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关注社会最底层
何刚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0月14日揭晓，获奖者为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新任院长阿马蒂亚·森。消息传到美国，哈佛大学深感遗憾。因为今年上半年，森还在该校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去年此时，哈佛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默顿因参与研究金融期权定价公式获得此项殊荣，而今年，哈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剑桥大学喜气洋洋。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于建行300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而出资增设的，该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自1969年首次颁发以来，森是第一位得奖的亚洲籍经济学家。
森是孟加拉族人，1933年出生于印度，童年时居住孟加拉国，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后在印度、美国和英国的著名学院任教。虽然他游历欧美数十年，但至今没有放弃印度国籍。一位印度教授说，森的获奖，“证明了一个不太富裕的国家也能培养出优秀的经济学家”。
多年来，森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辛勤耕耘，他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关注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在1970年出版的《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和1973年的《论经济不平等》等书中，森探讨了福利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社会选择理论和社会福利的定义，并试图搞清不同个人的福利是如何受到集体决策影响的。
森最令人称道的成就，是他长期致力于有关世界上最贫穷人的福利和各国政府解决贫困的途径等问题的研究。他注意到，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比较强调总量分析，比如：用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收入等数据来衡量一国的经济状况，用粮食总量供应不足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饥荒问题，等等。然而，这些数据是否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呢？
基于这种思考，森对1974年孟加拉国的大饥荒以及此后印度、孟拉加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灾祸和饥荒，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结果他发现，在发生饥荒的年份，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总量并不比正常年份少多少，有的地区甚至在发生饥荒的同时出口粮食。也就是说，从总量来看，没有严重缺粮，按传统观点看，本不应出现饥荒时却发生了饥荒。森进一步注意到，孟加拉国在1974年时虽遇到特大洪灾，但该国粮食供应总量并没有大大减少。而是由于洪水使众多农民无所事事，收入锐减，无力购粮，才导致了饥荒的发生。
森由此得出结论：就业情况、收入水平、福利保障和环境状况等因素，是比粮食供应总量更为重要的引发饥荒与贫困的原因。1981年，森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出版，他在书中明确向福利经济学“粮食短缺引发饥荒”的传统理论提出挑战。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饥荒理论”，并根据收入和健康状况，编制了一套衡量贫困状况的“贫困指数”，以便尽可能确切掌握贫困人群，特别是赤贫者的生存状况。他强调说，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居民平均收入等数据虽然重要，但它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许多人实际上一贫如洗。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事物的底层，而不仅仅是反映多数人情况的平均数”。为此，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底层贫困人群的生存与发展，就应使社会财富与资源的分配尽可能合理。
因为上述观点的重要性，该书被视为森最重要的著作。国际经济学界的评价是：森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在衡量贫困状况方面，森的研究思路弥补了过去硬性经济分析和总量分析的不足，界定了新的、更令人满意的指数，使人从更广的范围来深入探究贫困的根源和脱贫的出路。
