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社会周刊·读者之友)
专栏：
“幸福工程”让我们走上致富路
我们是被“幸福工程”救助的贫困母亲，家在山东东平县大安山乡的东平湖库区。我们这里耕地少，土质又不好。缺水时，种不上庄稼，天涝时，地里庄稼就被淹死，因此，年年受穷，有的住在搭起的小草棚子里过冬。前两年，“幸福工程”借给我们钱，帮我们上了项目，教我们学会了赚钱。县、乡两级计划生育协会还给我们办学习班，教我们养鱼、养鸡、养牛羊，教我们种菜、种蘑菇等。乡党委、乡政府还为我们制定了好多优惠政策，包鱼池干副业优先提供场地，并优待我们20％的承包费。一年下来，我们有的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了3500元。我们富了不忘乡亲们，现在正准备把学到的技术传给左邻右舍，带动她们致富，当文明幸福家庭。我们争取抽出部分钱来捐给“幸福工程”，让更多的贫困母亲得到救助。
山东东平县大安山乡陈绪英刘振英等16位脱贫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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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朋友信箱
只要人人都献出爱
陈绪英、刘振英等16位脱贫母亲的信，让我这个“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感到欣慰。工程启动至今不到3年，已有近3万个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这是爱心的成果。1997年10月，我们把评选出的13位先进脱贫母亲请到北京，一方面对她们进行鼓励，另一方面也向给予我们捐助和支持的朋友们汇报工作。
“幸福工程”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并优先救助计划生育户。救助方式是小额低息贷款，直接到人，滚动发展，帮助她们劳动脱贫。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具爱心的群体，我在晚年选择参加这项工作，是想为帮助这些母亲走出贫困尽一点力。
1995年初，彭珮云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谈到要搞一个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希望我能担任组委会主任。有关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全国1000万贫困母亲的现状以及“幸福工程”的救助办法、落实措施等等，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也很实在，便答应下来。后来，我听说“幸福工程”曾请中央一位领导同志题写名称，这位领导说，你们先干5年，干得好我就题。我很欣赏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搞扶贫济困要用钱，这不是振臂一呼就能解决的。令我感动的是，听到“幸福工程”成立的消息，天津绿天使公司率先捐了100万元，然后天津卡夫天美公司捐了30万，山东孔府家酒捐了10万，加上计划生育系统上上下下地捐，工程就这么启动了。到1997年上半年，我们已投入资金近2000万元，设立项目点51个，救助贫困母亲近3万人，可这离需要救助的人数还差得太远。我坐在组委会主任的位子上，心里很着急。现在社会上各种公益捐款太多，我又张不开口朝别人要钱。于是1996年11月，我将母亲留给我的6件古瓷器拍卖了，扣除手续费等，剩下50万元捐给了“幸福工程”，尽我之所能吧。当时，有位外国记者问我：捐了你母亲的东西不心痛吗？我说，看见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我更心痛。况且，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立、勤俭、有爱心，她就是这么做的。解放后，她支持我父亲把家里的宅院捐给了国家，又自己出钱、出房办起了托儿所，帮助双职工照顾孩子。我妈妈从不看重私有财产，她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我这么做，也是符合她老人家一贯精神的。
这几年，我时时被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用有限的救助贷款，凭劳动摆脱贫困的母亲们所感动。我去过几个“幸福工程”项目点，在贫困地区，母亲付出的最多，也最需要帮助。她们不仅在家里吃的最差，劳作最辛苦，而且，她们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未来。我们第一批救助点陕西省大荔县，是个移民库区，人们生活很苦。我去的那天正好下雨，黄泥巴路粘得没法走。在一个叫王尚英的贫困母亲家里，我看见她80多岁的婆婆躺在用树枝、泥巴和塑料布搭的房子里，外面下雨，屋里也滴水。两个女儿一个22岁，一个24岁，都因家里太穷，没人敢娶。许多村子，因为穷和愚昧，残疾孩子不少。但在这些地区，不管导致贫困的原因是什么，贫困母亲却都同样勤劳、节俭、诚实、有爱心。为了争取我们的资助，有的母亲主动放弃了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有的动员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一起劳动。得到资助的母亲们知道，这千元左右的贷款是她们脱贫的启动资金，是希望，是机会，而要达到目的，只有靠劳动。在我们早期救助的母亲中，已有相当部分还清了贷款，有的甚至还拿出自己的钱或猪崽、羊崽帮助没有得到资助的母亲。甘肃省礼县的潘东香，是我们的先进脱贫母亲。她来京参加表彰会的几天里，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却从发给的500元奖金中拿出部分买了20多套铅笔盒，准备奖给村里品学兼优的孩子。她还跑到北京大钟寺农贸市场，打听花椒的价格，准备把家乡的花椒运来卖。这些母亲不但脱了贫，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这几年，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尽管遇到过不少困难，但一想到那些渴望救助的母亲，想到她们拿到贷款后全家上下拼命劳动的情景，想到她们脱贫后的喜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害怕困难呢！
