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景仰马寅初，感谢《马寅初》
袁鹰
今年是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明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又值世纪之交，自然会引起人们对百年来历史兴亡成败、人物浮沉荣辱作冷静的审视和沉思。如今，大家都在谈“科教兴国”这个头等大事，都在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重视知识、尊重人才。5月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后，又大大弘扬了北大崇尚民主科学、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我们评说一些远去的人物时，就不自觉地平添了一层历史沧桑感。
电视连续剧《马寅初》播放已有四个月。这些日子，我常常想到这位爱国教授、民主教授，这位一生正气、刚直不阿的老人。他是逶迤群峰中的一座屹立的高山，蓊郁林海中的一棵突兀的苍松。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想到他，就会想起“铮铮铁骨，耿耿丹心”这八个字。
这两句赞词，一般多用来歌颂如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那样为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宁死不屈的革命先烈，或者如刘少奇、彭德怀、潘汉年那样为国为民贡献一生最后竟遭诬陷迫害而死的伟大革命家。用在一位老知识分子、老教授身上，是不是过分？一点也不！因为陈毅元帅早就对马寅初先生作过评价：“据我看，像你马老一样能顶住风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在党内党外没有几个。”陈老总的话说得坦率、直爽，发自肺腑，不是随口说的恭维话。冷静想来，的的确确是事实：不论党内党外，能发表正确主张、正确意见的人很多，但是像马老那样能顶住风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确实没有几个。那为数很少的“几个”，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同情、拥护和景仰。五十年代马寅初当了十年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在北大校长任上受到错误批判，遭逢厄运，但恰恰正是在马寅初身上，表现了北大崇尚民主科学、敢为天下先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可能是一百年来不止一代人的共同性悲剧。
尽管许多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似乎都懂得“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古训，但真正能实行的并不太多。毕竟，柔如春风软似羊绒的阿谀奉承话，比有棱有角、带骨带刺的直言诤言好听得多，受用得多。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说溜须拍马的甜言蜜语很容易，张口就来；说老实话、说真话就需要掂掂斤两，需要点胆量和勇气；而要说反对的意见，且又证明是正确的真理，那就要冒很大危险、甚至拼出身家性命了，各色各样的大帽子都在等着呢。
马寅初正是这样一位敢于直言、坚持真理、不怕打击、义无反顾的猛士。解放前，他不畏强暴，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解放后，他关心民生疾苦，渴望祖国富强，以垂老之身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特别是五十年代中那篇具有真知灼见的《新人口论》，针对中国国情，切中时弊，一反当时潮流，提出正确的理论和主张，竟受到“左”倾错误思潮下的无理批判。但他为了维护真理，不屈不挠，孤军作战，坚持到底。历史最后终于证明马老的正确，那些以力压人的“批判”又是多么专横和荒谬。
建国初期，他为家乡浙江嵊县的乡亲题了一幅字：“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几年后，在面对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大批判”时，他为《新建设》杂志所写《重申我的请求》中严正申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而且，就在康生这种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亲自出马，坐镇督战的批判会场上，他也视若无物，公开地大声宣布：“我是马克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这样的铮铮铁骨，滔滔当世中能有几人？！
