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作家书简
但得夕阳无限好
——与菡子书
袁鹰
去年冬天作协五次代表大会时在京西宾馆相晤，本是一次畅叙的良机，可惜日程太紧，时间太短，匆匆握别，忽忽又已一年。今年8月你来信说：“从医院出来以后，一直活在‘脚要坏死’的阴影里，心中怏怏不乐，却没有泄气，不得不与命运抗争，抢着做些事，马上学会了电脑，已敲出一个中篇《红叶无恙》，又编《重逢日记》一册。”放下信，就想到你这几十年来在“与命运抗争”中，往往是个强者，而任何艰难、挫折、坎坷，总是会被强者所踩碎的。近几年，先后收到你寄赠的自选散文集《记忆之珠》和那本图文并茂、别具一格的《故园行》时，我都曾这样想过。如今，《重逢日记》将要以成集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怎不为你欣喜呢？
坦率地说，这些年来，每次在北京、上海同你晤面、通信，除了谈近作、问平安以外，我总是有意识地避免去触动你那根最敏感最纤细也最容易引起隐痛的心弦。伤痕是由历史造成的，就让它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淡化泯灭吧。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这一代本来就是交织着承担幸运与不幸的一代。每次看到你豪爽、豁达、乐观的神情一如往昔，或者与我们共同的朋友沈文英、秦秋谷两位大姊谈到你的近况时，也都为此感到宽慰和赞佩，于是就将惦念之情只放在病中起居、家中需要人陪伴照料这类事情上面去。但是，今年春天读到你在《当代》上发表的《重逢日记》，我们不少朋友都不由自主地涌起一阵阵悸动和震撼，从那长长的一段一段真实的心灵纪录里，看到感觉到又熟悉又不甚熟悉甚至过去很少接触到的东西。
你在偶然的情况下住进医院，竟会同分离了四十年的LM不期而遇。他已经三次中风，语言行动都极为困难，很可能就在那里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住同一医院，病房只隔一层扶梯”的你几乎天天去探视，在病床边静坐一会，给他以慰藉和温暖，于是就产生了这本日记。从头到尾，流泻在字里行间的，是那么浓郁、浓烈、浓厚的情，是那么真诚、真挚、真切的爱。两颗原本紧紧拥抱的心，经过四十载隔绝之后，晚岁重遇，感情的火花重又迸发美丽的光辉，炽热如火，又澄澈如水。你说这是“分离四十年后重逢于医院，渐渐地又产生了炽热的感情，心境却潜移默化，进入清水净土的大千世界”。这是多么难得的境界！不说别的，单看病床边相互倾诉彼此的感觉，他在语言不流畅的状态中还能同你交心，互相谈到对方的优点：“LM想了好久，分两次说出：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说不出来。……可以谈的人很少。”你写道：“我猜出他要说什么，马上接着说：我不怪你，你也没有遗憾！他流泪了……”“我们就是这样无怨无悔大胆地也是默默地对视着……”“每天的对视拉手，我们彼此都读懂了：没有四十年的分离，甚至并无感情上的裂隙，在我们一生的感情生活中，存在过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是的，没有什么欲望，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是我们过去散步长谈的情景，没有私念，谈的也是天上人间。但愿真有天空中的世界，我们一同飞去……”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读到此处，掩卷遐思，遥想病房情景，我也禁不住眼眶潮湿，鼻子发酸。
LM终于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旅程。我想，他是没有遗憾也不会有遗憾的。毕竟，黄昏时分，还在金色的池塘沐浴过一段璀璨的、温馨的余晖，未尝不是一份意外的幸福。你送别了LM，留下了这一本日记，也绝不会留下多少憾意。
你当时写的是日记，没有当做文章写，更没有当小说写，却成为至情至性的好散文，因为它是从心田深处汩汩地流出来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真的美的散文，不需要着意做作，摒弃堆砌雕琢，将一切绚烂都归于平淡。
