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踏步天风（中国画）武耀夏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
兴学助教最宜人
吕绍宗
中州邙岭南麓，古刹白马寺正北，千年山洪冲出一道沟壑。汉魏京厢重镇翟泉人，为谋生计到此傍沟而居，农桑砖瓦兼事，日久，沟口坡缓开阔之处便渐成一村，取名“窑场”。
今年5月初，阴历刚跌四月，中央电视台“四季风”栏目的一阵轻风，电视片《一个追求精神充实的人》，就是从这座山村刮来。荧光屏上，窑场村正锣鼓喧天，舞狮助兴，翟泉第二小学正在山村隆重奠基。也是5月初，作家协会问卷调查：若组织作家采风您愿到哪里？我割舍了许多魂牵梦萦之地，答复愿回故乡小住。要回的也是这座山村。不足一夜归程，仿佛天亮梦醒就可到家，却十年阔别，未睹日新月异的故乡容颜。所以当“四季风”吹来时，竟感如此轻柔，如此温馨。那么熟悉的邙岭，那么熟悉的乡亲！
邙岭自古天高雨少。即便现在，周围的庄稼也许正在苦忍干渴，但我们窑场村两个居民组的麦田却绿油油的。现在党的政策鼓励先富，村里的鸿道弟富起来后，便在邙岭之巅给大家打了口深深的机井。
窑场人，为识字明理，历来都怀兴学心。怎奈村小物薄，每每竭其力而事未竟。本世纪20年代，先父致鑫洛阳明德高中毕业。知庙宇匾额金字、夜半小院琴箫也出自于他，于是村人触目，学林相邀，东赵、象庄、张凹、翟泉、山岭头争相诚聘，唯独故园无学！他只好携数童到外村施教。可惜病逝英年，无缘于今朝盛世兴学！在此之前，叙爷家院中曾设私塾，学子三五，未久消失，但那毕竟是窑场办学的九曲之源。三四十年代，村中又借大喜伯家房三间，窑两孔办学，总算暂慰村人心愿。四十年代末，窑场人终于横心兴教，在老君庙盖起“楼房”三间，土墙布帘相隔，内住老师，外作教室。虽然“楼”无楼板，且风灌窗棂，桌简凳陋，但如今回眸，仍难忘那代父兄的远见卓识。除了别村教师外，解放前念过中学的几位乡亲都曾在村中任教，领着孩子们识字读书。校舍有迁，但历任学东却总是正奇伯。只是砖石无继，风雨无情，又兼岁月久远，学舍日见衰微，如今已是残垣断壁，花木皆无。
窑场村，即便兴学壮志暂筹之日，师资也仅限一人。到了三年级，甚至二年级，学生就得远走它村。早年地宽人稀。高寨之外，地横数里。夏季山雨骤至，洪水涨沟；冬季狂风怒号，窖雪莫测；青黄不接之春、僻野萧飒之秋、数里不见人影之处，鹰逐狐兔，犬裂死婴，学童无意撞见，霎时冷气灌背，毛骨悚然；深夜天色似漆、头顶如盖，凌晨寒星不语、枯草瑟缩，自习路上，野坟里忽悠悠飘来一道蓝色鬼火，稚子顿时毛发倒竖，心缩一团；寨坡本就高陡，雨日泞，雪日滑，知有多少学生滚落？现在倒是村外成街，几乎村村相连，但改革时代，生活节奏骤急，厄尔尼诺、拉尼娜又平添气候异常，烈日、酷寒，时袭途中幼童肌肤，无异于煎熬家中父母心肝。窑场村，要是能就近在村中办所像样的学校就好了。可是如何圆这杏坛梦？
现在中国大地盛吹崇文兴教风，鸿道弟手中有了活钱后，便首先想到了在村中办学。山麓人家，远非巨富，却一下斥资30万，独资兴建翟泉第二小学……
金村时节，山村窑场矗立起一座洁白如玉的教楼。红旗飘飘，书声朗朗。窗前花枝招展，远处操场开阔。秋实硕而念春花艳。我又想起邙岭徐徐刮来的春风，想起今日浩荡于九州的兴学助教风。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名人写名人
费城访顾毓琇先生
吴学昭
还没离开北京，女儿就从纽约来电话说，顾毓琇先生听说我将赴美很高兴，让我一定要上他家去，他太太婉靖女士也很想见我……
顾毓琇先生与我父亲吴宓早年在清华学校先后同学，后又同在清华大学任教，虽属不同院系，由于顾先生学理工而好文学，与我父亲还是比较熟悉的。1944年夏，顾先生得知我父亲将在西南联大休假，急电昆明邀请他到重庆中大讲学，可是父亲一心要去成都燕京大学追陪香港脱险归来几年未见的老友陈寅恪先生，不得不婉辞顾先生的礼聘。抗战胜利后，顾先生到上海交通大学执教，还当过一段上海市教育局长。之后，就远赴美国宾州大学教书了，不想这一去就半个世纪。
尽管远隔重洋，尽管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国内还长，顾先生不曾停止过对故土故旧的思念，这从他的诗集和编年体自传《水木清华》中可以得到印证。我就读过他的《怀吴雨僧》和多首怀念其他友人的诗。他那时自然不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
改革开放以后，顾先生夫妇回国探亲访友，寻找过去；这才发现，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朋辈半为鬼”。顾先生在悲叹嗟息之后，转而关心故友著作的刊行流传，鼓励各家子女秉承父志，担起责任。
