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对著作权的认识不断加深，著作权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加强；但是，著作权所面临的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著作权纠纷事件时有发生，侵权案件屡禁不绝，权利人和侵权人聚讼纷纭。
风风雨雨中的著作权益保护
本报记者 李舫
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在小说《孔乙己》里，以幽默、戏谑的笔法提出了一个至今仍令我们深思的问题：窃书究竟算不算偷？这个问题提得并不唐突，在我们的文明传承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习俗，那就是对文化共享的默许，所以各代史书中才有“《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曲洧旧闻》）的记载。
长久以来，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著作权不是财产，是不仅仅属于著作人的，对作品的未经允许的发表、修改、复制、展览、发行、改编、翻译等不属于侵权行为。这种观念导致了许多侵权案件的发生。前不久，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十家电影制片厂状告北京天都版权代理中心、天津泰达音像发行中心、中影音像出版社侵犯其《林海雪原》、《骆驼祥子》、《舞台姐妹》等二十七部影片著作权一案。这一庭审直播，如一石击水，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反响，著作权益的保护问题一时间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许多人认为，中央电视台能够开风气之先，以公开的形式选择这起知识产权案进行直播，标志着人们对著作权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杀人，没放火，没抢钱，就没有犯法，甚至认为动辄对簿公堂，告状打官司不是件很体面的事。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使著作权益保护事业故步自封，发展缓慢。同时，就在法庭判定被告方败诉时，被告仍理直气壮地宣称，其侵权行为的主导思想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满足人民需要，净化市场。著作权概念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莫名其妙地出了续集，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艺术形象方鸿渐们的命运被堂而皇之地改写；江苏文艺出版社因在其出版的冯骥才的小说《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擅用李振盛在“文革”期间拍摄的摄影资料而被送上法庭；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大现代汉语辞典》、《新现代汉语辞典》与《现代汉语辞典》官司，历经四年的曲折审理和反复论证，终于判定前两者纯属抄袭，罚款42万元并承担民事责任，至此，对几代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编纂、历经数十载考验、哺育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权威性工具书《现代汉语辞典》终于有了一个交代……在一路飙升的发案率中，一些人们以前从未想到、更未曾遇到的问题被提出来，如《邮政编码大全》是否享有著作权？商品装潢能否受著作权法保护？淫秽作品的著作权人能实现著作权吗？修改自己主编的教材并出版，可以独享著作权吗？出版社可以变更作者的署名顺序吗？将他人未发表的作品提供给出版社作参考资料，或不经译者许可使用翻译作品，构成侵权吗？图书、报纸、期刊等出版物可不可以进行商标注册？为培训专业人员而翻印图书，翻译外文资料，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各种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不断升级的纠纷事件为著作权益保护事业的发展增添了一定的难度。
究竟什么是著作权？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对著作权定义道：著作权，也称版权，指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依法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确认和保护作者对其作品享有某些特殊权利的法律，便是著作权法，在我国亦称版权法，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以及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则称作者权利法。
他认为，著作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是公民表达思想、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等政治权利的产物。“言论出版自由”和“表达思想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著作权不是每个公民都能享有的权利，只有那些进行了创作并创作出了作品的人才能享有。《著作权法》从法律的角度肯定了文艺作品和科技作品的商品属性，肯定了权利人对其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所享有的正当权益，这种肯定不仅保护了作者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成果，而且反对和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了民族的创造精神，鼓励了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我国于1992年10月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又于1993年4月加入《录音制品公约》。我国制定著作权法和加入世界有关公约，不仅是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更是一项富有前瞻性的举措，使我国的著作权益保护迅速与国际接轨，提高到国际水平。