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专家视角
市场华改革是减负关键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须精简机构
●精简机构须给农民完整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
●下大力气改革农村人事和财务制度
□林毅夫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行的改革，至今已经整整20年。20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起来对改革做出最大贡献的还是亿万农民。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这是农民创造的“两个意想不到”。
正当农民这些了不起的成就引来全世界赞扬之声未绝之时，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负担过于沉重的问题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针对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曾经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硬性规定农民负担的提留、统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这些用意甚善的政策措施却没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农民负担依然十分沉重。
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一方面是农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太多，另一方面则在于农民的收入在多数地区增长不快。而乡村财务制度不完善，则给部分乡村干部和工作人员谋求私利和不顾农民承受能力追求政绩提供了方便，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则使一些乡村干部的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事业的发展，村镇干部和工作人员数量增加较快，现在一个乡镇一般都有几十甚至上百名干部和工作人员。但是，乡镇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相当一部分不是来自正式的财政税收，而是当地自行筹集的各种提留、摊派。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乡镇政府的非农业收入比较充裕，支付百来位乡镇干部和工作人员中等家庭以上水平的收入不成问题，而在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非农产业不发达，乡镇政府正常合法的收入少，为了达到中等的收入水平，自然有诱因以各种提留、摊派、罚款来筹集他们自己的工资、费用。这种负担加在原本不富裕的农民身上，就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而且，一些地方村镇干部为了求政绩，经常不顾农民承受能力和当地实际的情况，以集资的方式从事工业项目、基础设施的建设，更使农民的负担雪上加霜。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会增加那么多乡镇干部？一方面是事业发展了，另一方面正说明农村改革有待深化。现在乡镇政府还承担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任务，既要收粮、收税、管计划生育、落实各项种植计划，还要作为经济主体去从事各项投资、经营活动。前者经常和农民的利益直接冲突，后者如果脱离地方实际也会和农民的实际利益不一致。在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完全没有自主权，公社干部执行这些任务，只要对上负责，困难较少。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民自主权的增加，执行起来难度较大，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增加工作人员，导致乡镇政府甚至村级组织机构膨胀，而机构的膨胀，又反过来增加农民养干部的负担和乡镇政府从农民身上收集各项税费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只好进一步膨胀机构增加办事人员，因而，陷入一种“工作困难，增加人员，增加人员，工作更加困难”的恶性循环之中。
解决农民负担的问题必须从源头入手，首先，必须精简机构。而要精简机构则必须真正贯彻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给农民完完整整的生产、经营主体的地位。过去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所以必须干预、控制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是为了以低于市场均衡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取得这些产品来支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是等价交换，只要给予足够的价格刺激，自主生产的农民必然会生产足够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一旦给予农民完全的自主权，乡镇政府不必再去控制农民的生产和经营，大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成为多余，精简乡镇政府机构才会成为可能。
