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巍巍丰碑 永矗人间
——写在彭德怀元帅百年诞辰的日子
马文端 王恩茂
彭德怀同志从1928年率部举行平江起义，到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在任职工作的31年间，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身负重任，历尽艰险，开创了许多辉煌的业绩，是人所共知的。
彭总在西北地区工作多年，率领西北野战军解放了西北五省，和西北人民有着血肉般的亲密联系。我们两个人曾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受到他的言传身教，深深感到彭总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长处很多，其中最使我们敬仰和追慕的，概括起来大致有德、智、勇、廉、公这五个方面。
一、彭总之德，上予国家，下施百姓，忠诚无比，肝胆照人。他在土地革命、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各个历史阶段中，都是身担重任，亲临前线，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勤奋工作，英勇作战，全心全意为革命胜利，为祖国安宁，为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世界和平作出无私的奉献。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在他的率领下，打了很多胜仗，光复了延安，攻克了县城十多座以后，不料在陇东战役中却吃了亏，没有完成预期的战役任务。这次受挫的原因，本来是由于一个部队执行上级的命令不够坚决所致，可是彭老总在总结战役经验的会议上，却首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沉痛地说这次战役，“出动前准备不充分，对个别纵队的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入，对敌人估计不足，这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直接指导者都应负责任，也就是我应负更多的责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啊，看问题一格一格的（意即孤立的看问题）。只看胡（宗南）马（步芳）的矛盾一面，忽视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一基本点上完全一致的一面。”然后，他才对犯了错误的部队负责人当众进行严厉的批评。在后来时隔很久的会议上，他还负疚地说：“比如在西北战场，我们两次吃过马家骑兵的亏。人得有自知之明，不能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我需要帮助，需要改造。因此，我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敢于不顾情面地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才能把事情做好。”对于彭总如此真诚的态度，连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同志在那次会议上都深深地感叹说：“德怀同志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彭总被罢官以后，到“三线”工作时，有一次来到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不禁缅怀起当年长征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生忘死、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当他听说有一位名叫帅士高的老船工还活着时，就去看望他，看到老船工生活上有困难，临别时就送给老人10元钱。
庐山会议后，彭总在被错批错斗、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依然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当他听到我们的国家由于“左”的错误，好多地方饿死人的情况更加严重时，凄然泪下。他的家人宽慰他说：“当初照你的意见办就好了。”而他却马上回驳：“我的意见要真错了就好啦。老百姓就不会这样吃苦了。”到了这般境地，仍能不为他在庐山的不幸言中而宽慰，倒反为人民的不幸而痛心。这是何等纯洁的思想境界，多么崇高的品德！
二、彭总之智，卓越非凡，举世公认，特别表现为他那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两个月后的1951年1月4日，他指挥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夺取了汉城。我军声威大振，美军威风大减。北京天安门广场祝捷群众彻夜狂欢，全国人民以为朝鲜战争很快就能全胜，但彭总鉴于我军在进攻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人虽有坚固防线而未坚守，他判断敌人似有计划南撤以诱我冒进深入，从而从背后登陆夹击我军，重演仁川登陆之故伎。因而毅然决定我军于1月8日停止追击，结束了第三次战役。但当时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却极力反对彭总的决定。他指责彭总：“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彭总面对责难不为所动，他说：“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不料，苏联大使把此事反映到了斯大林那里。于是彭总便给毛主席发电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把彭总的意见也转给斯大林。斯大林回电指出：真理在彭德怀同志一边，今后要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了苏联大使，并调他回国。
彭总高度的军事指挥才能不仅来源于他的多谋善断，而且来源于他的民主作风。进行每一次重大战役他都经过周密的侦察工作，提出作战方案，交前委会进行民主讨论。他反复讲：对提出的作战方案可以提赞成的意见，可以提不同的意见和否定的意见，如果错误的方案在讨论中不能被否定，到作战中去否定，那就要打败仗，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不知道要受多少损失。因此，他对作战方案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否定的意见尤为注意。因而他指挥的战役失误少，胜率高，成为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三、彭总之勇，经常是表现在亲临前沿，临危受命。在战场上，他的指挥所总是十分靠前，这是久传的佳话。以至他的下级指挥员不断向他提出“抗议”，并常常是强拉硬拽把他送下火线，这样的事例多不胜举。解放战争中，澄合战役攻打壶梯山时，彭总冒着炮火硝烟，到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同志的指挥所。这里离前沿很近，只构筑了简单的掩蔽工事。当时王震正举着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敌军阵地，一回头却发现彭总站在他身后，大吃一惊。他顾不上汇报战斗情况就急忙关切地说：“你来这干什么？这里太危险，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彭总从容地反问道：“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来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当时敌人打来的炮弹越来越密，附近弹片横飞。为了彭总安全，王震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拉到掩蔽部里，急切地说：“我简单向你汇报一下情况，你就赶快走吧！”可是讲完以后彭总仍然不肯离开。