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门话题
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对话
编者的话：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日前，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景鹏教授（见左下图，以下简称李）与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建坤研究员（见右下图，以下简称陈）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这里是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
李：今天，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由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从社会角度而言，它体现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和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渴望；从国家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在体制转变阶段，如何界定政府权限、规范政府行为的要求。因此，科学地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是学术理论界的事情，而且是迫切的现实问题。为了更好地认识二者的关系，有必要梳理一下二者关系的理论源头。从本原上讲，中外学者无论其理论的出发点如何，都会承认国家之所以会产生并存在下去是由于社会的需要。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应该是第一性的，国家是第二性的。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社会，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陈：是的，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表现形式是政府。国家概念所涉及的领域是政治统治，政府概念所涉及的领域是政治管理。政治统治的内容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关系，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政治管理的内容则是政府与全体人民之间的关系，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所涉及的是政治管理的内容，也就是作为国家具体体现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
李：就国家与社会关系本身而言，可从应然（应当如何）与实然（现实如何）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是人们的愿望。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对具体的经济活动有太多的干预，凡是市场能够做的事，政府便不应插手。只有在市场无能为力的范围内，政府才应该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这是一种客观的需要。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来自市场的力量还相当弱小，市场运行所需要的必要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及各种无序现象的存在，等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良好经济秩序的建立。这就要求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又是一种客观的需要。两种客观需要都会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影响，于是便出现了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也就是对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关系的不同看法。例如，“小政府，大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等主张便提了出来。为了很好地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应然关系问题，必须把未来与目前这两种客观需要区别开来，从目前入手来提出任务，同时又心系未来，把现实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联系起来考虑，尽可能为未来发展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
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要具体地分析政府和社会这两种权力的实际状况，分析造成现实状况的各种因素，以及按照应然的要求，如何创造条件通过变革各种相关因素以平衡这两种权力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作用。
陈：李先生的分析勾画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框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及运作状况。
今天，我们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还保持着相当大的传统权力。行政权力在社会中还有相当大的权威性、相当高的效率和相当强的动员、指挥、协调能力。而社会权力尚未达到能够有效地影响和制约政府行政权力的程度。同时在社区生活中，也还不具有真正的自治能力。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核心的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关系的这种现实状况，总的说来是由于过去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造成的。具体地说，造成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因素：市场经济不发达；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不高；法制不够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度不够，等等。而所有这些因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一个总的结果，便是行政权力过于发达、控制力过于强大，社会权力较弱，尚不足以对行政权力产生有效的制约。这是我国目前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所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李：您说得很对。目前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也是复杂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有长期准备，有总体思路，又需要立足现实，着眼当前，选择出一种既从现实出发又有努力方向的解决办法。具体地说，目前我们应该从三个方向上进行努力：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的作用；二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三是创造条件，发展社区组织。在总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总是不断调整变化，即从现有的状况向着应然所指示的方向不断发展。所以，在谈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是无法简单地进行回答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回答也就不同，各个发展阶段上努力的侧重点不同，回答也会不同。因此，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能要求离开具体的时空条件来简单地回答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此，我还想着重提醒一点，科学地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双方都作出努力，但发挥作用的主导方面是国家，是政府。
陈：我同意您的见解。不过，还要补充一点。在当前形势下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能不关注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因为机构改革作为国家（具体是政府）权力调整的重要内容，既要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框架下进行，又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顺的基本体现。同时，要考虑到，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还要以社会历史条件为转移。从条件发育过程来看，针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关系的不协调因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必须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一是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的提高；二是企业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三是基层社区组织、中介服务组织的建立、健全及自治能力、服务能力的提高；四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服务机构的良性互动能力和相互监督机制的建立；五是社会主义市场主体、市场体系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程度；六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政治、社会、文化保障条件的形成。
李：总的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化和协调化，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过程而演进的，这既是一个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实践过程。在机构改革中，我们应根据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和条件，来决定改革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度和限度，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善于发挥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分步完成各个阶段的改革任务，逐步达到改革的目标。（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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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五谷杂粮”与“维生素丸”
