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综合)
专栏：
1998年防汛抗洪大事记
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正式实施。
1月14日至16日，全国防办主任会议在海南省召开，明确了各大江河汛前需完成的主要任务。
2月15日至28日，国家防总、水利部组织6个专家组，到重点防洪地区对防洪应急工程和病险工程进行了检查。
4月9日，温家宝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家防总1998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了1998年汛期全国旱涝趋势，同意水利、气象部门对今年有长江和北方地区两条多雨带的预测和长江1998年可能会发生1954年型大洪水的判断。会议部署了全国的防汛抗旱工作。
4月20日，国家防总、水利部开始对七大江河进行汛前检查。
5月29日至31日，温家宝副总理检查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长江防汛工作，并在江西九江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汛工作会议。
6月27日，嫩江发生第一次洪峰，干流同盟洪峰水位170．36米、洪峰流量8300立方米每秒；江桥洪峰水位140．71米、洪峰流量7480立方米每秒。
6月30日，国家防总发出《关于长江、淮河防汛抗洪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立即上岗到位，切实负起防汛指挥的重任。
7月2日，国家防总、水利部派出5个专家组赶赴长江，指导抗洪抢险。
7月2日，长江上游出现第一次洪峰。17时宜昌洪峰流量53500立方米每秒。
7月4日至9日，朱镕基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到长江流域湖北、湖南、江西视察防汛工作，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江泽民总书记慰问正在日夜奋战抗洪救灾的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并对长江防汛抗洪工作作出了部署，要求确保长江大堤万无一失。
7月14日，国家防总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落实各项度汛措施，干部、劳力、物资、技术人员要全部到位。
7月16日，黄河出现今年第一次洪峰，河南花园口洪峰流量4700立方米每秒。
7月17日，国家防总再次发出《关于做好当前长江抗洪工作的通知》，部署迎战长江第二次洪峰。
7月18日，长江上游出现第二次洪峰。1时宜昌洪峰流量56400立方米每秒；8时沙市洪峰水位44．00米，相应流量46100立方米每秒。
7月21日至22日，武汉市降特大暴雨，最大点雨量汉阳532毫米、汉口434毫米、武昌375毫米，创该市有雨量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7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给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要求沿长江各省市特别是武汉市作好迎战洪峰的准备，抓紧加固堤防，排除内涝，严防死守，做到三个确保：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月23日，国家防总、水利部派出3个专家组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协助指导地方防汛抗洪工作。
7月23日，洞庭湖澧水发生历史最大洪水，石门水文站洪峰水位62．65米，相应流量19000立方米每秒。
7月23日，国家防总、水利部增派3个专家组，赴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防洪重点地区，为抗洪抢险提供技术指导。
7月24日，长江上游出现第三次洪峰。宜昌洪峰流量52000立方米每秒。
7月24日零时，温家宝副总理连夜主持召开国家防总全体会议，分析长江防汛形势，对迎战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洪峰做出紧急部署。
7月26日零时，长江石首至武汉河段实施封航。
7月26日，江西、湖南省依据《防洪法》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7月27日8时，长江武汉至小池口河段实施封航。
7月27日至30日，温家宝副总理第三次到长江流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检查长江防汛工作。
7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各地防汛抗洪工作的通知》。
7月28日，李鹏委员长打电话给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询问了长江汛情和长江干流、洞庭湖、鄱阳湖重点堤垸的防守情况。
7月28日，国家防总、水利部再次增派3个专家组到长江流域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增加技术力量。
7月下旬，嫩江出现第二次洪峰。嫩江支流雅鲁河、绰尔河、洮儿河都发生了大洪水，7月30日干流江桥水文站洪峰流量9480立方米每秒，洪峰水位141．27米。
8月1日20时30分，湖北省嘉鱼县合镇垸溃决。该垸为长江大堤之间的洲滩民垸，溃决后省防汛指挥部紧急调动2000名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动用150多艘冲锋舟、橡皮船，全力抢救，并空投1万件救生衣。在抢险中有19名解放军官兵牺牲。
8月2日，国家防总发出《关于及时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加强大堤防守的紧急通知》，要求必须把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及时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同时要突出重点，切实加强长江干堤、重点圩垸堤防和重要城区堤防的防守。
8月4日，温家宝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家防总第三次全体会议，部署防汛抗洪工作。
8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慰问全国抗洪救灾军民。湖北省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8月6日至14日，为迎战长江第四次洪峰，温家宝副总理第四次到湖北、江西指挥抗洪抢险。
8月7日，长江上游出现了第四次洪峰，洞庭湖水位也持续上涨，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更为严峻的局面。8时，朱镕基总理打电话给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钮茂生，询问汛情，并要求召集各方面专家紧急会商，提出应对措施。22时宜昌洪峰流量61500立方米每秒。