于是王震故意用激将法大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彭总笑着回答：“谁不相信你的指挥，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我在这里保证不干预你的事情。”事后，王震谈到这件事深情地说：“彭总太不爱惜自己了，打起仗来哪里靠前，他往哪里钻。”彭总之勇，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勇于临危受命，担当重任。江泽民同志在彭总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到四例：一曰留守井冈，二曰强渡湘江，三曰保卫延安，四曰抗美援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彭总没有私利，只要人民和祖国需要，他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四、彭总之廉，最主要的是严于律己，从不特殊。彭总艰苦朴素，人所共佩。保卫延安之战，我军撤离延安前，师哲同志为彭总配备了一个精干而彭总也很喜欢的警卫员小杨。在分配任务时，师哲特别嘱咐：彭总有胃病，又十分劳累，只要有可能，有机会，就要设法改善他的伙食，以保证他的健康。转战陕北期间，部队的粮食供应有时中断，彭总也同大家一样饿肚子。有一天小杨给彭总炖了一只鸡。彭总一看便神色严肃地问道：“哪来的？这是干什么？不吃，拿回去！”过了一两个星期，小杨想到组织的交待，又炖了一只鸡送去。这回彭总发了脾气，“你怎么又搞这一套？你原来从哪个部队来的，你还回哪个部队去吧，我这里不用你了。”小杨在回队途中巧遇师哲，伤心地说：“彭总把我赶走了。”师哲连忙安慰他，并感动地说：“艰苦朴素，不搞特殊是彭总的作风啊。”在彭总的榜样面前，我西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也都始终保持着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可以说，彭总的榜样，就是无声的命令。
无声的命令，有着无穷的威力。一次彭总光着头，手里抓着帽子，脚上的布鞋已经烂得穿不住，用麻绳绑在脚面上，但走起路来稳健有力。口渴了，在征得停在路边挑水农民的同意后，才就着桶沿狠喝了几口，随后又赶队伍去了。这情景恰巧被押在路旁的俘虏看到了，他们立即站起来观望，有的竟惊恐地喊叫起来：“我们就败在他的手下，当了他的俘虏，真可怕！”更有人说：“完了，国民党完了，非彻底失败不可。老天有眼，天下哪有我们立足之地？”连这些俘虏也从彭总艰苦朴素的品质中，看到了我们的威力，预见到了他们的失败。
五、彭总之公，是完全彻底的，是纯正无私的。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彭总批评人很严厉，是出了名的。但他主要是对干部，我们也曾听彭总说过：“批评就是要声色俱厉，否则，有毛病的人改不了。”更重要的是他从来都是出于公心。正因如此，他对人不管是炊事员，警卫员，还是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只要谁损害人民的利益，他都批评。但十分可贵的是：他批评错了，就主动道歉，承认错误；对改错有实际表现的，就加以表扬。例如在朝鲜战场先严厉批评，后又高度赞扬38军的事，就是典型的例子。38军在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中没有打好，行动慢了些，敌人跑掉了。彭总在战后的总结会上点名叫起38军军长厉声斥责道：“你们为什么慢慢腾腾，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违背军令，贻误战机，按律当斩。我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有权惩罚一切违犯军令、军纪的人。我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这一顿虎威，真有叱咤风云变色之力，使到会高级将领深受教育，对以后的作战发挥了重大作用。38军也从中吸取教训，在第二次战役中猛打猛冲，一夜之间猛插敌后70公里，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彭总立即给予表扬，并特别嘉奖了38军。还在通令嘉奖的电报上亲笔加上“三十八军万岁”。从此，“万岁军”被广为传颂。
彭总之公，更突出地表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左”的影响，当时尽管问题十分明显，但谁也没有多提意见。彭总出于公心，为民心切，上书为民请命，结果被批判罢官。接着在“文革”中继续被审查、批斗、摧残，直至含冤而死。彭总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尊重的，但彭总也是非常重视实事求是的，因而至死对这个问题仍持保留的意见。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他彻底平反，才得以大白真相于天下。历史是最公正的，彭总因上书为民请命而受到打击迫害，但也因此而更受人民崇敬爱戴。巨星从这里陨落，也从这里升得更高，更亮！
彭德怀元帅一生所表现出的崇高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纪念。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指引下，特别发扬彭德怀元帅在德、智、勇、廉、公诸方面的优良作风，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彭德怀元帅的光辉名字将永远活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中。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追念彭大将军
杨尚昆
彭德怀同志是我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战友。
说起来，已经是65年前的事了。1933年，我到他指挥的红三军团担任政治委员。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长征路上，我同他都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战爆发后，我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先后担任副书记、书记。从1938年11月起，北方局驻扎在晋东南太行区，同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起，领导华北敌后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那些艰苦岁月里，我们又朝夕相处。两年后，我调回延安，名义上仍兼着北方局书记，实际工作全部由彭德怀同志代理。我们每次见面，都有着谈不完的话题。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作为西北战场的前线总指挥，保卫陕甘宁边区；我作为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疏散工作。1947年6月，我曾奉毛主席之命去给彭德怀同志送信。经过5天的急行军，在陕北定边城内同前方司令部会合。那时情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解放后，我到北京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1952年，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到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我们又有了经常促膝谈心的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后被免职。中央指定我和他联络，一个月一次。此后的几年里，我有机会能出入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去看望这位身处逆境的老战友。
