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化评论)
专栏：
实现文化产品两个效益最佳结合的途径
陈立旭
市场机制既有促进文化繁荣以及文化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一面，又有导致文化产品两种效益相矛盾的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文化繁荣以及文化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有利一面，避免矛盾和消极的一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它对于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从长远来看，就总体趋势而言，思想性强、艺术性好的文化产品，最终会受到多数人的接受和赞赏，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会趋向统一的，但这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有赖于人们多方面自觉努力的结果。
首先，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是实现文化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的有效途径。除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以外，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与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是一种递进的关系。文化产品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主要以满足人们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为目的。通常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越高，追求个人素质全面发展的意识和欲望也就越强烈，因而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量也就越大。所以，整个社会对文化产品需求量的大小与人们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的高低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关度。这一情况表明，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才能使人们形成对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和审美能力才能接受的文化产品的有效的市场需求，使这一类文化产品在更好地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其社会效益。
其次，改革文化体制，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既有竞争激励又有责任约束的机制，是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多出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的重要措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对文化工作者形成一个激励机制，以鼓励文化创造活动和勤奋工作及对别人的信赖并与别人进行合作。因此，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包括用什么样的动力激励方式保证文化事业发展的活力。基于上述原则，文化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权限和职责。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文化生产领域，推进文化部门的内部改革。文化单位和团体应以生产文化产品为中心，联系单位和个人的切身利益，把责、权、利统一起来，实行全面的岗位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应包括思想道德方面的扶正祛邪，工作态度上的奖勤罚懒，劳动成果上的举优戒劣。同时，从宏观上看，就社会而言，有什么样的文化体制，对于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者的行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实现文化产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佳结合的角度出发，健全的文化体制在满足文化产品生产和经营者个体利益的同时，必须使其实现社会的目标，使他们在更好地实现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其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文化体制的改革不仅能够确立促进文化发展的激励机制，而且要能够确立监督、约束机制，从而使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积极有益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得到鼓励，消极的、无益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受到限制和约束。概言之，只有形成既有竞争激励又有责任约束的机制，才能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向社会提供更多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优秀文化产品。
再次，培育文化市场，引导文化消费。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让健康的优秀的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是促进文化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佳结合的关键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者可能会只注重生产和经营经济效益好而社会效益不好，甚至具有负值社会效益的文化产品，例如，生产和经营一些毒害人们心灵的低级庸俗的文化劣品。由于文化产品有不同品位，加之消费者的立场、观念及文化素养上的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追求目标、需求层次和欣赏情趣，有可能出现优质不优价、劣质大赚钱的现象。因此，不能完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任何严肃的政党和负责任的政府，总是从民族的兴旺发达、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繁荣的角度出发，将文化产品当作特殊商品对待，通过强化宏观调控，实现优胜劣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此应有更清醒的认识。应该说，以盈利为动机的市场经济，具有负值社会效益文化劣品泛滥的必要条件。然而，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法制健全，文化市场管理严格，并且打击“文化劣品”行动具有高效率，以致文化劣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得不偿失，则文化劣品仍然不可能泛滥。换言之，生产销售文化劣品比生产销售社会效益好的文化正品通常可获得额外利润，是文化劣品在一定程度上泛滥的充分条件。因此，只要社会有关各方能想方设法尽可能增大文化劣品的制作成本和销售成本，增大其风险概率和损失，并增大社会效益好的文化精品生产和经营的盈利机会，使生产和经营文化劣品的成本大于生产和经营文化劣品的收益，就有可能消除文化劣品。这就要求，一方面有关文化艺术工作部门应当把文化的繁荣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环节，认真组织好优秀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并很好地担负起推动优秀文化产品进入市场的职责。另一方面，对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应加强引导，规范其行为，在维护合法经营，保护知识产权，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的同时，对那些制作和抛售国家严禁上市的文化垃圾，触及法律者，应绳之以法。此外，要积极引导文化消费。