——漫谈治学的博与精
□范敬宜
经常有人问我：“你平时都读什么书？爱读哪些书？”我的回答是：“什么都读，什么都爱。”人们以为我是“卖关子”，其实我说的完全是真话。
我的这种读书方法，来自外祖父的一番教诲。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对于治学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当年他看我总是在啃学校指定的几种“选本”，就发议论：“选本是维生素丸，只能补充人体需要的营养。要想长成一副健壮的体魄，必须五谷杂粮什么都吃，不能光靠吃维生素丸。”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几十年的读书实践，越发感到他意见的正确。
“五谷杂粮”与“维生素丸”的比喻，实际上讲的是“博览”与“精读”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治学方法上一直存在博与精之争。主博者往往讥主精者为书蠹，主精者又往往斥主博者为浅陋。其实，博与精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博，精就没有广厚坚实的基础；没有精，博就没有登峰造极的升华。博与精相结合，才有雄伟尖峻的金字塔。就治学的某一阶段而言，博显得更为重要。不以博为基础，精也必然受到限制。
我接触过一些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可以说是优秀分子，勤奋，钻研，堪称模范。所不足的是涉猎不广，知识面较窄，因而学识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就难以再有所突破。比如，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对文史知识缺乏兴趣，有人连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一部都没有读过；学文史的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茫然无知，对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方面的知识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一概不闻不问。从表面看，似乎够精够专了，可是由于不吃“五谷杂粮”，往往害了营养不良综合症，造诣终究有限，难成真正的“大家”。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
古往今来，凡是“大家”，几乎都是由博入精的。这是因为世界上各种学科都有互相渗透、触类旁通的关系。涉猎越博，专业越精。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谈到自己写文章的经历的时候，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自述，说明自己如何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请注意这个“旁推交通”，它形象而简练地说清了博对精的作用。如果认为这还仅是文学领域里的现象，那么当代大科学家钱学森、李政道的治学经历就也许更有说服力了。钱学森说过，他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如此成功，应该归功于夫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蒋英，是她给了钱学森以诗情画意，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人生，从而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避免了形而上学和机械论。李政道则在《科学与艺术》的著名讲演中，深刻地论述了清代大画家石涛山水画的对称结构如何给予他在物理研究上的灵感。他们的这种体会，是光吃“维生素丸”所无论如何讲不出来的。
也许有的同志担心强调“博”会失之“杂”。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学不厌杂。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现在治学上的“常见病”的病因恰恰不是饮食过杂，而是饮食过于单一。对于这类营养不全症，医生开的疗方不都是要多吃一点糠麸之类的杂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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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题追踪
“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取得进展
本报讯由赵家祥、孙伯鍨共同承担，施德福、张一兵等一批学者参加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问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如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问题，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认识和评价问题，等等。
为了保证研究质量，1997年这个项目立项以来，有关学者已进行多次学术交流。他们在研究中加强联系，共同研讨，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他们还把研究工作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结合起来，以国内外相关成果充实研究内容，从而提高了项目研究质量。现已有部分研究生将若干相关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该项目已取得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如赵家祥的《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贡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几点认识》；孙伯鍨的《马克思与人学》、《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丰子义的《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现代化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张一兵的《马克思的历史概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研究》等，从不同侧面展开了研究，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该项目计划于2000年完成，最终成果将是一部三十万字的专著。
（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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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扫描
经济学发展二十年
□柯岩
20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成果，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1982年前后，经济学界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等观点。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经济学界继续向前探索，进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应为市场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肯定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召开的十四大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标志着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不发达阶段的论点就被提出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1981年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有重大改进主要体现在：更加紧密地联系实际；重视数量分析；加强实证研究；充分吸收当代经济学研究成果。
除了以上的重大突破外，经济理论20年来的进展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基础理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其理论内容除了毛泽东关于党的经济路线、方针、政策的论述外，主要是前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二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发展最为迅速，取得的成果也比较突出。除了前面讲到的内容外，还对以下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地位与使命；3．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一；4．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5．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及差距；6．经济发展中三大产业关系；7．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分三步走；8．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现代企业法人所有权；9．企业所有制改革与企业外部竞争环境改造及价格体制改革关系；10．建立主要运用经济和立法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
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宏观经济研究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不同层次的进展和成果。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入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从经济的运行、制度、结构、体制等方面展开了更深层次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宏观经济运行规则、特点与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经济运行中的比例关系与经济结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制改革、行业管理、政企关系、企业集团；企业组织、企业产权、现代企业制度；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制度；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乡镇企业发展。
