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燃太岳烽火 树浩然正气
——忆太岳根据地时期的安子文同志
高扬文 史怀璧 焦善民 王锐
安子文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的组织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曾在安子文同志领导下工作。今天，我们追述他在开辟太岳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功绩，怀念和他一起工作、并肩战斗的岁月，以寄托我们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的真挚怀念之情。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我党与盘踞山西的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薄一波同志于1937年11月8日出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后改称山西省第三区专员公署专员）。同年11月底，中共北方局派遣安子文同志来到晋东南。从此，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太行山作屏障，以太岳山为依托，在同蒲铁路以东，白（圭）晋（城）公路以西，曲（沃）高（平）公路以北的三角地区，开展抗战动员，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建立抗日武装，揭开了创建太岳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序幕。
1938年2月，中共晋冀豫省委在太岳区沁县设立办事处，由省委统战部部长安子文兼任办事处主任。1938年7月，在沁县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太岳特委，安子文同志任书记，太岳区的党组织进入了大发展阶段。1939年4月，中共太岳特委改称为中共太岳地委，安子文同志任书记。1939年11月，成立了以薄一波同志任书记的晋东南军政委员会。1940年1月，中共北方局决定太岳地区成为独立的战略区，成立太岳区党委，安子文同志任书记。同年1月19日，陈赓同志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领八路军三八六旅进驻太岳区。晋东南军政委员会改称为太岳军政委员会，薄一波同志任书记，主要成员有陈赓、安子文等同志。
1941年6月中条山战役后，太岳军区与太岳区党委根据一二九师发出的乘机开辟岳南中条山局面的指示，迅速组建了太岳南进支队和随军南下工作团开辟工作。区党委研究党、政、民领导班子时，安子文同志亲自选派干部进行谈话，分析形势，交代方针、任务与工作方法。初派史建、杨少桥、时逸之等同志随工作团开展工作。后调韩柏（焦善民）、时逸之、王锐组建岳南地委与专署班子。1942年，根据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与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又抽调周一清、赵涛等一批干部建立工、农、青、妇救国会机构。岳南由于封建地主阶级旧的反动势力雄厚，阎锡山的六十一军同临汾日军密订联合反共的协议，加之我党工作基础薄弱，开辟工作极端艰难。但我党我军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举抗日救国大旗，积极打击日寇，经过一年多的艰巨工作、斗争、反复较量，特别是在1942年春，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的浮翼战役和召开的石槽会议迅速地扭转了岳南局势。当年7月，六十一军被迫撤回汾河以西，至1942年底，同蒲线上临汾、襄曲与白晋线上长子、高平4县都建立了县区党政机构和游击队，连同腹心区的浮山、翼城、沁水、士敏共9个县，工作都全面开展起来，基本上控制与稳定了整个岳南区的局势，为太岳、晋豫两个区党委统一合并，为开辟建设中条山地区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安子文同志1943年春调赴延安中央工作。安子文同志在太岳区党内外，特别是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薄一波同志在评价太岳区工作时说：“太岳区地方小、人口少，但对抗战的贡献大。”作为太岳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安子文同志的革命业绩必将永垂青史。
武装群众坚持游击斗争
重视发动群众是安子文同志的一贯思想，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实际指导群众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由邓小平同志提议，1942年4月，太岳区组织党、政、军、民各界150人组成了春耕检查团，安子文同志任团长，分赴沁县、沁源、屯留三个县，运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反对并纠正行政命令的办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当时太岳区历经敌人五次“扫荡”，人口损失达14.9％，物力和财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根据地内春荒、夏荒空前严重，有的地方无粮户占35％，群众情绪低落。安子文同志指出：要耐心细致地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打消顾虑，发动他们与恶霸地主斗争，然后再进行减租减息。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群众情绪开始恢复，适时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7月，太岳区农救总会制定了《土地斗争纲领》，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入，群众生产热情也高涨起来，军粮民食得以保障，军民积极地参加政府领导的各项工作。在群众运动中，不但扩大了正规军，而且建立了从村游击小组到区分队、县大队的武装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十分踊跃，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太岳区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长达3个月的“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11月11日，太岳区党委根据根据地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作出了《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依靠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长期围困敌人的战略方针。