7月18日，我和女儿一家由纽约去费城拜访顾先生夫妇。下午两点，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抵达顾先生住的公寓。真巧，顾先生正在底层接待室，深灰色的西装，紫红领带，穿得整整齐齐，精神也很不错，一点不像九十六岁的老人。他下楼来取报刊邮件，顺便等候我们。“你们真准时！”顾先生看看表，笑着引我们乘电梯上楼。
顾太太王婉靖女士笑眯眯地欠身招呼我们入座，顾先生介绍说，婉靖女士年初摔了一跤，股骨颈骨骨折，3月作了手术，才从医院出来，现在需用Walker助步。婉靖女士是国画家，尤擅绘山水，书法也好。顾先生过去出版的许多作品，都是由婉靖女士作画和题签的。我问婉靖女士现在还常画吗？她说，以前经常画，九十岁以后则不再画画。
壁上挂着江泽民主席“丙寅初夏”亲笔书赠“毓琇吾师哂正”的一首诗：“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大家很自然地谈起去年江主席来访的事。婉靖女士说，江主席偕夫人来，我们没什么好招待，请他们喝点莲子汤。顾先生说美国人对江主席国事访问当中来看望我，感到不理解；他们不懂得我们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
婉靖女士说，顾先生为了欢迎我们来访，今天一早起来写了两幅字，一幅送我，一幅送我女儿。顾先生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边读边解释。送我的一幅是他昔日旧作《和秦淮海春日诗》：“池外轻雷落雨丝，春风料峭惹相思。穿云青鸟传桃信，拂晓黄鹂唤柳枝。”送我女儿的是一首回文诗：“云淡月华艳，夜深横斗星。晨旦碧霞散，竹林映柳青。”倒过来念正是“青柳映林竹，散霞碧旦晨。星斗横深夜，艳华月淡云。”
大家喝着饮料漫话家常，话题又转到我父亲，虽然他已经去世二十年了，顾先生总对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不能释怀。顾先生重又提起1944年的老话，幽幽地说，如果雨僧当时来中大，后来我们可以一起复员，一起……或许能够避免在四川吃那许多苦。顾先生不说了，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一会儿，问我《吴宓日记》出版没有？我说父亲解放前1910—1948的日记，共十册，现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八册，年内可望出齐。解放后1951—1973的日记也将整理出版，不过可能还需一段时间。顾先生说：雨僧是诗人，他的诗集应抓紧出版。我告诉他：父亲在“文革”前已对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作了校订和增补，“文革”中交给他原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后来西南师范学院的同事杜钢百先生代为保管。1979年我们姐妹去西师参加父亲追悼会，杜先生将他保管的《诗集》当面交还家属。至1935年以后的诗作，父亲“文革”中曾托一位友人代为誊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始终没能拿到抄件，所以就自己根据底稿，拟定《吴宓诗续集》目录，校订了全部诗稿。我们准备将父亲手订的《续集》与原《诗集》合二为一编辑出版。顾先生对此感到欣慰。
我知道老两口以前经常回国，便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再回去看看？朋友们都惦着他俩。顾先生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前后回去十八次。今年我已九十六，婉靖也九十二了，高龄老人不宜远行；所以我们从去年起已不出远门。
我们怕耽误二老休息，不敢久留。告辞的时候，顾先生夫妇要我回国后代向朋友们致意。只是他们的朋友何其多，恐难一一达到。谨作此小文，借报纸之一角，作为通告。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一个北京人眼里的北京人
刘镰力
从清华大学东门再往东走，有一个铁道路口。每天我骑车上班，必从那里经过。由于铁道与马路不是垂直交叉而是四十五度角的交叉，所以这个路口骑车比较难过。而且交通也十分拥挤，大卡车、拉砖的三轮摩托、公共汽车、自行车，甚至马车、牛车也时不时地加入这匆匆忙忙的行列。特别是拉泔水、废品的外地打工者，那是每天必遇上的。由于泔水车的不洁和扑面而来的腐臭之气，以及过铁道时三轮成群影响交通，时常使我们这些骑车上班的人对他们侧目而视。
