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作为重工业城市的包头，下岗分流任务重，压力大，但他们却上下一心，多方努力，再就业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其关键在于——
观念转变道路宽
本报记者 刘工践 刘亮明
在祖国北疆的国家老工业基地包头，有一道经历改革阵痛，由开拓者拼搏精神所凝聚的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这就是由包头市委、市政府为“龙头”，全社会共同参与，以下岗工人为主体的“再就业工程”。
处处为下岗职工着想
大的环境好了
包头的再就业工程，起步较早。概括起来，契机有三：一是军转民的大企业结构调整动得早。二是像包钢这样的大企业技改搞得早。三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抓得早。包头有60万职工，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的重工业城市，156个“共和国长子”这里就有3个。
观念转变是先导。市里的领导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重工业基地，在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必须从上到下转变观念。
市委书记胡忠对记者讲：“前几年我们就成立了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今年中央开过会后，我们始终把统一认识、转变观念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如今，全市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关心再就业的氛围。再就业基地、扶贫解困市场、再就业培训中心等纷纷建立起来。
站在临街的饮食加工服务店门前，年轻的女老板白金桂满面春风：“刚下岗那会儿，心情挺不好。多亏市委、市政府支持，办起了这个门脸儿，生意红红火火，收入比以前强多了。”
包头的再就业，既有宏观安排，又有微观措施。市委、市政府把再就业纳入全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工商、税务等部门制定了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各级领导层层建立了责任制，年终兑现考核奖惩；全市建立健全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不仅在有下岗再就业任务的企业，而且在街道办事处、区、县和市，都建立了纵横联网的计算机服务系统。到计算机上一看，街道上有多少待就业的人？已安排了多少？基本情况一目了然。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再就业路子宽了
“实行下岗职工再就业，根本出路在于搞活企业，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创造新的就业门路。”市长牛玉儒对记者说。
近两年包头市对33户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了破产重组，对一些长期亏损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通过兼并、租赁、参股等多种方式重新组建，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积极引导和鼓励下岗职工向农牧业开发，使大批下岗职工得到安置。市就业局局长张同禄欣喜地介绍，去年以来，通过搞活企业，安置下岗职工1.3万多人。
“水路不通走旱路。如今从上到下给咱铺的挣钱道多了，只要思想转过弯来，就不愁没活干，没钱挣。”站在新建的养猪场旁，29岁的郑志刚踌躇满志。他是202厂工人，去年8月下岗后，厂里给他提供了场地。不到一年，他已养猪41头，到明年“少说出栏也在400头左右”。
27岁的原包头铁路分局职工石海蓉下岗后，靠几块抹布起家，如今当起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的老板。全市经济的发展给家政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5年来，石海蓉的公司从几个人发展到今天的79人，其中62人是下岗职工。
干部联系特困职工家庭
下岗职工心里暖了
“市里区里实实在在帮咱重新创业。刚下岗时每月还发给180元的生活费，市区领导还来家问长问短，帮着出主意，真让人心里热乎乎的。”杜春海夫妇这番话充满感激之情。他们下岗后，办起了一个小塑料厂，收入比在原企业时好多了。
李玉琴从市建材厂下岗后，想搞家政服务，市工会帮她办手续，联系业务打局面，还腾出房子给她做办公室。一年多后，她公司的员工发展到38人，客户发展到6000多。“没有各部门实实在在的支持，要再就业可就难了。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份情咱多会儿也记着。”李玉琴快人快语。
在包头市采访，到处可以感受到下岗职工对当地党委和政府感激的肺腑之情。有的下岗职工尽管暂时还没就业，但看到市委、市政府一心为他们再就业想办法，也感到有奔头，有信心。
为了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市委提出四个确保：一是让每个下岗职工有饭吃，二是不拖欠离退休职工当年离退休金，三是再就业率达到60％，四是社会稳定。近两年，市政府每年拨出500万元作为再就业基金，拨出1000万元补充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的不足。目前全市再就业基金和扶困基金已达到7000多万元，去年政府支出238万元，扶持建设了18个生产自救基地，安置下岗职工1168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496万元，垫付两金近3200万元，发放基本生活费5800多万元。今年又出台了《包头市城镇解困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由市解困办和交通银行包头分行共同组织，为下岗职工提供短期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谋职业，走出困境。并下大力建起156个再就业中心，10个劳动力市场，71个再就业培训基地和27个生产自救基地。
与此同时，全市29名地级干部、913名处级干部，分别与1000多户下岗职工和特困职工家庭建立联系，仅去年就为他们送去150多万元的资金和生活必需品，当年就有500多个联系户解困。