在精简乡镇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同时，还要下大力气改革乡村人事和财务制度。乡村干部之所以有积极性加重农民负担，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不受监督地支配、使用这些收入，而且这些收入的获取很少受到强有力的约束，在手段的使用、征管范围和数额的确定方面十分随意。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改革现在的乡镇政府的人事制度，乡镇政府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数量由上一级政府根据国家法律、规章来核定，乡镇政府不能自聘工作人员。同时要改革和统一现在的税、费制度，将各种合理的统筹、提留变成正式的税收，乡镇级财政收支实行以县为单位的统一管理。由国家核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由县级政府从财政税收中直接支付。只有不允许乡镇政府收取除了正式税收之外的任何费用，并且不允许乡镇政府自己收钱自己使用，才能真正落实农民的负担不超过上一年人均收入5％的政策，否则乡镇政府必然会有办法突破这个限制，而且，会在越穷、越需要减轻农民负担的地方越是这样。
为了进一步保证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落实，可以考虑实行县级和县级以下财政收支完全公开制度，因为县、乡、村财政或财务活动都不涉及国家秘密，没有理由不让人民群众知道。公开财务活动有利于群众监督，避免各种形式的腐败和浪费，从而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节约资金支出。村级民主选举做法应尽快在全国推广，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人民群众对乡镇、县级政府的监督。
减轻农民负担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最终离不开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县、乡、村经济实力增强了，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自然就会消失。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微型调查
一水用十遍 次次都发电
——兴山县水电兴县
□杨尚聘
一条香溪河，流经湖北省兴山县。王昭君的传说，伴着这条美丽的河流流淌了千百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如今，全县在以这条河大小支流为主的河流上奇迹般地建成了54座水电站，装机容量达到6．4万千瓦，年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全县19万人人均年用电1500千瓦时。人平装机容量和人平用电量均列全国第一。小水电使这个县甩掉落后帽，走上富裕路。
香溪河流域有三条支流，三条支流汇入香溪河前一共不到50个流量。聪明的兴山人利用山间河流的巨大落差，分级进行水电梯级开发。仅9个流量的高岚河上，就建起了12座电站；19个流量的南阳河建起了11座电站；最大的支流古夫河已动工开发8座电站。三条支流的水流，在进入香溪河前最多的12次推动水轮机发电，最少的也要做8次功。
为了让有限的水发更多的电，兴山县在高山开挖渠道10万多米，其中开挖隧洞6万多米，与长江西陵峡长度接近。隧道挖出土石方46万立方米，如果把它堆成一米见方的土石坝，长度相当宜昌至武汉高速公路的1．5倍。
不到19万人口的兴山县是靠什么创造这一奇迹的？县委书记吴开保告诉我们，一靠艰苦奋斗，二靠改革开放。兴山县第一座“大”电站———猴子包电站装机8200千瓦，就是全县人民靠积分分钱、吃洋芋果、睡岩洞铺，从1970年到1978年用8年时间建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兴山县水电开发进入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他们推行业主开发制，在做好流域规划的同时，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实行建管一体，引进企业搞开发。国外如日本，国内如上海、湖南、武汉、宜昌的一批国有、私营企业独资、合资开发水电。仅1996年全县就开工13座电站，县外资金投入1亿多元，装机3．8万千瓦，相当于5个猴子包电站。
兴山县一手抓发电，一手抓用电，力求让电在本地增值。这个县利用丰富的磷矿资源，建起了年产值3亿元的兴发（化工）集团，一年用电两亿多千瓦时，相当于目前全县发电总量的80％。这个厂一年利税就有3500万元。随着水电开发，兴发集团的规模也在扩大，到2000年利税可达1亿元。
开发一条河，两岸都搞活，水电开发给兴山带来巨大的变化。从神农架林区进入兴山，香溪河边电站如明珠成串，沿岸青山翠绿，柑桔满枝，座座小楼，展示着农民的富裕。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途经香溪，弃车步行，赞叹“香溪河简直就是一景”。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杂谈
村务公开不能流于形式
蔡兴乐
有这么一个乡，迫于上级三令五申推行村务公开的压力，要求各村必须要有村务公开栏，以便“迎接上级检查验收”。于是，不到一星期，各村都设立了村务公开栏。有的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甚至不惜花费上万元，村务公开栏建成全铝合金的。不久，上面来检查的领导见此情景，大加赞扬，说该乡村务公开抓得好。
