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厚古不薄今
——从巴黎一个小型展览说起
马为民
一个多月前，为写两篇反映巴黎变化的浮光掠影的东西，走访过市府官员基耶先生。谈话结束后，他热情地带我去市府大楼看了一个小型展览：“2000年的乌托邦巴黎”，它介绍的是1860年至1960年这一百年间各国建筑学家就巴黎提出的各种未被采纳的建筑方案。
进入展室，一幅幅巨大的街景图触目惊心：协和广场四周布满几十层高的楼群，被挤压得像个街心公园；铁塔一带的大楼座座堪与铁塔竞高，塞纳河中央的天鹅岛变成了飞机跑道；圣母院所在的城岛被改造成一艘抛锚在河当中的石头巨轮，不伦不类；凯旋门顶部架起一座由不同宗教建筑风格拼凑成的“国际饭店”，压得抬不起头来。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据基耶先生介绍，按照另一项设计，紧贴卢浮宫北侧的里沃利街本应荡平，沿街竖起一排摩天大楼……我的天哪，当初要是听从了这些主意，巴黎该是多么杂乱无章，惨不忍睹。所幸的是，它拒绝了。
不过，巴黎的建设还是留有败笔的。铁塔西侧和13区的那两处高楼群就是破坏城市风貌的丑陋之作，即使已被普遍接受的蒙巴那斯摩天大楼也远非无懈可击，你从卢森堡公园朝它一望便知，它跟城市的整体风格并不协调。尤其是80年代王宫院里冒出的那群圆柱子，可以说丑不堪言。本来，原为红衣主教府的王宫是一个美轮美奂的建筑群，是巴黎最美的一角。在这方古朴的院落里，搞些涂有黑白条纹、高低不一的圆柱，真叫人莫名其妙。在我眼里，它们活像斑马的躯体，又类似尤文图斯足球队的球衣，一位法国朋友听后开怀大笑，深表同感。
不过总体而言，巴黎还是都市建设的成功范例。秘诀何在？我看是五个字：厚古不薄今。
巴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如果从公元508年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斯设行宫于城岛算起，巴黎已有1400多年的首都史，刻画着法兰西民族盛衰的各种印记。19世纪中叶，奥斯曼男爵大规模整治巴黎，为之定下基本轮廓。自此，它的总体格局没有再经历大的变动，大到一处建筑，小到一方墓地，不肯轻易破坏。
举例来说，奥塞博物馆原本是个废弃的火车站。火车站落成于本世纪元年，由于它地处市中心，濒临塞纳河，且与卢浮宫隔河相望，所以是按照历史建筑物标准兴建的。然而，电机车的问世使之在30年代就退役了。在随后的30多年当中，各种拆除方案不断出现，均被拒绝。这样才会有今天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一位法国同行幽默地说，奥塞博物馆由两部分组成：它珍藏的艺术品和它怎样由火车站嬗变而成。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个刽子手叫桑松，堪称断头台上的最后执法人，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身首两处。然而200多年来，他在蒙马特的墓地完好无损，没有谁去破坏它。还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居然能够把流着臭水的地下管道、堆满骷髅的地下墓穴也纳入文化的范围，整治成并不冷落的参观点。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巴黎所特有的风貌、情调和氛围，多半得益于对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然而，巴黎并不想扮演“历史博物馆”的角色，为时代所抛弃，而总是大胆地拥抱新事物，同时代并进。巴黎近年推出的新建筑件件不俗，科学城、巴士底歌剧院、卢浮宫的金字塔等等，都是站得住的历史性建筑。何以如此？开放性是一个重要原因。法国在经济文化方面或许有保守之嫌，但在巴黎的建设上是非常开放的。历数近年来的10余项大型工程，其中许多出自外国设计家之手。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在法国引起过一场新的“金字塔战役”，搞得报界争吵，夫妻拌嘴，甚至快要跟政治争斗搭上界儿。这中间有观点是非之争，也牵涉到情感问题。据笔者所知，确有人觉得，把卢浮宫这样的国宝交给一个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的设计师，感情上难以接受。当时要是举行全民公决，恐怕胜负难卜。好在巴黎重大建筑项目的定夺权在总统，而密特朗先生在征询过希拉克市长的意见后，在大卢浮宫委员会的一致支持下，对决策毫不动摇。金字塔终于落成，很快誉满全球。
