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患难之交情最真
——沉痛悼念尚昆同志
刘英
9月8日，得知杨尚昆同志病危，我感到震惊，他虽已高龄，但身体一直硬朗。去年春天，我到他家里，请他为我的回忆录作序，他欣然同意。我们共同回忆历史上的往事，他的记忆力之好，令我钦佩。去年夏天在北戴河，听说他下海游泳20多次，身体之好，可想而知。怎么会突然病危？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他刚经抢救，平静了一点，但还没有清醒过来。我轻轻叫他一声，他听不见。我又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听说，病情似乎有了转机，我心里不由得生起一线希望。没有想到，不幸的消息来得这样快，尚昆同志已经离我们走了……我们党、国家和人民为失去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悲痛，作为比他年长两岁的老战友，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哀伤。
早在20年代末，我同尚昆同志就认识了。1929年我到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同李伯钊同志同住在女生宿舍。那时尚昆同志已经当上教员，常来我们宿舍找伯钊。大家知道他俩出国前就是一对，免不了要开他们的玩笑。
真正对尚昆同志熟悉了解，并成为交情深厚的战友，是在我同张闻天结成伴侣之后。闻天同尚昆的四哥杨闇公就是至交。1924年秋，闻天到重庆教书，宣传革命思想，遭到旧势力的攻击。杨闇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组织党团员支持张闻天。1925年5月，重庆军阀下令驱逐张闻天。为安全起见，杨闇公把闻天接到二府衙17号家里住了一段时间。1926年11月杨尚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早去一年而且已经担任翻译和助教的闻天，当然对他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给以照拂。他们的友谊，更因为在革命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而发展加深。1931年1月，闻天和尚昆两人结伴回国。他们一起穿越西伯利亚，在绥芬河秘密越境，经哈尔滨、大连到达上海，历经艰险，走了一个来月。从上海到瑞金，闻天和尚昆几乎一直在一起工作，他们合作得很好，直到尚昆同志调到军队工作。以后，又一起踏上长征路，一起参加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一起同张国焘分裂活动作斗争，一起抗日……
共同战斗的峥嵘岁月说不完，患难之交的战友真情最难忘。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的忠言直谏惹下大祸。他和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受到错误批判。会后，闻天离开了外交部领导岗位。他要求换掉原来的轿车，说既然不做工作了，沿用原来的配备就属浪费。尚昆同志当时是中办主任，他当即答复：闻天同志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动，他还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嘛！外交部办公厅还专门召集闻天身边工作人员开会，要求他们一如既往做好服务工作。那时很多人见了闻天都回避，更没有什么人敢到我们家来。尚昆敢来，在公开场合遇到我，也总是主动走到我跟前，问闻天的近况。我和闻天深为感动。
对闻天的批判也殃及到我。火力很猛，集中攻击闻天“里通外国”，要我揭发。一时之间，我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靶子。所谓“里通外国”本是无中生有的事，我是老党员，总不能捏造事实。于是说我态度顽固，右倾，甚至说我猖狂攻击毛主席，要定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我的党籍。这时，我们想到了尚昆。我找到尚昆同志，问他该怎么办。他很同情，说：“我们不能搞株连九族。你给毛主席写封信，把情况说一说，我替你送。”过了几天，尚昆同志对我说：“你的信毛主席已经批示，并批给刘、周、陈、邓传阅，你放心，你没事。”这才拿掉了“分子”二字。我和闻天对尚昆非常感激。
1960年冬，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2年七千人大会使闻天受到鼓舞，他想到基层作经济问题调查，写了一个报告请示中央。时隔不久，尚昆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了。想当初，1942年春节前我们出发到陕北、晋西北作农村调查，尚昆同志在杨家岭给我们送行，20年后的1962年，又是他告诉了令我们高兴的可以下去调研的消息。从4月至6月，我陪闻天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了两个多月。出发归来，闻天写了关于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意见。这篇调查报告也是通过尚昆转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的正常生活就受到了影响。