然而，有了村务公开栏，村务是否就真的公开了呢？非也。时间已是11月份，有的村村务公开栏上的内容，却还是2月份全村计划生育进度表，3月份全村财务收支情况表。也有的村，为应付上级检查，临时在村务公开栏里简单写上几条。更有的村，村务公开栏里一年到头看不到一点儿有关村务公开的内容，却让那些游医广告、祖传秘方等贴得满满的。群众气愤地说，这样的村务公开栏，我们看过后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谓村务公开栏，简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本来，村务公开的目的就是要“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让广大农民群众直接监督和参与村务，防止贪污腐败等现象滋生。如果所谓村务公开，只是走走形式，既不“明白”，也不“清白”，岂不是自欺欺人！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
农村稳定的治本之举
——朔州市推行村务公开纪实
□安玉 项平
山西省朔州市推行村务公开以来，一面“明白墙”，一张“明白卡”，竟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应。原来的一些“上访专业村”变好了，一些令农村干部头疼的“老大难”工作不再难办了。目前，全市已有98％的村实行了村务公开，农村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路子，为全市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夯实了基础。
困惑中的呼唤
朔州是山西最年轻的城市，总人口132万，其中农业人口105万，占80％。进入90年代以来，新旧体制并存所造成的农村诸多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干群矛盾在一些地方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有些村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二是一些乡村干部处事不公；三是有的村工作不透明，少数人说了算；四是有些村财务混乱，公款吃喝严重；五是少数干部碌碌无为，群众意见很大，民告“官”现象逐年增多。
据统计，1996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信访部门收到的2786封群众来信中，反映农村干部问题的占75．4％。经认真调查核实，这部分信件所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的占26．7％。
对有问题的干部而言，发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对受误解的干部来讲，主要原因是村务不公开，群众不明白、不理解。
于是，村务公开被提上了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
“明白墙”架起连心桥
村民们将“明白墙”称为“连心桥”。
应县下社镇石庄村将公开内容分类，使公开的内容和形式更为规范，也使村民的监督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原来村委会准备买一辆小汽车，提交“党员议事会”和“村民代表议事会”讨论后，“两会”一致要求不买汽车，先建学校，村委会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投资40万元建起了一所高标准的学校。
从点到面，朔州市确保村务公开高标准、高质量地规范运行。全市大范围推行村务公开之前，市、县、乡都分别搞了试点。市委明确要求，要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为公开的重点。公开的大项要齐全，公开的细目要清楚。把财务收支、农民负担及电费收缴、合同签订、生育指标发放、宅基地审批作为全市统一的公开栏目，保证公开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群众看了满意、放心。
目前全市农村共建立各种公开栏、牌2356处，使之成为村务公开的有效载体。
全市普遍实行了表、簿、卡、图规范化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干部制度，财务管理、审计制度，财务公开、监督制度等。在规范化管理上达到了“六个一”即：一户一张明白卡，一组一名监督员，一村一个公开栏，一乡一支专业监管队伍，一县一个监控室，市里设一个总监控站。
在全面推行村务公开的同时，朔州市因势利导，在一半以上乡镇实行了政务公开，并逐步延伸到市县两级涉农部门，以点带面、辐射全市。目前，仅市直就有农行、国税、地税、交警等22个部门实行了政务公开。
民心顺则百事兴
朔州市实行村务公开的村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群众消除了对干部的误解，干群关系越来越融洽，不仅上访告状的大大减少，而且使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今年上半年，全市公安、法院系统受理的农村治安、刑事、民事案件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2．2％、4．4％和10％。
“一个公开化解了众多难题”。
不少推行了村务公开的乡村干部都深有感触。过去长期困扰基层干部的征购提留、宅基地审批发放、计划生育等难题，通过公开栏等形式明明白白地交给了群众，变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过去提留征购，一搞就是一两个月，挨门逐户催缴，结果仍然困难重重，现在只要在“明白墙”上将依据、任务、时限一公布，群众心服口服，自觉执行。全市合同兑现率达到了95％以上。
村务公开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为全市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全市率先实行村务公开的919个村全部成为小康村。投资4．6亿元的13项重点工程进展顺利，其中林荫公路于7月1日竣工通车，其它工程可在年底前完工。在煤炭支柱产业销售疲软的情况下，上半年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过半”，综合考评名列全省前茅。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