由于森“长期关注社会最底层人的生存与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森的获奖，是对福利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有关发展中国家贫困与发展问题研究的极大鼓舞。森也说：“我获奖应当视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福利经济学的承认与高度评价，其实，还有很多专家在这方面卓有成就，他们应当与我分享这一奖项。”
就在森获奖当天，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日内瓦发表了《1998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目前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有48个，因缺粮倍受折磨的人有8亿之多，每年有近200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从全球来看，粮食供应总量并非不足。要解释这种全球经济繁荣时代的贫困与饥荒现象，森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饥荒和收入分配等重大课题，一直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继森之后，如果上述课题能吸引更多经济学家孜孜以求，那将不仅是福利经济学的福音，更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福音。（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艺苑
赵无极先生是当今欧洲画坛享有声誉的艺术家。阿兰·儒富瓦在《艺术》一书中评论说，他的作品“明确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如何成为全球性现代观点的”。赵无极先生的作品回顾展将于11月4日在上海举行。
听无极先生谈艺
马为民
关于赵无极先生，法国两部著名词典《小罗贝尔》和《小拉罗斯》都作了介绍。《小罗贝尔》的条目是这样写的：“祖籍中国的法国画家。1921年生于北京。1948年来巴黎，经过一段效法于保罗·克利之后，创造出一种极为细腻的抽象派风格。他运用东方传统绘画的某些技巧，特别是书法符号的分布，力求一种观赏上的平衡，并通过巧妙的构图来达到这种平衡。”
对艺术，笔者是门外汉，因而是怀着登门求教的心情，随几位中国同行，前往赵老的巴黎住所采访的。
住所的顶层三楼是他的画室，天顶的一大半是玻璃的，可开启，画室因之融在大自然中。听说他一向在自然光下作画，这又得到印证。赵老穿一件下摆蹭有颜料的白色工作服，像拉家常一样讲述着他的人生经历、创作生活和艺术见解。
他祖父是前清秀才，“无极”这个透着道家之气的名字即是祖父取的，他父亲是银行家，他本人却从小对绘画产生了兴趣。母亲劝他不要作画，日后继承父业，可他父亲说：“要他做银行，银行就得倒闭。”这样，他14岁时就进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即后来的浙江美院）。赵老回忆说，他在班上年纪最小，大家却选他当班长。他当时就不喜欢学院式教育，“我总是不大听话。潘天寿要我们临摹‘四王’的东西，我看了就头疼，我不干。潘天寿提出开除我，是林风眠和吴大羽把我保下来了”，再说，“我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20岁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1941年，他在重庆首次举办个人画展，翌年又和林风眠等人举办了六人展，深受欢迎，成了有名气的青年画家。
1946年中国爆发内战，两年后，他携妻来到巴黎。在这个艺术家荟萃的文化之都，他得以见识马蒂斯、塞尚、雷诺阿等大师的作品，结交了一些著名艺术家，跟诗人和画家亨利·米肖结下了尤其深厚的友谊。随后几年，他周游欧美，踏上一条崭新的艺术探索之路。
保罗·克利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位深受中国艺术影响的瑞士画家，倡导“艺术不是为再现可见事物，而是要变不可见为可见”，这跟赵老所熟悉的讲“意境”、重“神似”的中国美学思想相近。当时，抽象艺术在巴黎极为活跃，他也转向抽象，借助抽象符号表现物象之外的象征意义。不久，他又舍弃符号，转向大笔挥洒，“在扑朔迷离的色彩光线和复杂多变的空间结构中，抒发感受或描绘幻象”，更加直接地表述精神，宣泄情感。从1959年起，他进一步改用创作日期命名作品，让观众不受画面外任何因素的影响，而去直接体验意境。他说过：“我的画变得含混难辨，静物和花卉不复存在。我转向一种想象的和不可读的书写。”人们评论说，他是在西方表现形式中贯穿东方美学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西方称之为“抒情抽象派”，称他是“抒情抽象主义大师”。关于“抽象”，赵老在《画家独白》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画家的创作对于其自身来说都是写实的，对于别人来说才是抽象的。”