回想上海解放后见到你初来黄浦江畔时，草黄色军装还带着战场的硝烟，军帽下齐耳根的短发，完全是三野文工团员的模样，一开口，也没有胶东苏北口音，完全是太湖韵味。戎装江南女儿的印象，我一直保持至今。战士的豪情和女性的柔情，时时或同时溶化在你的散文中。你的文字向来朴素无华，天然去雕饰，像一位江南山野的村姑，一身青竹布衣衫，头上插一朵鲜红或者淡黄的野花，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想哭就哭。1953年春天读你的《从上甘岭来》，1957年底读你的《黄山小记》，直到十年大动乱结束后读你在茅山根据地为纪念陈毅和张茜同志写的《长江横渡》，我都有过同样的感受。收入你这一本集子里的近年散文，山水小品文晶莹清澈，口角噙香，怀人伤逝文情真意挚，感人肺腑，仍是你一贯的情怀，一贯的笔墨，一贯的风格。
看到你在《重逢日记》的说明中用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几个字，不禁引起一些感触。我们最初相识的五十年代，都才三十出头。有一阵你在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正是英姿勃勃、意气风发的华年。岁月催人，星移物换，几番风雨过后，满头青丝都换成鬓发如霜，竟然在不知不觉间过了所谓“古稀之年”。按时下说法，“七十不稀奇，八十多来兮”，似乎尚在有为之年。看到许多已登耄耋高龄的前辈仍然笔耕不辍，近来读到冰心老人的散文集《我的家在哪里》、季羡林教授的随笔集《赋得永久的悔》，还有于光远、柯灵、金克木、萧乾几位先生的新作，思想之敏锐，见解之深刻，风骨之坚劲，很难见到有什么衰颜老态，实在叫人敬佩不已。比起他们来，则后生如我辈有何资格言“老”，宁不愧煞？尽管体力精力渐不如以前，然而回眸来路，咀嚼人生，仍觉有不少事可以做，应该做，才不负在这个极不平凡的世纪中滚了大半辈子，也才不枉在这条长河波涛中呛了那么多水。你不是说还有一批题目待写、还有散文集要编吗？那么，就快点从“脚要坏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吧。即使夕阳西下，也没有什么可唏嘘的。朱自清先生晚年有诗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他是反李义山原句之意而用之的，我一直很喜欢这两句，它比原诗更有意思，更有味道。现在借来奉赠，愿共勉之。
1997年岁暮
［附记：菡子著《重逢日子》即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列入《当代名家散文丛书》出版］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年底能不能下基层
瓜田
这问题问得怪。下基层深入实际，是好作风，还管什么年初、年底的，一概都应提倡。下基层能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发现典型，又能帮助下面的同志出出主意，总结总结经验，还能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至于年底下基层，好处就更大了：一年来的工作需要检查、总结，新的一年的打算需要指导，基层的经验对上面的年终总结，也是不可或缺的好材料，捞几网新鲜、活泼的素材，写起总结来，岂不是锦上添花？
可是不对了。年前，瓜田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些部门正式下了通知，明令禁止干部年底往基层跑。这类通知，其实人们都不生疏，内容无非是规劝干部不要周末下去，或提醒到基层的人，逗留的时间不宜过长，尤其是不要拖到午饭前和晚饭前。照常理说，这种通知，不合情理，甚至有点荒唐。既然下到了基层，自然是想把事情办完、办好，而不是蜻蜓点水，象征性地露个面、打个招呼就走。很难想象，在基层同志热乎乎的接待和认真的汇报声中，你可以在那里心不在焉地频频看表，随时准备撤离。可笑的是，这样做也是工作的要求，那就是用不吃饭来保持廉洁。廉耻心忒强的干部，本应该向发通知的上级提出抗议，抗议他们低估了下属的觉悟水平，污辱了下属的人格，把一心干好工作、不怕吃苦下基层的好干部看成一群蝗虫。既然下基层是为了工作，什么时候需要，就应什么时候下。饭时也可以下，周末也可以下，年底更可以下。下基层就一定吃豪华筵席吗？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自己带了一个大饼子，或者在街上买一碗面条吃？