后来，毛泽东曾考虑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他对我说过这件事。1965年10月，毛泽东决定请彭德怀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还要小平同志请西南局的那些负责人到北京来，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要尊重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德怀同志临行前，到中南海万字廊向我辞行。那天我们一起回忆往事，大家都流下了热泪。临别时，我们互期再见。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我和德怀同志相识相知32年。自1965年分别后，至今又有33年。别离的时间已超过相识的时间，但我对他的怀念丝毫没有因此淡化，反而日久弥深。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谨写此文，作为追念。
一
彭德怀同志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他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那样的逆境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928年7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刻，刚刚入党不久的彭德怀同志表现出常人少有的巨大勇气，率领一个团的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武装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这次起义，像沉沉黑夜中的一声霹雳，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人民革命的信心。同年11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奔赴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会合。这两支部队协同作战，共同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两大主力。
彭德怀同志是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有战略眼光，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多谋善断，统兵作战常常身先士卒。从红五军发展而成的红三军团在他的率领下，行如飙风，战如雷霆，既敢打敢拼，又灵活机动。在作战中，他敢挑重担，从奇取岳州，到奔克长沙，再到后来的五次反“围剿”，专打硬仗；在长征路上，和兄弟部队一起，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攻占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终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在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剽悍的敌军四个骑兵团跟踪袭来。红军过去还没有同敌人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不把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10月21日，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利用陕北特有的塬高沟深的复杂地形，趁敌军牵马上塬的时候，伏兵突起，将措手不及的敌军骑兵团打得溃不成军，缴获了100多匹马。打了这一仗，敌军就停止进攻了。当时，我随毛泽东同志在附近山头观战，听得不远处只有稀稀拉拉的一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正疑惑间，捷报传来。毛泽东同志兴奋地写下那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短短24个字，既是写实，又浓缩地刻画出彭德怀同志威震敌胆的英雄形象。
抗战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同志任副总司令，协助朱总司令率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日军后方，建立敌后根据地。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调回延安后，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主要落在彭德怀同志肩上。这年8月，他统一组织指挥了华北敌后规模空前的进攻战———百团大战，出动兵力20多万人，历时3个半月，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破坏大量铁路、公路、桥梁和隧道，沉重打击了日军妄图封锁和割裂我抗日根据地的所谓“囚笼政策”，钳制了它进攻正面战场的大量兵力，提高了人民的胜利信心。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同志曾致电彭德怀同志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日本侵略者从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又抽调两个师团，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一体的“总体战”，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从此，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严酷的时期。当时，我已奉调回到延安，彭德怀同志代理北方局书记。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领导敌后军民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才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3月，又悍然进攻陕甘宁边区，兵逼延安。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2万余武器简陋的部队，抗击国民党装备精良的20余万大军，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重任。他过去没有直接指挥过这支部队，对这支部队和它的各级干部不很熟悉，但一接下来，立刻能指挥得处处得心应手。他废寝忘食，精心运筹，沉着应付，设疑阵，布奇兵，指南打北，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虎口夺食，穿插分割，奔袭包抄。指挥艺术的高超，令人叹服。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转入反攻，收复了延安，在不到3年时间内解放了整个大西北五省。
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向我说过：他一生戎马倥偬，很希望在战争胜利后去搞生产。解放后，彭德怀同志席不暇暖，以极大的热忱到各地考察，着手拟定开发大西北的建设计划。不料朝战烽起，林彪托病不出，彭德怀同志再次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决策，义无反顾地挥师援朝，重上烽火前线，同号称在历史上没有战败纪录的美国军队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把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用3年时间胜利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成为国际上威名远扬的军事家。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彭德怀同志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他紧随朱德同志之后，位居次席。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当之无愧。