巴黎既执著地维护古都风貌，又大胆而谨慎地不断创新，为人的想象力提供着驰骋的空间。但是，厚古与嗜古、创新与乌托邦之间往往只有一纸之隔。如何避免大的失误呢？巴黎的一条经验是吸引民众参与。仍以金字塔为例。后来争论的主要是些琐细问题。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女同行不带好气地提问说，金字塔的美还取决于它的清洁度，巴黎鸽子多，对鸽子屎怎么办？会场气氛顿时活跃。主持人耐心解释道：金字塔的设计只允许顶尖落一只鸽子，且已请人研制清洁器，如效果欠佳，加拿大一对印第安夫妇已答应移居巴黎，专门负责它的清洁（据说印第安人爬高不头晕）。这次重返巴黎，笔者亲眼验证过，金字塔不存在鸽子屎问题，那位女士是杞人忧天。然而，民众广泛而深入的参与，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北京的西客站要是也经过这样的论证，不至于有今天。
一位法国朋友同笔者聊天时这样说，在参照历史、参照传统方面，中国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名，在很后很后才出来第二名，这就是法国。他的话有道理，可也不尽然。在保护文物古迹方面，我们缺少的似乎正是应有的谨慎乃至保守；而在建筑的创新上，我们的胆子又显得过了点。如若不信，请留意一下身边，看看本文开头所列举的那些“乌托邦巴黎”式的建筑是不是在增加。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远见与金桥
孙东民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广泛深厚的民间友好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是中日友好运动的一大特色。在友好睦邻的行列中，众多有识之士作出了特殊贡献。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时光定格在30年前。1968年的9月8日，日本大学的礼堂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创价学会第十一届学生部大会在这里举行。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书有“英知”的巨幅额匾，容纳2万多听众的大厅座无虚席，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代表们正在倾听一场特别演讲：
“目前，日本与中国没有邦交，政府也没有打算推进。但是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日本青年与中国青年应当相互携起手来，努力建设一个光明的世界。而只有日本、中国、亚洲国家的所有民众合作相助，才能驱散笼罩在今天亚洲上空的残暴战争和贫困的乌云，希望与幸福之光才能辉耀大地……”
大会的主讲人就是创价学会年轻的会长池田大作。令世人吃惊的是，这位当时与中国尚无交往，不为中国人熟知的人物，却以极大的热情、极富感召力的语调，向在场的年轻人谈起中国问题。他呼吁日本政府“为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为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积极推进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促进日中贸易而倾注全部努力。”
在今天看来，池田大作的演讲也许当属平常。但在当时敢于振臂一呼，是需对中日关系有透彻理解与凛然正气的。当时的佐藤内阁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日本社会上对中国了解甚少，视中国为“虽近实远”的国家。据已公开的美国外交文件，就在池田讲演后不几天举行的日美安保会议上，日本官员特地向美方表白：“池田的讲演误导人们对中国抱有期待，给日本制造了障碍。”同年10月，池田在《亚洲》月刊上发表论文，再次呼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年，池田还在《人间革命》一书中，规劝当局莫要左顾右盼，应在各种外交政策中，“首先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创价学会作为宗教文化团体，内结善缘，外求和平。战前，创价学会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前两任会长都曾被捕入狱，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死于狱中。创价学会在战后重建，60年代初在第三任会长池田先生领导下迅速发展。现有857万户会员的创价学会在日本社会有巨大影响。已故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等人回忆，早在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示，“创价学会是从民众中发展起来的团体，要同创价学会建立交流的渠道，要与他们交朋友。”1965年，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首席代表孙平化、驻日记者刘德有等通过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介绍，开始了与创价学会朋友的接触交往。
