的妹妹蔡艺灵正是这样一位专家，她抽出宝贵的时间，详详细细跟我谈了她自己的经历。
我掌握了这些材料，我以每天五百字的进度，进入了这部小说的写作。我有了寄托，心情从悲恸中渐渐解脱出来，我的脑子完全扑在我所塑造的人物的命运、造化之中，我写到悲恸处常常流下眼泪，不过这不是失去亲人的悲哀，而是我所写的人物的命运的触动，当然在我塑造的人物的命运中也含着亲人的命运。但我在创造我自己的一个世界，我的心胸愈来愈开阔。我的病症也渐渐好起来了，我在医院住了半年，有一次罗毅教授来了，我跟她说：
“罗教授！我想我可以出院了。”
她说：“你回去行吗？”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真是万分感谢她，她让我写作，就是让我转移思念，我已经足够的坚强了，我就说：
“我可以了。”
果然，我回到家里，我没有一个休息日，坚持每天五百字。这四年里，我特别要感谢郑秋圃主任，非常关心我，给我特殊关切。我每次住院，一边治疗，一边写作，每天这一小时就如同跟我失去的亲人对话，我从中得到莫大的安慰与鼓舞。我以顽强的毅力，整整写了四年。到1998年3月，这一天，当我写到结尾处，我感情澎湃，无法抑制，我违背了罗教授的规定，一口气写了一个上午。我写完了，但我觉得对话四年之久的亲人忽然离我而去了，我一下扑倒在书稿上，我太苦太苦，太累太累，但我写完了！
当我把全部校样看完，《风风雨雨太平洋》全部完工，我打电话给罗毅教授，我向她报告全部书完成了，我也没有隐瞒，把那一个上午突击的遭遇也说了。我说：“最后一天我没听你的话。”
她听了说：“那是很危险的，以后不能这样。”
她那温和而关切的声音还在我耳鼓里回响。
我放下电话，回到沙发上，我潸然流下眼泪。我迈过神圣的门槛，完成了我的使命。
是的，这部书是用血写的。但是在我的心血中凝聚着汪琦的心血。她生前为这部书提出很多精辟的意见，在我写作中时时触发我的灵感，我一面写一面觉得她在看着我，投出期望的眼光；有时在梦中还跟她商量着一个细节、一种情思，是她精心、执著的品格，给予我以创作力量。她不在人间了，但我的心灵还受着她的扶持写出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拥抱了一个大宇宙，我剖析了一个大宇宙，是它告诉人间：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罪恶，作为人应当选择什么样战斗的道路。当然只要我生命在，我的心火就会燃烧，我一定活到底，革命到底，这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理想，我们生命的霞光。
汪琦去世已经四年了，但是我们的情感还像延河水一样在我心中清波荡漾，正是在延安茂盛的波斯菊的清香，培育了我们深深的情爱。如果这部书里留有她的品德与风度，也就算我对她的纪念，对我的誓言。我用一句话表达我们共同的信念，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心灵在延河。
1998年10月6日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诚实的真伪
高深
诚实，乃做人之本，立事之根。人的一切劣迹恶习，溯其源，无不与说谎欺骗发生联系的。
一般地说，凡是做损人损德事情的，做无颜见江东父老事情的，总见不得人，多要隐蔽，于是说谎欺骗便成了他们的惯伎。
诚实，本来是我们的民族美德，“君子养心莫于诚”、“巧伪不如拙诚”、“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但是人们不能不痛心地看到，时下诚实已惨遭践踏，哄骗、蒙骗、诱骗、诈骗、拐骗等欺骗行为及说假话、编瞎话、欺上瞒下现象几乎随处可见、随时可闻，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正常的人际关系，甚至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
诚实的核心是真。欺骗的核心是假。诚实是一种非凡的自信，是力量的象征，是把握了正义和真理的一种大度和坦诚。这类例子很多。宋真宗举行殿试，晏殊看过试题说，我十天前作过这个题目，草稿还在，请皇上换个题目吧。宋真宗很喜欢晏殊的诚实。有一年，宋真宗批准臣僚们到各游览胜地痛快地玩几天、吃几天，各级官员无不前往，唯晏殊因手头缺少银子而蹲在家里读书。宋真宗以为他不去游山玩水、大吃大喝，是对学问和事业的虔敬，便选他辅佐太子。晏殊则老老实实地告诉皇上：“我并非不喜欢吃喝玩乐，只是因为没有钱，否则我也会去的。”皇上因他诚实而备加欣赏和重用，到宋仁宗时他已做了宰相。晏殊所以敢坦率地说“作过这个题目”，是他对自己应试的实力有充分的自信；他如实告诉真宗是因为没钱才不去游览胜地，则是他很尊重自己的本来面目和人格，不愿以假象骗取皇上和世人的崇敬。这种诚实不就是力量吗？