如果从1916年参加湘军算起，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彭德怀同志一生戎马生涯达37年之久。如果从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算起，他投身革命战争也有25年，其中至少有20年身在前线。正是长期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当然，在制订某些具体的方针部署上，他与毛泽东同志也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争论。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每次争论后，他总是能够通过实践及时调整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纳他的正确建议，完善自己的方针。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人借此批判彭德怀同志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二
彭德怀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贫苦农家，少年时就萌发为穷苦人找寻出路的强烈愿望。参加湘军后，又不断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年届三十，到了中国人常说的而立之年。后来我常想，也许正是这种艰难而漫长的对革命真理的求索，才铸就他那种善于独立思考而又勇于修正错误、胸襟宽阔而又脚踏实地、内心火热而又外表严肃的个性。可以这么说，实现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他的毕生追求，从军打仗只是他为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有些人把他看成是“一介武夫”，其实是极其肤浅的，是一种误解。
当年行军宿营之余，我们常常倾心交谈。他不爱“闲聊”，谈论最多的总是国际国内局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时候他常说，自己入党之初，只知道执行党的指示，不懂得路线问题。实际上，每当党内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时，他总是能坚持原则，直抒己见，不惧权威，只认真理。
1930年8月，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中央命令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协同作战。由于长沙守敌实力雄厚，援兵又即将开到，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说服中央代表，放弃攻打长沙的意图。彭德怀同志坚决拥护这一正确主张，带领部队一起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取吉安。朱德同志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再肯定彭德怀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了立三路线。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放弃红军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始则“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变为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对这种错误的打法，彭德怀同志坚决反对。他曾多次对我谈过自己的意见。记得广昌战役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造成惨重损失。在军团指挥所里，德怀同志当着我和许多同志的面，痛斥“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断送了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是对革命的犯罪。事后，他对我说：“我今天把一套旧军装带在包里了。我准备跟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甚至杀头，我都无所谓。”他当年那种正气凛然的神态，至今仍清晰地活现在我的脑海中。
长征过程中，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乘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在黑水芦花，他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时就极力挑拨彭、毛之间的关系说：“从江西出发以来，你的队伍打得很苦，损失很重。我给你三个师，听你指挥。”彭德怀同志立刻驳斥了张国焘的这些胡言乱语。当天晚上，他把上述情况告诉我时，还余怒未消地说：“张国焘这个东西，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把我当军阀。我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了。真是岂有此理。”后来，当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时候，又是彭德怀同志率部保卫毛泽东等的安全，毅然决然地跟随毛泽东北上，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在革命危急关头的英明和果决。
彭德怀同毛泽东是老战友。当初毛泽东在井冈山竖起红旗时，第一个上山同他会合的是朱德，第二个便是彭德怀。长征后期和东征入晋，毛泽东任红军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他们并肩作战，亲密共事。“老毛”、“老彭”是他们之间的亲切称呼。经过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彭德怀深感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1942年，他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是“特等射手”，“提出的政策总是命中十环”。延安整风时，他真诚地总结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并为中国人民有了这样当之无愧的领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认为即使是对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领袖，也不应当绝对盲从和迷信。因为领袖也是人，是人就有犯错误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有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正因为如此，他极其尊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并不盲从。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彭德怀同志一生崇尚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反对虚伪浮夸和明哲保身。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申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共产党员对党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58年秋天，他到外地去检查国防建设，痛心地看到许多粗大的树木被砍掉，大片的青山正在变成秃岭。年底，他又到最熟悉的湘潭、平江两县实地调查，了解到“大跃进”的许多真实情况。正因为如此，他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写了洋洋万言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的后果至今令人言之痛心。因批彭德怀而导致全国性的“反右倾”，因对毛泽东的日渐神化而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今天，当我们怀念彭德怀同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这一段沉痛的历史，也更加钦佩他当年的远见卓识和政治节操。