在区党委的领导下，1．5万多群众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转移，使近百里的交通线周围1600平方里的区域空无一人，对敌人实施空舍清野。转移的群众自觉毁掉不能带的东西，填埋了水井，尽管离乡背井，备受艰苦，群众说：“敌人不退，誓不回家。”沁源县的青壮年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配合决死队、游击队采用破路战、伏击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战斗形式与敌人周旋，使被围困的敌人寸步难行。驻守据点的敌人，既没有粮食、柴草和水，又被抗日军民袭扰得不得安宁，完全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抗日军民两年半的艰苦斗争，敌人“剿共实验”完全失败，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英雄的沁源人民为围困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据当时统计，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群众就有3100多人。不幸被捕的400多名群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投降。沁源人民对敌斗争围困战的胜利，是对太岳区全面工作的一次严峻考验，并受到党中央的鼓励和表扬。《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10多篇沁源围困战的专题报道，陆定一同志还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将沁源军民的斗争誉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正是沁源人民机智勇敢和流血牺牲，才谱写了这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太岳区的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正规军没有进驻太岳区，太岳区驻扎有20多万国民党军队，阎锡山多年培植起来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旧势力仍然掌握着这一地区各县的政权。旧政权执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反对共产党，阻挠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活动，政治形势异常严峻，统战工作十分艰巨。安子文同志正确执行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失时机地开展抗战工作。
薄一波同志出任第三专署专员以后，和安子文同志密切合作，利用阎锡山提出的“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的口号，当机立断，替换或重新任命了沁县等13个县的县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安子文同志借助那一时期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把我党在太岳区的机关都挂上了八路军的牌子，公开称特委是八路军联络处、县委是八路军工作团、区委是《新华日报》分销处。借助八路军的合法身份和威望，不仅为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提供了有力的保护，而且便于对国民党在太岳区的驻军和各种地方势力开展又斗争又团结的统战工作，制约了反动势力的发展和国民党军队对群众的勒索和压迫。
安子文同志作为中共晋冀豫省委统战部部长，公开称八路军联络处主任，与太岳区境内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将领冯钦哉、高桂滋、刘戡、武士敏等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争取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各界民主人士等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1941年，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和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强迫占领区周围的群众组建维持会。有的地方，党员带领群众抵制建立维持会。但由于敌强我弱，敌人大肆烧杀，使革命力量遭受了很大损失，有的村镇基层政权一度被汉奸、地主等反动分子控制。安子文同志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决定在敌强我弱，一时无法阻止敌人组织维持会的地区，采取一面摧毁地主掌握的维持会，一面由秘密党员和进步群众控制维持会的“两面政权”策略。利用维持会了解敌人动向，给我们传递情报，向敌人谎报军情，阻挠敌人征丁、征粮。实施从拖延到“维持”，从“维持”到拖延，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延的办法，敷之衍之，虚与周旋，既保存我们的力量，也减少群众的损失，使我们重新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随着我方力量增强，适时取消维持会。安子文同志提出以革命的“两面政权”对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得到华北局的肯定。这说明安子文同志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根据情况变化，采取不同政策的灵活性。