塞北初冬，寒气料峭。而包头市的“再就业工程”给草原钢城下岗职工带来的，恰似一股股暖在心头的春风。正如市委书记胡忠所说：“作为党的干部，我们要真正做到让下岗职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和关怀。”（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
门前悬挂“文物保护” 院内竟是锁厂车间
广州“万本草堂”面目全非
本报记者 郑德刚
在广州繁华的中山四路附近，有一条古朴的青石小巷，名曰“长兴里”。斑驳的石板路和两侧起伏的简陋民宅，年轮般镌刻着流逝的岁月。风尘之中，一幢破旧的清式宅院，掩映在杂乱的屋檐之间。清末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康有为当年在此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的“万木草堂”，就设在这座已有190多年历史的院落中。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和距今整整100年的“戊戌变法”，均发端于此。
10月28日，记者在颓败的万木草堂内寻访前贤遗迹，看到的却是满目狼藉。与记者一同前往的广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黄淼章一边叙说掌故，一边不时轻吁短叹。
史料载，万木草堂前身为“邱氏书室”，始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原供各地邱氏子弟参加岁科两试时寄宿之用。1888年，康有为京试落第，返乡后立志办学宣传维新理论。1891年，康有为迁居邱氏书室开堂授课，因仰慕“杜甫草堂”之名，将此处更名为“万木草堂”。
康有为在此聚徒讲学期间，广东各路才子纷纷荟萃于此，戊戌维新运动中著名人物梁启超、徐勤、梁朝杰、韩文举、麦孟华均师从康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名作也出自此间。
历史价值内涵如此珍贵的万木草堂，历经百年沧桑后，现在除了一块“邱氏书室”的石匾仍高悬草堂门楣外，其他骨架尚存却早已面目全非。15年前，这里已被广州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年前，广州一些政协委员就曾力陈保护草堂的意义。今年10月15日，广州市50多位政协委员又来到这座目前广东唯一留有戊戌变法史迹的草堂前，睹物思人，不禁黯然神伤。
记者到万木草堂正值午时，跨入悬着石匾、挂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大门，原来三进大堂中，残破的屋顶下凌乱摆放着一些浸满油迹的工作台，上面堆满了工具和各种零件。几台机床、钻床之类的机械加工设备静卧在黝黑的地面上。听3位正在吃饭闲聊的师傅说，这里早就是广州一家锁厂的车间了。
“我十几岁学徒就在这里干活，现在都50多岁了，你说我们搬来多少年了？”一位姓黎的师傅大大咧咧地反问记者。
在大堂的两侧，早已密密麻麻地用砖头隔成很多简陋民居。窄窄的过道上，一间间滚着炊烟的小厨房里，杂居于此的人们正在锅台边忙碌着。只有一口早已弃之不用却依旧清水映人的古井，在角落中静卧。一排排花花绿绿的背心短裤等正在晾晒的衣物，在草堂大厅和四周窗前陈列着。
人们告诉记者，原来面积500多平方米的草堂中，已经挤进了44户居民，常住人口有130多人。在这种破败、拥挤、嘈杂、污浊的地方，万木草堂昔日的辉煌早已无处存身了。
黄淼章说，文物部门想了不少法子和方案拯救草堂，但有关部门开口就是2900万元的搬迁费，这让人如何承受？
“戊戌变法已逾百年，康有为当年没有实现强国梦，而今天的改革开放却已让华夏大地万木扶疏，对万木草堂这样的代表中国近代爱国改良运动的重要历史遗迹，不应该毁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史学家的话，沉甸甸地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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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跨小康 再创业
中共浙江玉环县委书记 诸葛彩华
诸葛彩华，1957年生，大专文化。1974年参加工作，先后任浙江省温岭市妇联主任、文化局局长，三门县副县长，玉环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
玉环是浙江东南部的一个海岛小县，陆地面积仅378平方公里，总人口38万。到70年代末，玉环仍延续着“一农、二渔、三盐”的传统经济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形成了以工业经济为支柱，海洋经济为特色的海岛经济格局。从1992年开始，连续两届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八五’期间农民收入先进县”，被浙江省命名为“首批小康县”。1997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54．1亿元，财政总收入2．76亿元。
如何立足海岛小县，在高起点上谋求更大发展，这是我一直思索的问题。年初，我们提出实施“二次腾飞”战略思路。一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传统粗放型经营方式对一个海岛小县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们实施科教兴岛战略，进一步推进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改造电气机械、交通设备等传统行业，扶植家具、环保设备等新兴行业，培育石油化工、海洋药物等优势行业。
二是实现经济外向化。如果关起门来，玉环不仅很难摆脱自身财力有限的困境，而且也将束缚于有限的市场吸纳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充分利用海岛的港口优势和资源特色，重点把外资引向“港、渔、深、景、能”开发等领域，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走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
三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玉环是海岛，陆地资源有限。在发展中，必须本着为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着眼于城市体系、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推进县城———重点镇———一般集镇———中心村四个层次的城市体系建设，加强海岛环境的综合整治，逐步建设“花园之岛”。（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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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管家”张克贤