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伯尔尼公约》的人数骤然增加了一倍。”三个公约构成了我国著作权法的基本框架。1992年9月30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对《著作权法》中不完善的地方作了补充。同时，意识到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惩罚仅仅靠罚款是不够的，1997年颁布实施的《新刑法》中也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有关条款，规定对以违法行为获得巨额非法利润者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引进集体管理模式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总干事、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常城在谈到我国的著作权建设状况时指出，法制规范、行政管理、集体管理是目前我国著作权管理的三套马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著作权益的集体管理方式，著作权人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某个合法的民间组织进行统一管理，即众多的权利通过一个统一的机构共同行使其权利。这是权利人在个人无法或难以控制和操作的情况下通过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机构行使权利。由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利用方式非常分散，权利主体也非常分散，使得著作权法规定的很多个人权利无法实现，如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复印权、公共借阅权、制作多媒体的权利、网络传输权等，如果没有集体管理机构替作者主张这些权利，法律规定的这些权利就很难实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该组织实行会员制，吸收词、曲作者和音乐出版者等著作权人加入协会，协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为会员的著作权益服务。
这种管理模式起源于法国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大约二百年前，法国的几个词曲作者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发现这家咖啡馆里正在播放他们的作品，由此而引发了世界上第一起著作权官司，也由此诞生了法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大文豪巴尔扎克曾对这个组织的成立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至今已有会员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包括了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最有名气的词曲作家如谷建芬、晓光、吴祖强等，一些音乐新人更是踊跃加盟。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有效地实施了权利人个人无法行使的权利，也给使用者合法使用作品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4年加入了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同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日本等国家的姊妹协会建立广泛的联系，代表这些国家的权利人在中国行使他们的权利。继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之后，文学、美术、戏剧等作品的管理协会也将相继成立，标志着我国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正在日趋完善。
起步较晚亟待完善
同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著作权益保护起步较晚，起点不高，立法上仍有许多有待补充和完善之处，特别是不能解决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1975年还是一个靠卖“BASIC语言程序”编写本谋生的穷学生，1996年底竟成为个人资产总值超过180亿美元的超级富翁，这不能不得益于政府对其创造精神的保护；反过来，以比尔·盖茨等为代表的信息产业，成为美国九十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著作权益保护已不仅仅涉及文学家、艺术家的利益，而且涉及工业、科学、教育、文化、外贸等各个领域传播与使用作品的问题，尤其在音像制作、静电复印、卫星传输和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的开发与利用等方面使用数码化技术引起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著作权法在面对新技术保护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亟待加强和完善。
与侵权的非法获利相比，惩罚力度小，致使著作权的有关法律法规执行起来显得苍白无力，侵权人有恃无恐。一些地方盗版猖獗，许多作品一经公布或发表便失去控制，大大小小的李鬼们操起板斧，粉墨登场，少数主管人员在金钱与利益的抉择面前，心浮气躁，丧失了应有的责任与良知，为不法分子大开绿灯，使得市场上鱼目混珠、鱼龙混杂，而权利人对此无可奈何。特别是电脑软件，开发投入高，复制容易，常常被盗版使用或贩卖，真品一经盗用价格便一落千丈、赝品反而大行其道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长此以往，无疑会打击人们的创造精神，鼓励盗版和投机取巧，遏制优秀作品的涌现。
近些年，北京、西安等地纷纷兴起音乐作品拍卖之风，前不久，歌曲《喜洋洋》以六十五万的价格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买家买下。这种状况已引起著作权保护工作者的忧思。这是权利人在著作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情急无奈所出的下策。