中国经济史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围已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环节，生产和流通受到特殊的重视。部门史、专题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均已全面展开。除近代经济史继续进行外，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也从无到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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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近二三十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东方文化备受世人瞩目，并成为世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亚洲金融危机则引发出对东方文化的新一轮探讨。为了重估东方文化的价值，探索其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走向，我国专家学者聚会研讨———
东方文化的走向
□罗传芳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就“世纪之交东方文化走向”问题召开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甘肃等地的3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种种思考，进行了研讨。
如何看待新时期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有人认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虽然非常密切，会相互起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文化有着不同于经济的特性。有的学者认为，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现代化在东西方有不同的表现。文化也是具体的，离开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抽象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学者们对于导致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发表了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在文化上，而是经济本身的问题。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事实上存在一个亚洲经济模式或者说亚洲价值观，这是随着近些年亚洲经济的发展凸现出来的。它曾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负面影响逐渐暴露出来。也有学者认为，亚洲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作用是不同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发掘、保持那些有益的价值观，摈弃不利的、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
东方文化的价值和未来发展。学者们一致认为，世界经济科技正在走向全球化，孤立地谈论东方传统文化或某一地区的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必须从文化交流、从东西方文化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未来文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而亚洲经济却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在这背后，亚洲价值观、伦理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一部分学者主张，要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东方传统文化。他们指出，东方国家虽然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毕竟在近代落后了，所以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基本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追赶的过程。还有学者指出，我们应冷静地看到，生长在东方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东方文化，在全世界日益被卷入现代化潮流的历史背景之下，已越来越失去了实现其世界普遍性价值的历史根据和条件。因此，那种盲目预测下个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应遵循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吸收一切对我们有利、有用的东西。
文化讨论、文化研究如何深入。文化讨论、文化研究作为20世纪学术的一根主线，始终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力。会上，学者们回顾、总结了以往文化讨论中的经验教训。他们指出，本世纪虽然掀起了几次大的文化讨论，且一次比一次热闹，但它本身存在的问题却严重妨碍了文化讨论的深入。一是空谈、清谈多，实证研究少；二是从书本到书本，与现实脱节；三是思维方式的绝对化。由此，学者们对文化讨论、文化研究如何深入，提出了许多建议、看法。首先，应把传统文化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扎扎实实的具体研究，分门别类进行总结。其次，应注意个案和实证研究。第三，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为了让传统文化保持原汁原味，必须用符合传统文化本来面目的方式去客观、真实地挖掘其内涵，而不是用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去注解古人。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精神的烙印，这既是认识发展的规律，也是时代前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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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期刊头条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刊登于幼军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一文。该文论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三个方面的主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性与各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正确把握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并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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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期刊头条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八年第五期刊登费孝通的《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文章指出，五十多年前，马林诺斯基在《文化动态论》一书中提出文化研究的宏大课题。五十年后看这部著作，一方面要承认马林诺斯基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应看到，这位早期人类学导师提出的供文化动态研究的“三项法”，以及他对于文化和平共存的追求，依然是当今世界应给予充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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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期刊头条
《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发表杨雪冬和王列的《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文章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统一和多元并存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制度和范式都必须主动或被动地做出回应。对中国来说，全球化进程中风险和机会共存。中国应选择合适的时序，根据自身的适应力、应变力及生存力来选择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时间和程度，以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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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期刊头条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道路
《文史哲》一九九八年第五期发表何中华、马洪林等九人关于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笔谈，围绕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成败得失及其对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所提供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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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无神论学会召开年会
本报讯中国无神论学会于10月7日在北京召开1998年度年会。会议认为，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开展无神论研究，进行科学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是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分析了以往无神论宣传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当前无神论研究面临的新问题，认为应把深入研究假借科学名义进行巫术迷信活动的有关理论问题作为当前研究工作的重点，并倡议学会会员，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进行科学和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
（李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