市场的营销活动影响群众的消费行为，群众的文化追求和消费倾向又影响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让健康的、优秀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注意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积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才能够实现文化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最后，国家采取重点扶持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公益性的文化产品的政策，是这些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最佳发展的主要保证。前述表明，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特点无疑扰乱了市场机制的功能，造成了所谓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于公益性的文化产品投资方面的不足，意味着要对市场进行补充。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经济之需要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因为市场有其缺陷，而且因为社会使其肩负国家的目标，而即使市场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个目标还是无法实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以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显得尤为必要。如果政府不对市场进行干预，社会不对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给予补偿，使不同类型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之间实现利益的均衡，那么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就会萎缩，势必导致供给不足。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必然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即使是非营利性的机构、社会公益性部门，也有可能因追求自身利益而偏离社会目标，甚至改变自己的性质。因此，政府部门首先应将某些公益性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从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分离出来，以特有的标准和属性予以衡量。政府应在公益性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供给上提供更多的资助。同时，应提倡在市场机制发育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企业和个人，将剩余资金以捐助等形式投放到公益性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供给上。当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和个人的实际行为与政府的倡导和鼓励仍可能是相背离的。比如，某些企业和个人宁肯将资金大笔地投在“炒星”上，也不愿资助公益性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供给。在不违背市场法则的前提下，克服这种行为的一个重要措施，在于对企业和个人进行价值观方面的导引。此外，建立各种文化发展基金，给文化部门提供优惠政策等，也是扶持公益性文化产品生产的有效途径。
（摘自作者《论实现文化产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一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第6版(文化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艺术诠释条例 生动再现生活
——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电视系列剧
曾繁茂
1997年2月底，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作为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行为规范。这是我党建党以来最完整的一部党纪处分条例，这部条例的颁布，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学习、贯彻好这部党内法规，我们想到了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用电视剧的形式，将抽象的党规条文，予以形象的具体生动的艺术诠释。为此，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组织摄制了《条例》电视系列剧。这部片子共三十一部三十八集，涵盖了《条例》一百二十余条。
党纪条规搬上荧屏，毫无疑问，其基调就是确定了的，如果把握不好、表现不好，就容易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然而，《条例》剧是以现实生活的案例为基础的，把握好体现主旋律的要求，注意故事情节的安排和人物个性的刻画，这就避免了概念化问题。三十一部电视剧，每部所要阐述的党纪条规的内容不同，故事情节各异，但主旋律均贯穿其中，较好地表现了扶正压邪、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再现了党内健康力量战胜消极腐败现象的过程。如《戈壁作证》，该剧围绕2469水利建设工程人事调整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鞭挞、抨击了某县县长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任人唯亲、以权谋私、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表现了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如何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最终战胜邪恶力量的过程。其他如《陇山钟声》、《红颜设骗》、《竞选县长》等等，这样的主旋律格调都很鲜明。广大党员通过观看《条例》剧，可以看到作品是怎样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无情地揭露消极腐败现象的。从这些故事中，看到在改革开放前进过程中，我们党遇到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看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增强广大党员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信心，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条例》剧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就是以电视艺术的手法，具体形象地诠释党纪条规，使广大党员看后，能够进一步熟知党纪条规，懂得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当然要求将《条例》条文的某一条或某几条内容，用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准确地表现出来。但是，这比较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或者不能准确地诠释条规，或者只是简单地图解。《条例》剧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吸引观众的故事情节，多彩的电视画面、艺术语言，准确地反映了条文内容，真正做到了艺术地诠释条例。作品在创作上遵循了艺术规律，挖掘了党纪条规的内涵，从最主要方面把握了条规。如其中的《百变之门》，在生动表现了主人公孙鑫———一个税务局副局长如何在金钱这个百变之门面前，其党员干部的形象完全被扭曲的同时，又具体准确地诠释了禁止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纪律条文。其他如《水火不容》、《莫负天职》、《圈儿套儿》等等，都较成功地艺术地诠释了条例。作品的作者们从党纪条规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上作了较好的阐述，有助于观众加深对条规的理解。