对诚实的人委以重任，托付大事，一般说都出不了大的偏差。汉高祖信赖周勃的诚实，便托付大事于周。齐景公敬重晏子的诚实，便委以重任。一斤重的诚实，胜过一吨重的精明。择友也罢，提干也罢，诚实太重要了，应是诸多条件中的首要条件。凡是变心的朋友，凡是变质的干部，十个有十个是从不诚实这个缺口渐变的。诚实既是道德和人格的起码标准，又是最高境界。诚实是做人的起点，也是做人的归宿。离开诚实二字，就没有资格侈谈什么情操、襟怀、气节、教养、禀赋等为人的品格和修养，自然也不会是个好朋友，更不会是个好干部。
有一种人很善于演戏，他们常常做出很诚实的样子，或是以小事情的诚实掩盖大事情的不诚实，用假象欺骗公众和舆论。这种虚伪的诚实，比赤裸的欺骗更可怕。诚实是一种心灵的开放，是一种勇于接受任何审视的坦荡。可是正像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在《箴言录》中说的：“我们很少发现十分诚实的人，而我们通常见到的所谓诚实，不过是一种骗取别人信任的狡猾伪装。”我们特别要小心提防的就是这种伪诚实。一些政治骗子、经济骗子所以能欺骗许多自以为很聪明的人，甚至爬上了重要岗位，所施展的大都是“伪诚实”这种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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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的家园征文
家在黄河边
李春荣
我的家园在黄河上，这不是瞎说，是真格的。从我家门口走出，只须走七十步，便是滔滔的黄河。每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黄河流水声，走出家门，看见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黄河。我小时候，曾天真地问母亲：“我是从哪儿来的？”母亲说：“你是我从黄河中用竹篮捞出来的。”从此，我便认为，我是黄河的孩子。记得七八岁时，有一次，黄河涨水，把我家围在河心，我家真正成为黄河之家。
黄河，对我家来说，是福之源，也是祸之源。福之源，是黄河给了我家一片黄河滩地，就是这片滩地，成为我家祖祖辈辈生息之地。我十五岁时，患了一种奇怪的病，求医用药，治不好。后来，在黄河滩游荡，吃黄河滩长的野草野果，喝黄河那不干不净的水，躺在黄河滩沙丘上过夜，一年之后，病竟神奇地好了。我认为，是黄河救了我的命。祸之源，是黄河经常给我家带来涨水灾害。每当夏天，一进入6、7、8三个月，我家的人便整天提心吊胆，害怕黄河涨水，防备黄河涨水。记得有一次，傍晚时黄河还很安稳，安静地奔流，一家人都很放心，安然地进入梦乡。不料，天亮一看，黄河已经涨水，水从家东边洼地流过，把我家围在河中心。多亏我家地势高，房子建在一个高土丘上，要不，在我们一家人甜睡的时候，黄河已经把我们冲走，冲到东海，喂了龙王。
所以，我家祖祖辈辈传下这样一条信念：我们与黄河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不能离开黄河，一旦离开黄河，我们便没有安身之地，也没有生息之地；不离开黄河，我们又得甘心忍受黄河折磨。它安流时，我们幸福地在它身旁生存，它暴怒时，涨水，泛滥，我们便只好躲避，忍耐，等它安流时，再平静生活。
六十年代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的家园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人民治黄开始了。政府拨出大批资金，组织人民群众治理黄河。就在我家西边，距我家一千米的地方，修筑起一座大堤，这堤长七点六公里，高三米，顶宽十二米，底宽十八米，迎水面全部用石块围护。石宽两米，根石深十米左右。石堤之后是土堤，土堤上栽有槐树，土堤外又是护坝林，林宽五十米，林已长成高大的树木。现在，坝上林木参天，走上大堤，仿佛走进一个林木胡同，令人清爽，快意。