三
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在和德怀同志长期共事的过程中，他给我的第一个突出印象是刚正不阿，在大关节的时候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来。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曾经号召党的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彭德怀同志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彭德怀同志个性刚烈、正直、坦荡、忠诚，他嫉恶如仇，处事从不苟且、不屈从，做人从不矫饰、不阿谀，敢说真话，也愿意听真话。同他在一起工作，既痛快，又紧张。因为他对你有什么意见从不隐瞒，你对他有什么意见也都可以直说。工作中难免有意见的分歧，有时甚至会发生争论。但争论后，只要事实做了结论，无论谁对谁错，他都心无芥蒂。
彭德怀同志办事雷厉风行而又严密谨慎。他平时很注意也很善于了解下情。谁对他弄虚作假，那可倒了大霉。他对战士、对群众宽厚仁爱，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却要求极严，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但让人心服口服。因为他要求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批评错了、过分了的，他会当面向你检讨；批评以后，还会主动给人补过改错的机会。在西北战场和朝鲜战场，他都曾在开会时毫不留情地批评过贻误战机的高级指挥员，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但会后，他却主动将下次战役中最艰巨的突击或阻击任务交给被批评的部队，要求他们奋勇作战，挽回荣誉。当他们重新立功之后，又立刻热情地通电表扬。这种品格和作风，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在战争中提挈三军如一人，令行禁止，所向披靡。建国以后，他所主持下的工作效率，至今仍为人称道。
一个人的突出优点有时也伴随着相应的欠缺。德怀同志刚正而欠于通融，爽直而失之急切，有时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不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我也曾劝说过他，他却笑着回敬说，我不会像你那样“和稀泥”。他有时还喜欢骂人，这自然也不能提倡。但在崇尚气节的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民族精魄之所在。这种浩然之气，使德怀同志成为一代伟人。
我对德怀同志第二个突出印象是清正廉洁。他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在党内外、军内外都是人所共知、人所共称的。他从小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痛恨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他在立志救国之初，就同好友黄公略等相约：“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他在旧军队工作12年，卓荦不群，出污泥而不染。旧军官搜刮民财，克扣军饷，他却把自己的薪饷积蓄起来，做了起义的费用。参加革命后，他更是时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红五军成立之初，同红四军并没有隶属关系。1930年第一次打长沙后，他却主动建议由一、三军团合组成红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委。长征后期，红军严重减员，需要缩编，为了保留红一军团的番号，又是德怀同志主动提出撤销三军团，将部队编入一军团。他一手创建并长期率领的红三军团的历史至此宣告结束。试想，一个长期统兵打仗的军人，主动把自己的队伍交给别人指挥，然后又心甘情愿地撤销自己的部队番号，如果没有博大胸怀和远大目光，没有以人民和革命利益为重的大局观念，是断断不可能做到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竟有人批判德怀同志，说他当初参加革命是为了“入股”，这只能说是一种恶意中伤。
彭德怀同志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百万军队的统帅，成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但是，他从不因为自己的地位、功劳而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总是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谦虚谨慎，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我从1933年在中央苏区同他相识以来，从没有见他搞过任何特殊化。记得当年在三军团的时候，首长下连队，吃饭时总要加一个菜，如炒鸡蛋之类，我和邓萍参谋长下去时都是这样的。但只要德怀同志下去，加菜就没有了。开始时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别人不敢这样做。因为不管是谁替他加了菜，他都眉头一皱，骂了起来，直到把加菜端下去了，才肯吃饭。他的这种严肃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
德怀同志给我的第三个突出印象是赤忱爱民。他的一生，因同情劳苦大众而走上革命道路，为谋求人民解放而赴汤蹈火，最后又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受损害的老百姓说话而蒙冤。但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从不因自身的荣辱而有所更易。
德怀同志曾经说过：“我从小饿怕了，我知道饿饭是什么滋味。”他对民生疾苦总是感同身受。有人说他是苦行主义，他认真地回答：“谁个不会吃好穿好？问题是老百姓吃的是什么，有人还在饿饭呐！”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笤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
德怀同志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倡平均主义？事实完全相反。正是他根据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力主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来在视察国防基地时，他经过同连排级干部广泛交换意见，又提出并力主解放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至于1959年他对“共产风”的反对，就更不待言了。
从1959年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德怀同志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在他的骨灰上种一棵苹果树，以此来最后报答养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
我想，千秋之后，人们谈到彭德怀，仍将赞叹不已。
写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