采访赵老之前，我们参观了正在法国昂热市举办的赵老画展。听介绍说，《风》（1954年）是他借助符号表现的开始，《向屈原致意》（1955年）的画面透出伤感，《82年1月30日》带有水彩画痕迹，《95年8月21日》是赵老较喜欢的一幅，最能表现他的精神世界……昂热之行对我们是一次学习，更为我们当面讨教留下不少疑问。
“您的画是写景物还是写现实？”他的回答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一生最注重的是空间和光线，至于表达什么意思，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您作画时想传达给观众什么呢？”回答同样出乎意料：“我不管观众，我自己画自己的。到这个年纪，作画是为自己开心。”他还说，“有时毁一张画也是开心的”，这说明看出了问题，要是自己觉得都很好，那就糟糕了。
赵老说，他喜欢独自作画，从不要助手。他习惯天天画，整天关在画室里。“比如从中国旅行回来，第二天休息，第三天就开始画”。他告诉我们，他1972年又捡起水墨画，因为当时他的太太病重，没法画油画。他如今每年作一次水墨画，一个半月，怕丢掉。他感慨地说：“做画家是自己找麻烦，假如要做一个实在的画家。”为新加坡那幅画，他画了一年，有一次退步看颜色，忘记是在楼道上，结果摔断了手臂。他说他画得很慢，每年十一二张。不过，他恳切地说：“我不是说快的就坏，慢的就好。有的人一个月画四五十张，马蒂斯画得就快，是‘速度画家’。画家各有各的脾气。”他还说：“油画的技巧很难。我从1935年开始画油画，一直到1964年，将近30年才真正可以控制油画。”他对自己的画“总觉得不满意”，画了改，三四年后又改，甚至10年后还在改。“改画也不易。有时改错一个地方，就得统统改”。不满意的画留在家，实在不满意甚至“越看越恨”的就毁了。他语重心长地说：“绘画同做人一样，要忠实于自己。”
赵老告诉我们，他受的影响很多，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是好的，他就想法消化，变成自己的。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必须说，随着思想的深入，我逐渐重新发现了中国。我最近的画自然地反映中国。或许悖谬的是，这种向深远本源的归复，应归功于巴黎。”据说，当年他转向抽象正是借助了甲骨文、钟鼎文。关于这一点，赵老说，中国的青铜器很早，没有外国的影响，是真正的中国的东西，“当时（50年代）觉得学马蒂斯不行，学毕加索也不行，要有自己的东西”，于是他从钟鼎文汲取灵感，从1954年起采用符号表现，不过两年后就放弃了，因为“模仿性太强”。赵老说，“中国传统画对我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空间”，中国绘画历史非常丰富，后来变成了抄、临，唐宋画的创作精神很强，像米芾等人的画，慢慢地，从明末开始就是抄了。他诚恳地说：“我并不是攻击，我是希望中国画创作出新的东西。”
我们知道赵老跟贝聿铭是好朋友，便提起贝先生，他就满怀兴致地回忆起巴黎十几年前的那场“金字塔战役”，并谈到北京的香山饭店。我们随之问道，您和贝先生都是中国根，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享有国际声誉，这当中有没有某种共同的原因？赵老的回答是两个字：“运气。”他接着又补充说：“他对自己要求非常苛刻，我对自己要求也非常苛刻。都十分严肃。”（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陈博士与汉字教育
徐宝康
10月7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韩文化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当一位举止儒雅、年过花甲的学者宣读完《汉字的起源与东夷族》论文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位知识渊博、被誉为“中国通”的学者，就是韩国明知大学著名文学博士陈泰夏。
陈泰夏，号清凡。他的故乡忠州，是朝鲜半岛新罗时期北部的文化中心。他幼年在传统的“书堂”（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大学毕业后赴台湾师大攻读中国文学，1974年获文学博士，先后担任过珠海大学、日本国立京都大学特约教授。目前，他还出任韩国国语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国语科审议委员和文化观光部国语审议委员。陈博士在积极从事韩国语的教育过程中，对汉字教育十分重视，并提倡从中小学抓起。为此，他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除每年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加强汉字教育的各项建议外，还通过各种讲演和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为了进一步推动汉字教育，最近，他又和一批社会名流忙于组建“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得到了韩国各界广泛支持，总统金大中和总理金钟泌也给予了热情关注。