在堤坝外边，从堤坝到我家之间，已建成一片农、林、渔综合发展的田园。紧挨堤的是槐林，每年4月，槐花开了，雪白的一片，三里之外可以闻到香味，蜜蜂、小鸟成群结队地在槐林上空飞舞，仿佛云彩，飘来飘去。槐林之东是果园，有苹果，有红枣，有雪梨，秋天时，果子成熟了，一树一树，挂满枝头。果园之东是鱼塘，一块一块，在中午阳光照射下，像一面一面镜子，鱼儿跳跃，渔夫喂鱼，组成一幅幅十分美丽的画面，十分好看。
黄河治理好了，黄河滩变成一幅秀丽的图画，我的家也自然水涨船高，把过去那种临时性的、简易的土木结构的房屋拆了，建起一座两层小楼房，竖立在滩地上，也为滩地增加了一份新的光彩。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生活的牧歌
卢祖品
本文题目原是一个书名，副题为“论艾青的诗”，作者晓雪。全书一百三十二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7月北京第一版，同年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印数二点六万册，每本定价零点三八元。那时我是广州中山大学一个低年级学生，艾青诗歌的狂热崇拜者，骤然看到这本评论艾青诗歌的专著，不禁喜出望外。
根据夹在书中的发货票，我得知购买“牧歌”的确切日子，是1957年9月26日。当时的心情是苦涩的。反右运动势如急风暴雨，报纸刊物反击“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我心爱的诗人艾青，已被定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使我这个反右“积极分子”，一下子陷入尴尬境地。但我对艾青依然痴心不改。至于《生活的牧歌》，凭直觉，一出来就成了绝版，今后不会再刊行了，于是多买一本送给爱好诗歌的友人。因为艾青已是“反动派”，给“反动派”唱赞歌的书随之贬值，两本只花了五毛钱。
反右以后，我便倒了霉。罪名很多，其中一条是“跟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购买《生活的牧歌》自然是最有力的证据。于是大会批、小组批，一位跟我很要好的同学冷冷地说：“想不到你这样！”除了艾青，公刘的诗我也很喜欢，他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恰好那时他出了一本诗集《在北方》，崔宝衡同学跑来通风报信，叫我赶快去买，说“以后就没啦。”———这又给批判我的人提供了新证据。
学会在命运的变迁中保持尊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回忆他人的灾难，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灾难。这段经历，已成了我精神财富的一部分，长留记忆之中，无法忘怀。
往事如烟。当艾青终又唱起“归来的歌”时，立即成了诗界的盛大节日。我们的民族，并不对过去单纯发出轻蔑的微笑，而是研究它、了解它，历史的经验提高、扩大了我们知识的地平线。
晓雪的命运我是想象得到的：他跑不了。我因艾青而买了“牧歌”，因读“牧歌”而深知晓雪并引为知己。因为都在诗歌界，我相信他会知道我，但是始终未能见面。今年8月底9月初在遵义举行茅台诗会，得悉参加者名单中有晓雪，心里暗暗高兴，特地从书柜翻出《生活的牧歌》，放进行李包，拿去告诉他有这么回事，给签个名：如此而已。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下榻在遵义城外共青湖畔的一家宾馆里。吃过晚饭，大家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晓雪个头很高，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我把带去的“牧歌”呈到他跟前。他眼睛一亮，翻看微微发黄的扉页，沉吟半晌：“这本书，我家里的‘文革’中抄家给抄掉了，荡然无存呀。后来一位朋友说他有一本，愿意物归原主，慨然相赠。”我说：“历尽劫难，你需要，这本也送你！”他说：“不啦，你保存了几十年，那就继续保存吧！”旋即提笔在“牧歌”封页题道：
四十二年前旧作，祖品保存至今，足见友谊之深，艾老诗歌影响之大。请祖品指正。1998年8月30日晓雪
写后侧着脑袋看了一遍，在我名下加了个“兄”字。
吉狄马加把书拿过去，在封二添了一句：“晓雪题记时有以下诗友在场”，随即签了名。众人七嘴八舌：“牧歌”版本意义重大呀，马加创意新颖得很，大大增加了版本价值。于是传来传去，大家签名，共有二十多位。一件不折不扣的“文物”，就这样在一片赞美声、感叹声中诞生了。