艺术的真实，源于生活的真实。三十一部《条例》剧，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内容，基本上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是以案例作基础的。如《法不容情》，这是一部描写查处石海市市委书记夫人走私家用电器案件的单本剧，该剧的原型就是纪检机关查办过的山东省某市一个典型的真实案件。将现实生活中我们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比较典型的案件，加以艺术创作，形成文艺作品，这是《条例》剧一大特点，也是该剧成功的基础。我们观看《条例》剧，可以看到，其一，《条例》剧对条例的诠释是真正的艺术地再现生活，即集中地、典型地再现生活。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思维方式：现实生活——逻辑思维——形成条例——形象思维——再现生活。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以典型案例为素材，紧扣条规的条文，就使《条例》剧达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有机统一。其二，《条例》剧真实地再现生活，也表现了作品的作者们对《条例》和反腐败斗争现实生活的深切理解，并运用电视艺术语言生动地反映反腐倡廉的主题。如果作家脱离了反腐倡廉的生活实际，就只能去凭空虚构，这既不能贴近生活，在艺术上也不会成功。
《条例》剧按电视剧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创作，具有较强的可视性。三十一部剧，分别由不同的省、市摄制，其环境展示了各地的特色。既有北国冰天雪地的壮美，也有南海旖旎的风光；既有辽阔草原的雄浑景象，也有农村田园牧歌式的场景。异彩纷呈的现实生活、风土人情，增强了电视剧的艺术魅力。更主要的是，多数片子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典型的塑造、矛盾冲突的表现、故事情节的推进、镜头与场景的切换、色调与灯光的运用，以及音乐背景的谐和，语言的幽默和生活化，都较好地达到了影视艺术的要求，有明显的时代感。这就使《条例》剧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水平和可视性，达到寓教育于美感之中、寓鉴戒于形象之中的良好教育效果。
第6版(文化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中国古代圣贤丛书》由华文出版社出版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知识、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思想、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敬业精神等诸多方面的教育，华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圣贤丛书》，全套十册，共约一百六十万字，分别为：《蒙山兴道———庄子的故事》、《乐山仁者———孟子的故事》、《天道之祖———老子的故事》、《合璧儒法———荀子的故事》、《儒家始祖———孔子的故事》、《忧国北山———屈原的故事》、《兵家鼻祖———孙子的故事》、《神机相国———管子的故事》、《平民圣人———墨子的故事》、《权谋法家———韩非子的故事》。这是一套文学传记故事丛书，历史的内容、文学的形式，文史牵手，情理兼顾，是它的突出特点。（惠军）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隆重推出“大幻想文学丛书”日前，一套高扬“幻想文学”旗帜，旨在探索中国少儿文学新走向、打破传统单一的现实主义格局的“大幻想文学丛书”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隆重推出。丛书第一辑共七本，有班马创作的《巫师的沉船》、彭懿的《妖湖传说》、秦文君的《小人精丁宝》等。“大幻想文学丛书”由彭懿、班马任总策划，曹文轩作总序，张秋林主编。（邱建国）
●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开卷文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继出版名家随笔系列后，又推出三位青年学者的随笔集，名为“开卷文丛”。其中有李振声的《幻视之真》，张新颖的《迷失者的行踪》、刘如溪的《向着光明地》等。“开卷文丛”以富于智慧的感染力传达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真实而丰富的心声。（战军）
●《云起云飞》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刘增杰教授《云起云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长期致力于文学思潮研究，这是他诸多研究成果之一。《云起云飞》是百年文潮丛书中的一本。丛书还包括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解志熙的《美的偏至》、沈卫威的《自由守望》等著作。（汴文）
●“客籍作家与作品研讨会”在梅州举行由嘉庆大学与深圳市特区文化部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客籍作家与作品研讨会”近日在广东梅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市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文研）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获专家好评由孔范令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国内第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日前，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山东大学、作家报社、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文学史写作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与会者就文学史写作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讨论交流，高度评价了这部鲁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施战军）
●历史小说《大盛魁商号》研讨会召开由内蒙古作家邓九刚创作的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版），面世之后受到文坛的关注，近日百花文艺出版社等联合召开了《大盛魁商号》研讨会。《大盛魁商号》讲述的是清代晚期发生在我国北疆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再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民族商业在本国封建王朝和外国资本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艰难生存的历程。（文迅）
第6版(文化评论)
专栏：
二十年来文艺健康发展的历史经验
陈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总结二十年来文艺健康发展的历史经验，促进我国文艺更好地更有成绩地发展，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应尽职责。
正确估计文艺形势，不动摇地发展文艺生产力，不搞政治运动，不搞“大批判”，是二十年来文艺健康发展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文艺领域内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突出的问题，就是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文艺形势，因此在文艺领域内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一而再，再而三地挫伤了文艺生产力。建国以来十七年间，文艺界“左”的思潮和影响呈愈演愈烈之势。“文化大革命”更把建国以后十七年，估计为“十七年间存在着一条文艺黑线，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便全盘否定文艺领域内的一切，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被视为搞“封、资、修”的代表人物而被“打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对文艺工作的指导中，认真吸取了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始终坚持正确地估计文艺形势，认为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文艺领域是有很大成绩的，文艺工作是不断进步的。文艺领域内存在问题，但这是可以通过引导来逐步解决的，用不着搞“大批判”，更不能搞政治运动。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我国文艺界之所以空前稳定，文艺生产力之所以大发展，关键就在于对文艺形势作了正确估计，没有搞“大批判”，没有搞政治运动，没有挫伤文艺生产力，这才有二十年来文艺的健康发展。