重视党组织的建设和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安子文同志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最根本的大事来抓。他提出要在群众运动中和对敌斗争中建党，把根扎在贫下中农中。他经常教育干部要掌握发展与巩固的关系，党员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安子文同志尤其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他强调说：只有党支部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支部建设中，安子文同志善于抓典型，解决实际问题。1939年初，他深入沁县农村，调查研究在战争环境中建党问题，领导清理党员中的不坚定分子，消除家族关系对党组织的侵蚀。无论在游击区还是敌占区，太岳区党的基层组织，几乎分布到每一个村庄。太岳区党组织所以有强大的战斗力，在对敌斗争中打不垮、拖不烂，始终冲在斗争的前线，是与安子文同志的建党指导思想和他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安子文同志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而且善于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区党委始终把教育和培养干部作为太岳区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1938年7月，中共太岳特委成立伊始，就创办了党校，加强培养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安子文同志经常亲自给党校学员上党课，教育他们要密切联系群众，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并要求各县开办党员训练班。在他的带领下，县委书记们也亲自为党员训练班讲课。由于开办党校和党员训练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太岳区的群众团体也陆续组织了一些训练班，如青年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财经干部训练班等；各地还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了伏击战训练班、减租减息训练班等。实践证明，这些训练班对在各项工作中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提高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当时太岳区党的干部中存在着轻视政权的思想，安子文同志引用列宁关于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政权的论述，联系太岳区的实际，说明政权在群众中有很强的号召力，阐明掌握政权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帮助干部提高对掌握政权的认识。到1939年底，太岳区基本完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各级政权的改造工作，为建立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在我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由于薄一波同志掌握一级政权，安子文同志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并领导改造旧政权工作，太岳根据地成为改造旧政权最早的地区之一。有了政权这一武器，各项抗日工作都能顺利进行。
1939年11月14日，太岳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沁县召开。中共北方局常委、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亲自出席大会，并发表了关于抗战形势和“反顽”斗争的重要讲话。安子文同志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针对国内出现的投降、妥协逆流，和阎锡山磨刀霍霍准备发动事变的新情况，会议提出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反投降、反妥协斗争，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组织，发挥政权威力，坚决打击顽固势力的渗透和进攻。这次会议为在太岳区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1941年初至1942年底，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结束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侵略军抽调大量兵力，采取“蚕食”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大“扫荡”，实施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抗日军民损失较大，根据地也逐渐缩小。1941年7月3日，《太岳日报》发表了安子文同志《共产党员在根据地建设中的责任》一文，要求太岳区的共产党员，在斗争环境日益艰苦、工作任务更加艰巨的情况下，应成为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纪律的模范，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为建设一个巩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而战斗。在反“扫荡”斗争中，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区党委、行署和太岳纵队发起了节约运动，如沁源县的机关干部一月节食一日，有的部队主动把口粮每人每日减少二两，节约下来的粮食救济困难群众。经过太岳军民的顽强斗争，到1942年，我们不但恢复了岳北原有的控制区，还开辟了岳南抗日根据地，并挺进到中条山地区。
为了在太岳区贯彻延安整风精神，1942年4月27日《太岳日报》发表了安子文同志《改造我们的作风》一文。文章详细分析了太岳区党员作风情况，并对太岳区的整风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导和推动了全区的整风工作。
坚强的党性与高尚的品德