梁上泉看见大家签名，若有所思，出去买来一把素面纸扇，“请衮衮诸公留墨宝”，很快签了一大堆。他一定要我和宗鄂挥几笔。宗鄂没空，我随手画了一朵无名花，再补一幅抽象画。诗会期间，他一直摇着手中大折扇，面有得色。
白天开会，晚上闲聊，晓雪意犹未尽，又在“牧歌”第五页上题了一首四言诗：
风风雨雨，四十余载；人在书在，情深意远。艾青不朽，诗歌永恒；赤水河边，友谊常存。
我们因艾青而结缘。艾青已把自己的一生，与先辈们融为一体进入了历史的长河。临别时晓雪要我给他画张画作纪念。艾老知音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我回来后画了一只古瓶，题曰：“据专家考证，此瓶名叫‘鹰头莲花纹生活的牧歌’。北京出土。四千二百年前产于武汉。年代久远仍光彩夺目，诚为难得之佳品也。特送晓雪兄以博一粲。”他收到后，来信说：“我当装裱起来，永远珍藏。”
值得珍藏的是友谊，是诗，是对一代诗魂艾老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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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的黄桷树
邢秀玲
常常思念大西北的白杨树，它高大、伟岸、正直，昂首云天，不畏风寒，在严酷的环境中张扬着坚韧不拔的性格。难怪茅盾先生对它倾注了满腔激情，极尽赞誉。
然而，白杨树只有半年的青春，那满树绿意姗姗来迟，五月份才能抽芽，十月份便被秋风染黄，还没等冬季的时轮碾过，已卸下一身金甲，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透出苍凉的意味。
在我看来，生长在重庆的黄桷树可谓名副其实的常绿树，尽管它没有享受过名家的礼赞，也无人冠它以“高洁”的雅号，但它足以和最有生命力的树相媲美。福建的榕树是蓊郁的，但它有副老态龙钟的模样，缺少一份鲜活；海南的椰树是挺拔的，但它高高在上，给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南京的梧桐树气象森然，青岛的樱花树绚烂若梦，但因都属于域外引进的品种，始终脱不了一丝半缕的贵族味。
与之相比，黄桷树太谦虚了，一点不懂得自我推销。我到重庆落户已经整整八年，几乎天天和它相遇，处处受到它的荫庇，却熟视无睹，从来没想到为它唱一支歌。
黄桷树枝繁叶茂，带给炎热季节的山城一片浓荫，一份凉意。即使阴雨霏霏的冬天，满树的绿叶也不会零落，仍是一副傲寒凌霜的姿态。仿佛一个永不疲倦的斗士，从没有卸下盔甲的日子。据说黄桷树也在年年长出芽叶，悄悄换下旧装，但在不经意之间就完成了，从来不事张扬。
重庆多山，地下多石，许多名花奇树似乎与此地无缘，只有貌不出众的黄桷树对山城情有独钟，长势喜人。因为它拥有绵长而柔韧的根须，能够从岩层中、石缝里吸收养料和水分，这是它的生命力旺盛的根本原因；而且它的叶片大而密，阳光对它格外慷慨，这也是它常绿的奥妙。
在我居住的校园里，有棵穿越百年岁月的黄桷树，受到人们的特别保护，石砌的护栏，树身挂上牌子，显得格外尊贵。尽管它受过雷殛，半边身子已被劈去，中间形成一个大大的空洞，可另一半依然长新枝，吐绿叶，在风晨雨夕尽情展示温柔的风姿。
就在我家窗外，也有一棵风华正茂的黄桷树，它的枝桠高低错落，舒展自如，织成硕大无朋的树冠，树上有鸟儿做巢，蝉儿唱歌，营造出一方绿韵袅袅的氛围，将酷夏的暑气和心中的烦躁一齐阻之于门外，让你始终拥有一份宁静愉悦的美妙心境……
我最近又发现，黄桷树不仅永远绿意盎然，而且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和桐树、棕榈、玉兰树、皂荚树和谐相处，一起生长，从不因自己家族的强盛而挤兑别人，也从不在众树的簇拥下陶然欲醉。它平凡普通得犹如山城的老百姓，而它的强悍和宽容正是重庆人性格的象征。
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日益增强，树木已成为城市的标志，黄桷树以默默无闻的奉献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市树”的美誉。从它身上，我感悟到人生的艰辛和凝重，生命的蓬勃和葱茏，也看到重庆直辖市的未来和希望。如果让我选择最喜爱的树，我会毫不犹豫地首选黄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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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水饺