那是春日的一个早上，我因将要迟到而急急骑车前行。快到铁道路口的时候，一辆拉着一车活鸡的平板三轮，车轱辘陷进了铁轨中，艰难地在铁路上扭来扭去，就是过不去铁道。一车活鸡都从铁笼中伸出鸡头，乍着翅膀，嘎嘎乱叫，活像一把会叫的大鸡毛掸子横在路中。我恰被这“鸡毛掸子”阻在后面，急得起火冒油。刹那间我的身后已压住了一长列急于上班的自行车族，且骂声大起，我只好下车，拼命帮着把那辆作孽的“鸡车”推出轨道。当那三轮终于过了铁道，勉强稳住车身的时候，我立即冲到前面，把心中的怒气兜头泼了过去。可是我刚刚张口，就不由得戛然而止，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满头是汗，脸憋得通红，紧紧地咬住嘴唇，身子几乎完全俯在了车把上，正在拼命地蹬着那辆倒霉的三轮车。她知道是我从后面帮了她的忙，听见我那声没吼完的斥骂，她没有抬头，依然俯着身吃力地蹬车，只是两颗大大的泪珠和着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当时竟呆在那里，心里充满了说不清的内疚，目送着那鸡毛掸子一样的三轮，嘎嘎叫着渐渐远去。此后的许多天内，我眼前总是晃动着那女孩儿未脱雅气的脸和俯在车把上的身影。我想她如果生在北京，肯定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或许正在紧张地准备着高考。可是现在，作为外地打工妹，她却要艰难地蹬着车，为饭店送鸡。
这一切，使我不由得想起过去天子脚下的老北京人，同时还回想到北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有一个梦想，就是当我的家里来了客人，我挎着竹篮出去走一圈儿，就可以买回想吃的韭菜呀，绿豆芽儿呀，粉皮儿呀，鲜虾呀等等，美美地待客。可是在那喝一碗粥都要交一两粮票的年月，这实在是太奢侈的梦想。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好上十倍。每个家居的周围都有丰盛的菜市场；无冬立夏，山南海北的水果摆得让你目不暇接；自行车坏了？不用发愁，路边到处是车摊；家务太烦？没关系，有做钟点工的小保姆来帮你料理家务。然而，是谁在为北京人做着这一切？是从穷苦地区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当然也包括我遇到的那个为饭店送鸡的满脸稚气的女孩儿。是他们为了生计，忍受着艰苦，为北京人送上了方便和舒适，使北京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灿烂多姿。然而，作为一个北京人，当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对外地打工人充满感激的同时，也不能不引起深刻的反思。细细一想，多年以来，北京市里凡是又脏又累的苦活儿，早已没有北京人去干了，从古到今北京人逐渐变成了城市贵族。大家宁可忍受吃大锅饭的清汤寡水，也不愿放下架子从事平凡的劳动。外地打工族身上那种能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吗？他们从贫苦的家乡出来，一条破被，一身破衣，独身闯北京，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我们，有房子住，有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际环境，要做好他们所做的那些工作，实际上要比他们容易得多。可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架子去做呢？其实，自古以来，北京人就有着极为良好的劳动传统，五行八作，北京人无不做得精致而又有文化素养，就是饭馆服务员也要把菜名唱得如同京剧道白，街头的叫卖声，更是早已成了珍贵的京华文化。北京人最爱说的一句俗语是：事无贵贱，“行行出状元”，这是北京人自尊、自重、自励的格言。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下岗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它能激起人们的志气，使生活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最近我欣慰地看到，每当黄昏，不少年轻人穿梭于楼群之间，他们在繁忙地送报；每当清晨，一些戴着黄帽子的人们，甩着地道的京腔，在叫卖晨报。他们平凡的劳动，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和尊重。正是从他们身上，使我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北京人，已不再做城市贵族。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乐凯之光