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工作，指导文艺创作，发挥文艺家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横加干涉，这是二十年来文艺健康发展的又一历史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吸取了以往领导文艺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了要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工作，指导文艺创作，并以此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准则。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致的《祝辞》中说：各级党委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领导好文艺工作”，“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从此以后，各级党委都力图按照文艺的特征和发展规律，领导文艺工作和指导文艺创作。过去在这方面的偏向克服了，新的领导文艺工作、指导文艺创作的方式和作风形成了，也因此，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美术、音乐、摄影等等各个文艺领域里的优秀作品成批出现。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文艺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要成为时代的镜子，要推动历史的前进。正确处理好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二十年来文艺健康发展的另一条历史经验。
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强调，文艺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要反映和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文艺工作者要到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第一线去；人类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一定要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自觉地深入生活，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表现人民的意愿，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主张改革，但我们的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坚持开放，但我们的文艺“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更加自觉了；我们强调革新，但我们的文艺“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的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了。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及政府所设立的各种艺术奖的获奖作品，无不证明了这一历史经验。在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二十年来，我们有了更丰富、更成熟、更行之有效、更从实际出发的经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两大问题，这是二十年来文艺健康发展的尤其重要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文艺领域里，二十年间，我们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么一个大问题。积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在解决这个大问题上，一是取得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共识；二是在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问题上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措施。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第一，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第二，它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第三，它对于古代文艺采取吸收其精华、批判其糟粕的态度；对于外国文艺采取“洋为中用”，借鉴其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艺术技巧、艺术手法，采用其有生命力的语言，而对于某些作品中的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则予以扬弃；在普及和提高问题上，主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多出好作品、优秀作品、杰出作品。第四，它广泛调动四代文艺家的积极性，即老一代（二三四十年代）文艺家、五六十年代文艺家、七八十年代文艺家、九十年代（有人说他们是新生代）文艺家的积极性，都要调动起来，共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第五，它以不同的思想层次教育人民，即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以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思想教育人民。而且，文艺作品不只要有教育功能，还要有认识生活的功能，给人以审美享受的功能和娱乐的功能。
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经过二十年来的实践，我们认为，主要是搞好下述七方面的文艺辩证法：第一，既要主旋律，又要多样化。“主旋律”不只是指重大题材，表现普通人以诚实的劳动换取美好的生活也可以创造主旋律作品。第二，既要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又要提倡现实主义。只要能创作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浪漫主义、传统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都可以应用。但我们尤其提倡能有力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第三，在文艺批评问题上，它既要文艺批评模式的多种化，又要倡导美学的、历史的文学批评。第四，既要文艺的现代化，又要文艺的民族化。第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既要社会效益，也要讲究经济效益。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第六，既要坚持文艺体制改革，又要强调文艺环境的有序和文艺的可持续发展。第七，既要歌颂、再现和表现改革、开放中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又要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行为、腐朽思想以文艺的形式进行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许多文艺作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十年来我们在文艺健康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历史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不仅在我国文艺史上前所未有，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社会主义的发展，它们还将具有世界意义。可以预期，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还将创造出新的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于二十一世纪将在世界文艺中占有前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