安子文同志政治坚定，对恶势力和干部队伍中的错误思想，从不妥协，坚决予以斗争。他严于律己，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他实事求是的作风，堪称我们的楷模。安子文同志和普通干部一样住窑洞，吃野菜，穿粗布衣服。虽然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但坚持按机关作息时间出早操。安子文同志经常下乡搞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实干、不空谈。他作风民主，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歧视、耐心帮助。安子文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关怀备至。组织上配备给他一匹马。警卫员没有马，每次下乡只能徒步随行。安子文同志有时看到警卫员走累了，就把马让给警卫员骑，而他自己步行。他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同志，每天都在单位大灶上吃饭，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照顾。1941年春，日寇频繁“扫荡”，根据地的粮食供应极为困难。安子文同志带病参加生产劳动，率领机关工作人员开荒种地。司务长看到首长们的身体日益虚弱，想方设法弄到一些白面，留给几位领导同志吃。安子文同志知道后，对司务长说：“有了白面大家一起吃，白面不多没关系，可以吃一顿白面拌汤，大家一起改善生活。”1942年，安子文同志患重病，刘竞雄同志在延安得知后，把节省下来的5000元陕北票汇给他。安子文同志把一部分钱交了党费，另一部分补进了大家的伙食。
为了纪念含冤去世的刘少奇同志，安子文同志凭着对党负责到底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在病榻上分秒必争，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撰写完成了《为把我们党建设好》一文，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体现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遗爱般般在，世人常怀想。安子文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顾全大局、沉着坚定、知人善任的政治素养，埋头苦干、不尚空谈的求实精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革命利益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党性原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以及他对革命的贡献永远不会磨灭。安子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乐给党旗添光彩 甘为人民扛“长工”
——怀念新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何长工
宋瑞祥
1997年12月29日，是地质职工衷心爱戴的卓越领导人，原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逝世10周年纪念日。
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何长工领导地质工作长达24年，为新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念这位功勋卓著的新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一、匆匆上任
何长工1952年8月调入地质部。此前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以航空、钢铁、造船、电机和动力工业为重点，抓了重工业部的组建工作，奠定了我国重工业和航空工业发展的基础。
1952年8月7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找何长工谈话，“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何长工很感突然，就以自己不懂地质和身体是个二等残废爬山越岭困难为由，“讲价钱”要求到其他部门去。薄一波说：“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的，毛主席同意你去地质部，说你有那么一股劲。”薄一波还说：“事情定得很急，也来不及和你商量。”当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何长工为地质部副部长。就这样，何长工来到地质部，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地质工作生涯。
二、百年大计教育先行
何长工是我党历史上最早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之一，曾在红军时期创办过红军大学，后长期领导抗日军政大学，解放后又创办了北京工业学院。来到地质部后，他首先从正规院校抓起，开始创办地质教育。
由于当时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组建不久，尚无校舍，当年招收的学生只能借地上课。为此，何长工亲自抓选择校址、师资调配、建校规模、重要基建物资供应等。他奔走往返，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争取学校所在地省、市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之后，新中国地质教育的最高学府———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教学楼竣工，学生们进入新校舍上课。
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何长工决定在西南重镇成都建立成都地质学院。筹建期间，何长工亲赴成都督战，一住就是一个月。在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大力支持下，建设速度出乎意料，做到当年筹备，当年建设，当年开学。这种建设速度不仅是中国地质教育史上的奇迹，而且在我国其他行业院校建设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何长工又先后领导创办了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宣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10所中等地质专业学校。地质教育高、中级成龙配套，地区分布布局合理，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抓正规院校建设的同时，何长工还狠抓了干部的业务培训。首先在北京地质学院举办了以部、司局级干部为对象的“老干部”班，请李四光等老地质学家当老师。另外，地质部各司局还举办了各类短训班，并派出近万人进入函授大学、夜大学学习。通过培训，使领导干部和职工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提高，许多老干部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其中学得最好的是张同钰，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到1966年底，地质部已拥有20万员工的地质队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1／4以上。地质队伍不仅壮大了规模，而且在人员素质和技术配套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完善。