范晋宏 王天齐
人们的印象中，在机关搞后勤是个“伺候人”的差使，吃力不讨好。山西运城行署副秘书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克贤，在这个“伺候人”的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成为干部职工满意的“红管家”。
1991年，张克贤被安排到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位置上。当时，机关后勤工作这一摊子问题成堆，提起来谁都摇头。张克贤一上任，首先从调动人员的积极性入手，在内部进行大胆的改革。
长期以来，机关后勤实行的是以供给制、福利型、小而全、封闭式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模式，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难以有效地发挥。为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后勤服务单位中推行聘任制，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一般干部职工双向选择，择优上岗，定岗、定员、定职责。紧接着，他又把医疗室、幼儿园、理发室、澡堂等属于纯福利性质的服务单位，从机关中分离出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他们在创办实体的过程中，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而是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100多万元，先后改造、创办了对外餐厅、土建工程公司、文印公司、安装维修公司、物资供应公司等5个实体，开展对内对外服务，甩掉了过去后勤服务纯福利性的沉重包袱。此举不仅保住了200多名干部职工的饭碗，而且为数十名下岗分流人员重新找到了就业门路，每年节约财政开支10多万元。
张克贤上任时，由于过去基本建设欠账太多，人多房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跑项目、办手续、要资金，终于在地委、行署领导的支持下，使一座高17层、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最大限度地改善了机关干部的办公条件。他又多方筹措资金，为干部职工新建家属宿舍300多套，并相继对5个家属院进行了改造，住房难的矛盾逐步得到了缓解。
张克贤认为后勤工作是机关整个工作的晴雨表，看起来都是一些吃喝拉撒的小事，但每一项业务、每一件工作都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他要求每个干部职工要自尊自重，坚持原则，不搞特权。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年经他批的条子达1000多万元，但他从不乱花一分钱；他管车管油，但从来没有给关系户的车辆私自加过一次油；他管宾馆餐厅，亲戚朋友来了，每一次他都领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张克贤3岁丧父，是他的两个哥哥把他拉扯大，兄弟之情非同一般。一次，他的大哥想托他给侄儿在城里找个工作，他却说，农村户口安排正式工作，这个口子不能开。为此，大哥心里很不是滋味。
张克贤对局里同志要求严，但他严中有情。为了减轻同志们的后顾之忧，他经常主动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每年春节，他都不是在家里，而是和坚守在第一线上的同志们一起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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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理无钱请进来”
——访济南市法律援助中心
本报记者 贾建舟 宋光茂
在济南市司法局的门牌旁，有一栋极不显眼的简易小楼。但就在这栋小楼里，多少人擦干了委屈的泪水，讨回了公道，多少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贫弱残疾者的权益得到了保护。这里就是被百姓拥戴为“援助之门向民开，有理无钱请进来”的济南市法律援助中心。
记者走进济南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接待室时，正碰上中心主任、二级律师杨继省同志“坐堂”咨询。两名受欺辱的妇女诉说着自己的遭遇，但她们经济拮据，请不起律师，“这案子我们法律援助中心接了！”杨律师当机立断安排正在值班的年轻律师为当事人代写上诉状。
法律援助中心承接案件，不但不收费用，而且还要搭上各项支出，如有关的阅档费、提档费、复印费、交通费等，一个案子要花费上千元，律师也义务服务。
翻开援助中心厚厚的卷宗，自去年11月28日开业以来，这个机构受理的各种案件300多起，接受法律咨询2000多件，其中关于保护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及其他没有经济能力的当事人的案子占2／3以上。这意味着这个中心的律师2／3以上的活是“白干”，中心还要为此搭上几十万元的办案费用。
按照法律援助的国际惯例，受援对象限于自然人，法人不在受援范围之内。该援助中心却独创了对法人的援助。
在一个酷热的日子，济南食品实验厂的20多名职工代表涌到了援助中心，诉说他们的企业在被兼并之后，因兼并方未履行承诺义务，致使全厂职工13个月未领到工资的问题。“在我国体制转变、部分企业尚未解困的特殊历史阶段，援助了一个法人就等于援助了众多的个人。”被指派办理此案的宋晓律师道出了援助中心当时受理此案、做出创先之举的初衷。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食品实验厂的职工又能正常上班了，原来被拖欠的工资也补发了。
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半年多来，已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挽回经济损失数千万元，被誉为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保护神”。
