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专论（5）
在改革中再铸辉煌
——沈阳市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实践
徐文才
内容提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改革大潮涌荡神州大地，开启了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也使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沈阳从不适应走向适应，由衰落走向振兴。
沈阳作为国家在“一五”期间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形成了以加工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门类齐全的产业优势，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曾创造了我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第一”，向全国重点建设地区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装备和工程技术人员，被誉为东方的“鲁尔”和国家的“装备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打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沈阳失去了许多原有的优势，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在机制、结构、素质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主要表现是：在由行政配置资源逐步走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原有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市场竞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起来；在由短缺经济走向结构性过剩的过程中，原有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起来；在由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原有的人员素质、城市素质和整个经济素质与现代化、国际化的取向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起来。这些不适应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矛盾，由浅到深，逐步显露，使沈阳往日雄风多有衰落，一度陷于困境之中。
老工业基地作为过去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基础，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解决好这些难以避免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就是使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由不适应走向适应、由衰落走向振兴的过程，就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不断探索、大胆实践的过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邓小平理论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我们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根本前提。老工业基地曾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典型的存在形式，有一整套与市场经济和初级阶段国情格格不入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传统观念。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进程中，我们首先从转观念、换脑筋入手，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全部工作的“总开关”，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工作实际，先后在全市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发展是硬道理”、“转观念、上台阶”和“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的大讨论，逐步打破了完全依赖国家计划的思维方式、排斥市场竞争的思想观念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种种精神枷锁，为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发展和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
二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面对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崛起的压力和国外资本陆续进入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老工业基地要重振雄风、再造优势，就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自己。改革以来，我们先后抓住1984年国家在沈阳进行城市经济综合体制改革试点的机遇，抓住1988年国家批准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机遇，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并把开放作为转变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来抓。经过二十年的持续发展，使沈阳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7年增长了近六倍，经济实力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是两手并重，协调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在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根本方针。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振兴，既要求物质力量的增强，又要求精神力量的增强，任何偏颇都会影响、制约和延迟这一进程。二十年来，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着力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和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在城乡逐步形成了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风貌，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老工业基地改革、发展和振兴的科学理论，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重振雄风、再铸辉煌的巨大力量，就会使老工业基地的面貌焕然一新。
打破以计划为轴心的僵化机制，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把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推向市场经济的轨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国有企业由国家计划的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经营的市场竞争者，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以来，我们坚持这一改革取向，经过减税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不同阶段，先后实现了由转换经营方式到改革产权制度的跨越，由搞好单个国有企业到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跨越，由搞活国有经济到搞活整个城市经济的跨越。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坚持抓大放小、择优扶强，努力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大力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及其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初步形成了十八个大型企业集团，使3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放活了一大批国有中小型企业。这无疑使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摒弃“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模式，逐步构建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过去由于受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理论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生产关系盲目冒进，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禁锢了生产力的发展。老工业基地要走向市场、实现振兴，必须逾越这个障碍，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切实改变公有制比重过大、实现形式单一和非公有制过于弱小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创办全国第一家私营企业、建立第一个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集贸市场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非公有制经济在许多领域得到了较快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进一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占沈阳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23％左右，而个体私营经济上缴的税收越来越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但使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调整和完善，为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在活跃城乡经济、改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摆脱封闭传统的生产分工，逐步构建起与国际经济和高新技术接轨的新的工业体系。过去，计划经济给沈阳框定的生产分工仅仅限于国内和传统产业，这是经济转轨时期老工业基地出现诸多不适应的重要原因。打破这种僵化的生产分工，从封闭的国内分工走向开放的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产业分工走向现代的产业分工，成为老工业基地走向振兴的必由之路。二十年来，我们坚持“三外”（外资、外经、外贸）并举、以利用外资为重，不断扩大合资合作的规模和领域，从1982年成立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到目前已有43％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了与国外资本的合资合作，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迅速提高了竞争能力。我们坚持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来抓，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传统产业之外，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涌现出东软集团、和光集团、长白集团等一批发展势头强劲的高科技企业，软件信息、自动化、新材料、生物工程和节能与环保等五大高新技术产业已见雏形。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把外向牵动和“科教兴市”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与国际经济接轨、与高新技术接轨的“双接轨”战略，在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使实际利用外资比上年增长15．2％，并加快了科技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的步伐，使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升到20％。