然而，对这些看似荒唐的通知，没有人抗议。就像北京的十字路口，除了交通警察，必有几个人拿着小旗，在谁都看得清的红灯下拦着自行车队伍。没人抗议这持旗者小看人，矮化了市民的文明程度。作为持旗人存在十分必要的例证，人们可以看到：没人拦，还真就有人往前闯。对上述的通知，也是一样，谁心里都有数：有些人在机关附近下基层，就是故意赶饭时下去，好让人家招待一顿；下乡，就是喜欢在周末拉家带口地去，以便打猎、钓鱼、尝野味；年底下基层积极，也确实多半是冲着年货去的。某些人下基层所为者何，基层心明如镜。你来了，人家不好意思不招待、不陪游、不送礼，你呢，也盛情难却，“不好意思”不吃、不玩、不拿着。两个“不好意思”凑到一块，人格、形象之类，就难免变形走样。如此说来，上级的通知不是无的放矢，或有意丑化谁，而是对下基层带去的手和嘴等设备很有预见性地耳提面命。可以肯定，基层的广大群众对这种通知是拍手叫好的。不解决什么问题光是扰民的下基层，理应谢绝；解决问题和扰民收支相抵的下基层，也应谢绝；真心实意是为了工作、不给基层添一点麻烦的下基层，则应热情欢迎。
吴金印的下基层，就用不着看这种通知。河南省卫辉市委副书记兼唐庄乡党委书记吴金印，并不是饭前或者周末才想起下基层。他二十八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度过的。他用不着饭前紧急撤离，也用不着周末故意躲开基层，因为他吃自己的干粮，没给任何一个接待他的基层单位制造麻烦或祸患，相反，他走到哪里，都能给基层带来好处。这种下基层还会有人反对吗？还用提醒他什么时候下，什么时候回来吗？
真该感谢廉洁的吴金印们，是他们的模范事迹使我们嘲笑“下基层的时机问题”能找到一个坚实的支点。但愿新的一年里，丑陋的下基层打秋风现象能有所收敛，从而使“年底不要下基层”的通知真正成为笑谈。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附图片）
戊寅春梦 方成画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法学博士”
萧乾
在剑桥，大学辩论是一年一度的盛举。
1939年秋天我一到那里，就躬逢其盛。辩论的题目是英国应不应支援中国抗日。当时英国上层从外交大臣哈立法克斯起，颇有些亲日派。照例，辩论双方都可以从外边请名家来助辩。主张应援华的正方，请的是《新政治家》主编金斯立·马丁，反方请的则是已卸任的英驻日大使。
辩论大厅是英国议会的雏形，正反方对面而坐。发言时讲求风度，口口声声“贵方”如何如何，语气谦恭，笑里藏刀。这是未来政客的演习场。
那天辩论的结果正方获胜，正义占了上风。当观众陆续退场时，我留意到一位英国姑娘正夹着一件男大衣等在会场出口。接着，看到大衣的主人原来就是辩论正方的主辩人。那位英国姑娘有多么神气啊！
当时，英法虽已对德宣战，可西线静寂，杳无战事。希特勒在占领波兰、捷克之后，似乎裹足不前了。一时议和的谣诼满天飞，英国的亲德派也蠢蠢欲动。马奇诺战壕里这时还种起了玫瑰。贪图苟安的人们都在揣摩：希特勒一口气吞下大半个欧洲，总该知足了吧。他们大大低估了那个混世魔王的胃口。转年卐字轻骑队就长驱直下，占了大半个法国。于是，英吉利海峡就形成兵临城下的危殆局面。
当时英国富人们纷纷携老带小，移居海外。那年夏天，我同几位中国同学也到威尔士西岸的巴茅茨去“避暑”，每天望着出海的渔船，在退了潮的海滨拾着海螺。
正当我坐在海滩上望着天际线出神的时候，猛地感到身后有人。一回头，好眼熟！原来是剑桥那次辩论会的主辩人，带着那天帮他穿大衣的英国姑娘。
于是，我们相互自我介绍起来。男的许君，是上海青浦人，女的自报叫艾琳。在英国，往往能从一个人的发音就能猜得出他的社会背景。除了伦敦标准音和带有贵族意味的牛津音外，东西伦敦发音就显著不同。属于贫民区的东伦敦口音发“怯”。艾琳的就是这样，而且很快就证实了我的猜测：是位LLD。
