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功实践
田纪云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不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2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而且深刻地阐述了关于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指明了农村深化改革的正确途径。我深信，这个《决定》的贯彻实施，必将有利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实现我国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说：“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些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农业稳，则经济稳；经济稳，则国家稳；国家稳，则可以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离开农业的稳定谈经济的稳定，离开经济的稳定谈国家的稳定，离开国家的稳定谈改革开放，离开改革开放谈经济发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如果没有这个“本”，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首先要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根据农村20年改革的实践，特别是学习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江泽民同志讲话的体会，我认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必须注意坚持以下五条。
第一，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方针不动摇。
家庭承包经营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项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广大农民称之为继土改之后“第二次解放”。它的实质在于实现了在公有制条件下的“耕者有其田”，使农民获得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有了对自己产品的自由处置权，获得了经济实惠，也就是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一举解决了我国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没有饭吃能搞改革吗？社会动荡能搞改革吗？回答是否定的。现在我们回顾这项改革，确实来之不易。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能够实现。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把土豪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搞土地改革。全国解放后即5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富农的土地拿出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改革后，长期被剥削、被压迫，为地主种地的农民兴高采烈，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迸发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在工作指导上“左”的思想逐步占了上风，搞“一大二公”、“穷过渡”、“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时候，不仅剥夺了农民经营土地的自主权，改变了农村以家庭为主的生产经营方式，而且违背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时期农业受到极大破坏，给农村、农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四人帮”粉碎之后，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首先冲破种种阻力，冒着生与死的风险，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对此众说纷纭，阻力很大。但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对这样的做法没有采取行政手段去阻止，也没有下定论说什么时候推开，而是采取因势利导，尊重群众意愿的方针，允许试，也允许等，允许看。但是这种做法犹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在全国普遍推开，而且至今活力不衰，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的民情，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规律，是历史的潮流，谁要改变它谁就犯历史性错误。
现在有的地方搞“两田制”，不讲条件地搞“规模经营”，我看实际上是少数干部的愿望，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把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口粮田，一部分叫责任田，把责任田收回来算集体的，重新发包。这实际上是少数干部想抓“一把米”在手里，想通过这个来搞集体经济。集体经济要不要搞？当然要搞，而且要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但发展集体经济不要打农民这几亩承包地的主意，要在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保鲜、提供科技信息服务等二、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上打主意，农民那几亩承包地没什么“油水”。农民种地是“铁饭碗”，你拿过来就没什么“油水”了，我看，农民那几亩地就长期承包给农民经营。这既是农民的“铁饭碗”，又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因素。如果农民没有了承包地，9亿多农民流动起来，到处跑，中国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能安定下来吗？不会安定的。现在为什么农村比较稳定，最根本的就是农民有几亩承包地。他们就是出去打工了，回来还是有地种。就是到了乡镇企业，企业垮了他回家还可以种地。这叫作能进能退，进退有路，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险。把地拿在集体手里没什么“油水”。公社化时就拿来了，结果大家都没饭吃。对于“两田制”，中央是不赞成的，是不提倡、不支持的。我们很多同志是搞农村工作出身的，很了解农民，农民要掌握土地的愿望是很强烈的，这是农民的“铁饭碗”，是“命根子”，把地收了等于把他的饭碗拿掉了。就是在沿海二、三产业发展比较快的地方，绝大多数农民并不放弃土地承包权，即使暂时地转让给别人，你若把他的承包土地的权利拿掉，他也不愿意。因为他担心乡镇企业不保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垮了，把他解雇了，没有退路。有的虽然把承包地转包给别人了，但还是要求其每年为他提供基本口粮。至于规模经营，在不具备条件时，不能强行去搞，必须是二、三产业相当发达，多数农民已经向二、三产业转移，他对经营土地没有兴趣了，那时会水到渠成，土地会逐步向种田大户或集体经济组织集中。纵观世界各国，农业基本上是家庭经营。国外家庭农场，由于现代化水平高，都是成千上万亩的规模，而我们人多地少，就以农村劳动力4亿人计算，人均不到5亩地，假定把全国4亿农村劳动力的土地集中到5000万人手里干，其余的3．5亿人干什么去？那不成了无业农民了吗？所以说，在多数农民没有其它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强行搞规模经营是不符合实际的。至于在二、三产业有了相当发展，多数农民有了其它稳定的就业机会之后，适度的规模经营将会逐步形成。现在就全国而言，绝大多数地方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在条件不具备的地方不要拔苗助长，强行去搞规模经营。