8月7日13时50分，长江九江大堤发生决口，决口位于九江市城区长江大堤上游段4号—5号闸口之间。中央军委紧急调动部队进行堵口，南京军区、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和福建、江西武警等联合作战，于12日18时堵口成功。
8月7日16时，温家宝副总理赶赴九江，指挥九江堵口抢险。
8月7日夜，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国家防总的工作汇报，并作出《关于长江防汛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把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
8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部队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昂扬的斗志，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确立持久作战、再抗大洪的思想，直至夺取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
8月8日至9日，朱镕基总理第二次赴长江流域湖北、江西抗洪最危险堤段察看汛情，对抗洪抢险做重要指示。
8月11日，温家宝副总理在湖北省荆州市主持召开国家防总特别会议，根据长江洪水居高不下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严防死守长江大堤的意见。国家防总同时发出《关于加强东北地区防汛抗洪工作的通知》，部署嫩江、松花江防汛工作。
8月12日，长江上游出现第五次洪峰。15时宜昌洪峰流量62800立方米每秒。
8月12日，嫩江第三次洪峰到达齐齐哈尔，洪峰水位149．30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0．69米，洪峰流量14800立方米每秒，洪水频率约为400年一遇。
8月13日至14日，江泽民总书记到长江荆江大堤、洪湖大堤、武汉龙王庙、月亮湾等险段指挥抢险，慰问军民，发出决战决胜的总动员令，给抗洪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要求政协机关和广大政协委员支持对抗洪抢险加以精心组织和提供各种方便。
8月14日，国家防总向东北三省区发出《关于抗御松花江大洪水的紧急通知》，要求防汛部门及时转移危险区域内的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重点工程的防守。
8月15日，李鹏委员长到嫩江齐齐哈尔和松花江哈尔滨抗洪前线察看汛情，慰问抗洪抢险军民，指导抗洪斗争。
8月16日，长江上游出现第六次洪峰。20时30分沙市水位涨达45．00米，达到荆江分洪的上限水位。
8月16日至18日，为迎战长江第六次洪峰，温家宝副总理第五次到长江流域湖北抗洪前线指挥抗洪抢险。
8月16日下午，长江第六次洪峰进入荆江河段，江泽民总书记向参加抗洪抢险的一线解放军指战员发布命令，要求沿江部队全部上堤，死保死守，夺取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
8月17日9时，湖北沙市出现洪峰水位45．22米，超过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0．55米，超过荆江分洪上限水位0．22米。在迎战长江第六次洪峰过程中，葛洲坝枢纽以及隔河岩、漳河、丹江口等水库优化调度，拦蓄洪水，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为长江防汛抗洪做出了突出贡献。
8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给温家宝副总理，询问嫩江、松花江的抗洪救灾情况，并要求沿江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确保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重要城市的安全，确保大庆油田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8月19日至20日，温家宝副总理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指挥抗洪抢险。
8月20日，朱镕基总理打电话给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要求湖南军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咬紧牙关，背水一战，夺取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
8月21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后到湖南、湖北、江西长江险要堤段慰问受灾群众。
8月22日，松花江第三次洪峰到达哈尔滨，洪峰水位120．89米，超过1957年的历史最高水位0．84米，相应流量17300立方米每秒，洪水频率150年一遇。
8月22日，朱镕基总理就哈尔滨抗洪一线官兵急需防雨御寒衣物、就哈尔滨、大庆急需救生器材和内蒙古抗洪前线急需大量御寒物品，分别批示钮茂生同志，要求迅即解决并组织有计划生产，救生器材要保证供应，工厂要加紧生产。国家防总、国家经贸委和水利部迅速落实。
8月23日，国家防总、水利部向东北三省区派出3个专家组，指导松花江、嫩江抗洪抢险。
8月24日，全军和武警部队投入抗洪抢险兵力总计已达27．6万人，这是自渡江战役以来在长江集结兵力最多的一次。
8月24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出《严明纪律确保防汛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通知和《严肃查处防汛抗洪斗争中的违纪违法行为》的通报。
8月25日，江泽民主席打电话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就迎战长江第七次洪峰向抗洪抢险部队发出指示，要求抗洪抢险部队高度警惕，充分准备，全力以赴，军民团结，以洪湖地区为重点，严防死守，坚决夺取长江抗洪决战的胜利。当晚，长江抗洪一线部队17．8万人全部上堤防守。
8月25日，长江上游出现今年第七次洪峰。12时宜昌洪峰流量56300立方米每秒，洪峰水位53．29米。由于隔河岩、葛洲坝水库拦洪错峰，这次洪峰没有引起汉口以下河段水位上涨，但高水位的持续时间进一步延长。
8月25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到黑龙江、吉林慰问抗洪抢险军民和受灾群众。
8月26日，温家宝副总理向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汇报全国抗洪抢险情况。
8月26日，李岚清副总理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检查研究解决抗洪救灾中防疫和教育问题。