汉字原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一种语言工具，但在韩国历史上却发挥过十分独特的作用。有相当长一个时期，韩民族都是借用汉字记载自己民族的历史：在1443年世宗创造韩国民族文字———《训民正音》之前，韩民族的文化、历史、科技等各类典籍都是以汉字书写的。千百年来，韩民族一代代文化大师，用固有词和汉字词合璧而成的韩国语，创作出了《春香传》、《沈清传》等文学名著，为后世留下了《龙飞御天歌》、《松江歌辞》等千古绝唱。至于用汉文写成的《高丽八万大藏经》和《李朝实录》，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
本世纪70年代，在朴正熙任总统期间，韩国为纯洁国语，开始推行“韩文专用法”，改变了过去把汉字教育同国语教育一道作为中小学主课的历史。作为韩国国语教育学会会长的陈博士，为何在“韩文专用法”推行了十几年后，还要大力提倡汉字教育呢？
陈博士认为，经过千百年来的应用，汉字实际上已被容纳和消化，成为韩国语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韩国语词汇中一半以上是汉字词汇，尤其是学术用语和专有名词，若仅用韩文表述，经常会出现同音异语，在词义的理解上也常造成曲解和混乱。推行“韩文专用法”后，一些人放弃了现成的汉字词，生造新词而不免闹出笑话，如“胃”这个字，在韩国已使用多年，有些人却硬是造了一个新词———“饭囊”来替代，叫人啼笑皆非。陈博士主张，如果实行韩文与汉字兼用，就可取长补短，根深叶茂。他说，韩国拥有丰富璀璨的用汉文记载和创作的传统文化遗产，当前挖掘、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韩民族振兴之所需。然而，现在的大学生中有很多人，连教材中用汉文写的韩国历史名著和经典都看不懂，甚至有不少年轻人不会写自己的汉字名字和居住地址，可是韩国人的身份证和户籍至今仍使用的是汉字。论及汉字的作用，陈博士认为，表意文字可促进大脑发达，在未来的计算机时代，视觉性文字的效率将更高。汉字精练，且具有较强的造词能力，适于构成计算机文字的一种。他还强调说，21世纪将迎来亚太时代，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汉字的魅力将会被更多的人认识，汉字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我是为了韩国的繁荣富强，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而致力于提倡和加强汉字教育的”。陈博士的解释，道出了他对汉字教育的思考，他期望能用东方文化蕴含的博大财富，铸造人类文化新的辉煌。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胡志明主席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写了100多首汉文诗，脍炙人口，用越文写的诗也甚感人。我国已出版过他的汉文诗集《狱中日记》，但少有人了解他的越文诗。今刊出他在抗法战争时期创作的一首诗，选自越文版《胡志明全集》。
泛舟底江①
悄悄流水如纸
星送船走船等月随
四周一片宁静
只听见竹船划桨声
我心顿觉不安
何如收复仙龙②河山
船归天色已明
辽阔天际绯红一片
①1949年9月18日夜，胡志明主席乘舟顺底江到山阴县看望抗战干部学习班学员，在江上作此诗。底江在越南北部宣光省境内。
②俗传越南民族为龙王的后代，即貉龙君与仙女妪妃的子孙。故借仙龙指越南民族。（洪左君译注）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京城拉巴特
章云
摩洛哥人说，他们有四大都城：拉巴特、马拉喀什、菲斯和梅克内斯。因为它们在不同时期都作过摩洛哥的首都。但依我看，就其规模和气魄，哪一个也比不上现在的首都拉巴特。
这是建在大西洋边一块高地上的城市，背山靠水，虎踞龙蟠。但在这里却看不到海，只有一条绕城而过的布雷格雷格河向西流向大西洋。站在高地的最高处，可以看到拉巴特全城：一湾河水，两面高坡，三五大道，四围城墙，紧凑而和谐地构成了这个城市十分独特的自然景观。拉巴特城始建于12世纪，过去是个军事要塞。历经了几代王朝的更迭和法国殖民者的经营之后，才演变成如今这样一个现代化首都。
第一次到拉巴特，会有一种到了“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感觉。当沿着安德鲁斯城墙边宽阔的哈桑二世大道前行，再由那椰树高耸的穆哈默德五世大街横穿市区时，就会看到满街都是穿着摩洛哥长袍“吉拉布”的人。特别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女式长袍，把整个城市装扮得红花绿柳般地好看。再加上那些通衢的大道，高耸的红墙，堂皇的宫殿和巍峨的寺庙，拉巴特俨然有一种王城派头，帝都气象。
拉巴特的街头又会给人轻松和悠闲的好感，游客对它情有独钟。说它虽没有菲斯那般凝重，但也没有马拉喀什那样轻浮；虽没有梅克内斯那般宁静，但也没有卡萨布兰卡那样喧闹。城中那些椰树掩映的林荫大道，繁花似锦的街心花园，连那些漆着红白相间的马路沿，涂着蓝白两色的出租汽车和手戴白手套、身穿黑色扎别丁雨衣的交通警察，都给人以旅游国家特有的那种动人的魅力。更不要说那得天独厚的天气了，总是那样清新、湿润和舒服，满眼的青葱嫩绿，明净透亮。难怪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说，“连这里的空气都是透明的”。
拉巴特市区的建筑，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里既有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面街骑楼，又有极富现代色彩的商业大厦；既有老式的阿拉伯庭院，也有新颖的欧式公寓。它们高低有致，新旧适宜，既有现代化门面的“包装”和“派头”，又不失阿拉伯传统的“精神”和“灵魂”。这种土洋结合、新旧融会的建筑与热闹熙攘的街道互为映衬时，显得不艳不俗，不惊不乍。