近年来，江苏省高邮市汉留镇许多农民种植丝瓜络。今年五月该镇供销社牵头，成立了产供销一条龙丝瓜络合作社，一方面给种植户以技术指导，另一方面对丝瓜络进行加工，从过去卖原料变为卖成品。图为供销社农技人员在姜家村田头向农民传授丝瓜种植技术。
王林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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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南驿镇派“驻外大使”
□李建民 赵为民
10月4日，拿到净赚的4000元钱，山东省宁阳县南驿镇尹家洼村农民张海洋感慨地说：“有了‘驻外大使’，这钱来得容易多了！”原来，张海洋的叔叔张凤山长年蹲在山西太原，当了解到太原市批发市场生姜俏销时，一个电话打回家乡，张海洋立即组织了1万公斤生姜运到了太原，前后用了不过3天的时间。
像张凤山这样的“驻外大使”，在山东省宁阳县南驿镇有1200多名。近年来，这个镇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的办事处、信息站等，组织专人常驻外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过他们收集外界信息，洞察市场风云，并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同家乡联络。今年以来，这个镇通过“驻外大使”，获取有价值的信息6000余条，5000万公斤农副产品销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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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张小胖”有生财之道
□董立新
在江苏省射阳县城乡，提到张志芳，可能没有多少人能认识他，可一提到“张小胖”，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会马上说：“原来你说的是耦耕乡团结村的‘大蒜王’啊！”今年8月份至10月初，张志芳分别被盐城市政府、射阳县政府表彰为全市、县“十大农村经纪人”。
人称“张小胖”的张志芳，今年46岁，其实人并不胖，他当农民经纪人，使全县20万亩大蒜的蒜头、蒜薹每年都及时销出去。张志芳每年销售蒜薹在6000吨，蒜头在500多吨，仅此收入就达15万元以上。人们称他胖就是他发的意思。
今年，“张小胖”动了经营脑筋，跨省区在山东省莒县租赁承包了一座250吨级的蒜薹保鲜库，投资了65万元，在当地已收购250吨蒜薹运到山东莒县保鲜，利用季节差来赚大钱，用“张小胖”自己的话说：这叫“借鸡生蛋”。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
小红薯做出大文章
□钟思泉 汪若霞 杜勇
出身“低贱”的红薯，近几年在四川省绵阳市忽然变成了“俏姑娘”。这是四川绵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光友公司走科技兴薯之路所创下的业绩。
该公司6年来坚持一手抓精白薯类粉丝的生产和经营，一手抓技术创新和推广，在实施薯类专利技术过程中，摸索出了“农户—公司—市场，科研—培训—生产”的“双哑铃”发展模式。
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邹光友工程师1982年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曾在绵阳市三台建设区作科技副区长。他设想用自己所学的科技知识来开发薯类产品，使薯类由贱变贵，薯农增收变富。1992年邹光友辞去了科技副区长职务，来到四川绵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创建了光友特产有限公司，开始薯类深加工研究。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他发明的淀粉粉丝净化脱色技术、精白红薯粉丝加工技术、淀粉粉丝保鲜技术、快餐粉丝技术及其系列成套加工设备等10项新技术新设备，先后获得国家专利。由鲜薯到粉丝的加工过程使薯类大大增值，6公斤鲜薯产地销售价1．8元，利用光友的专利技术设备，可制成14碗快餐粉丝出售，价值42元，是鲜薯价值的23倍。
公司先后建成了薯类开发研究所、薯类综合开发培训中心、精白薯类粉丝厂、薯类食品机械厂。光友公司以科技为先导，依靠专利技术形成“双哑铃”经营发展模式，即：农户—公司—市场，科研—培训—生产，前者以服务为纽带，后者以信息为桥梁，联结哑铃两端，一手抓精白薯类淀粉粉丝及成套设备的生产和经营，一手抓科学技术创新和推广，双手举起双哑铃，为薯区农户脱贫致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如今，光友公司已在全国建立薯类加工示范点800多个，通过示范点，联系着全国50多万户薯区农户。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四面八方
武进农机产业显活力
本报讯 江苏省武进市运用市场手段改革农机投入经营方式，推进农机产业化发展，带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
据统计，截止到今年9月底，武进市已拥有各类大中型农机3736台，全市拥有进口“洋马”型收割机283台，超过全省拥有量的1／3，数量为全国之冠；全市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7．1％。