脱贫的母亲让我感动，那些慷慨献爱心的人们也使我受到鼓励。自从“幸福工程”启动以来，新闻界的许多朋友积极进行宣传报道，有的记者主动下到最苦的地方，到大深山里，实地采访贫困母亲，报道她们的境遇、“幸福工程”的救助形式以及救助效果，尤为可贵的是还向我们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为了宣传“幸福工程”，我们还举办了几次音乐会，文艺界的朋友赵莱青、鲍蕙乔、谢芳、幺红等等不要报酬，义务演出，台湾著名艺术家范宇文、肖惟真也专程来京参加义演。
救助的前提是资金，企业界在我们发展之初支持了我们。之后，更多的人向贫困母亲伸出了援助之手。我曾去过福建省安溪县，那也是个大山区，一位老华侨多年来为他的家乡安溪捐款捐物，办教育，搞建设，在当地传为佳话。当他听说“幸福工程”后，立即捐出30万。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伍淑清，在“幸福工程”刚启动时就捐来两万元。香港的陈君实老先生，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辗转送来50万捐给贫困母亲。美国华侨吴京红女士，听了一场“幸福工程”音乐会，当晚打来电话，捐助10万元。香港“爱心行动”1996年捐了30万，去年，这个活动负责人王一平先生考察了捐助点的情况后，又捐了60万，并表示今年还要来考察，救助搞得好，捐助再翻番。不论是有实力的企业还是个人，他们的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他们创业时的艰辛和付出，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让我感动的还有那些工薪阶层、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决不富裕，但充满爱心。中办老干部局的一位干部把自己献血的补助费捐了出来。全总一位83岁的老同志，在1997年母亲节那天，一大早就让家人陪着，把2000元钱放进了我们设在街头的捐款箱。萧三同志的夫人叶华（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把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的两次稿费捐给“幸福工程”。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将捐献文物所得的两万元奖金全部捐献。还有老新闻工作者钱江同志的夫人张建珍捐来2000元。李富春、蔡畅同志的女儿李特特捐来3万元，我所在的中直机关直属三十几个部委，领导带头，一次就捐了近70万元，还有数不清的热心人将从衣、食、住、行上省下来的钱捐了出来。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在四川遇到的一位下岗工人，他听完“幸福工程”的介绍，当即摸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将仅有的8元钱捐了出来，那情景我总也忘不了。正是这些凝结了无限爱心的捐款，才使“幸福工程”得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加倍严格地管好、用好这些捐款。
我们国家人口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为了扶贫，国家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了大力气，我们“幸福工程”只是拾遗补缺，做了一点事。国家的事要大家关心，“幸福工程”和“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助老工程”等等一样，都是动员社会力量，为国家尽一份心。我知道，在我这个年纪，许多事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总会和大家一起尽力去做。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爱心的，我常常被这爱所感动。我同样相信，这份爱是人类的美德，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附图片）
广州开发区报施大鑫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王光美在陕西大荔县看望贫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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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照片人物的故事
张梅
她叫黄继美，住在四川宣汉县落耳坡村。
1996年夏季的一个黄昏，我随幸福工程组织的万里行记者采访团路经落耳坡村。村子在山背上，只有五六户人家。有一户门开着，我走了进去。黄继美正在烧饭，背上的背篓里放着孩子。两年前，结婚没多久她的丈夫就去山西挖煤了，留下22岁的她和9个月的女儿以及四壁空空的家和3亩山地、1头猪。这几天，她家连买火柴的钱都没有了，烧饭要从别人家引火。
她家的3亩山地散在5个地方，最远的一块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地里土豆挖了，她要背下山，红薯刨了，她也要背下山。收一季，即使她每天背3次，每次背40公斤，也要背40多趟，用十几天。冬天到了，她还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上砍一年烧的柴。这本是男人干的力气活，柴山势陡，又荆棘丛生，她要极其小心地稳住脚，拨开荆棘，将胳膊粗的柴树砍断，再劈去乱枝，截成一米左右长的棍子，捆好背回家。我问她：“你愿意丈夫外出吗？”她说：“哪个愿意！没得办法。地里收的不够吃4个月。”这时，我看了看她的家，一间房子，一个土灶，一张床，一张旧桌子上泡着半盆土豆，下面堆着一堆土豆。看上去，家里值钱的就是那堆土豆了。我就又问：“你觉得苦吗？”她摇摇头说：“穷没根，富没苗，年轻人只要勤劳，就有好日子过。”这时，幸福工程组委会于副秘书长问，假如贷给你钱，你打算做什么？她脱口说：养羊，要不改土！