江泽民同志说：“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而且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抓住了这一条，我们在农村工作中就犯不了大的错误，农民就有饭吃，城里人也就有饭吃。1993年修改宪法时，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已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载入了宪法。随后，制定的《农业法》等法律也把这一改革的成果肯定了下来。如果再有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那就不仅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也是违宪违法的问题了。
第二，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不动摇。
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人们一天都不能离开的东西，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要依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那就会受制于人，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不要说12亿人，就算1亿人口靠进口粮食吃饭都不得了。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吃饭问题必须要基本上靠自己。当然要有丰歉调剂、品种调剂，丰年多余时出口一点，歉年短缺时进口一点，出口一点玉米，进口一点小麦。这种品种的调剂是不可缺少的，现在有，将来也会长期存在。同时，我们有一条必须非常清醒，就是光靠粮食、单一地搞粮食是不行的，农村、农民是富不了的。就全国来讲人均1亩多地，就算都是吨粮田，1斤粮食按1元钱算，也就是2000元，能富吗？何况全国耕地不可能都达到吨粮。真正要富，光靠这几亩地不行。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不光靠卖农产品吃饭，他们也在搞现代化工业，因为仅仅靠农产品搞国家的现代化是搞不了的。所以必须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二、三产业。有的同志可能到过苏南，那里的农村很繁荣，主要是靠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苏南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早，70年代就起步了。二、三产业发展了，反过来又会支援种植业，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给种植业增添活力。在苏南和沿海一些农村，有的农民早晚务农，白天务工，有的妻子务农、丈夫务工，有的老人务农、青壮年务工，基本上把种植业当成了一种副业了。中国有许多地方，具有天时地利等条件，宜农、宜牧、宜林，宜于发展多种经营，搞种、养、加结合，发展二、三产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民致富步伐。
第三，坚持走“两高一优”的农业发展路子不动摇。
农业“两高一优”，即高产、优质、高效。随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现在看有些低质农产品消费者已经不喜欢，卖不出去了，像这样的农产品要及时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加以调整，该减少生产的要减少生产，该停止生产的就停止生产，生产了卖不出去积压下来也是一种浪费，还要耗费成本。所以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有些没有市场或者退化了的品种就下决心减少生产，予以淘汰，代之以有市场、有效益的优良品种，这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我在新疆库尔勒参观了沙依东园艺场，看到很多国内外优质水果品种都在这里选育和嫁接成功。他们的创新精神很值得学习和提倡。
第四，坚持农业综合开发不动摇。
我国人多地少，如果不开发一些新的宜农资源，不改造中低产田，就不可能解决未来更多人口的吃饭问题。198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看来，效果很好，已大见成效。农业综合开发的目标十分明确，旨在增加粮、棉、油、糖、肉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工作方针是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工作重点是改造中低产田。去年有关部门组织举办了一个农业综合开发展览，表明我们许多农产品新增产量的相当大部分来自农业综合开发。所以农业综合开发这项决策要坚定不移。但在开发宜农资源的同时，要把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起来。这就要特别注意：一是不能毁林毁草开荒，二是不能盲目地围河围湖造田，三是25度以上的坡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有的地方可能存在吃饭问题，可以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如林粮间作、果粮间作等，逐步退耕还林。
第五，坚持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不动摇。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现在，乡镇企业在全国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沿海地区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且遍布各个行业。很多外商也愿意与乡镇企业合资经营。当然，乡镇企业目前也面临着结构调整和机制转换的问题，但这方面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要容易得多，其主要原因是农民有一个社会大保险，这就是每户都有几亩地，企业破产后职工可以回家种地。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9亿农民毕竟不可能都进入大中城市，到国有企业就业。大城市容不下，国有企业养不起，怎么办？靠自己，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并以中小企业为依托，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使农村城市化。这是农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
只要坚持这五条，农村就出不了大乱子。如果在这五条上有所动摇，特别是动摇了家庭承包经营的体制，再搞“一大二公”，第二年因为有点家底，可能还会有饭吃，第三年就可能不再有饭吃，就会出大问题。“一大二公”的历史不能重演。