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内部电话，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这时我们又想起了尚昆同志。一打听，他已经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了，调到广东去了。到冬天，暖气也停了。闻天已经年近七十，血压很高，心绞痛不时发作。向有关方面反映，不予理睬。只好烧煤球，在严寒的冬天，室内温度常在零下几度。那些日子，我们谈起尚昆同志，不由得念叨：尚昆落难，我们也更加遭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和杨尚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和尚昆在北京重逢。他被监禁了12年，依然是那样豁达、乐观、谈笑风生。这时，他才知道闻天已经去世，没有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980年秋尚昆回中央工作以后，我们的交往又多起来。他知道我最关心的是闻天著作的出版，以及闻天生平业绩的搜集、整理。这些年我没有少麻烦他。他很忙，但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
1983年编辑《张闻天选集》时，在1932年的《斗争》上发现了署名“歌特”的两篇重要文章。选集组的同志初步考证“歌特”是张闻天的笔名，但没有把握，向尚昆同志请教。他仔细阅读了有关材料，很快给我回信，说明歌特两篇文章中写到的问题，当年闻天在上海同他谈过多次，到中央苏区后他写的一篇转变宣传工作的文章，就是按闻天的指导思想写的。他肯定“歌特”是张闻天的笔名。收入这两篇文章加重了选集的分量。
1985年为纪念闻天诞辰85周年，我约请他写一篇回忆文章。当时他正主持裁军100万，十分繁忙，伯钊同志又在那时不幸逝世，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写了一篇内容丰富、情长谊深的文章。1990年闻天90诞辰，他又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撰文纪念。去年又为我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序，再次回忆和评价了闻天的一生。从尚昆同志的这些文章中，我才知道：在遵义会议上，是张闻天第一个起来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闻天代替博古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由于闻天再三推辞，才延迟了20多天。这些历史的真相，以前没有人说过。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也充分表现了尚昆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尚昆对老战友的后代非常关心。1996年4月8日，是“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遇难50周年。尚昆同志以90高龄，专程赶赴延安参加纪念会。他后来对我说：这样重要的活动，怎么能不去？会后，我得知他在延安向烈士子弟和老战友子弟详细讲述了“四八”烈士遇难经过，缅怀他们的革命业绩，对年轻一代进行了生动的传统教育。晚辈们非常感动，称他是“健在的革命老爸爸”。
尚昆同志走了，但他对战友和后辈的真情，同他的贡献和业绩一起，永驻人间。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老战友魏传统同志
张爱萍
编者按：魏传统同志是老红军战士，人民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也是著名的“红军书法家”和“将军诗人”。其战友和知音张爱萍将军赞他：“自幼喜书法，笔耕伴岁华。一心攻魏体，当代大书家。”启功、沈鹏、王学仲、李铎等当代名家对其书品人品亦推崇备至。现刊登张爱萍怀念魏传统的文章一篇，以飨读者。
魏传统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两年了，我们时时都怀念他。
传统和我都是巴山蜀水养育长大的，他长我两岁。1925年，我俩在达县中学同班读书，一起闹革命。同学之情、同乡之情及战友之情凝结在一起，情深谊长，犹如故乡州河之水，源远流长，永不枯竭。
然而，没想到的是传统同志竟然如此匆匆乘鹤而去。噩耗传来，悲痛难抑，抚今忆昔，感慨万端。随即吟句以致哀悼，寄吾哀思：
同窗同志同征战，
难忘州河掀巨澜。
七十一载情谊重，
卫国为民意志坚。
躬身艺苑育新秀，
老骥伏枥未歇肩。
君何无言乘鹤去，
翱翔俯瞰尘世间。