我年轻时就听到马先生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那时他远在大后方，我们在上海“孤岛”求学的青年没有忝列马先生桃李门墙的幸运。自己平生也从未研究过经济学和人口学，五十年代大批《新人口论》时，也只是人云亦云，幼稚地将谬误信为正论。“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至今思之，犹觉汗颜。今天之所以对马先生有深刻而鲜明的印象，实在应该感谢电视剧《马寅初》，一个好的本子，一部拍摄成功的戏，一位出色的演员魏启明。
我还记得十多年前的《陈毅市长》。魏启明塑造了一位人民好市长的光辉形象，至今还留在千万观众心头。那以后，他演过大大小小二十个话剧和几部电视剧。如今，在七十二岁高龄之际，且是身患疾病、刚刚拍完一部大型电视剧《左宗棠》之后，接着又推出这么一部重头戏，着实令人感佩。时间跨度五十年，矛盾冲突错综复杂，大起大落，但他表现人物精神状态细致准确，刻画心理活动丝丝入扣，不瘟不火而又个性鲜明。他对几种不同人物关系的处理，如对孔祥熙之流是嬉怒笑骂，不卑不亢；对老友黄炎培、邵力子是真诚相处，肝胆相照；对家乡亲友是质朴厚道，平易近人；对亲近喜爱的学生弟子是循循善诱，温和风趣；对一些装腔作势的“批判”者则是正气凛然、寸步不让。这些，演员都把握得极有分寸，恰到好处。但自始至终，又都突出马寅初这个人物爱憎分明、无私无畏的一身正气。
“大批判”会上，马寅初敢于面对康生坐镇的千钧压力，据理辩驳，甚至拂袖而去，表现了宁折不弯的崇高气节。而当周恩来总理约他饮茶面叙、劝他顾全大局作适当的“自我检查”时，他却陷于为难境地。一边是素来敬爱的总理，一边又是涉及国家民族前途的真理。何去何从，彻夜难眠，终于作出痛苦的决定：没有按总理的劝告作违心的检查求得“过关”。这场戏里，演员将这位老人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内心世界，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显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长久地记住他。
我们现在多么需要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教授！
我们现在多么需要《马寅初》这样的好电视剧，多么需要魏启明这样的好演员！若有机会评选最佳电视剧和最佳男主角，我一定投一票！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简单的生活
朱铁志
每天早晨，穿行在北京日渐拥挤的马路上，眼见秒针嘀嗒嘀嗒地绕圈儿，孩子一遍又一遍地追问“几点了？要迟到了！”就有一种无名的怒火在心中燃烧。窘迫焦虑的日子日复一日、不知所终，在享受“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的同时，也不免感叹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才是人生的幸福？什么才是生活的本质？
从来人们都把高楼林立、汽车奔驰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然而文明的现代也常常叫人困窘迷惑起来。中国尚处于“初级阶段”，就普遍意义而言，还不配患上“现代文明病”。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国度，我们还没有理由和资格拒绝现代文明，我不想给人造成反文明的阿Q印象。但是换个角度说话，穷人似乎也会得脑血栓和冠心病，也不妨谈一点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我总觉得，现代人的聪明才智常常表现在把自己搞得更傻上。通常的规律是：拼命挣钱、玩命消费、身患疾病、花钱治病、再挣钱、再消费、再得病、再治病，终至一贫如洗、凄凉远去。说得刻薄一点，这样的生活与地球上我们的动物朋友似乎很难有质的区别。如果说人有思想使其成为万物之灵，那么这思想假如只作用于吃得更好、住得更大、穿得更精上，我还是看不出人兽之别。
在西方，曾经有过“大就是好”的生活观念，人们要不惜代价地挣大钱、住豪宅、开好车、讲大场面。为了这一切，人们早出晚归、疲于奔命，付车钱、房钱、税钱，付种种数不清道不明的这钱那钱。渐渐地，似乎什么都有了，享受了豪华装修，也享受了有毒物质；享受了“轮子上的文明”，也享受了汽车废气；享受了高蛋白，也享受了胆固醇。在处心积虑地聚敛财富中，疏远了大自然，忘记了亲人朋友，得罪了身边同事。原本趣味盎然的人，不知不觉地变得枯燥乏味了；原本洒脱放达的人，慢慢变得猥琐了；原本慷慨大方的人，竟变得斤斤计较了。房子越住越大，心胸却越来越小；钱越挣越多，智慧却越来越少；车越开越快，进步却越来越慢；脂肪越来越厚，肌肉却越来越薄……终日奔波，所为何事，真的有些让人糊涂了。