8月27日，全军部队和武警投入抗洪的兵力达到日最高峰，共27．85万人，其中长江中下游各省17．8万人，嫩江、松花江地区10．05万人。
8月28日至9月2日，朱镕基总理到东北地区视察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8月28日，国家防总、水利部派出5个专家组，赶赴长江中下游五省，指导长江退水期大堤防守。
8月31日，温家宝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家防总第四次全体会议。会后，国家防总发出了《关于做好决战阶段抗洪抢险工作的通知》，对迎战长江第八次洪峰作出部署，同时要求做好救灾工作、修复水毁工程的准备工作。
8月31日，长江出现第八次洪峰。2时宜昌洪峰流量57400立方米每秒，葛洲坝和隔河岩水库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削减洪峰流量2000立方米每秒，拦蓄洪水1亿多立方米，减轻了这次洪峰对下游的影响。同日，嫩江、松花江干流水位开始全线回落。
8月31日至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到江西、湖南、湖北检查卫生防疫和中小学秋季开学工作。
9月2日，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开始全线回落。长江干流鄂州至小池口河段恢复通航，累计断航时间37天。
9月3日至6日，江泽民总书记到湖南、江西、黑龙江察看灾情，慰问灾民，指导抗洪救灾。9月4日在江西视察时发表了《发扬抗洪精神重建家园发展经济》的重要讲话，宣布全国抗洪抢险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并强调受灾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手抓抗洪救灾，一手抓经济发展，力争夺取抗洪和生产双胜利。
9月5日至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哈尔滨召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三省区负责人开会，强调在今年这场伟大的抗洪抢险斗争中，我们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这是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全党全军全国都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主席尉健行在全总十二届六次执委会上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加倍工作，增收节支，把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9月7日至12日，朱镕基总理到湖北、江西、湖南、重庆、四川五省市考察，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做好抗洪救灾、重建家园、发展经济的重要讲话精神，具体安排灾后重建、治理江河工作。
9月7日，长江干流石首至武汉河段恢复通航，至此长江干流全线恢复通航，最长封航时间43天。
9月22日，参加抗洪抢险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全部撤离抗洪第一线。
9月25日，长江中下游水位全线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9月28日，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取得全面胜利。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第4版(综合)
专栏：
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
——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
习仲勋 马文瑞
今年10月4日，是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我们现在已是85岁以上的人了。虽然有些事已过去60多年了，但刘志丹一些所作所为仍然深深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更让我们想念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日。例如，他善做团结工作这一点，就难以忘怀，在今天仍值得重视和学习。
（一）
大革命中，志丹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工作。冯很赏识他，看他是西北人，就派他去马鸿逵的第四集团军任少将政治主任（也是党代表）。他说服马鸿逵脱离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支回民骑兵军队）和军阀主义，用新思想和新方法训练军队。马鸿逵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志丹的具体指导下，很快使这支军队的素质得到了提高，在参加解围西安之战中，显示了威力。以后，又出兵河南，攻打北洋军阀吴佩孚，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国民党反共“清党”，志丹被驱逐出冯军，但他已在这支军队中交了不少朋友。例如四集团军一营长韩练成，志丹见他本质好，就向他讲革命道理，要他作革命的人，不久他加入了共青团。志丹对他说：“不管在哪里，不管跟着谁，都不要忘记作革命的人，处处为民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绝不做反对革命的事。”韩此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并升为中将，但始终记着志丹的教诲，利用他的身份秘密为党送情报，为我军华东的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作了贡献。解放后，他又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1965年他病逝前，汪锋同志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刘志丹将军为咱西北培养了大批人才，我是从他那知道要走革命道路的。”马鸿逵后来追随蒋介石，彻底失败，逃到台湾，被任命到阿富汗作“大使”。他客死任上，死前对随从人员说：“我没有听刘志丹的话，落到这样的结果，一言难尽……”
再如刘保堂，在国民党甘军陈珪璋部任旅长，志丹小时和他同过学。志丹到陈部作兵运工作时，和刘保堂进一步交朋友，无所不谈，后刘保堂想加入红军，志丹说：“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他一直和我方保持友好，1941年被敌暗杀。但在他军队中的进步军官后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他的子女也都参加了革命。他的长子刘汉说：“我父亲在世时，常教导我们要学习做刘志丹那样的人。”解放战争中我军抓住了杀害刘保堂的凶犯张廷芝，公审枪毙，为刘保堂报了仇。