马莅
在我国北方，如果谈论起吃喝，常常有人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这饺子，不用说吃，光看着就是个享受：白白净净的饺子，在热气蒸腾的锅中上下浮动着，一捞上来，每个饺子都圆鼓鼓的，显得很有精气神，透过半透明的皮，能看见里边鲜绿的蔬菜或粉红的肉团，氤氲之中，一股股香气扑鼻而来，有谁能不被勾起食欲来呢？
记得儿时在外婆家，一家人正在包饺子，舅父给我出了个谜语：“上边飞来一群鹅，扑棱扑棱跳下河。”我正挠着头漫天价猜的时候，饺子下锅了，听到那扑棱扑棱的响声，看到舅父正对着我笑，我一下喊了出来：“是饺子，是饺子！”外婆一听也笑了。
在我的家乡，新娘子过门那天，结婚宴席散去之后，在迎亲、典礼、敬酒之中忙碌了大半天的一家人，照例要包一顿饺子的。俗话说“娶一个媳妇满堂红”，添人进口、充满喜气的一家人，和面的、剁馅的、擀皮的、包饺子的，亲亲热热，有说有笑。一片吉祥喜庆之中，当婆婆的总要注意看媳妇包出来的饺子。如果媳妇出手麻利，那饺子齐整秀美，一个个精神头十足地坐在案板上，婆婆那嘴就笑得抹了蜜一样，她知道，这是一个要强的好媳妇；如果那饺子一个个圆鼓鼓地躺着，婆婆心中还是比较高兴的———这媳妇懒是懒点，但有点福气；倘若那媳妇手中的饺子瘪瘪瞎瞎、东倒西歪的，婆婆的脸当时就霜打一样，她心里还会暗暗骂一句，“受穷的命！”看来，不光是文如其人，字如其人，饺子也如其人啊！
我小的时候馋啊。可最馋得慌的，就是饺子，特别馋那一口一个肉蛋的。那饺子，一咬滋滋直冒油，真香啊！那是四岁那年，我转到了祖父屋里，见那屋点了两支自制的蜡烛，照得亮堂堂的，父亲和叔伯们正为分家轮着抓纸球球，拿到手打开来看看，那上面写着什么家具，这家具就归谁。大人们让我替父亲抓一个，打开一看，是白面箩。大家都说：“这孩子将来有福气，是个吃白面的主。”从那以后，连晚上睡醒的时候都把眼睛睁得圆圆的，那就是在想这码事儿。可话说回来了，那些年，一年也吃不上几顿面；在农村，肉在平时更是见不到，想又有啥用啊！倒是在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粮食打下来，想吃什么留什么，一年到头净是大米白面，也常有杀猪宰羊的，冰柜冰箱也渐渐走进农家，吃饺子倒成常事了。怪不得大家都说：“现在呀，天天过节，月月过年。”逢年过节，人们还真发愁———不知吃啥好！而在这市场经济和高科技时代，素以久煮不破著称的关内冬小麦面粉随街叫卖，国内外各种蔬菜荟萃，新培育出的高筋小麦不断普及，饺子这种人人叫好的食品真是如虎添翼了。走在城里你放眼瞧去，哪条街、哪个胡同没有饺子馆！眼下，各种冻饺子已成了时兴的方便食品，临下班买一塑料袋，到家水开饭好，又便当又可口，怎么能不受欢迎呢？
水饺不仅是居家解馋的美食，还是外出游子的精神寄托。在车船上、在旅店里，一声“过节了，大家到食堂包饺子”的呼唤，把无数异乡人聚集在一起。一张大大的案板旁，厨师、服务员和山南海北的人们，无拘无束地脱下外衣，挽起袖子，剁的剁，和的和，擀的擀，包的包，饺子的队伍在笑语闲谈之中迅速壮大；不会包的便数饺子，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战果，洋溢着一种家庭式的亲情。此时，陌生人已亲如一家，“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感，已倏然融化。如果不理解这饺子上寄托着家庭的温馨，也就难于理解在哈尔滨抗洪大堤上，那些抗洪战士一端起市民们送来的饺子，为何热泪盈眶了。
我时常感到，饺子是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食品。也难怪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炎黄子孙，无论怎样远在异邦，每过春节，都一定要包上一顿饺子，来寄托自己浓浓的乡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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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国人物（中国画）
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