幸福的定义无数种，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在世间万物中，大概最不需要统一的认识就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只要不干扰和破坏他人的生活，愿意过怎样的日子那是个人的事。但是我想，在充分尊重个人生活权利的前提下，其实可以探讨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简单的生活。所谓“简单”，对于地球来说，是消耗资源少、对自然的破坏少；对于人自身而言，是区别“需要”与“欲望”，不把不必要的“欲望”当成必须的“需要”。我们诚然有过“越穷越光荣”的荒唐岁月，但理智的生活观念告诉我们，也不是越富越光荣，还要看“富”的代价和成本。北京越来越“富”了，相应地，蓝天少见了，星空少见了，人们的“富贵病”增多了。这“富”的投入产出比就值得研究。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征文
老家的绿
孙友田
“门前的老树能否认我？我曾粘过它的蝉。屋后的小河能否认我？我曾是它水中的鱼……”在通向故乡的长途汽车上，一首回乡的诗刚想出开头几句，就听有人喊一声：“黄口到了！”
故乡黄口是淮北的小镇，陇海线上的一个车站，实际上是个集市。
下车的地点叫“北大桥”。这里过去是不长庄稼的盐碱地，现在却长出了一片楼房。老家坐落在黄口的北门，历来是“边区”，现在却成了小镇的中心地带。从北大桥下车后，穿过新铺的三十米宽的富民路才到家。
所谓家，就是老宅，由三弟一家住着。父亲在世的时候，对这片由他含辛茹苦盖起的房子很钟情。就在他患肝病的晚期，还挺着已经腹水的肚子，端着脸盆到正在整修北门桥的地方，拣些掉下来的潮乎乎的水泥渣，回家后用水和稀些，为他的老房子勾缝。他已朝不保夕，却想着延长老房子的寿命。后来，他病故在用水泥渣勾了几道缝的老房子里。
三弟从淮北煤矿退休后就把老房子推倒，重建了一座两层的楼房，仅水泥就用了十六吨。登上二楼，在平台上一眼就看到父亲拣水泥渣的那座北门桥，心中泛起酸楚，也感到欣慰。
晚饭后决定去看望启蒙我的母校。
母校正在建造一座五层的教学楼。穿过脚手架走进校院。时值仲春，一个个小花坛里已萌动一片片新绿，我好像听见一阵阵读书声。过去的操场已变成灯光球场。但留在记忆中的仍是拐角边那跑道上的黄土，如体育老师古铜的皮肤。
历经沧桑，母校变了。要寻找过去的童稚乐趣，只有靠健在的那棵老槐树了。回想当年，老槐树与我们一样年轻。夏天它撑开一把绿伞，邀我们在它的阴凉下学习。冬天，它落尽枯叶，不遮挡阳光，让暖暖的金色铺满校园。
老槐树每年都伸展新的枝条，让更多的枝叶去经受四方的风雨。老槐树每年都绽开新的花朵，让花朵一样的嘴巴朗读清香。老槐树每年都放飞一群小鸟，让更多的翅膀去拍击蓝天……
站在母校的老槐树下，虽已年逾花甲，仍是它的一片绿叶。
当夜就睡在三弟的新楼里。一觉醒来，开门一看，门口的小街上摆满了树苗。有自行车带来的，有大板车拉来的，也有用“小四轮”驮来的。听三弟说，我们这个镇附近的几个乡都产水果。近年来，父老乡亲的生活改善了，水果的销量大增，因此，果树苗就成了抢手货。每年清明前后，从四面八方运来的树苗就摆满了小街。
我的心被嫩绿的风景陶醉，漫步走上街头。
孟庄一位老农，在田里培养酥梨树苗三万株，已赶了三次集。他不仅卖树苗，还当众传授栽培技术：“现在栽上，肥料埋得深一些，收过小麦之后，一打顶，就会发得七股八杈。”
卖枣树苗的小姑娘，裹着红头巾，迎着早晨的太阳，坐在“小四轮子”上嗑瓜子。一边嗑，一边笑着推销在车上站着的五百棵枣树苗。她用像蜜枣一样甜甜的嗓子，唱道：“桃三杏四梨五年，小枣栽上就还钱。”说她的枣树当年就能结果。
在丛丛树苗中，很多人围着一位小伙子，争着翻看他刚买来的几本有关果树栽培的新书。他的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五十多棵桃树苗，说回家与杏树嫁接。
有位戴眼镜的老师，掏钱买了一棵高高的钻天杨。借来一把剪刀，将钻天杨剪成十八段，准备栽在校园里。他说：“一棵叶芽就是一棵树，明年今日，校园里就会站起十八条好汉！”
一街树苗，转眼间风云流散。那青枝绿叶又将在田野和庭院里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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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洋大婶的土豆饼
孙湛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七十年代中期物资匮乏，粗粮细做几乎是那时候家家都在思考的主题。
我家当时有位俄罗斯邻居，主妇是位叫斯捷卡娅的胖大婶，她们全家四口人来中国定居十几年了，汉语虽然讲得不算流利，可同大家相处却较为融洽。每逢周末，他们总要搞伙食改善。一般说来，他们的经济条件要多少强于我们，能吃到鸡、牛肉，他们一旦做了他们认为不错的菜肴时，都忘不了给隔壁的我家拿些来意思意思。当然，我们也投桃报李，回送些自家腌制的时令小菜。有一次，斯捷卡娅大婶端来了三张炸成金黄色的薄饼，油光可见、香气四溢，我心急，拈起一片匆匆放进口中，酥脆香甜、别具风味。父亲用手指了指，我这才看到盘边还有一小块黄油，大约是佐食用的。那次美食经历至今回想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后来，斯捷卡娅大婶全家决定迁回伊尔库茨克，准备了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宴请我们家，桌上自然少不了我视为上品的金黄小饼。胖大婶看我吃得津津有味，就当作礼物之一把煎饼的做法告诉了父亲，还送了一柄煎锅和少许黄油。斯捷卡娅他们搬走后不久，我便央求父亲露把手艺。其实，这金黄小饼是土豆做的。煎土豆饼所需的原料如土豆、鸡蛋、面粉、黄油、胡椒粉、花生油等。而今看来，实在不足奇，可是，东北那时节即便像沈阳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重工业基地，大家实际上每月只供应三两油、三两猪肉，至于鸡蛋，当属奢侈品了。所以，直到国庆节时，父亲才准我所请，煎了几只。