池田先生在中日问题上的讲话，使中国进一步了解了创价学会，也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创造了一个机缘。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老先生终生企盼日中复交，当得知池田先生的讲演后，1969年7月，当时已是86岁高龄的老先生以“如获百万援军”心情与年方43岁的池田会长会面。5天以后，许诺将池田会长和公明党的情况报告给周总理的松村老先生，不顾高龄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行程。1971年6月，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公明党代表团在池田先生支持下首次访华，提出了支持一个中国、恢复中国在联大席位等发展日中关系五原则。1972年7月，田中内阁成立，中日复交的机运高涨。竹入委员长衔命第三次访华，与周总理举行了长时间会谈。竹入将会谈情况详加整理，回国后递交给田中首相，这就是促使田中首相访华，为邦交正常化起到重要作用的“竹入笔记”。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抵达北京首都机场；9月29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以创价学会为支持母体的公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写下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笔。
池田先生发表讲演后的30年，也是他与创价学会实践中日友好的30年。1974年5月，池田先生访问了中国。同年底，池田会长再度访华，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了池田。他在《难忘的会见》一文中回忆说，他感到周总理“和他握手时的目光好像要射透对方的心灵，但却洋溢着一种柔和的光芒。”总理对他说，“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交往：21世纪最后的25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彼此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
听了周总理的话，池田先生感到促进日中友好的重大责任，他决心架设一座联结中日人民心灵的“金桥”。第二年，中国留学生进入池田创建的创价大学，这是战后中国大陆留学生首次就读于日本的大学。为纪念与周恩来、邓颖超的知遇，池田先生在风景绝佳的创价大学里亲手种植了“周樱”和“周夫妇樱”，象征着周恩来期待的子孙世代友好之花岁岁年年在日本开放。通过这座“金桥”，池田大作与他领导的创价学会与中国开展了遍及文化、教育、艺术、卫生等各领域的丰富多彩的交流。
池田说，他之所以在日中关系冷到极点的1968年敢于呼吁恢复日中邦交，是由于他认为“没有占人类1／5人口的中国广大民众的友好，任何和平论、未来展望归根结底都是空想”。他还说，“中国是我们文化上的大恩人，而日本有些人恩将仇报，总是看不起中国，欺凌中国，结果给两国国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日中两国一定要和平友好。不仅我本人，还要教育和领导我们创价学会全体会员同中国世代永远友好下去。”
这些话，可以说是理解池田先生30年前何以为中日关系登高一呼，数十年如一日架设友谊“金桥”的注脚。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用心灵去创作
——近读科尔泰
晓慧