历史只有一部，而造就未来的方式却不尽相同。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含着那些得以避免发生的事件。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取决于她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是一个时代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社会进步、面向未来、迎接挑战的前提和保障，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保护著作权益，就是保护民族的创造精神，就是保护民族的未来，任何对此持封闭的、沉闷的、惰性的心态都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的脉动已将我们带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在世纪之交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如何减轻中华民族发展中的重负，减轻其走向世界、走向繁荣的羁绊，则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华子孙身体力行。（附图片）
不该出手时也出手 英韬 作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文化随笔
低俗的幌子
叶于
近一时期，书界流行写实和写史的文字，远的有民国时期，文人学士的传略，钩沉史实，爬梳世事；近的写“反右”、“文革”，拨乱反正，揭剖本相；有的写名人，有的名人写，大到政治、人生，小到情感生活。这类书籍，严肃认真的，获得读者喜爱，引起众多评家关注。更有不少学者史家的手笔，当事人的真切记录，信史据实，留下了一段可贵的历史面貌。但有的胡乱编造，捕风捉影，故意渲染，态度极不严肃，全然是为了适合市场的低俗的运作。
前几天，在《徐小斌文集》的首发式上，女作家徐小斌向新闻界朋友披露了一个细节：书摊上流行的一本写陈希同和他的女人们的书，不少段落抄袭了她的小说内容。本来是作家的小说创作，却被移植到一本写真人真事的书中。当然人物的姓名、故事的地点等作了些改造。还有，一本写北京大贪污犯王宝森的书，题目是写王“自杀之秘”，却竭尽渲染其艳事绯闻之能事，把贪污犯的艳事写得活灵活现，低俗得像坊间一本艳情小说。这类书打着探秘、揭露真相的幌子，实则是一些随意编造的花边新闻，严肃的反腐败主题被庸俗化了。
这种低俗无聊之举，又被有的作者披上某些迷人的外衣。比如书摊流行几本写隐私的“纪实文学”，美其名曰“绝对真实”、“非常真实”，特别注明是对多少多少个男女主人公的隐秘采访。且不说这些被采访的当事人，实在是因为炫耀还是因为太开放，将自己某种隐情秘事告之于人，其“真实”究竟如何？在法律、学术界不断被强调要尊重个人隐私，个人的生活空间，这种告白于天下的个人隐私，所标榜的“非常”、“绝对”真实是大大打折扣的。从书中的一些描写和叙述来看，大胆坦言一些性内容，直露表白一些婚外情事，粗俗无聊、不堪入目。有的以小说的技法写真实，人物的心理、故事的内容，相差无几。这些书中，一般都有作者声明，说是为了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故隐其名，事实却绝对真实。一个不高明的障眼法，一个伪造的低俗的幌子，其描写内容又多是一种庸俗无聊的展示，竟然有数家出版社为其大开绿灯，只能说明这是为了一个不太正常的市场操作和炒作。
个人隐私不是不可以写，过去也有过一些这类作品。但是书界一窝蜂炒“隐私”实属不正常，仅从几本此类图书的内容看，说是变相的艳情小说不为过分。更重要的是，这种低下拙劣的写作，有人竞相效法，不免让人担忧：图书市场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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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戏剧新作在京上演
1998年中英金秋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曾以创新而闻名英国戏剧界的大卫·格拉斯剧团演出的剧目《翰森和格泰尔机器》，利用形体语言与视觉效果合二为一的超常规艺术，探究戏剧对教育工作以及家庭、生活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是该剧“欢乐家庭”中的一幕。
本报记者 陶源明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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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十年间
“菊儿”胡同今昔
徐仁杰 徐江善
近二十年前，北京市东城区一条被称为“大跃进路八条”、“交南二条”的古老的胡同，又恢复了使用了二百多年的名字———菊儿胡同。
小胡同连着大世界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菊儿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四百三十八米，居住着二百多户居民。这条胡同的危旧房改建小区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镶嵌在古老的京城。
在四十一号院、快人快语的李浮增老汉讲起这条胡同滔滔不绝。八十年代末，胡同里低矮的民宅破旧不堪，雨天水入宅，热天似蒸笼。李浮增给市政府写了一封信，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将这条胡同列入北京首批危旧房改建规划。1989年底动工，仅半年多一期工程便建成，三十五户居民迁入新居，不久，二三期工程相继竣工。
由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主持设计的古典式四合院改造工程，博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设计金牌奖，1992年，联合国授予菊儿胡同危旧房改造工程“世界人居奖”。
如今，已有近万人次的各国友人来到这里参观访问，有二十多户英、美、德等国的外国人干脆租下房子，成为这里的新居民。他们有的是“三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有的是外国留学生。荷兰人罗勃特夫妇四年前到中国投资办公司，女主人安妮说：“能住在这样古典与现代结合的建筑里我们非常自豪，北京越来越美丽了！”