我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根据《决定》的精神，要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千家万户的农民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安排自己的生产。二是如何通过贸工农结合，使贸易环节、工业环节的利益与农民共享。这种贸工农结合不应是一种简单的购销关系，而应该成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实体。从一些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在若干农产品的生产形成集中连片，具有一定规模的条件下，逐渐以与市场联系密切的加工企业，或者是商业企业，或者是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外贸企业为龙头，与农民形成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公司＋农户”，使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户逐步与贸易环节、工业环节联结起来，利益分享，风险共担。这就叫作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样做有利于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有利于促进城乡差别的缩小；第二，有利于解决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第三，有利于以这些龙头企业为依托，促进小城镇的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新西兰是一个小国家，30万平方公里，300万人口，16万牧户，40万牧民，平均每户养200头奶牛，每个家庭牧场大约1000亩左右。牧民的主要工作一是放牧，二是挤奶。这16万牧户分别是1000多个食品公司的股东。食品公司负责对牛奶的加工和奶制品的销售，每半年预付一笔牛奶款给牧户，年终根据牧民交售的鲜奶数量和质量计算其所占股份和应得的红利，一次付清。这就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牧民只需向国家缴纳所得税，其他的税费均由公司承缴。我国在种植业方面采取这种作法可能难度大一点，但畜牧、水产、水果业和某些经济作物都可以试行。现在我们所谓的贸工农结合实际上只是一种购销关系，农产品一次买断，后续加工、销售都与农户没有关系。今后我国农村改革很可能是贸工农结合这种模式。现在讲深化改革，将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贸工农结合。有的同志可能会认为农业产业化与家庭经营会有矛盾，我看并不矛盾。一些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如荷兰，土地面积仅2．5万平方公里，花卉出口居世界之首，这些花卉都是一家一户种植的，把这些花农联结起来的是贸易中心，花农与贸易中心是一种代购代销的关系，销售完成后，贸易中心提取管理费，其他收益归花农，一次结清。这种花卉生产销售的社会化程度相当高。不容置疑，这是产业化，也是家庭经营。
我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国的农业和农村改革与发展一定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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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州扶持龙头企业增加农民收入
本报讯 记者潘承凡、王杨报道：江苏徐州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
徐州市历史上属黄河下游黄泛区，黄河几次改道，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和基本条件，农业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徐州市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粮食总产量由解放时的10亿公斤增加到40亿公斤，其它农副产品生产也大幅增加或翻番。近些年来，由于农业连年丰收，大宗农副产品出现低水平过剩，生猪、西瓜、大蒜等出现卖难，农民收入增速趋缓，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26．74元。
从今年初开始，徐州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首先，支持乡或村级的生产基地，连片开发，规模经营，形成特色；其次，放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工商登记条件，帮助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资产重组和组建企业集团，增强龙头企业的带动功能。优先安排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用电，以低于普通工业用电价格收费；第三，允许以粮食为原料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到厂区建立原料基地，并鼓励有关龙头企业与基地县有关部门签订棉茧购销合同，建立稳定的棉茧基地；第四，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生产基地建设贷款贴息。农业银行对生产基地建设贷款重点倾斜，优先审批，优先下达；第五，积极鼓励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迅速签订合同和建立农副产品保护价收购制度，切实保护生产基地和农户的经济利益。
由于几十年来农业发展深厚积累和市委、市政府全力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已在徐州大地全面启动，发展势头良好。围绕维维集团、大地集团等食品加工企业，食品工业已成为徐州第一大支柱产业。银杏、芦笋、牛蒡等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已经逐步形成，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至9月底，农民人均纯收入止跌反弹，达到195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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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宁坚持市场导向发展特色农业
本报讯 山东济宁市以实现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为目标，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全市已建成各类龙头加工企业240家，其中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78家。
济宁是山东省农业大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年，这个市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大力促进林牧渔业发展。根据市场导向和本地区域经济特色，建成了一批有特色的区域规模种养基地，仅连片种植的瓜菜面积就达到150万亩，其中，金乡51万亩大蒜和20万亩无公害蔬菜，梁山6万亩抗虫棉，任城区10万亩甜叶菊均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另外，优质林果生产基地达到50多万亩，养殖专业村发展到1650个，水产养殖面积76万亩。种养业的区域化、规模化和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济宁市把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作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措施来抓，一批龙头企业快速膨胀。这些企业连接农户133万户，带动基地农田324万亩。三英集团、柳絮集团等五家集团已被确定为省级大型龙头企业。菱花味精厂年消耗玉米10余万吨，相当于近30万亩玉米的总产量。华仙集团甜叶菊糖年加工能力700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70％。
建设市场、搞活流通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条件。济宁市先后建成50多处农副产品专业批发市场，500多处农村集贸市场，农副产品运销队伍达到50余万人，去年全市农副产品交易额达到23亿元。邹城市中心店鸡蛋批发市场建成后，吸引了南方数省的购销大户定期前来拉货，日销售鸡蛋5万公斤以上，解决了本地大批养鸡户鸡蛋销售难的问题。
在实现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济宁市还建立起各类专业合作社462个，入社农户4．7万户；各类专业协会900多个，会员4．4万人。这些合作经济组织，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沟通了农户与市场、农户与企业的联系，促进了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联合经营。（陈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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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转贷6000万美元支持金桥工程