1963年，伦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上演了豪古胡特的剧作《代表》。这出戏表现的是二战期间，教皇面对犹太人遭受种族灭绝，采取不干涉的立场。观众们走进剧场，立刻由舞台周围一道粗糙的灰色墙壁而感到气氛的压抑，大幕徐徐升起，罪恶的纳粹毒气室出现在观众面前，一条醒目的红色地毯，把人们的目光从毒气室门口直接引到舞台中央，就在那里，观众看到了豪华而神圣的教皇宝座。这一舞台设计的构思，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对教皇的批判入木三分，给观众巨大的心灵撞击。它的设计者就是拉尔夫·科尔泰。对此，他说了一句话：我不是用脑子设计，是用心灵。
这的确是他的阅历给他的灵感。科尔泰出生于德国一个舒适的医生家庭，希特勒上台时，他正在一所私立学校上小学。自此，他的家境一天天变坏。1939年他被辗转送到英格兰时，已变成了一贫如洗的孤儿，那年他14岁。1945年至1946年，他成为英国陆军情报部的一名士兵，在被派往德国期间，目睹了21名法西斯魁首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参加了伦敦一个调查德军在法国和荷比卢三国战争罪行的小组。复员后，科尔泰就读于英国中央美术及工艺学院，开始舞台设计方面的创作。
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国家剧院、斯德哥尔摩歌剧院、东京文化宫等世界一流剧院设计了200多台话剧、音乐剧、芭蕾舞和歌剧的舞台布景。他的设计既统一于剧情，又保持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他把本是附属于剧团演出的布景设计，变成了与绘画、雕塑一样充满个性的舞美艺术创作。他曾获得过英国“西区剧协”年度舞台设计奖、布拉格四年展“金马车奖”和大英帝国爵士勋章。现在，科尔泰爵士是英国皇家艺术协会院士、皇家工业设计师、伦敦研究院院士，被公认为英国舞美设计的泰斗。
今年9月，年逾古稀的科尔泰先生第二次来到北京，出席中央戏剧学院举办的科尔泰舞台设计回顾展。在记者招待会上见到他时，他目光沉静而安详，满头白发与黑色便装形成强烈的色彩反差。他在主席台上所有人讲话之后，慢条斯理的第一句话就把大家逗笑了：“非常高兴能回到北京，他们说了许多我的好话，希望大家看完展览后能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他的诙谐，使绷起来的距离感顿然消失。科尔泰先生这样简述他的设计思想：我在进行舞台设计时，不是要再现戏中的一个地点和主题，而是要给这部作品带来新意；不是仅仅知道讲的什么故事，而是要发掘它的精髓和本质。我最关心的，归根到底是戏与当前人的关系。他说，对自己的专业不能过分孤芳自赏，因为你不可能忽视观众，不可能不关心社会。每一部戏的创作，都有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社会，他最关注的始终是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观科尔泰先生的作品，很难用现代或是古典、写实或是抽象来给它归类，他的选材不拘一格，既用传统的木板、布料，也大量采用各种金属、镜子和最新化学材料，还有从生活中随手取来的各种东西；他的创作手法更是别出心裁，出人意表，从使用实物道具到利用抽象的几何图形、镜面反光等。但无论他采用的是什么形式，最具光彩的都是他所表现的意境。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的布景，是科尔泰1967年为伦敦国家剧院而设计的，使用了当时最新的一种有机玻璃材料，许多根有机玻璃棍从天棚垂下来，泼上了斑驳墨影的有机玻璃板斜衬于后，灯光下，那种漫步林间的意境，匪夷所思，妙不可言。1972年，他创作的《小店主》舞台，可谓寓意深长，一只不锈钢条制成的巨大天平占据了整个舞台，很有几何图形的线条美，饰演贫民与贵族的演员分立于天平的一方，两个人物随着剧情发展而高低变化，隐含着身份、地位的变化。看后令人叫绝。
1983年他为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设计了《西哈诺》的布景。他认为整个剧情的基调是秋天，又有很浓的宗教色彩，便将背景设计成颇具象征意义的一朵大菊花，而造型上又吸收了法国大教堂花玻璃窗的效果。这一背景可说是简洁至极，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和设计学院教授帕米拉对我们说，所有看过这部戏的人都赞叹：“美极了！”
科尔泰为《大都市》做舞台设计是1989年，他把汽车的变速箱放大成一座厂房，压缩成块的汽车残骸是车间的基座，地铁站口的升降梯矗立在舞台两侧，汽车时代大都市的氛围营造得淋漓尽致。
1996年，他为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设计布景，几处摹绘山水的地方，丛林叠嶂，层层悉见，让你在三维雕塑空间里玩味二维绘画的色彩，意趣盎然。他的最新作品是今年为《去年夏天》设计的舞台布景，该剧女主角是一位富有的姑娘，但人们认为她的精神有问题。科尔泰把整个舞台设计成一座优雅的庭园，但进入庭园的门开在一个头颅的下方，灯光呈绿色时，你看到门旁是一棵大树，呈红色时，则是血脉流动的头脑，不由得你要浮想联翩……