三、建立自己的装备和仪器制造工业
何长工十分重视地质勘探装备和地质机械仪器生产。地质部建部前，这些装备和仪器全部依靠进口，我国还没有地质勘探装备和机械仪器制造工业。建部后，何长工提出自己生产地质勘探装备，他找到供应司长，让供应司先负责筹备，“如有困难解决不了，我亲自去‘磕头’请人解决”。
何长工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学的是机械，后来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过多年军工部长、军械部长，对机械很内行。他深感若按照常规从头抓起，从建厂设计和培训人员到最后形成制造工业，起码需要几十年时间。为了缩短时间，何长工根据我国实际，采取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953年，他先找了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把原属铁道部的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端”过来，并加以改造扩建，1954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勘探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探装备工业的历史。
后来，何长工还以同样方法求援于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区、市）领导，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地质部先后建立了衡阳、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5个探矿机械厂和北京、上海、重庆等3个地质仪器厂及无锡钻探工具厂。地质勘探装备和机械仪器工业基本形成完整体系，产品生产初具规模。历经仿制—自行生产设计等阶段，到1966年，地质部直属工厂生产的勘探装备和精密机械仪器的先进水平得到公认，不仅保障了地质部门和其他地勘部门需要，而且还供应一些援外地质队伍，我国生产的地质勘探装备开始走出国门。
四、探宝成就扬国威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等米下锅”状态。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多次垂询李四光、何长工。毛泽东同何长工说：“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求地质部党组切实加强地质工作，有关矿产资源情况，要每周向中央主要领导报告。
何长工受命于危急之时，带领全国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我国地质资源“家底”不清的状况初步改变，1957年末地质部门探明储量的矿产达74种。到了1966年底，探明储量的矿产增加到103种，其中铁矿、锰矿、钼矿、铝矿、铅矿、铜矿、煤矿等都超计划完成，不仅保证了“二五”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为“三五”、“四五”准备了充分的矿产资源。
石油与天然气是工业的血液。建国前乃至建国初期，我国长期受“中国贫油”论束缚，石油与天然气前景不清。在我们这个穷国，靠进口石油进行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为此，新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垂询地质部长李四光，从那里找到了乐观的答案。
为了加速石油资源开发，国务院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决定从1955年起，由地质部、燃料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协作勘探石油，地质部负责石油天然气普查。从此，何长工集中主要精力协助李四光抓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工作。
在何长工部署下，1955年初，地质部抽调62个各种类型的地质队，开展了有12000多人参加的多兵种石油普查会战，共发现171个储油构造，提出了柴达木盆地、华北盆地、四川盆地3个储油区。
1956年初，陈云副总理约见地质部、石油部领导人何长工、李人俊和康世恩等，研究李四光关于加强石油勘查的意见，要求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区。根据这一要求，何长工召开地质部党组会议，作出石油普查战略东移的决策。1957年底，在何长工亲自指挥下，地质部石油地质大军千里辗转，挥师东进松辽平原。几个月后，松辽平原前线报捷，公主岭发现很好的含油地层，被苏联专家称为第二个“巴库”。
随着1959年国庆来临，松辽平原捷报频传。在地质部物探和地质圈出长垣构造基础上，9月26日，石油部在安达（大庆）长垣喷出工业油流。翌日，地质部在扶余也喷出工业油流。松辽地区石油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根据李四光部长意见，地质部石油地质队伍主力在何长工指挥下，于1960年从松辽南下，以华北平原为重点开展石油普查。10月，何长工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华北石油勘探会议，决定首先在河北黄骅和山东济阳，以山东广饶县的东营、沾化县的义和庄、河北黄骅县的羊三木、盐山等为突破口开展工作。1961年2月，地质部首先在河南济源钻探发现含油砂岩，接着又在义和庄获工业油流，华北平原石油勘探取得重大进展。1963年12月，地质部在羊三木获工业油流，奠定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的开发基础。后来，又在江汉平原等许多地方发现油田。