煎土豆饼工序挺简单，先将土豆洗净，放入锅内，加入清水，上火烧开，微火煮四十分钟，把水滗去，土豆去皮后用刀在菜板上将土豆压成茸状，再放入鸡蛋、面粉和匀，成泥状；往煎锅内放入黄油烧热，下入洋葱末炒成黄色，倒入土豆泥中，加精盐、胡椒面搅拌均匀。将面粉撒在面板上，把土豆泥分成若干份，团成球，滚上面粉，用刀压成饼状，待煎锅内花生油烧至七成热时，放土豆饼，两面煎成金黄色，滗去油，放入烤箱中略烤至饼面鼓起即成。完全按照胖大婶教给的做法去弄，首先原料就拼不齐（黄油、洋葱、花生油都不可能）；其次，设备有限（烤箱没有）。于是，父亲对原有的程序进行适当剪裁，比如说，洋葱改成大葱，胡椒面改成花椒面，再掺入少量的胡萝卜丝和生姜丝，花生油代之以从北京背回来的猪油。还别说，经过改进的土豆饼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土豆饼似乎更对我们的胃口。土豆饼在稍后的日子里成为家庭聚餐或伙食改善不可或缺的重要点缀，并得到亲朋好友们的一致推许。
十分巧合的是，1991年父亲去欧洲考察，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根据斯捷卡娅一家当初留给我们的地址按图索骥，在当地有关人士的配合下，颇费周折地找到了年过六旬的“胖大婶”。父亲给我的信中提到老人尚称矍铄，特地摆下酒宴为他们接风，当然还有土豆饼，但是因为苏联剧变后物资供应紧张、食品短缺，老人的热情中无形地增加了些许烦恼。
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业已大大改观，日常收入逐渐增加，休说是土豆饼，连龙虾、三文鱼之类也绝非稀罕物。可我回家探亲的时候，还是愿意吃父亲煎的土豆饼。而且，像以往那样，站在一边静静地看，体会这种久违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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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人写名人
永葆青春的秘密
——我心目中的谢添老人
王景愚
谢添老人今年八十四岁了，依然那么年轻。
一次我们一起外出，去吃晚饭时，在东方宾馆的走廊上，谢老突然停步，看着一幅国画，嘴边漾起一抹孩子般的微笑，问我：“考考你，这是哪位画家的大作？你先别看落款。”
画面上是一方青石、几簇墨兰，高洁典雅，生机勃勃。我盯着石兰，眼睛的余光强烈地感觉到落款处熟悉的字体，于是我脱口而出：“许麟庐，许老！”
“还有呢？”他问着，快憋不住要哈哈大笑了，指着落款说：“看看这儿，这真有意思！许老画的兰花，我画的石头。”
细看落款分明写着“谢添写石，麟庐补笔，不亦快哉！”
我说：“您行啊，谢老！兰石浑然一体，难分伯仲！”
谢老一个劲地笑：“你别逗我了。是这么回事：那年人家请许麟庐当场作画，我只是在旁边看着，没想到许老那天多喝了两盅，兴致极高，一抬头看见了我，非让我先画块石头，他再画兰花，我哪儿画过石头哇？当时在场的各位也跟着起哄，说让我先来几笔，我这叫赶鸭子上架，只好拿起笔来。以前虽然看过画家们画石头，可我从来没画过。我说：我要画坏了怎么办？许老说没关系，让我大胆画，画完了哪不对劲儿，我用兰花补！瞧瞧许老，大家风度吧！”
面对这幅兰石图我感慨万千。我暗暗地把这幅兰石图称作《青春赋》，它闪烁着老艺术家的青春光彩！
返京之后，我与谢老虽都家住北京，却难得有机会见面。偶然间，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里，一幅书写着“文化沙龙”的条幅映入我的眼帘，笔力遒劲，字写得洒脱漂亮，原来是谢添老人的墨迹。细看钤章，我不禁深感惊奇，名下钤以“谢添倒书”方章，右角上钤着边章：“杂技书法”。原来这幅字是倒着写的。倒着运笔，竟写得如此苍劲完美，这实在有点神奇。
谢老的边章却公开声明，这是“杂技书法”！透着天真、透着幽默！
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谢老虽年逾八旬，思维之迅捷、反应之灵敏是我辈所不能及的。特别是他的风趣和幽默，唯他独有，这一点从他的题词中就可以充分领略。谢添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我与谢老是同乡），天津的“狗不理包子”驰名国内外，有着上百年的悠久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狗不理包子铺”开分号、办工厂，事业越搞越兴旺。包子铺请谢老书写条幅，他略加思索，写了“笼的传人”！是诙谐的雅谑，也是深情的嘱托。