改变落后的产业结构，逐步构建起综合性、多元化的中心城市功能。沈阳既是老工业基地，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曾是东北广阔经济腹地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最集中的地方。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下，扭曲了的产业结构与单一的生产功能几乎挤掉了城市的流通和服务的功能，第三产业反哺一、二产业的能力十分弱小。二十年来，在推进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过程中，我们立足于辽宁中部城市群，面向东北广阔腹地，放眼东北亚经济区域，始终把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作为战略目标之一，在加强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到1995年，作为现代化城市重要标志的第三产业占沈阳国内生产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5％跃升到了49．1％，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以“东北领先、全国一流的国际化、现代化城市”作为沈阳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采取了一系列优化结构、健全功能的举措，新建了十个中心市场和一批城市基础设施，加快了沈阳向多功能、综合性的中心城市的跨越。
改变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逐步构建起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老工业基地在走向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大量的非经济因素；既有经济发展问题，也有社会进步中遇到的问题。尤其在对外开放的新条件下，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中，观念落后、道德失范、素质不高、城市环境较差以及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直接制约着老工业基地的物质文明建设。二十年来，我们坚持两个文明同时建设、经济社会共同进步，以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全面实施思想建设、道德修养、智力开发、文化繁荣和环境改造“五大工程”，深入开展“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并相应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使沈阳先后跨入了全国科技先进城市、卫生先进城市、综合治理先进城市、扫黄打非先进城市和全国双拥模范城等先进行列。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紧紧围绕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个主题，把“凝聚民心、提升人气”作为工作着力点，广泛开展以“建设新沈阳、迎接新世纪”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规模地推进城市“绿化”、“亮化”、“美化”工程，顺利实施了联合国确定的“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计划”试点，出现了“士气足、人气旺、势头好、发展快”的良好局面，大大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城市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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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经受考验 迎接挑战
李德民
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回顾了近些年来我们党所经受的一系列严峻考验。面对新的形势，江泽民同志提出，既要充分认识各种实际困难，又要看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夺取更大的胜利。
1989年以来，我们党先后成功地经受住了八九政治风波、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考验。来自政治、经济和自然这三个方面的考验充分证明，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党的领导坚如磐石，具有在复杂情况下驾驭局势的能力，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当前，我们的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精神面貌一新。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并未完全过去，对于我国的影响在不断加深，还会出现什么风险，尚难预料；我们的改革由浅入深，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深层矛盾和问题日渐显露，同改革初期相比，难度在加大，任务更艰巨；我们战胜了特大洪涝灾害，但是，洪涝灾害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灾后重建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还很艰巨。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旺盛斗志，团结奋斗，沉着应对，迎接新的考验和挑战。
经受新考验，迎接新挑战，关键在党、在人，说到底，关键在干部。我们拥有的各种力量各种条件各种优势，都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广大干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将其凝聚起来，发挥出来，以战胜困难，实现各种具体的和宏大的目标。干部队伍乃国家安危所系，事业兴衰所系。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国家处在深刻和迅速的变革中，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目标宏大，需要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同时也使这场变革的领导者组织者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在新的形势下执掌政权，如何防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防止由此而来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以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着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关系着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清醒坚定，更加自觉地接受这场考验，坚持不懈地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把干部队伍建设好。
思想上清醒，政治上坚定，业务上过硬，始终走在时代前面，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是我们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在国内外的剧烈竞争中，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头脑更清醒，政治更坚定，眼光更锐利，必须增强现代意识、世界意识、科技意识。要不断提高用政治眼光看经济、用马克思主义眼界看世界的水平；学会在各种情况下与各种力量打交道的知识和能力，尽快成为参与和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家里手。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攻坚阶段，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过程中，我们则要进一步加强筹划，精心设计，科学实施。现成的道路是没有的，只有利没有弊、只有得没有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权衡利弊得失，把握好度，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始终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断开拓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迎接新的挑战，必须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好的工作作风。在新的形势新的任务面前，不能麻木不仁、敷衍塞责、软弱涣散，不能回避困难，绕着矛盾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力戒浮躁、虚夸以及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踏踏实实搞好自己的工作。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是我们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现在的问题是要学习，要落实，要达到高度统一。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征途中，不断取得胜利，也历经坎坷磨难，积累了丰富经验。党的十五大精神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汲取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党的最新成果。经受新的考验，迎接新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五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不管困难多大，形势多么复杂，只要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战略部署，我们就能经受住任何严峻考验，不断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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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通信
《德意志意识形态》简析
张雄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不是读一下子就能完全领会的。世界在变化，实践在发展，我们的认识要不断提高。结合新的实践，反复研读基本著作，可以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和掌握。为了帮助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本栏目将陆续刊登部分学者撰写的经典著作解析文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二部著作，写于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间。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之所以具有特殊地位，是由于它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两位导师写作本书的目的旨在同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并借以清算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以严整的形式正面阐明自己的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以便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崭新的、科学的论证。该书的写作虽然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但今天重温这部经典文献，仍感到其中的重要启迪意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在两位导师看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应当是人，但这种人不是任意想象的、抽象化的人，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特别指明了“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着创造历史活动的人。联系到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若从“现实的人”出发，就会把今天的十几亿中国人正在想什么、正在干什么、正在追求什么，作为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就会真正懂得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了解国情、分析国情、把握国情”的深刻道理所在。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两位导师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头足倒置，用范畴和意识来演绎现实人的存在和生活。实际上，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新生活的创造者，总是不断地把生活实践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推进。新的生活实践会不顾原来的思想意识而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突破原有的观念，依据社会生活的新经验，不断地发展理论。