1963年11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宣告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从此结束了依靠洋油的时代，中国人终于摘掉了“贫油”的帽子。为此，何长工付出了极大精力。地质部、石油部协作气氛融洽，一有消息，就开会碰头。碰头会有时在余秋里家开，有时在何长工家开。何长工将这戏称为“国家会议”，即“国家大事，家里开会”。为了找到石油，何长工拖着残腿，把大庆、扶余、黄骅、山东、江汉等地跑了个遍，有些地方还到了不止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某些大国的核讹诈，发展国防核能工业，中央对原子能的原料资源铀矿的勘查非常重视。全国铀矿普查工作机构最早设在地质部，由副部长刘杰负责。后来这一机构与刘杰副部长一起，成建制划到核工业部。刘杰走后，地质部门的铀矿地质工作由何长工接任。在何长工领导下，地质部于1958年成立了铀矿专业队，1960年又在地质部及各省（区、市）地质局成立了铀矿地质管理机构，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和广东韶关、甘肃永登成立了铀矿研究室和实验室，从事铀矿的选冶研究。同时，何长工还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求所有地质队密切注意铀矿资料的搜集，每份报告均须有各种岩石的放射性资料，并为此给各地质队配备了专门仪器。
在何长工的认真组织领导下，地质部在“文革”前发现勘探了广东南雄、四川若尔盖等多处大型铀矿床，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
五、地质行业“三光荣”精神的创建者
地质工作是最艰苦的行业。地质职工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仅为国家找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历经多年风雨锤炼，形成了一种行业精神，这就是“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何长工既是这种精神的首创者，又是实践者。何长工是地质部资历最深和担任部主要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把自己长期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军旅作风带到地质工作中，结合地质职工不畏艰险、勇于开拓、雷厉风行、敬业奉献的特点，倡导形成了这种特殊的精神。他号召地质职工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机关“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启发职工高度的政治觉悟，培养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大公无私、忘我劳动、认真负责的优良品质。这就是“三光荣”精神的由来。
何长工不仅对地质职工严格要求，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不顾年老体弱，腿脚有残，坚持深入学校、工厂和野外地质队，尤其是最艰苦、最偏远、最困难的单位。在那里调查研究，了解职工思想情况，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他与地质职工同苦共乐，打成一片，是地质职工“三光荣”精神最典型的代表。
北京地质学院一年一度的开学和毕业典礼，何长工都尽量争取出席。他把“三光荣”教育的重点放在青年学生上，利用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的讲话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深受同学们欢迎，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1957年5月17日，他又请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代表，给广大地质院校师生以极大鼓舞。
六、人民的好长工
“何长工”的名字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为对敌斗争需要给改的。几十年来，他以“长工”自勉，把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关心地质职工疾苦，甘当科学事业的“后勤部长”。
地质队由于流动性大，造成职工户口，粮食、副食品供应，子女入学、就业，婚姻等许多困难。何长工曾多次要求领导干部“督促有关部门搞好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思想”。他指示部供应司“要搞好生活用品和野外装备的供应，否则长年爬山涉水的野外地质作业人员就不能适应艰苦的环境，进而影响队伍的稳定”。同时，就这些问题，何长工还亲自向地质队所在省（区、市）的负责人陈述意见，争取就地解决。当地解决不了的，就及时向中央、国务院反映。有时他还直接找到李富春、薄一波等，直至找到周总理争取支持和解决。有一次他通过野外地质队调查发现，一些公安、粮食部门为减少本地人口粮食销量，以不在本地长住为由，要求地质队把户口迁出，或限期把粮食关系转走，即使有全国粮票也拒绝售粮。于是何长工找到公安部、粮食部协商，最后地质部与两部联合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地质、测绘野外队勘测人员户口和粮食问题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使问题得到解决。1964年，在何长工主持召开的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研究了野外地质职工的劳保、生活福利待遇问题，代国家经委起草了《关于解决野外地质职工劳保、生活福利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财贸办公室联合向全国颁布实施，从劳保用品、粮食供应、家属基地、子女入学就业和医疗卫生等许多方面，全面地解决地质职工的生活问题。此外，在何长工的悉心关注下，地质部和各省（区、市）地质局克服各种困难，逐步筹建了地质职工疗养院、地质队后方基地和地质文工团等。何长工把党的温暖送到职工心中，对巩固和发展地质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
“前辈榜样在，后人识所归。”何长工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活在我们心中。他在地质部工作期间所建立的光辉业绩，所表现的优秀品质，所展示的崇高风范，所锤炼的革命风格，所倡导的献身精神，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