近读科尔泰，他的确不愧为大师，在被他点化得简约而传神的一个个舞美作品中，你既可感受气势磅礴，也可体会摄人心魄。而最令人心动的，恐怕还是蕴涵在他作品中的创造性思维的酣畅淋漓。“去试一试老师告诫你不要做的方法。”他常这样教导他的学生。（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揭开海湾面纱的一角
林皎明
本世纪前半叶，海湾西侧沙漠地区根本没有国家概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的出现，从本质上说是石油开发、石油提炼及石油文明的产物。现任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最初便是英国石油勘探队的一名向导。
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市文化中心，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本世纪30年代由英国人拍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阿布扎比只是一个小渔村，荒凉的沙岸上，散落着30多座破草棚。这实质是一块小岛的海滩。小岛的形状酷似一支插入大海的羊犄角，故名“阿布扎比”，在阿拉伯语中是“羚羊角”的意思。50年前，当地人以打鱼为生，靠出售珍珠致富。据说，酋长国的学者们很想写一部本国的系统历史教科书，写来写去，有案可稽的历史大约只能追溯一二百年，清晰的文字记载约始于西方石油勘探队到来之后。
在迪拜，现在还住着几位本世纪30年代到酋长国来开采石油的英国人。他们谈起这块沙岛的变迁，感慨万分。据说，海湾进入汽车时代至今也仅有30多年的时间。如今从迪拜到阿布扎比，130多公里路程只需开车1个多小时，而在60年代，两地之间通行需骑小毛驴，赶路长达两天时间。
当时，阿勒纳哈扬家族是本地布尼亚斯部落中的强者，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沙漠中漂移了250年，足迹遍及也门、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扎耶德总统的祖父哈利法，从1855年到1909年任酋长，是族内在位时间最长的谢赫。
扎耶德生于1918年，父亲给他起名“扎耶德”，意思是多福。扎耶德一生大福大贵。自从石油生意兴隆，阿勒纳哈扬家族开始兴旺。扎耶德风华正茂，勇敢善战，在治理东方省艾因地区的20年里成绩卓著，为众望所归。1966年8月6日，他升任阿布扎比酋长。随后，当英国人准备从海湾撤走时，扎耶德又与邻近迪拜酋长马克图姆联手组织海湾酋长国联邦。
阿布扎比市内的海滨大道上，一座喷泉塑像十分有名，那是一只倾斜的阿拉伯咖啡壶向围绕着它的7只小杯倾注咖啡。泉水昼夜不停地从壶嘴淌流而下，发出丁冬声响……
显然，塑者是把那7只咖啡杯形象比喻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7个成员。1971年12月2日，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哈伊马角、富查伊拉、乌姆盖万和阿治曼7兄弟“桃园结义”，宣告酋长国联邦成立。扎耶德任开国大总统，成为联合酋长国的奠基人。这是阿拉伯半岛政治版图的一次大变革，游牧氏族从此才有了固定的疆界，并引进了国家概念。
抵达阿联酋后不久，记者曾询问当地同仁，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大。“一天可以跑遍”，答案非常坦直。我果真开车用了大半天时间，顺访了7个酋长国中的6个，当然，仅仅是走马观花。我发觉，7兄弟长得不一般高。老大要算是阿布扎比，其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80％，石油财富也集中在其区域之内。老二自然属迪拜，它不仅有油，而且是金融贸易办得最好的一个。其余兄弟则相差甚远，贫富不均。阿布扎比每年给兄弟们拨款，才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
阿联酋虽然小，安拉却对它不薄。天然财富有“油三气四”之说。所谓“油三”，指的是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981亿桶，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9．7％，居世界第三；所谓“气四”，是说阿联酋天然气储量为5．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第四。如果从人均占有天然资源的角度来看，阿联酋堪称世界首富之一。