传统同志出身在封建礼教很重的家庭，父亲是教员，堪称书香门第。他从小聪明好学，学书对仗，写得一手好字，是村里有名的“小秀才”。中学时代，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我们一起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当时达县地区的革命斗争搞得热火朝天。后来，党组织派我到外地去工作，传统留在川陕根据地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在此期间，敌人多次抓他，在群众掩护下一次次脱险。艰苦的斗争环境，始终没有动摇他革命的决心。从那时候起，他就发挥“秀才”的专长，搞政治宣传工作。他领导的宣传队有8个石匠。他在石壁上书写标语，石匠们就把字刻在石壁上。川陕苏区山崖上的“赤化全川”的巨幅石刻标语，以及刻在石柱上的“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的对联，至今已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1934年9月，我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传统所在的红33军编入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因当时信息不通，互相都不知道。直至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时，我从李中权同志那里才知道传统也在长征队伍里。我当时兴奋极了，少年时的同学、战友竟会在长征途中相逢，何其惊喜！据说他也得知了我的信息。我们便相互打听，急于相见。遗憾的是，由于战斗紧急，未及会面，双方随所在的部队又出发了。漫漫的长征途中，各奔东西，再未见面。
不幸的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推行极左路线，无端怀疑并杀害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传统因为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野心和搞分裂的错误做法，几次险遭杀害，在董振堂、傅钟等同志保护下才得以脱险。但他一直受到排挤，其职务一再被贬。他当过马夫，抬过担架，做过饭。为了革命他都任劳任怨地干。他所在的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被反动军阀“马回子”的部队多次追杀，历尽了千辛万苦。传统经受了残酷的战斗洗礼，以顽强的革命意志，走过了伟大而悲壮的红军长征历程。
后有消息传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高台与反动武装“马回子”决战失利，魏传统、刘瑞龙等数十名红军干部在张掖被捕入狱。此后常常惦记他、担心他。直到1937年冬，经党组织大力营救，由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谢觉哉出面保释，于同年12月初，送魏传统、刘瑞龙等8名西路军将士到达延安。而这时，我已离开延安到上海任中共浙江省委军委书记。又错过了相见的机会。1938年，我被调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才得知传统同志到达延安的消息。当即就写信联系，但由于当时到解放区的交通不便，此信未能及时送到他的手中。几年后，传统在军委总政机关工作时，从一个木箱里偶然发现我写给他的信，如获至宝，兴奋不已。这封信他一直珍藏着，可惜在文革中被毁。
我与传统从家乡分别后的第一次相见是在1950年春天。那时我在华东海军任司令员。一次到北京开会，我与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电话联系找魏传统，傅告诉我传统住北京医院治疗肺结核。我急忙赶到医院去看他。阔别二十二载，相见何其激动！我俩双手紧握，双目凝视，相对无语，久久站立。经他的夫人刘超提醒我们才坐下。往事激越，如滔滔江水。我们促膝长谈直到很晚很晚。临走时我问他需要什么。他想了想说要一块手表。我当即把我手上戴的一块欧米格表送给了他。后来才听说，传统进北京城时住在香山。一次周总理召开会议，他因为没有表，掌握不好时间而迟到了。
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传统同志被授予少将军衔。建国后，他相继担任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职。他还参加了肖华同志主编的长征组歌的歌词创作，红四方面军战史的编写。他在主持军艺工作期间，为军内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他为我军政治工作、文化艺术的发展，忠心耿耿、呕心沥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经常赋诗作词，研习魏碑体书法，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登门求字者很多，他有求必应，流传甚广。久而久之，军内外文艺界人士亲切地称呼他“红军书法家”、“将军诗人”。
我从华东调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后，与传统交往的机会更多了。传统和我都爱好诗与书，他的诗书根底比我深厚。难得余暇，便在一起切磋，有时有诗文酬答。“文革”中我遭囚禁，他也被关押。1971年我在囚室里曾哼过一首《寄老友》，就是思念他、写给他的。内有“暮年傲霜雪，壮志激雷霆。待到晴明日，重与论诗文。”
经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后，我们终于再次见面重论诗文。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感慨万千。传统同志赠我南乡子《忆少年情致爱萍》：
昨夜梦魂中，
通州摆渡靠船工。
德新庙前老榕在，
葱茏。
恨不高青松，
半江渔火听疏钟。
君鄙嗜血“六寸厚”［注］，
反孔。
天缘有幸乘东风。
［注］指大军阀刘存厚。
我步原韵奉和：