本报讯 日前，为支持国家重点信息工程——金桥项目的建设，建设银行成功地完成了6000万美元以色列政府贷款的转贷工作，这是该行与以色列政府达成的第一笔政府贷款金融协议。
政府贷款转贷，是指对列入两国政府财政议定书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中方银行作为第一借款人，与国外银行签署金融协议，再转贷给国内用户，用所融通的资金支持进口贸易。中方银行在中间收取一定的转贷手续费用，并承担第一还款人责任。
据悉，建行此笔境外融资支持的企业是吉通通信有限公司，这是经国家经贸委批准，由原电子工业部系统包括计算机所、通信企业和研究所等发起组成的股份制企业，负责我国金桥信息网的建设和运行工作。（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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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强化扭亏增盈
本报讯 针对目前煤炭总量过剩，市场疲软，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国家煤炭工业局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扭亏增盈工作的指导，提出扭亏增盈的几条措施。
下大力量关井压产，调整结构，解决总量过剩的问题。把煤炭市场供求关系调整过来，让现代化国有大矿开足马力生产。同时，集中改造一批基础条件较优越、市场销路好的矿井。
加快煤炭企业公司制改造和战略性重组的步伐。继续推动减员提效，发展多种经营，拓宽安置渠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强化企业管理，搞好市场销售。按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推进各种形式的销售联合，加大货款清欠力度。（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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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阜新矿务局首期安居工程竣工
本报讯 有近百年开采史的阜新煤矿，虽然几经改造，至一九九六年底全局仍有六千二百一十一户矿工和家属居住在日伪时期的矿工房中。至十月底，辽宁阜新矿务局首期安居工程全部竣工，一千八百四十四户矿工彻底告别了居住半个多世纪的日伪时期矿工房。
（贵桥 日文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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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优质农副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成立
本报讯 农业部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中牧华威食品公司日前联合宣布“全国优质农副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成立。“中心”将通过常年集中展示，体现中国农业及各省市农业基地建设和农业发展的成果。（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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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福田建材机械公司成立
本报讯 北京福田建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日前成立。该公司是北汽福田公司出资控股与北汽摩公司联合组建的，主要生产建筑塑料机械、轻钢建材机械及塑料建材、金属建材。（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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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届功在千秋书画扶贫大展在京举办
本报讯 中国首届功在千秋书画扶贫大展日前在北京举办。这次大展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大展共收到全国二千多名著名书画家捐赠的三千多幅书画作品。作品将义卖，收入捐给贫困地区。（符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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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宝丰公司电缆新产品通过国家级鉴定
本报讯 一种适合城市电网改造的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日前在河北宝丰线缆有限公司试制成功，并通过了国家电力公司和省经贸委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该公司的这一新产品经测试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企业标准和IEC标准。（郑雪来 胡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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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飞利浦推出超级VCD
本报讯 飞利浦公司最近推出新一代数字化激光视盘机——超级VCD。据悉，该机画质可接近DVD，与全国现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电视机相匹配。（张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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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打击走私沿海行
一靠法制建设 二靠发展经济
走私重灾区南澳告别走私
本报深圳11月4日电 记者赵志文报道：深圳市龙岗区南澳镇从1994年以来，一靠法制建设，二靠发展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反走私斗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全镇14500人无一人参与走私。
南澳镇位于大鹏半岛南端，海岸线长65公里，距香港的坪洲岛只有105公里，是从香港至惠州和汕头的海上必经之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里的走私犯罪活动一度很猖獗。离南澳20公里的葵涌镇在1991年就曾发生村民集体护私殴伤缉私人员的恶性事件。“走私无害，走私致富”的错误认识在群众中很有市场。
1993年，南澳新的镇党委和政府清醒地认识到，靠走私不能彻底脱贫致富，靠走私赚钱只是饮鸩止渴，最终是坑害集体和国家。他们达成了共识：要想遏制走私活动，一要靠法制建设，二要靠发展经济。为此，他们双管齐下：
加大打私力度。加大反走私光荣，走私可耻的宣传，利用各种宣传工具使走私害国害己的观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镇、村与村民层层签订责任状，形成约束网络。加强陆上堵截和海上巡逻缉私的力度严厉打击走私犯罪，使走私分子无法在南澳立足；
要遏制、杜绝走私，必须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其无后顾之忧。南澳镇在这几年根据自身的地理特点，坚持念好山海经，组织实施“百千万”工程，即“百排养殖，千池养鲍，万亩果园”，引导农民由自发式的家庭式生产，向现代化种养发展。目前全镇水产养殖面积达4311亩，今年总产值可望达到8000万元。去年全镇人均收入已近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