在农机投入上，武进实行“以农户为主、多渠道筹资、多层次扶持、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经营”的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农民私人购买农机。在农机经营上，对过去集体购买的农机推行“股份制”，对私人购买的农机实行“合同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允许跨区作业，把农机作业服务推向市场，实行市场化经营。在管理服务上，全面推行作业服务合同，统一作业任务、时间、收费、质量，对乡镇农机站则推行“技术服务承包制”，依靠法制手段管理农机。
（薛亚清 盛志坚）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四面八方
安阳农民评议干部效果好
本报讯 河南安阳县在全县推行“双代管、双公开、一评议”制度，收到明显效果。
“双代管”、“双公开”是指村集体资金、账目由乡镇统一代管，财务、政务每月向群众公开。在此基础上，这个县又创造性地开展了让群众评议干部的“一评议”活动。
群众评议干部活动在全县推开后，大大激发起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北郭乡前街村长期以来面貌依旧、经济落后。该村有加工粉条的传统，种红薯每亩可获效益2000元，而种玉米每亩仅收500元，同时，薯渣又可以喂猪，猪粪可以肥田。为此，村两委提出建设“粉条专业村”经济发展新思路，今年全村种植红薯达1800亩。马头涧乡水涧村干部不甘落后，抓住本村野生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干一春，嫁接枣树7万株，成活率在95％以上。
（张更明 刘健 李虎成）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四面八方
庆安农产品卖出好价钱
本报讯 黑龙江省庆安县农民盯紧市场发展优质农产品，3年来，使得90％以上的优质农产品顺销国内外市场，农民增收1．2亿元，平均每年以4000万元的速度增长。
在构筑优势产业中，庆安号市场脉下菜单，抓住发展绿色食品的最佳生态环境的资源优势，抢先构筑特色产品基地群，自1993年开发绿色食品水稻成功后，又向纵深滚动，现已发展建成拥有国家绿色食品检测中心批准的绿色食品水稻、大豆、玉米、高粱、西瓜、菇娘、蔬菜等8个“绿色长廊”，总面积40万亩的基地群，为加工出靓品提供优质原料。（马志民）
第9版(农村经济)
专栏：
生姜丰收的“困惑”
前年，云南玉溪市场生姜价格每公斤高达8至10元，引发当地农民种姜热情高涨。由于种姜人多了，去年生姜市场价为2至3元。今年生姜大获丰收，不少亩产高达3000余公斤。现在，玉溪市仅窑头菜市场每天有近万公斤生姜上市，生姜每公斤售价仅3至5角钱，仍难有买主。看来，如何适应市场规律是广大农民面前的一道大课题。
赵恩 梁平摄影报道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一家之言
把禁毒写进教科书
李骏虎
“把禁毒写进教科书。”这个让人一振的建议是山西原平县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的肺腑之言。这位叫张改云的农妇在写给《文汇报》教育园地版的信中说：
近日在读报时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吸毒者中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吸毒者是因为好奇。另一则消息说，一位记者曾经采访过北京市的两所小学校，被采访的十五名学生对“毒品是什么”、“对人有什么危害”、“怎样预防”这类问题几乎一无所知。暑假期间，上中专的儿子与上高中的闺女都放假回家，当俺问起他们以上几个关于毒品的问题时，姐弟俩的回答竟是惊人地相似：“书上没有，没学过，不知道！”这才使俺这做母亲的大吃一惊。而在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禁毒教育从小抓起，禁毒的内容写进教科书，使每个受教育者从小就受到禁毒教育，了解毒品的危害。
先不必惊奇这位农妇的博闻广识和对天下事的关心，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这个建议，的确是我们忽视了的。把禁毒列入教科书的内容，使之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让每个公民从小就了解毒品的危害及接受禁毒法律的教育，是彻底根除毒品危害的最有效手段和长远大计。当然媒介的禁毒宣传、巨幅的禁毒广告牌、触目惊心的禁毒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办强制戒毒的戒毒所，都是必需和必要的。但要真正杜绝毒品，就必须从幼儿期的教育抓起，逐步形成自然的“免疫力”。
说得通俗一点，农村娃娃哭闹不止时，大人就会吓唬他：别哭了，再哭看狼来了！娃娃就不敢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大人就告诉他不要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有吃人的狼！所以就从潜意识里把娃娃吓住了。长大成人后真见到狼就会条件反射地产生戒备心理，哪怕这狼是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他也明白眼前是什么东西。我想张改云能够想到“让每个孩子从小就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及相关的法律”，一定也从中受到了不少启发吧。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朴素人生
人生在世，总要有点追求。许立华富了不忘乡亲，热心家乡建设和
公益事业。他孜孜以求的是——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陈钰 王德
有人富了，将钱用在不该用的地方，穷奢极欲，花天酒地……而他，湛江市十届人大代表、雷州市六届政协常委许立华，却把赚到的钱大部分用于家乡的建设和公益事业，自己一直过着严谨而简朴的生活，他的所作所为赢得群众的尊重。
许立华从1984年开始搞经营，经过10多年的摸爬滚打，如今已有两家企业，资产上千万元。