夕阳红（摄影） 袁效贤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大师风范
陈满华
辛亥革命后，在学术界已声名赫赫的黄侃认识了著名学者刘师培。刘于经学造诣很深，可惜年纪轻轻竟患肺疾不治，他深恐自己的学问后继无人，凄然喟叹：“四世经传，不意及身而斩！”黄侃闻此便叩问谁可传其学。开始时刘不肯回答。最后，刘抚着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第二天果然又正式登门，具礼仪拜刘为师，日后刘尽以其所知告诸黄。不久，刘即辞世，年方三十有五，比刘只小十三个月的黄侃又以学生身份与诸同好经理其丧。这件事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奇怪：刘、黄同辈，在学术界也是齐名的，甚至不少人认为黄于小学方面的造诣甚至胜于刘，但黄则称自己于经学所知甚少，并一再讲他师事刘得益颇大。在为刘作的祭文中他自称“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辩津涂”。黄侃是小学大家，于文字训诂当然有精深的研究，可他还是说只是“好文字”而已，至于经学，简直是在说自己是门外汉了。其实，小学、经学，辅车相依，唇亡齿寒，黄先生既精于小学，岂有完全“疏”于经学之理？“自值夫子，始辩津涂”云云，实在是谦逊之辞，为自己拜刘为师“制造”理由罢了。
黄季刚拜同辈为师已成了文史学界的一段有名的佳话。相对而言，现代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虚心向晚辈求教的事则鲜为人知。吕先生晚年研究他的家乡丹阳的方言，写成部分草稿后，请后辈学者鉴定；《丹阳方言语音编》写成后又请比自己小几十岁的方言学者张振兴先生校订，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上了“张振兴校订”的字样。在该书的“后记”中，吕先生还在几处表示自己于方言描写缺乏经验，他写道：“我在方言描写上没受正规训练，……因为没有经验，翻来覆去，始终弄不好。”读此“后记”，笔者深为吕老的谦虚和坦诚所折服。
黄侃、吕叔湘二位都是声震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在功成名就之时，他们还勇于揭自己的短，以学术为重，或师事同辈，或请益后学，这实在是令人感佩的。从以上两件事上我们不但看到了黄、吕二位大学者对学问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更主要的是看到了他们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操。
然而，在学界却有那么一些“名人”是另外一番表现。他们为虚荣心所使，不能正视自己的缺陷，更谈不上去拜年资相当者为师；至于正儿八经地向晚辈请教，那简直是有辱于他了！更有甚者，有二三学子，刚刚有了一点小名气，甚至尚未入道，就死要面子，放不下架子，于自己未有所解或一知半解之处不问学于长辈，不切磋于同人，更不屑于下问。这样确是很有“派”了，不过，实际上恰恰暴露了这些人不但于学问上尚有欠缺，而且于品格上也还远远没有修炼到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是他们的学问和人品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和崇高的境界，愿我们每个人都朝着这种境界努力。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泡饭
宋庆森
在调侃上海人的小家子生活习气时，泡饭常常会被端出来作为例证。笔者离沪居京已二十年，沪上的生活习惯改了许多，只是每早起来还是津津有味地嚼泡饭。
袁枚在《随园食谱》中说：“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合如一，而后谓之粥。”泡饭正相反，见米又见水，米不开花汤不粘。所以，粥是喝的，呼噜噜下肚，不用牙的功夫；泡饭是“吃”的，要用牙齿嚼。这一嚼，名堂就来了，就把泡饭的特性给嚼了出来，这就是筋道，有嚼头。