法律援助中心现在还全靠政府拨款运转。济南市对该中心“单独列编，单拨经费”，律师收入实行固定工资制。济南市司法局也拨出专款，为中心配备了微机联网系统及设施齐全的档案资料室、图书室等，还为每位律师配了电脑、电话、传呼机等，为律师办案提供尽可能的方便。
“但这些毕竟还挡不住来自律师事务所的诱惑。”杨主任介绍说，由于经费不足，不仅律师的福利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中心实际援助的案件也仅占寻求援助案件总数的3％左右。要使更多的应援助案件得到援助，需要更多的经费。
值得庆幸的是，济南市公安机关已决定对援助案件免收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费等。中心也在探索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在不影响办理援助案件的同时，承接一部分收费案件，以案养案，把这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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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看“亲商”说变化
冯奎
最近在基层采访，注意到不少地方政府的领导，在谈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时，口边常挂着“亲商”一词，有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还把树立“亲商”新形象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努力方向。
“亲商”一词慢慢流行起来，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和企业关系认识的一种变化。以往，在我们的头脑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企业只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因此有意无意地对企业“轻而视之”。但是，现在不少人开始认识到：政府和企业主要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所做的，主要不是“管”什么，而是“如何服务”、“怎样服务”。用“亲商”取代“轻商”，究其实质，就是要求政府大力改善对企业的服务。
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是改革开放新形势“催生”出来的。从改革方面来说，目前，相当一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纳税、自主经营实体，政府不再是这些企业的“顶头上司”；从开放方面来说，越来越多的外商在内地投资兴业，这些企业最关心我们的投资环境和服务方式。适应这些新形势，要求政府职能重新定位。
当然，讲“亲商”，并不是一味迎合企业的要求。政府一方面要通过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主动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引导，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国家和当地政策、法规对企业依法约束。且这种“亲商”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当前，一些地方大力进行通讯、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工商、税务、土地、公安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归拢起来，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等等以改善投资环境的做法，实质上就是“亲商”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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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春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草枯了，有再绿的时候。饱受风沙之苦的榆林人一直在追寻着一个绿色的梦想——
榆林人进沙退
本报记者 施芳
榆林古称“驼城”。解放初，榆林城里的骆驼随处可见，驼铃声中，一群群商人载着货物入得城来，也带来了别处新鲜的趣闻。世事变迁，如今走遍榆林，只有在莲花池公园里才看见了骆驼的踪迹，但也只是供游人们骑着拍照而已。倒是城南仍旧留存着一处骆驼的雕塑，当地人说这是榆林人坚韧不拔战天斗地的一种象征。
榆林当年也曾是水草丰美之地，由于历代征战频繁、砍伐无度，流沙不断南侵，榆林城历史上曾经三次南迁，百姓们北走内蒙，南下延安，形成了“沙进人退”的局面。解放初榆林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5％以上。沙漠中交通不便，骆驼能识别方向，又善负重，是仅有的运输工具。
饱受风沙之苦的榆林人，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地向沙漠宣战，南治沙，北治水。政府每年都要组织两次义务植树活动。那时节，昔日荒凉的戈壁滩上到处可见人影晃动，年幼的孩子虽力有所不逮，也会跟在父母身后，拿个小水桶，给小树苗浇浇水。全国治沙模范牛玉琴更是人所共知，她独自承包了3万亩荒沙，在戈壁沙滩上培育出了一片片绿洲。今年她又包下了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的1万亩荒沙，30年后，她要让这片不毛之地重新披上绿装。
一年又一年，黄沙地里不断增添着新绿，三条总长为261．8公里长的大型防护林带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榆林再也不是往日的旧模样：纵横交错的公路将大小村落连在了一起，北线包神铁路、东线神朔铁路已经建成，从榆林机场可以直飞西安、包头。有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渐渐受到了冷落。
驼城不见驼，多少有些遗憾，但用心想想，这何尝不是一种欣慰？！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下岗办起敬老院
重庆市下岗职工颜宗贵在渝中区民政局和街道办的帮助下，自费办起家庭式敬老院。目前有老人20多位，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