再如牛化东，大革命中，刘志丹两次派他去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第二次他不想去了，说：“正人披上狼皮，太不光彩了。”志丹对他说：“你在那边军队中有关系，有条件去为党工作。这就是在敌人营垒中闹革命，外白内红。同志们最后会理解你，会对你苦心孤诣的工作，给以加倍的欢迎。”他长期隐蔽于国民党中，后任国民党邓宝珊部新编十一旅团长，1945年10月，参加领导了该旅的起义。解放战争中，牛任该旅副旅长，领导部队浴血战斗，作出了重要贡献。牛化东常对人说：“我在敌人军队中隐蔽了二十多年，这是刘志丹给我作了思想工作，也是他教给我工作的方法。”
大家知道，志丹也做哥老会的工作，做绿林好汉的工作，使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了革命，有的成为党的著名干部，如马锡五、郭宝珊。他曾使民团团总马海旺走向进步，后来成为当地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受他教导或影响参加革命的真是成千上万。志丹常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须胸怀广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革命力量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的思想分不开的。
（二）
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志丹也是处处讲团结的。当然，他的团结是有原则的，但怎样运用得好，就是个思想水平的问题。
30年代初，他和其他同志辛辛苦苦组织了游击队，但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使下，中共陕西省委的几位领导，来到游击队总是说成分不纯，不打阵地战，搞分田不彻底等等，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以至撤职。按理讲，他的主张是对的，又有兵权，可以不听他们的话，但他在不能说服他们的情况下，接受了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处理。同志们不服气要闹，他劝同志们要有耐心，不要闹。这就是因为他从大局考虑：如果一闹他们就会指责是反党，在敌人面前造成共产党的分裂，这更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存在；他在被领导的岗位上，仍对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尽量减少“左”的危害。因为许多指战员仍听刘志丹的建议，“左”的领导也不得不听从他的一些建议。例如省委代表李艮要求游击区土改，而且限20天内搞完，志丹说不行。农民也说：“分了田，你们一走，敌人会报复残杀我们。”不肯接受分给自己的土地。这才使李艮罢休。打阵地战，死伤了同志，也保不住阵地，这也教育了他，不敢再瞎指挥了。这时刘志丹再去劝说，他才有了转变。
志丹对事不对人，不因李艮整了他，就对他记恨，而是说他是学生出身，没有经验，实践会教育他，我们应当帮助，而不应反目成仇。他还用李陵、杨修、李岩等历史人物的故事，告诫同志们，说事物往往是很曲折复杂的，自己要有精神准备，要受得起委屈，也不改变革命初衷。
1933年，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又撤了志丹的职，强令部队南下打关中，遇到强敌围剿，结果全军覆没。志丹和王世泰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挽回败局。这时有的同志责怪刘志丹没负起责任，志丹一点也不为自己解脱，他说：“现在我们赶快用各种办法联系失散的同志回根据地，重建部队。”他又说：“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葬送了，他也叛变投降敌人了，这是对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剩余的同志返回根据地后，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革命家。
（三）
志丹在党内斗争中很讲艺术。1934年7月，中央北方局代表有两个指示，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挑起矛盾。但在开会讨论时，志丹回避了这些指责，引导大家研究当前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使会议有了团结气氛，决定了粉碎当前敌人围剿的方针。这年还从中央来了一位同志叫张庆孚，他一来也是批志丹右倾，但志丹耐心地给他作思想工作，带着他看事实，使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央的说法是不对的。后来“左”倾分子把他也关了起来。最使人难忘的是在1935年西北红军在志丹的指挥下，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解放了六座县城和广大农村，使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的扩大了西北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但后来“左”倾分子却把他诬陷为“反革命”要逮捕他。当通讯员把逮捕密件误送到志丹手中后，他以光明磊落的气魄，单身回到瓦窑堡，到保卫局澄清是非。但“左”倾分子不容分辩，立刻把志丹投入监狱并欲杀害。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救他出了监狱。但由于中央刚到陕北，短时间难以澄清全部事实，因此虽然平反了“反革命”罪名，仍然留有犯“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这件事他一直未对任何人讲过。只是在东征出发前对妻子同桂荣说：“这次出征对我仍然是一个考验，如果我死了，是作为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人牺牲的。”他牺牲后，他的夫人才想起这句话的分量，直到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才为志丹彻底平了反，认为他在政治路线上是正确的。
在党内的斗争中，可以看出，虽然他是领导者，也是群众心目中的领袖，但他更有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唯我独尊。他常说，自己也犯错误，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就是犯的大错误。虽说那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但从个人来说，还是年轻气盛，靠感情冲动，而不是理性思维。这就会走到“左”的方向去。这对他是一生的大教训。他说要避免犯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没有一点架子，大家见了他都如兄弟。内部的事，对他不利他都能忍耐；再危险，再困难的事他也勇于承担。“左”倾分子在狱中拷打审问他和杨虎城部旅长张汉民（共产党员）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来往？志丹知道这是寻找“罪证”。他说：“张汉民是好同志，只有我一个人和张汉民有来往。别的同志根本不知道他。”“左”倾分子说张汉民是反革命军官，你和他勾结在一起，就给他增添了一条“勾结国民党军官”的罪名。这样，就保护了和张汉民有关系的其他同志。