致富后，许立华时刻不忘家乡的建设。几年来，他捐资110万元，修复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后宫，为雷州历史文化名城添光彩；捐资80多万元，帮助家乡拉电、修路、架桥、建设文化大楼。
去年春节，许立华回到自己家乡——雷州市附城镇河北村。他看到家乡街巷狭窄，低洼不平，布局不合理。一到雨天，村里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道路泥泞，给群众的生活、生产带来极大不便。不少群众搬出旧村，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建房子，占用了大片农田。原有的旧村七零八落，成为“空心村”。
河北村是个有800多户人家，5000多人的大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6亩。原本就人多地少，这样下去，子孙后代怎么办？许立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他找来管区干部，找来父老乡亲，找回外出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商议，一起规划，决定：建设有排污沟的、总长10多公里的村道。村道建好后，引导农民回到旧村建房，搞高层建筑，村里农田一分一厘也不占用。所需250多万元资金，许立华一人全部承担。
在村道建设中，拆迁赔偿是一大难题。个别群众囿于个人利益，拆掉一爿鸡窝猪舍也漫天要价；有的村民封建思想严重，祖屋不肯搬迁，甚至有一名村干部因排污沟经过他的房屋旁边，用石块砸伤许立华的头部。掏钱做好事反而挨打，一些朋友劝许立华别犯傻了。但他认为这是造福子孙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好。许立华先动员伯父带头拆迁。伯父二话不说，拆掉自己刚建不久的5间瓦房，面积80多平方米。全村男女老少被感动了，我帮你，你帮我，该拆的拆了，该迁的迁了，这次全村共拆迁108户，房屋300多间。
从动工修路到道路建成的四五个月时间里，许立华天天早出晚归，不分日夜泡在工地上。如今，村道已建成，人来车往，十分便利。有人在感叹之余，问许立华这样做图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人生在世，总要有点追求，不能单为自己活着，为群众办一点事情，算不了什么。”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调查
孰是孰非
——对山西屯留县种子公司毁庄稼事件的调查
本报记者 王莹
编者按：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民主法制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采用新的思路和新的工作方法，注意提高政策水平，端正工作作风，为农民办好事就必须把事办实、办好，把工作做细，充分尊重农民的各项自主权，只有这样，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才不会只是一句空话。
今年春季，山西省屯留县城关镇杨家湾村和柳行村都向屯留县种子公司提出了制种申请，由种子站检验员实地进行勘测，对两个村划定了制种隔离区，并与两村村委会签订了杂交玉米制种管理合同。合同签订后，两村村委挨户落实了制种面积。
可是在随后到来的玉米种植季节，杨家湾村和柳行村各有几户村民在制种区内种植了商品玉米。按国家有关种子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要求，在划定隔离区后，距制种区300米以内不允许种植商品玉米，以免影响种子纯度。而这几户村民种植的商品玉米，实际上影响制种面积900多亩。村委、种子公司及城关镇镇长都去对村民做工作，提出了三种毁种办法：一是改种种子，公司提供地膜进行覆盖栽培；二是改种谷子，秋收后公司按每公斤3元如数收购；三是改种高粱，秋收后公司用玉米换高粱，1公斤换1公斤。而村民的态度非常坚决：改种种子可以，但要直接签订生产合同，秋收后户交户结算。协商没有结果。7月，屯留县种子公司向屯留县法院申请对两村的这几户农民种植的商品玉米进行强制执行。屯留县法院于7月3日和7月21日先后出动多辆警车和多名干警，对几户农民的商品玉米进行了强行毁除。听说要来砍庄稼，柳行村的秦兴华一家八口先后赶来，在距玉米地100余米的警戒线附近与法警发生了冲突，被一一戴上手铐，以“妨害执行”的名义带到了法院，一同被铐上带走的还有另一种植商品玉米的农户王爱军的妻子。当天经过讯问，放回6人，秦兴华及其儿子、女婿被拘留了14天，写了检查后被放回。
记者问秦兴华：“为什么明知道在制种区内种植商品玉米是违法的，却还要这么做呢？”秦兴华回答说：“不这样种子公司根本就不理我们，我们只是想跟他们商量，要直接签种子生产合同，可每次找到他们，他们都说，签不签合同，与我无关。”
屯留县的种子产业发展已久，一直都是遵循着这样的程序，即由种子公司同村委会签订一份管理合同，由村委会对农民负责。今年春天，这个程序被打破了。同样是在城关镇的尧泽头村，由于村干部工作不力，所以有300多户农户不制种，种植了商品玉米。种子公司无奈之下，首次同农户签订了生产合同，赔偿了农户的损失后，才作了毁改处理。也许是尧泽头村农民的胜利起了一个带头作用，杨家湾村和柳行村几户农民敏感地意识到，不能再让村委会充当自己的代言人，而应该同种子公司直接签合同，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由于种子公司是和村委会签订了管理合同，所以，秋收后制种农民交了种子，种子款由公司同村委会结算，乡统筹、村提留及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都由村委会统一从种子款里扣除，农民对自己的钱反倒没有支配权。虽然种子公司的领导和村干部对此解释说，这样更有利于对农民进行管理，免去收取费用时的各种麻烦。可是交了种子的农民，手里既没钱，又没粮，利益受到损害。另外，种子款存在着拖欠、打白条的现象。1997年农民拿到手里的是农行的存款单，去银行取钱时，有的说存款未到期，有的说资金不到位，农民们一直到春节才陆续拿到种子款。