要使泡饭筋道并不容易，得用上好的大米，然后是米饭要焖得好，粒粒分明，不可粘连。但稍有点煳，略带焦黄锅巴的亦好，最理想的是农村土灶铁锅做出来的米饭。米饭做好后，趁热搅松，不让它结成饭疙瘩。说是开水冲泡饭，但最好煮一下。水不可太多，与稀松的米饭取齐，一开锅就关火，焖盖十来分钟即可。这样的泡饭一定筋道。
这种单是白米的泡饭，上海人称之为淡泡饭。粥掺以其他食物，能制成“八宝”粥；同样，泡饭也可掺以其他食物。不过种类没有粥那么多，常吃的只是咸泡饭。通常是把小青菜切细，炒一下，掺和在泡饭里，加猪油、葱花、味精，味道颇佳。我小时候，母亲常给我们用荠菜做泡饭。现在北京郊外也有很多这种野菜。把荠菜切细，拌以香豆腐干丝，掺在泡饭里。艰苦的六十年代初，早餐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荠菜泡饭，可以精神一天。
经常吃的还是淡泡饭，这就需要有下饭菜。江浙一带卤制食品极多，都可用来下泡饭。考究一点的有南京的盐水鸭、高邮的咸鸭蛋，吃得最多的还是各种酱菜、腐乳，还有就是常年不断的绍兴霉干菜。鲁迅对这种腌干食品十分憎恶，说是绍兴遇到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的末日似的，专喜储藏腌干食品。我尊敬先生，也喜欢读先生的书，但对绍兴的腌干食品却抱有好感，特别是“龙头烤”。那是海里的一种小鱼儿，头大吻小，口裂颇大，牙细而锐，体光滑而柔软，经重盐腌制后鲜且咸。佐泡饭，仅一根“龙头烤”，足以下一大碗。
粥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满汉全席的菜单中就有一份“鸡笋粥”，但没听说宴席上有泡饭。泡饭实在是一种大众食品。冲泡饭也是过去上海大众生活的一个缩影。每当端起泡饭，眼前常常会浮现早年上海弄堂口的情景：
一清早，“老虎灶”打开的热水龙头“哧哧”作响，水汽弄得四周白茫茫一片。退休的阿娘、早起买菜的阿姨、赶着上学的学生，都端着锅到“老虎灶”来冲泡饭，也有的拿了碗就在弄堂口吃起来……喧嚣中，间忽传来一阵吴侬细语：“阿娘，啥么事裹（佐）泡饭啦？”
“呶（读“挠”），龙头烤。”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域外风情
斯塔万格老船长
顾建中
挪威的斯塔万格市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海湾城市。我们一不坐飞机，二不坐火车，三不乘汽车，而是一艘非常漂亮的小游艇把我们送到斯塔万格的。那天，我们采访完挪威最大企业集团海德鲁公司下属的一个三文鱼养殖加工厂，厂长亲自驾艇横渡海峡，把我们送到这里。
斯塔万格主要城区沿海湾而筑，城市怀抱着一湾湛蓝的海水清清粼粼。我们下榻的饭店就坐落在港湾之畔。入夜，停泊在港湾里的客轮甲板上，传来一阵阵歌声，歌声时而如癫如狂，震耳欲聋；时而如诉如泣，颤人心房。站在饭店大门口，远远望见港湾对面的街道人来车往。“北京皇宫”几个金色汉字映入眼帘。这是一家中式饭店，在当地很有些名气。
在斯塔万格有一条很著名的老街，叫奥维勒·斯特朗，意为“上岸的地方”。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鹅卵石路的两侧，是一幢幢雪白的欧式建筑。相隔不远便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供居民使用。我们一边漫步，一边赞美这老街的美丽安谧。忽然，我们发现路旁小花园里有个花白胡须的老人坐在白色的木条椅上闭目养神。他的形象，很像“泰坦尼克”号上的老船长。我突然很想知道这个老人脑海里有些什么故事，便冒昧地上前和他打招呼。开始，老人有些不在意，当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时，他眼睛一亮，饶有兴趣地谈起了他的海员生涯（果然是个老船长！）。他曾多次率船去过中国，经过秦皇岛，登过长城，最后一次去中国是1992年，前二十几年去时活动还不太自由，有人陪同。1992年去时很自由，他还一个人上酒吧与中国老百姓交谈。我问他退休后在家干些什么，他笑笑说：事情很多，帮老伴做做家务，油漆房子，帮助邻居寡妇等。我们正说着，那位邻居寡妇正巧也到这儿来休息，老人向我们作了介绍。那寡妇一脸真诚地说：她有一个热心肠的好邻居！本来，我们说好第二天带摄像机来拍摄他的家庭生活，可是因时间有改变只得作罢，但还是再次上门向他说明。他对中国人的守信誉非常感动，在他的住所门口与我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