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消除贫穷的普遍化。两位导师再三强调，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着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的存在与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使中国的贫穷现象有了根本改观，这一切恰恰来自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发展。
现实人的普遍交往，可以带来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转变。两位导师认为，古代的落后民族由于受到狭隘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制约，人与人的交往只是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存在着，其生存空间只能是狭隘的地域性存在。近代社会随着人的普遍交往的扩大，欧洲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巨大高涨，地域性市场逐渐向世界市场过渡，“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狭隘地域性的社会制度，如果没有世界历史的眼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普遍交往和社会开放意识，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就很可能停滞在落后、封闭、狭隘的社会生存空间中，我们民族历史的发展就永远达不到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新道路，完全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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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邓小平论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刘春锦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理论看成一个大系统，那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就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纪委编辑的《邓小平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书，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该书辑录了邓小平论著中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论述，对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反映。全书共分十个部分。这十个部分，是编者从邓小平同志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具体论述中精心概括出来的，它构成了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基本框架。
读了《邓小平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书，对邓小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思想脉络可以有比较清晰的了解。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是深刻总结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新时期党的建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形成的重要成果。这些重要论述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一历史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地阐述了加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极端重要性，科学地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正确地指出了克服消极腐败现象的方针、原则、途径和基本方法，是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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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立适应新形势的精神状态
黄学军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原有体制带来的一些浅层次的矛盾大都得到解决，而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并日益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艰巨性。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努力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争取实现各项工作的新突破。
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和精神振作的程度，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度。没有思想的不断解放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不可能有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振奋精神、创新实干的过程。党的十五大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要实现改革的要求和发展的目标，就必须更新思想观念、振奋精神状态。
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就是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突破陈规，实现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转变。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进行创造性实践。创造，是发展的基本形式。创造性实践，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本质的特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重改革、试验，注重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样才能走出新路，干出新的事业。
人民群众是思想解放的主体。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精神得到振奋，蕴藏在他们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历史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并有效地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但是，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和精神振奋起带动性作用的，是领导干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思想解放状况和精神状态，往往集中体现在那里的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是关键”。讲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必须先从领导干部讲起，而不能用教育群众解放思想和振奋精神代替领导干部自身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振奋。
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目的是要真正解决问题，推动各项工作有新突破，上新台阶。思想解放和精神振奋的程度怎样，最终要看实践效果，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看是否能真正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评价解放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具体标准，就是要看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素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没有，经济发展的外向度、市场化程度、科技贡献率提高了没有，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没有，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明显改观没有，各级领导驾驭经济发展的领导水平和能力提高了没有，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取得显著成效没有，等等。把握住这个标准和目的，就把握住了解放思想和振奋精神的“分寸”。
当前解放思想和振奋精神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邓小平理论上来，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统一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上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经济上，成功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尤其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具体地说，一要破除“满”字，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如果抱有一种唯我独“好”的心态，就不可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差距，不可能继续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不可能有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一个“满”字，就有可能阻碍改革开放，阻碍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阻碍人们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要破除“满”字，立志高远，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认清差距，急起直追，加快发展步伐。二要破除“怕”字，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三要破除“懒”字，善于抢抓发展机遇。“懒”，是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大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方或企业经济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对重大机遇的把握。抓住了机遇，可以乘机而上；丧失了机遇，就会在竞争中落伍或失败。因此，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善于利用机遇加快发展。四要破除“僵”字，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思想僵化，以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看待不断发展变动着的实践，固守已有的成果，把已经形成的东西当作固定不变的模式，故步自封，这样必然会对新理论、新观点、新思想和改革创新行为加以排斥，从而影响改革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说：“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因此，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使广大领导干部进一步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科学地研究新情况，扎扎实实地解决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