对种子公司收种价格不满意，是农民们要求签合同的另一个原因。以1997年为例，屯留县种子公司收购制种农民的种子价，每公斤为2．8元，结算后还要每公斤扣除1角钱作为“制种乡村干部的管理费用”，而销给用种农民的种子价则是每公斤7元；收购农民原种（亲本种子）每公斤5—10元，转手发给制种农民，却要每公斤10—14元。种子公司对此差价的解释是，其中包括种子水分、净度的折扣及包装、人力费用，可这样的解释不能让农民们信服，他们要求在价格问题上与种子公司协商，平等互利。
按国家有关规定，生产经营商品种子应签订书面合同，并使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合同文本。可是在屯留县，记者并没有见到这种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农业部共同制定的统一合同文本，种子公司同村委会之间签订的也只是管理合同，而非生产合同。在这样的管理合同中，对收种价格的规定便很笼统，只是说“以确保群众增加收入为前提，以每亩制种田比商品粮大田生产多收入100元以上为基础，秋后定价，最低保护价以每斤种子价不低于2．5斤（姊妹种作母本的2．1斤）商品粮落市粮价为准。”而在国家规定的统一合同文本中，关于预约生产的农作物种子品种、质量、数量、单价、金额都有着详细的规定。
种子公司为什么坚持不与村民直接签订生产合同？种子公司的负责人说：“这么多制种农民，一个一个地签合同，签得过来吗？”
这几户农民今年没有制种，所种商品玉米又被毁除，生活显而易见出现了困难。我们在呼吁有关部门关注此事的同时，也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要采用合法的手段与渠道，真正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
造福老人的事业
——温州个人兴办老年服务设施的调查
于国厚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家庭正在走向小型化、核心化，“4·2·1”家庭大量出现，赡养老人将使独生子女夫妇不堪重负。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高龄化的速度更快，两代人同时老化的情况会逐渐多起来，加之青年人外出谋生求学，使我国独居老人越来越多。高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抱病、卧床、残疾老人不断增加，即使社区服务业发展较好，上门为老年人服务做得较为周到，也将难以解决这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选择老年服务设施养老，已成为必须。
当前，我国老年服务设施的建设情况堪忧，与老年人的需求相距甚远。对我国这个老年人口大国来说，如果有3％左右的老年人到服务设施去养老，按现在1．2亿老年人计算，将需360万张床位，加上食堂、活动室、医务室、健身房、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筑面积共需5400万平方米，大约需要2000亿元的投资。这样一笔数字，光靠政府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
希望在哪里？在浙江省温州市的青山绿水间，悄然兴起的众多山庄，为迎接人口老龄化营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它们是康乐山庄、康福山庄、官岭山庄、欣霞老人山庄等。
康乐山庄：集体筹建、集体管理
永嘉县瓯北镇清水埠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老人协会顾问张积钧等四位年届70岁的老同志，在县政府有关部门和镇政府的支持下，用了三年多时间，将南溪江边一座坟山改建成错落有致、风景优美、方便生活的老年公寓群。现有108户老人家庭入住。
在山庄兴建过程中，他们预先吸引住户投资，根据其投资多少决定住房位置、面积大小，短时间就筹集资金400多万元。住户买的是房屋使用权，产权归山庄集体所有，老人可以长期使用。如果老人不在了，家里50岁以上的人可以继承使用权。如果住户不继续使用，可以将本人的投资归还，并将房价增值部分的35％归用户。
整个山庄属集体所有，由山庄管委会实施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负盈亏。山庄的四位创业人都是管委会的领导成员，也是山庄的庄员，和大家一样有自己购买的独家小楼。他们对山庄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情感，工作责任心强，凝聚力大。
山庄有剩余住房、会议室可以出租，有建筑队、商店、饭店可以营利。这部分收入用于山庄的管理费和维修、勤杂人员工资的支出。山庄成立敬老服务队、义务护庄队，还开办了老年大学，设有图书资料室、门球场等文化体育设施。山庄的医务室、理发室低费为庄员服务。山庄已成为服务齐全，生活方便，文化氛围浓厚的小社区。住在山庄的老人和家人一起独立生活，享受周到的社会化服务，生活安详美满。
官岭山庄：个人投资兴建
这座山庄距市区10公里，占地12亩，原为荒地、坟地、竹林。1993年，温州私营企业家胡方松投资650万元开发建设成为园林式的养老服务设施。现已盖起两幢楼房，设有双人间、三人间、单人间老人房185套，每人每月收费在460元至760元之间，分等标价租用，集体伙食。山庄负责洗衣、清扫房间等。
该山庄实行“三优一免”：对百岁老人、无子女老人、特困老人实行价格优惠；对烈士家属实行全免。现床位利用率达90％左右。
现年42岁的官岭山庄经理胡方松，是个市场意识强的人。10年前，他看到要搞活温州经济必须先搞活运输，就果断地辞掉原单位的工作，陆续购买6辆汽车，有了自己的运输车队。当搞运输的人多起来，他又卖掉汽车，将资金转向汽车修理业，开办了汽车配件厂。随着白发浪潮的到来，他又瞄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将资金投向老年福利事业。他说，单从经济效益方面看，我这样做是划不来的。如果将这笔钱存银行，利息也比现在挣得多。我图的是为老年人、为社会做一件好事。
欣霞老人山庄：引进外资投资兴建