LLD本是“法学博士”的缩写，但这里的全文却是 landlady＇s daughter（房东太太的女儿）。在英国留学的中国人，除少数幸运者可以住上宿舍（我在王家学院就享受过两年），一般都住在当地肯接纳东方学生的居民家里。那时，每周房价三镑至五镑，有的还管一顿早餐。这些房东往往都有位闺女。周末一道看看电影是常事。艾琳就是一位。她人活泼喜性，见人总笑。在LLD中间，应属上乘。
于是，海滨又添了一位朋友——老许。知道他是考上庚款留学来学矿的。这下好啦，人马凑齐，打桥牌再也不三缺一了。每晚纸牌战时，艾琳就总倚坐在他身边，还喜欢为他出出点子。有她在，我们倒也觉得热闹。
艾琳只念过初中，年纪又还不够进工厂。英国中下层人很少种族歧视。像艾琳这样的LLD，就巴望着遇上一位东方白马公子，跟着他远走高飞。所以应邀看看电影什么的，是常事，一道出来度度假也很自然。
看，老许同艾琳在沙滩上滚得有多欢！洋妞儿可比家里的野多了。
老许滚够了，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土，新年就跟一批庚款留学生回国了。紧跟着就是珍珠港事变，邮路断了。
艾琳三天两头哭丧着脸来找我，撅着嘴说，亨利（这是老许的洋名字）好长日子，一个字儿也没来。这可怎么好！我就开导她说，香港一失守，我连报纸也收不到啦。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战争！
她找过我好几趟，我都是车轱辘话。气得她再也不来了。
那阵子我正忙赶写论文，国内报社又来电催我赶紧向联军办理战地记者证，忙得不亦乐乎，实在顾不上艾琳的事了。
另外，我对他们这档子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当然，我还不至于顽固到反对不同种族或国籍的人结婚，问题在于双方有没有真正的感情基础。倘若果真情投意合，当然可以结合。如果一方是留学期间缺个异性的伴儿，女方则指望借着婚姻改善生活处境，那样的结合没法儿巩固；事过境迁，也非吹不可。
战后回到上海。一天，我在虹口公园遇上挽臂而行的两个人，男的似曾相识，他见我也愣了一下，凑了过来。
呕，老许呀！你不是老萧吗？久违啦！紧紧依偎着他的那位挎白色手提包的，想必就是他的夫人。我们叙了别情，交换了通讯处和电话。
这时，“艾琳”的名字直在我喉咙里打转儿，使劲往舌尖儿上挤。可我瞅了一眼那白色手提包，赶忙改了口说：
“啊，一晃儿又好几年啦。你老兄可真发福啦！”
他忙回说，“彼此，彼此”。
分手之后，我倒吸了一口气。亏了没走嘴，去提艾琳，他那位露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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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风第一枝
鸟儿的飞翔
姚彩霞
鸟儿在空中飞翔时，并不一味地扇动翅膀，韩老师仰头望着鸟儿做飞行表演时如是想。成群结队的小鸟放肆随意地做着种种高难动作，或追逐，或躲藏，或飘浮，或攀升，或俯冲，如同一群顽童在游戏，使得韩老师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后的单调行走，变得轻松而有趣。
鸟儿在前方带路，涉过一条小河，爬上一道山梁，将客人迎进一所乡村中学。
正是秋天，秋日收获的忙碌刚刚结束，孩子们被季节熏染得黑里透红的脸膛闪烁着劳动后的喜悦，一双双被渴望点燃的眼睛，映照得残破的教室灼灼放光。
老师们卸下肩头的锄头、犁、耙、担子，粗糙的大手又捧起课本，执起了教鞭。
校园里顷刻间恢复了以往的龙腾虎跃。墙角的幼草执著地寻找令其茁壮成长的阳光，斑驳的木框、锈蚀的铁钉顽强地支撑起篮球架。尘烟弥漫的球场上奔突跳跃着青春的身影，荆条窝成的篮筐，忠实地承接住屡屡投进的球，旋起的喝彩不亚于观看世界杯、职业球队的任何等级的比赛场面。
在这所乡村中学，韩老师简易的行囊找到了安放的位置：一张桌子，一张床。
气候故意与人作对，夜半更深时袭来寒流，只有窗框而无一块玻璃的窗户，受了怂恿般对骤起的狂风频频让步，平时嬉笑怒骂群起示威的大小老鼠们，此刻在洞中无奈地叹息。
一所学校，分三处上课，东山有两个班，西山有两个班，大本营有三个班。东山离大本营七里路，西山离大本营十七里路。学生们听课地点相对固定，而教师因学科年级的不同，就要在三地间跑来跑去。