高级工程师季公夫妇告诉记者，十多年来，他们曾出访过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还四次自费到泰国、香港等地旅游。他们说：“从破旧的民居到古典四合院楼房，我们感受到生活在变化，从这条胡同再到外国看一看，眼界大开，又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重任。”
人生在这里转了个弯儿
马玉琴老太太退休前是一位普通教师，祖孙三代在二十年中留下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只因马玉琴的祖辈曾任清朝的一个知府，老伴白德江的外祖父做过国民党的大官，历次运动他们都挨整，不仅政治上受歧视，子女们也受到牵连。
“如今的情形可大不一样了！”在宽敞明亮的居室里，谈起子女，马玉琴老人喜上眉梢，扳起指头一个一个数了起来，一个是国有大企业的党委书记，一个在机关当干部，一个是企业经理。五个孙辈中有三个已大学毕业，两个正在大学读书。
时代的琴弦正在拨响
据史料记载：占这条胡同近三分之一的三、五、七号院，曾是清直隶总督荣禄的府第，与它相邻的一座庙，是清末民初达官显贵烧香拜佛的地方。
祖辈就居住在这条胡同的韩宝峰老人回忆说，改建前的菊儿胡同是一座座破旧拥挤的大杂院，这里有四十四户一百三十八口人，人均住房面积仅五点三平方米。改建后这个小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十多平方米。不仅有设计古典的四合院楼房，还有一流的社区服务。大到职业介绍、婚姻介绍、家政服务，小到家里下水道堵塞、安放空调遮雨罩、液化气罐缺少一个皮垫，坐在家里就有人登门排难解忧。
六十三岁的李浮增回忆起二十年前的票证时代，他说，那时没有票证，就无法生存，过年凭票供应二两瓜子、半斤花生，生孩子才给三斤鸡蛋，为买只鸡要从东城跑到西城。今天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他们听了有如天方夜谭一般。
可如今，许多居民将自己的电脑接通了国际互联网，并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三大件”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以至于年轻人已经没有了“三大件”的概念。电视机、电冰箱、电话家家都有，电脑、汽车、音响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视野。五号大院，有十分之一的居民买了电脑。四十一号院的四十多家居民，有一半人家买了自己的汽车。
菊儿胡同———一根时代的琴弦，弹奏着改革开放二十年的风雨沧桑，与祖国一同奏响迈向新世纪的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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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杰基耶夫执棒
基洛夫交响乐团京沪之行在即
10月17日和18日，俄罗斯指挥大师杰基耶夫率领的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基洛夫交响乐团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世纪剧院举行两场音乐会，然后赴上海大剧院演出。演出由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主办。
马林斯基剧院的基洛夫交响乐团和基洛夫芭蕾舞团是俄罗斯古典音乐和芭蕾艺术的杰出代表。杰基耶夫是俄罗斯总统任命的马林斯基剧院基洛夫交响乐团、芭蕾舞团及歌剧院的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当他还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学生的时候，就获得了全苏指挥大赛大奖，二十三岁那年他又在柏林卡拉扬指挥比赛中获奖。他在马林斯基剧院上任时只有三十五岁。当时的马林斯基剧院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是杰基耶夫以激情和才华把一颗蒙尘的宝石还原为本来面目。杰基耶夫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为俄罗斯音乐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注入了生命力、浪漫情愫、创新精神和对已逝文化的怀旧之思。他不是简单地从形式、技术、风格的角度理解他的指挥艺术与俄罗斯音乐的关系，而是将这一关系置于对整个俄罗斯大文化背景的洞察之中，置于他本人对生命和爱的眺望之中，并以此与作曲家、与乐队、与听众对话。此次访华音乐会节目单上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拉赫玛尼洛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也有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飞利浦电子集团出资支持这次演出。
（孙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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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作协举行抗洪采访汇报会
中国作协赴长江抗洪采访汇报会10月8日在京举行。采访团成员陈昌本、蒋巍、陈永康、张健、徐剑以激扬的热情汇报了他们在抗洪前线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
今夏抗洪的关键时刻，中国作协派出两个作家采访小分队，分别由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陈昌本、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张贤亮带队，分赴湖南、湖北两省抗洪第一线进行实地采访和深入生活。六位作家在艰难的日子里，用手中的笔记下了真实的抗洪故事，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汇报会上，作家们不仅仅汇报了灾区的所见所闻，更是以作家独特的眼光讲述了对这场洪灾的真切感受和深刻思考。同时表示要以作家使命感和责任感写出能真实反映这场抗洪斗争、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