该山庄法人代表赵心建，原为东风街道的干部。90年代初，在其海外亲戚的资助下，筹集资金400多万元，用了3年多时间建起这所私营老人公寓，设有床位212张，现收养老年人100多位，其中大都是高龄老年人，且老职工、老教师偏多。收费标准每人每月在465元至645元之间。
赵心建聘用一位副院长，另聘用服务员8人，医生3人，共13名工作人员，平均每人为8名老人服务。
目前国家办的福利事业单位有1274所，收养城镇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10．5万人，接受社会上自费收养人员约3万人。全国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兴办的敬老院4万多所，收养61万人。从这个统计数字看，在国家和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设施中养老的老年人不足75万人。在全国个体、私营和合营的福利事业中养老的老年人有多少，难以统计。按个别城市的统计推算，全国不足20万人。就是说，目前全国在养老设施里养老的老年人不足100万人，不足老年人口总数的1％。
温州养老山庄的出现，打破了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家和集体包办社会福利事业的格局。市场机制与福利事业顺利接轨，将给养老福利设施的建设带来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附图片）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聚焦
是喜是忧
这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子弟学校，初一班8名代课老师只教2名学生。学校领导为了不让一名学生失学，坚持让老师为2名学生讲课，精神可嘉。但这一现象也提醒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如何解决“企业办社会”这一难题，已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刻了。
山西太原市第二电厂 梁杰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短波
泰安
请管管宰客现象
日前，笔者出差到山东，慕名游了一趟泰山、曲阜。当日，笔者下榻于泰安市影视宾馆，宾馆门前竖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第一趟班车2时发车，看日出；第二趟班车6时发车，送达地点：中天门。大约0时20分左右我们即被叫起了床。客车在夜幕中行驶不到5分钟，就在一个简易检查站旁边停了下来，门票由随车售票员在检查站里统一购买。客车开过检查站不到200米，司机借口政府有规定，夜晚任何车辆禁止上山，将车停了下来，急于看日出的游客们，无人计较宾馆“送达中天门”的承诺，仍然兴高采烈地往山上爬，谁也没有料到爬到半山腰，遇上稽查验票，竟有半数以上的游客所持是假票，在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愤怒的游客们叫苦不迭。
当日中午，笔者从泰安火车站广场，乘坐一辆标着“泰山—曲阜一日游”的面的（车号记不清了），上车后，车主要每个旅客买来回双程票，票价34元，并许诺游客游完所有景点再返回。车开到曲阜第一个景点孔子六艺城，然而，待游客游完六艺城后，这辆面包车早已杳无踪影。当时一名准备去菏泽出差的旅客，还放在车上的行李包也被带走了。
湖南株洲县驻军某部 彭清文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短波
英籍教师
捐助特困学生
十月四日，我校收到海伦女士从英国寄来的二万七千元人民币，她要求把这笔钱捐给学校英语系的特困生。
海伦女士曾于一九九五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七月在我校工作。这期间，她和英语系的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山区贫困学生刻苦求学的精神让她深受感动，她多次主动参加英语系的助困捐款活动，深受学生们爱戴。回国后，她正式致信我校领导，表达了捐款资助品学兼优的特困生完成学业的意愿。信中说，钱虽不多，却是一名教师对学生的一片心意。
我校收到这笔捐款后，设立了英语系助学基金。
湖北丹江口市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胡忠青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短波
盐城政协 带头节约经费
早在1994年7月，盐城市政协针对电话费居高不下的情况，就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处以上干部住宅电话和机关办公电话定额包干制度，即按机核算、定额包干、节约有奖、超额全赔，一下子就使电话费从每月开支1万元左右，降到3000多元。截至1998年9月，盐城市政协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财政节约近30万元。
多年来，盐城市政协领导正常上下班都不坐小车。政协机关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严格控制公车私用。如出车要派遣单，逐月登记，按月公布各辆车的行驶里程、耗油量、修理费用等，此举保证了小车不“乱跑”。政协机关多年来还坚持民主理财制度，每个季度都由普通工作人员组成的理财小组进行账目审核，并公布于众，增加了财务透明度。
10月初，盐城市政协又积极响应中共盐城市委发出的开展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活动的号召，决定在办公经费连续3年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再降低10％。他们将列入计划的两个重要会议合并召开，同时压缩规模和时间，并停办了一份内部刊物，仅此就可节约费用近4万元。
江苏盐城市《盐阜大众报》 祁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