韩老师天不亮就动身往十七里外赶。路上下起了雨夹雪，蜿蜒的山路变得泥泞难行，韩老师这时方觉出曾帮他行走的自行车成为多余。当韩老师两腿泥、满头汗、一身雪地赶到教室时，看看表，他走了整整两小时，离上课仅差三分钟。
全班九十七人无一人请假，无一人迟到。坐在太师椅、小板凳、蒲团上的学生们，人人用专注的神情，思索的目光追随老师的思维，踊跃地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麦假、秋假，学生们在这里成熟着思想，孕育着愿望，企盼着成为国家栋梁。
这个寒冷的冬季给韩老师留下深刻印象。教室里未生炉子，门、窗四下挤进的风，刀子一样割人的耳朵。他穿着崭新的军用棉大衣，军用棉鞋，而且穿了棉裤——他已经二十几年没穿过棉裤，但是，一节课下来，他已冻得手脚生疼，寒气无孔不入地直逼他全身，他居然打起哆嗦来。
学生们每年冬天都在这没生炉子的教室里度过，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大雪封门，路滑坡陡，他们当中无一人旷课，上课迟到者也罕见。
案头的《班主任工作漫谈》、《数、理、化课课通》很快被老师、学生借走。韩老师发现，半个多月时间，师生已人人传阅了一遍。如饥似渴的表情，刻苦钻研的韧劲，令韩老师在数九寒天里心中滚过一股热流和感动。
没有教具，没有图书室，没有实验室；冬天没有炉子，夏日没有电扇，甚至桌椅还要学生自带；没有怨艾，没有悲观，没有退缩。
老师与老师间为教学在做积极探讨；同学间为一道题的解法争得面红耳赤、各执一词；师生间解难答疑已蔚然成风。
韩老师教过二十几年的书，他的教授对象是城市的孩子；而这个冬天他与乡村的孩子朝夕相处。在这些日子里，他感受到了城乡物质上的极大差别，也触摸到了乡村中学师生的心灵世界。那个世界未因物质的贫瘠而萎缩，相反更广阔，更丰富，更动人。
偶尔从乡下回到城市的家中，韩老师会生出一种牵挂，等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而牵挂时，韩老师会自言自语地说，当初以为到贫困地区支教三年时间漫长，如今才觉得还是匆忙了，有许多事还未做……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俄罗斯之湖（油画）
列维坦（十九世纪·俄罗斯）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诸事不宜”？
邱金华
年前，友人赠送一本新年历。
年历设计、印刷均属上乘，大小老虎生气十足，初看时，有点爱不释手。然而细看之下，那每日数字下面印有的红色“宜”，黑色“忌”的字样，就倒了胃口，如同丰盛酒席上发现苍蝇一样。随便翻开一个月，三十一天中“诸事不宜”八天，忌求医四天，忌出行五天，忌会友三天，忌田作三天，还有忌沐浴、忌嫁娶……不一而足。粗粗一算，倒有二十九天什么都不能干，忌这忌那，余下两天是“忌任职”（就是上级任命个总经理之职务也不能接受了，笑话），真是怪哉！再逐月翻看，满篇如是。至于红色的“宜”日内容也十分可笑的，大多宜祭祀、宜祈福、宜求嗣之类，有些内容更不知所云：宜酝酿，宜解除，宜开合……
其实宜也罢，忌也罢，通通是骗人的鬼话。编造这些宜忌内容的人就是唯心主义者。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今天“诸事不宜”，明天“忌出行”，后天“忌田作”，工不能工，农不能农，商不能商……还建设什么四个现代化？有些人很热衷封建迷信的东西，日历的宜忌之类就是其中一种表现，这与我们当前大力开展的精神文明教育活动是相悖的。有关管理部门（宣传、工商等）应加强管理，坚决杜绝这些有荒唐内容的年历流向市场。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陕北腰鼓
李舟
跳起黄土高原的舞蹈
擂起显示力量的腰鼓
一个个粗犷的汉子
一只只小麦小米养育的腰鼓
一根鼓槌，一条腰带，一片毛巾
都是浓郁的风情
黄河的白杨是你们美丽的舞蹈
山丹丹花的高原争相吐艳
敲击鼓面敲击闪光的太阳
红高粱摇曳的岁月
踏着高昂豪迈的节奏
旋转成一种民族气魄
扭动黄水的腰肢
闪动黄土的皮肤
喝着浓烈的谷酒
是华夏的骨骼脊梁
听，那首醇芳的民歌光华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