还有，为口腔医院的题词是“有口皆碑”，为一家报纸题的是“好人好报”……实在是“高”！
什么是幽默？幽默是智慧的闪光，是文化底蕴的厚积薄发，是充满信心的人思维智能瞬间的升华！
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欢聚一堂》栏目举办了一场为希望工程募捐的晚会，主持人黄阿原灵机一动把谢老请去了，请他在荧屏前当场挥毫，然后拍卖他的字。谢老当场写下“龙魂”二字，节目主持人黄阿原担任拍卖执锤人，从一万起价，最后竟拍到二十一万人民币，黄阿原一锤定音。后来谢老对我们说：“好家伙，当时我差点晕过去，我的字哪值那么多钱呐？”一边说一边笑着摇头。这二十一万人民币的支票当场交给了云南西双版纳州的负责人，用以创办希望小学。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谢老是不会卖字的。
按说辛劳数十年的电影艺术家谢添应当十分富有了，其实不然，他没有豪华的住宅，没有小轿车，甚至没有一块名牌手表……他不去追求身外之物。
有一次聚会时，我对谢老说：“听说您这阵子腿脚不如以前那么灵活了，有时间我去您家看望您。”他说：“你别去，我家里太乱！小偷要是去了，都偷不着什么！”听谢老这么一说，我就和他当着大家编故事，要搞一个小品，我就演那个小偷，正在谢老沉沉入睡的时候，小偷悄悄摸进了谢老的家，一看那么乱，是不是已经有小偷翻腾一回了？这个小偷翻来翻去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自言自语道：“这个艺术家怎么比我还穷啊？”于是小偷突发恻隐之心，拿出钱包，小声说：“谢老，你好好睡吧，我就不打搅您啦，我留下二百块钱，您当零花吧！”
在场的人听了，也都加油添醋地哈哈大笑。
物质上并不富有的谢添老人得到了人们衷心的尊重和爱戴，我感到他非常富有！
今年盛夏的一次聚会，谢老没有到，一问才知道，谢老拍电影去了。我问：“那么大年纪了，拍什么电影啊？”人家告诉我是拍《西厢记》里的那位老僧，戏不多，不算很累，导演希望谢老出山，几次邀请，谢老不顾年迈毅然允诺，甘为年轻的演员们当绿叶。
谢老身上总是有一股中年人、青年人所不能企及的蓬勃朝气，那么谢老永葆青春的秘密何在？答案已经很明确了：乐观豁达，淡泊自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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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乐凯之光
天歌（摄影）
黄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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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伸展（油画） 刘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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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叶文玲文集》暨《鉴湖女侠——秋瑾》举行首发仪式
由作家出版社、杭州钱江电气集团、杭州中大集团商贸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共同组织的《叶文玲文集》暨《鉴湖女侠——秋瑾》首发仪式于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叶文玲一九四二年生于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一九五八年发表处女作《我和雪梅》，从此走上文坛，是中国当代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据悉，《叶文玲文集》共分八卷，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作家四十年来的创作面貌和艺术成就。（琼闻）
《艺术世界》改刊
创刊于一九七九年的《艺术世界》已于近日改刊。改刊后的《艺术世界》为大十六开，全彩版，仍为双月刊。试图能让艺术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进而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出的一期《艺术世界》，内容上有了新的追求，如“专题”里的《无悔追踪——对流失海外的中国名画的一次调查》，“经典话题”里的《女人与艺术的故事》，“民间立场”里的《数码的艺术》，“正在消失的艺术”里的《难舍“露香园”》等，都是不错的文字，而由于有了艺术图片，更使这本原来以文字为主的杂志有了一种新的视觉感受。（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