“五卅”运动中，
学生反帝联农工。
游行示威声势壮，
长龙。
“狮子狗”头胡爬虫。［注］
校前耸青松，
紧急集合乱敲钟。
横渡州河冲官府，
倒孔。
覆地翻天真威风。
［注］“狮子狗”指当时反动的国家主义派，胡爬虫指校长胡某。
这两首诗都记述了我们在达县中学闹学潮的情景。
他接到我的和诗后，又写了一首南乡子赠我：
致长弓
许久不赋诗，
任务未成君熟知。
引咎自责徒增苦，
痴痴。
临窗频频看寒枝。
昨诵君诗词，
犹当年豪放英姿。
夜阑推敲无睡意，
迟迟。
归去来兮嗟何时。
我又和他一首：
戏和老委步原韵
常作打油诗，
时人不解我自知。
兴来无事观山景，
何痴？
休叹无花空折枝。
读君南乡子，
苦念苍生奈何姿。
“精神不死”路千里，
莫迟。
重越昆仓未过时。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传统同志激情满怀，诗兴大发，连续写出80余首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诗词，及以后陆续撰写的诗词楹联，据我所知多达数百计，可谓洋洋大观。
在传统同志88岁寿辰前夕，我赋诗一首以表祝贺：
同学同志七秩缘，
忆惜州河掀巨澜。
耄耋诗书气犹壮，
长杖跃登昆仑山。
也借此表达传统和我的共同心声。
值此传统同志逝世两周年之际，巴山人民十分怀念他们忠诚的儿子，亲切地称他为“巴山儒将”，这是当之无愧的。我亦撰此短文，以寄托我对他的不尽怀念。
安息吧，老委兄，传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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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深切悼念李家镐同志
金凤
原上海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同志不幸于今年5月29日在上海逝世。噩耗传来，在京的上海交通大学校友无不感到悲痛。
我认识家镐是在1946年，至今不觉半个多世纪。那年秋天我考进上海交大工学院工业管理系，家镐在理学院化学系学习，比我高一班。我们参加同一社团，因此认识。听老同学介绍，家镐1938年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艰难时刻，他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当过英语翻译。他曾写大字报揭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被捕入狱，经他父亲营救出狱。
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交大功课极重极严，因此交大同学大都十分用功，家镐也不例外。难得的是他在繁重功课重压下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刻苦攻读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我现在还分明记得，家镐把封皮上包着《七侠五义》、《小五义》、《啼笑姻缘》书皮的书塞到我手里，打开一看，里面是《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当年家镐和我们这些进步学生是冒着杀头危险偷偷阅读革命著作的啊。
1946年12月圣诞节前夕，北平发生美军强暴北大女生暴行，全国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1947年1月1日，500多名交大同学和上海几千名大中学生一起，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我看到，平素文质彬彬的家镐和参加过青年军的几十名交大同学头戴钢盔，身穿美式军用大衣，雄赳赳地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充当我们的纠察队。国民党政府如临大敌，出动大批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冲我们，用带钉子的“中正棍”打我们。家镐指挥纠察队员保护同学，和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
国民党疯狂镇压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5月30日深夜，大批军警闯进交大学生宿舍，逐个搜捕上了黑名单的同学。幸好，交大地下党从一位同情学生的女教师那里知道了黑名单，提前通知上了黑名单的同学离开交大。可是军警已经包围交大。紧急关头，家镐偷偷开了他父亲的小汽车，将十几位上了黑名单的同学送出交大，转移到安全可靠地方。这样，国民党军警搜捕交大进步同学的行动全部扑空，勇敢机智的家镐起了关键作用。
1947年5月，交大学生自治会成员几乎全部上了黑名单，不得不离开交大。家镐前仆后继，冒着风险接着担任学生自治会常委和社团负责人，组织领导交大学运，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他化名“吕均”，带领30名进步同学，奔赴苏北解放区。其父李熙谋则到了台湾，50年代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由于有这样的家庭关系，家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了“运动员”，“文革”中更受尽迫害。“造反派”逼他退党，他坚持马列信仰，决不退党。