在城里，许多22岁的女孩还经常在父母身边撒娇。在山里，黄继美却顶着太阳冒着雨，担起了一个家。黄继美的韧劲和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感动了我。我喊来同行的中国人口报摄影记者刘戈宇，请他拍下了这张照片。（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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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实话实说
母亲的情怀
单菊
母爱，作为人类一种崇高的爱，是一棵人类精神大树，她永久地枝繁叶茂。
在贵州省极贫山区的一座苗寨里，我见过这样一位母亲。她叫罗桂英，结婚10年多，总是最后一个上饭桌。多剩多吃，少剩少吃，不剩不吃，累月经年，她的胃严重损伤，发病时腰都直不起来。我问她为什么总是最后一个吃饭。她说，孩子们要上学，要长身体，婆婆老了，丈夫要干重活，就该我少吃。说这话时，罗桂英平静得像山涧溪水。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母爱的伟大在于付出的不知不觉。若一个人付出了而不觉得已经付出，就不会为付出估斤算两，也便不会对受益者讨价还价。这便是母爱的伟大和无私。
母爱伟大。造物主却把做母亲的权利让女性独享，能为人母，是一种幸运。纵使无福为母，也可以付出母亲般的爱。50年代，内蒙古草原的母亲们曾经养育过3000名孤儿。80年代，浙江两位老人靠捡破烂养大了13个弃儿。天津SOS儿童村的妈妈们，在临时家庭里为孩子们缝缝补补。还有弱智学校的老师们，给孩子们洗脸、剪指甲。她们付出了母亲般的辛苦。
爱是属于社会的，母爱作为爱的崇高形式，更当属于社会。母亲无私地给社会献出了爱，我们更该用爱去温暖她们的心。面对我国的一千万贫困母亲，我们每个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她们伸出援助的手。
母爱是爱的摇篮。我们在母爱中成长身体，感受爱，也学会了爱。并在这种爱的提示和牵引中，懂得应该去爱他人，爱社会。于是，我们就拥有了一份母爱般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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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事中有法
收了停车费 当赔丢车款
黄晓红
1995年7月6日，家住广元市朝天区的个体营运户李建国以16800元的价格从他人手中购得长安牌微型小货车一辆。购车后，李即对该车进行了一次大修，花去修理费3336.90元。1995年10月9日晚，李将这辆尚未过户的小货车开进了广元市长城宾馆。李交了3元停车费，但该宾馆值班人员未向李出具发票。之后，李住进长城宾馆。第二天早上，当李准备离开宾馆时，发现车子不见了。该宾馆值班人员称该车已于凌晨被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用钥匙打开开走。李遂与值班人员一道向嘉陵派出所报案，但该案至今未破。李认为其车辆被盗是由于宾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所致，遂要求宾馆给予赔偿。宾馆则以李建国当晚仅交纳3元临时停车费，并未办理任何保管手续，且盗车人是用钥匙将车开走的为由，明确表示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双方协商未果，最后只好对簿公堂。
此案立即受到众多法律工作者和当地市民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一场有关停车费的讨论。有人认为，停车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李建国所交3元钱不属保管费，而是车辆在一定时间内的场地使用费。因为保管费用的收取应以车辆的价格为标准，而停车场通常却是以车辆的大小制定收费标准，即大车费用高于小车。显然，停车费不能等同于保管费。李享有停车的权利，但宾馆却无看管之义务。还有人认为停车场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理由是停车场仅收取李3元停车费，若全额赔偿显失公平，故建议按情势变更原则，兼顾商业习惯变更合同，由停车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建国将小货车停放在广元市长城宾馆停车场内，并交纳停车费3元，应视为他们之间达成了委托保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也随之形成。一方支付了保管费，另一方就应承担保管义务。广元市长城宾馆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大意，保管不善，致使李建国车辆丢失，根据经济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货物在储存期间，由于保管的不善而发生货物的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的，（保管方）负责赔偿损失。”由此，广元市长城宾馆应承担赔偿责任。该宾馆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依据查明的事实真相向造成货车丢失的直接责任者主张追偿的权利，则不在本案的处理范畴之内。广元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依法一审判决广元市长城宾馆赔偿李建国购车费、汽车修理费等共计20136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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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行业写真