志丹能听进不同意见，所以他少犯错误，有了错误也能很快纠正。他办事总是和大家商量，几次打仗，命令已下了，同志们根据新情况提出不好打，或者损失太大的意见，他马上下命令撤退。有的人违犯政策，他要处分，同志们反映这个同志过去立过功，这次是偶犯，他就改为从轻处分。正因为如此，在他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时候，党内是团结的，注重统一战线工作的，革命事业是有成绩的。
我们今天纪念他，继承他重视团结工作的思想、善于做团结工作的方法。我们相信，这在新的时期也是有用的。
第4版(综合)
专栏：
马海德大夫，我们怀念你
武际良
今年9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麻风大会上，中国代表宣布：新中国40多年来，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麻风病的流行，实现了在我国基本上消灭麻风病的战略目标。这一喜讯，使我们更加深切怀念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为我国消灭麻风病作出了开拓性卓越贡献的、已故国际主义白衣战士、著名医学专家马海德同志。
马海德是参加中国红军的唯一美国人。1933年，年轻的医学博士马海德来到苦难深重的中国，在上海行医。不久，他加入了外国进步人士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聚会，开始接触革命理论。他结识了宋庆龄女士，在她的影响下，参加了帮助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革命工作。1936年，经宋庆龄举荐，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陕北苏区访问。他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毅然留下参加了红军，从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战斗了一生。
革命战争年代，马海德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信任。他曾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建设发展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千方百计地为广大军民治伤治病。为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他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鲜血；他口对口地为休克病人做人工呼吸。仅从1944年到1947年，经他诊治的伤病员就有4万多人次。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更好地为伤病员服务，到陕北不久，他就把原名乔治·海德姆改成中文姓名———马海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陕北味的中国话。他和大家一样吃小米、睡土炕。解放区的军民把高鼻子、蓝眼睛的马海德当成自己人，亲昵地称他“我们的马大夫”。他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渡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长艰苦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美国人。为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0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顾问。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建。他亲自参加封闭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妓院，由此投入了在我国消灭性病的战斗。在他同全国医务工作者共同努力下，到6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了性病。
随后，马海德又以主要精力投入防治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麻风病。他说：“麻风病是一个国家民族贫穷落后的象征。中国要富强，必须彻底消灭麻风病。”他率领一支又一支麻风病防治队到各地普查普治，广泛宣传麻风病可以防治、并不可怕的科学道理。他不戴口罩、手套，亲自登门为麻风病人诊治；请被他治愈的患者到北京自己家中做客，让家人同他们一道就餐。以此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治愈后不会传染。80年代初，他提出“2000年在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战略目标，很快得到卫生部确认。他奔走海外，争取国际支援。在短短几年里，争取到国外上千万美元的援助；还争取到美、英、法、日本、加拿大、比利时等一些国家同我国麻风病多发省区建立对口联系，负责药品、仪器、交通工具、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援助。从1980年起，他把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强杀菌联合治疗法引进中国，收到显著效果。1987年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马海德代表中国与有麻风病流行的国家共同倡议，把全世界范围内消灭麻风病的目标，作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一部分，促使大会通过一项《走向消灭麻风》的决议。由于在防治麻风病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马海德在国际上多次获奖。他说：“这些奖是给中国的，我只是一个代表。”
1983年，在他来华工作50周年庆祝会上，邓小平同志亲自莅会祝贺，紧紧握住马海德的手，赞扬说：五十年，不容易啊！1988年10月，马海德临终前满怀深情地对亲友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马海德同志不愧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公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逝世已经10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