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生
尽管政治上家镐经常处于被压制和屈辱的位置，但家镐以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极端忠诚，以他工作的极端负责和出众的才能，依然能历经劫难，脱颖而出，在同辈知识分子中是比较幸运的一个。解放后他先做青年团工作，1953年调到工厂工作。从50年代他担任几百人的上海大众橡胶厂厂长到80年代担任几万人的特大型企业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厂长，再到1983年任上海市经委主任，主管中国最大城市的经济工作，家镐有幸做到学有所用，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他的一生。
更加难得的是，家镐在担任繁重的经济领导工作的同时，一贯注意理论的学习、思考和写作。他学习非常刻苦、钻研和勤奋，目光敏锐，既追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动向，又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热点和难点。记得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他有机会出国考察，了解到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回国后立即结合中国实际写了一篇加强税制建设和改革的文章。我看了认为很有新意，推荐给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家镐的见解有许多独到之处，对国营大中企业改革情有独钟，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但了解他的同志都公认，家镐的内心是一团火，他怀着火一样为国为民的热情。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家镐评价很高，称“他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家镐认识到现代化企业的建立离不开现代化管理人才。因此，他用生命的最后岁月，争分夺秒，贡献给培育国家急需的高素质国际化管理人才的事业。1993年他离职休养，并未休息，受聘担任上海交大和欧共体合作的中欧工商学院院长、教授。从策划、谈判到组建、管理、教学乃至新校区建设，家镐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亲手创建了亚洲第一流的工商管理学院，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层管理人才，对我国经济建设作出杰出贡献。
家镐的正直、清廉，有口皆碑。他心底无私，平生唯实，心里只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唯独不考虑个人得失。他敢于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敢于帮助处于逆境的干部。他言行一致，从来不怕丢“乌纱帽”，从不看人行事，更不会阿谀奉承。不管职位多高的领导，家镐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他身上处处体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铮铮铁骨敢讲真话的精神。
家镐一生忘我工作，生活非常俭朴。在石化二厂工作时，他常常早上到食堂买6只淡馒头，装进工具袋，这便是他一天的伙食。对外开放后，他在海外的妹妹、妹夫见他成天骑辆破自行车跑来跑去实在太辛苦了，送他一辆崭新的林肯牌高级轿车供他代步，他马上转送给石化总厂作为公车，自己依旧踏着那辆旧自行车。他任上海市经委主任时，儿子刚上大学。当时自行车还是紧俏商品，儿子想买辆自行车，求他要张自行车票，他一口拒绝。他夫人只好陪儿子到淮海路旧货店买辆旧自行车。他任中欧工商学院院长，每月工资上万元，任职3年半共计30多万元，他分文不取，全部用作培养汽车工业和管理人才的教育基金。他急人之急，工商学院有个职员生急病，他连夜买了药骑自行车送去。他从不假公济私，一贯公私分明。80年代他已任上海市经委主任，有一年他因事来京，不住上海驻京办事处，也不愿麻烦北京的交大同学，悄悄自费去住简陋的地下室旅馆。人们对他的高尚品德和执著的追求，比作“山泉晶莹，不随浊流；求索真理，无春无秋”；认为他是“老一辈的典范，新一代的楷模”。
1998年6月15日，近千人赶到龙华烈士陵园参加安置李家镐同志骨灰仪式。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同志，上海党政领导同志、国际友人和众多友好都送了花圈。他的夫人俞玉莉同志对他的一生作了如实的评价：胸襟坦荡，淡泊名利；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生活俭朴，廉洁奉公。最可贵的是从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沾官气，没有暮气，有的是共产党员的一身正气；不论身处逆境还是身居高位，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
这是家镐同志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