阿联酋的人均国民收入1996年便已达到21322美元。然而，事后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有很大“埋伏”。阿联酋本国居民人均实际收入远远超过2万美元，这是因为其现行统计方法将所有外籍劳工人数计算在内。平心而论，劳工收入是非常低廉的，不可与其本国居民等量齐观。仅举一例。记者居住的大厦，在阿布扎比算得中等水平，服务人员全部由物业管理公司从印度雇来。他们每月工资只有530迪尔汗，年收入绝超不过2000美元。将2万美元人均收入的美名平摊在他们头上，实在过于牵强。
记者有幸在阿布扎比结识一位原沙特阿拉伯国家足球队的队员。这位沙特国脚请记者到他的寓所叙谈。在他看来，海湾阿拉伯产油国的自然资源普遍仍由家族控制，财富管理及分配也处于原始的家族方式。一些家族成员年收入近亿美元，与平民收入在天壤之别。不过一般来说，只要是本国公民，就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相比之下，阿联酋的贫富差距还不算最为突出。
这位闯荡江湖的汉子以第三国公民的客观态度对记者说：“别看阿联酋总统受的教育最少，他治理的国家在海湾最好。”记者以为这是公允的，扎耶德的口碑相当不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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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风洞探奇
王忠范
距吉隆坡11公里处的北郊，有一座巍峨险峻的大山，气象浑博，莽莽苍苍。削壁千仞的半山腰，有一组石灰岩溶洞群，这便是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黑风洞。来至山下，但见小店麇集，摊贩踊跃，有各种各样的旅游服务。偌大一个山前空地上，欢声笑语，热热闹闹，像我们中国北方的大集。
欲入洞内，必登天梯般的272级石阶。我仰看一眼，虽又高又陡，还是起步攀登。开始时，好像很快就越上了几十级，山风幽幽，林木满眼，鸟雀衔来声声欢歌。再往上登，身旁尽是悬崖峭壁，仿佛挤在山缝之间。登上百级以后，谁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扶栏小憩时，只见群猴欢跳不止，弄得枝叶乱响。这些野猴，不但不怕人，似乎还很亲近，敢抓你的臂膀，也敢拿你手中的香蕉，给人带来乐趣。我继续攀爬，手扶护栏，脚步放实，总怕跌倒。也不敢回头，怕眼晕。
走进黑色的洞口，顿觉幽暗、风凉、阴森，有些不寒而栗。石壁上的灯光昏黄微弱，顶部模糊不清，看不出什么颜色。往深处一望，似乎有一线阳光。这就是黑风洞里的光洞，高约60米，宽约80米。我们轻轻挪步，渐渐深入，一列彩绘神像出现在眼前。烛灯闪烁，香火鼎盛，静穆、深沉、无语。心神一静，更觉幽玄。唯有一湾清水，溪声哗哗。几个头戴尖顶披巾、两鬓插花、鼻子左面挂着环子的印度女人，正虔诚拜佛，嘴唇嚅动，念念之。我们从她们身边走过，她们仿佛没看见。
这时我发现，这个光洞确实很大，越走越宽越深远，也越来越充满神妙的宗教气息。导游说，这里是马来西亚印度教的圣地，每年大宝森节时，朝圣者数以万计。
走着走着，似有上坡的感觉，周围也不那么昏暗了。我们急走几步，跨过几级石台，忽见阳光灿烂，清澄明亮，心里一阵敞快。抬头望洞顶有个极大的孔口，阳光直射而入，遍撒金辉。看这光洞壁石、顶石、孔石和所有的一切都是天然而成，应了那句绝妙的禅语：水在瓶里，云在天上。
我回过身来，从光洞左侧走进长达366米的暗洞。洞内曲径通幽，阴凉弥漫，沉沉无声，深深静谧。透过灯光，可见众多的钟乳石，纯净透明，有的如小村农夫，有的像妙龄少女，有的似活泼孩童，有的若飞禽走兽，栩栩如生。这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杰作，谁能不为之叹服呢！
我仿佛到达一种境界，收获着灵感与启迪，超然也。
突然间，蝙蝠飞动，吓得我停住了脚步。导游说，这里不但蝙蝠多，而且有成千上万的燕子，闻名全世界的马来西亚燕窝，最早就是从黑风洞发现的。
走下山来，尽管疲累不堪，还是请同行者以黑风洞为背景，给我拍摄了好几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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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加坡鱼尾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