拉巴特的景物常使人想起它那辉煌的过去。坐落在城东南的谢拉古城曾几度易手，但最早时是古罗马人来到北非最西部安营扎寨的地方。“谢拉”明显是拉丁语“萨拉”的演变，罗马人当时就叫布雷格雷格河为“萨拉河”；位于城东北的乌达亚老城，仍然保持着昔日的风貌，是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柏柏人在河口建成的军事要塞“利巴特”。毋庸置疑，“拉巴特”这个名字就是从“利巴特”演化而来的；而那条雄伟高大几乎把拉巴特全城包围起来的城墙，使人想起了阿尔莫哈德王朝文治武功的赫赫年代。由于与西班牙进行圣战的需要，该王朝的曼苏尔苏丹要把拉巴特建成一个“新的亚历山大”，一个“胜利的拉巴特”。他不仅将原来的老城建成了坚固的城堡，而且要在它的南面建造一个规模空前的哈桑清真寺。但事与愿违，大清真寺的工程未完，曼苏尔已经魂归西天。清真寺只留下了400根大柱子（见题图）和一个高达44米的半截子宣礼塔。现在，这个庞然大物不仅成了拉巴特城市的路标，而且是世人公认的摩尔—安达鲁西亚建筑的经典，几可与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吉拉尔达钟楼和马拉喀什的库图比亚清真寺的宣礼塔相比美。
在日常生活中，拉巴特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恐怕还是乌达亚老城。因为，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安达鲁花园和一个可以同时眺望布雷格雷格河和拉巴特的摩尔人咖啡馆。每到太阳西沉时，人们纷纷来到这里。他们在花园的花圃与喷泉间散步流连，在咖啡馆阳台上凭栏远眺。眼前就是那蜿蜒曲折的布雷格雷格河，河这边是拉巴特，河对岸则是拉巴特昔日的“对手”、今日的姊妹城———撒累。这时，一轮红日在布雷格雷格河口开阔的河面上缓缓下沉。晚霞撒满了河面，也给拉巴特城涂上了一层绛红色的光辉。好一座霞光云影中的京城！（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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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迪拜散记
林皎明
迪拜是阿联酋最有特色的城市。初来乍到，许多人不相信这里是伊斯兰社会。西方记者评价，迪拜是中东最开放的城市之一，是海湾最欧化的都市。
可以说，西方社会有的，这里几乎全有，西方社会没有的，这里也有可能有。谁能相信，世界顶尖的时装模特，每年必来迪拜表演；全球最“酷”的赛艇选手，每年非在迪拜海面转上一圈；各国最新式战机，都要在迪拜上空翻滚一次才显得出身价。
东西方经济和文化在这里巧妙地结合，平稳地融会。大街上，身穿低胸暴露装的时髦女郎与黑袍满罩的传统妇女擦肩而过，各不相干；摇滚音乐与清真寺的祷告互不干扰。就经济环境而言，迪拜有开放的金融体制，有优越的海港位置，有辐射面很广的市场扩展条件，有多种族的人口结构。
如果不是眼见为实，记者绝不会想到迪拜与遥远的俄罗斯有何更多的联系。而现实摆在眼前：迪拜竟然有一条俄罗斯大街，商店里买卖俄国货，商标、价码全用俄文，金发俄罗斯姑娘在夜总会里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个昨日堂堂超级大国的年轻姑娘，在沙漠酋长国的夜总会里跳美国艳舞，真是匪夷所思。英国记者胆大，深入社会表层之下，写她们在夜幕下的街头交易，令各方难堪，登载那篇调查报告的报纸被禁止入境销售。更有甚者，传说莫斯科的黑社会也有人在这里安营扎寨。迪拜警方破获的最大贩毒案值，高达两千五百万英镑。
迪拜人公开说，他们要把这个城市建成“海湾的香港”。记者起初只一笑了之，在这儿呆上一些时日后，方觉这并非戏言。
若认真观察迪拜，就会发现，这里不仅是著名的自由港、世界最大的黄金进出口岸和海湾金融中心，这里的人的商业化思维方式，也已接近香港人。迪拜购物节，便是阿联酋经济开放模式的典型范例。
所谓“购物节”，说穿了是一种促销手段。在香港，圣诞节大减价，已演变为商界的盛大促销节日。那么，在伊斯兰社会如何营造促销商机呢？这便是迪拜购物节主办者的构思所在。在中东伊斯兰社会尚不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今天，迪拜率先垂范，让人不能不服。
阿联酋举办第三届迪拜购物节之际，记者专程赶去。平心而论，购物节的规模和场面，中东地区似没有哪个可与之媲美。主办者是迪拜酋长国的一个十人委员会，其能量之大，竟能把整个迪拜的几十万人调动起来，创出三十一亿迪尔汗（一美元约合三点六五迪尔汗）的商贸营业额。
实地观察，迪拜购物节人为创造出“购物天堂”的环境，操作手段确有不凡之处：简化入境手续，顾客可在机场交费直接入关；以低价和免税为诱饵，把广告打向欧洲各地；旅馆房价一律下调百分之四十；购物、旅游、消闲一条龙服务；设立数百万迪尔汗的高额奖金彩票，推出“全球最高购物节奖”的抽奖活动；举办四百场文娱演出活动。同步实现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扩大购物节的国际影响。
迪拜购物节已经打响名声。许多欧美商家游客每年三月，必到此光顾，形成一股商潮。这正是主办者的成功之处。借此东风，迪拜还要把自己办成“展览城”、“彩票城”，把全球商家吸引到迪拜来，雄心实在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