方便居民的信报箱群
本报记者 薛飞
城市居民住宅的通邮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普通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离不了各种邮件。各地的建设部门和邮政部门作了不少努力，以使邮件安全、及时地送达居民手中。记者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采访时发现，这里的信报箱群很有特色。
在居民住宅区，不少住户或是没有信报箱，或是年久失修，给邮递员的投递带来困难，而居民的信报箱一旦损坏，报修往往十分困难，常常是居民自己动手修修补补，安全没有保障。1996年，呼和浩特市邮电局在资金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拿出600万元，建起了一批信报箱群，以提高邮件投递的准确率，方便居民。所谓信报箱群就是集中统一建设一个单位或小区（或其一部分）的信报箱，形成信报箱群，邮递员将邮件送到信报箱群进行分发，或者由信报箱群的管理人员进行分发。与住户自己的信报箱相比，信报箱群牢固、规范，便于邮电部门统一管理，居民取邮件又十分方便，还可以投递，非常实用。
在内蒙古林业大学，记者参观了这里的信报箱群，825个信报箱集中在校门内的一侧，不时有人到这里打开自己的信报箱，取走邮件。据介绍，这个信报箱群每个信报箱格成本50元左右，都是呼和浩特市邮电局投资的，共花了10多万元，投入使用后受到师生们的欢迎。每个用户只要交15元的钥匙押金，就可以无限期无偿使用信报箱。一位前来取邮件的学生告诉记者，以前取报纸信件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否则就要等到第二天，而现在随时都可以取，方便多了。在信报箱群中，还设有收集发出邮件的邮箱，用户到这里取走邮件的同时，可以将要发出的邮件投入邮箱，投递员来投递以后，打开邮箱将邮件取走，十分及时。到目前，这里的825个信报箱80％以上有了用户。在一个居民小区，一位退休干部说，以前这个小区没有信报箱，取信件都要到单位去，连报纸都订不了，有了信报箱群以后，取信报、发邮件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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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态百相
入伍到队第一天
分别来自山东、四川、安徽等四个省市的几百名新兵，于日前全部到达武警北京一总队十支队。为了使这些大多数是独生子的新战友在新兵训期间吃好、住好、训练好，顺利地培训为合格的武警战士，该部队提前一个月做好了各项迎新准备工作。
左图：新兵刚走进营房，老兵就端上了热腾腾的“迎新面”。
右图：新战士正在细心学习怎样才能把软绵绵的被子叠成“豆腐块”状。
武警北京一总队十支队
刘业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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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中年求学的经历
1988年7月，当我领到那本鲜红烫金的大学毕业证书时，鬓角已稀疏地染上了白霜。
那是1983年，怀着“老三届”未圆的大学梦，当时已进入35岁的我，考入了华南师范大学函授学院，成为汉语言文学系的一名学生。由于通过工作实践感到非学无以建业，不学难有后劲，因此比少年上学时勤奋用功多了。
然而《文学概论》的抽象，《古代汉语》字词句的难懂，《古代文论》的深沉，都是比较难啃的。大学的课程就得学得精、细、深。授课的都是著书立说者，都有独到的见解，作业靠死啃书本不行。考试时，宁愿强记硬背闭卷考试，也不愿开卷考试被深难度题目所困扰。尽管学习难度大，但想到是为增长自己的知识而学，为提高工作能力而学，也算尽心。
记得第一次《文学概论》作业———浅析作家王愿坚小说《七根火柴》中无名战士的典型意义。我以《生命的火种，战士的丰碑》为题，认真写了1500字，颇得老师赞赏。卷上老师评点：“这是一篇散文式的评论，寓观点于实例之中，评论与抒情交融一体，读来很受感动。”从此，坚定了我学习中战胜困难的信心。
当时，为使《现代汉语》拼音发音准确，我曾向读小学的儿子请教，为弄懂《古代汉语》中的字词句，我曾请教妻子。寒暑假是我们函授生学习的最佳时期，几年的节假日，多是短暂休息，或不休息，不远行，而是勤奋学习。
回首五年，我深深理解了“学无止境”的含义。以往，我常常羡慕一些青年人对知识的广博涉猎，佩服一些老年人对知识的穷追不舍。而对进入中年的自己，常常有一种对知识的轻薄，自信凭年轻力壮足矣。经过五年寒窗，我深知知识稚嫩的我与进入中年的我并不同步，未涉足知识海洋，不晓其广阔深奥。
于是，有了用文学充实业余生活的意念。尝试在生活中捕捉典型形象、典型环境，练笔写些小作品。有一次灵感来了，写了一篇反映军营生活的小小说《第二年兵》，竟然获得了广州军区《战士报》在全军区内开展的小小说创作一等奖。《解放军报》刊登时，还专门发了《写出军营“滋味”来》的评论予以肯定。朋友说，我创作有潜力。那时我已任团政治委员三年了，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和函授学习打下的基础，使我对文学创作有了兴趣，我的散文被选入“全国中青年精短散文征文选萃系列丛书”。1992年8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醉卧芳草》；1996年12月花城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散文集《热土芳草》；1997年8月，我与朋友合著的38万字长篇小说《南方遗梦》出版了。我曾在这部书的封底简介中写道：但愿人生年华有限，作品生命无穷。这也是我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