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两年前，贵阳市区公共汽车全部实行无人售票，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至今仍是仅有的一家，并且以一律5角的票价实现了公司盈利。
城市公交的奇迹
本报记者 孙海涛
登上贵阳市区的每一辆公共汽车，你都会听到亲切的问候语和报站声。车内窗明椅净，宽敞舒适。乘客自觉排队，上下有序。两年前贵阳市区所有线路的公共汽车全部实现了无人售票，令初来的外地人羡慕不已。一位前来探亲的天津大学教授感叹道：“我几乎到过全国所有的大城市，没想到在别处实现不了的无人售票，在内陆山区的贵阳却实现了。”
奇迹从何而来？
无人售票劳动成本低、效率高，也是城市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近年来不少大城市都试行过，但最终要么部分保留无人售票，要么全部放弃了。究其原因，竟是一个看似平常的零币兑换问题。各地无人售票均需乘客自备零钱，乘客觉得很不方便，这使本应大受欢迎的无人售票反而遭到冷落。
贵阳公交毫不犹豫把这件麻烦事揽了起来。他们先后在80多个车站上建起了零币兑换亭。车站的一头，用铝合金玻璃门窗隔出一间四五个平方米的漂亮小屋，兼营公用电话、报纸、冷饮，成了贵阳街头独有的景观。130多名职工承包了这些兑币亭，除了保证乘客兑币需要，他们自负盈亏，每月还能向公司上缴承包利润。
原是公司技术处干部的何惠文承包了喷水池零币兑换亭。穿着识别服、戴着上岗证的他显得很精神。每天早晨7点半开门，晚上等末班车过后才能关门，一天要为四五百人兑换零币。靠经营公用电话，卖报纸、饮料，每月除了上缴900元的承包费，自己还能有2000来元的收入。他说，自己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冬天冷夏天热，“说句不好听的话，怕上厕所，水都少喝。卖东西可以关门，兑零币就不敢走开，我们有承诺。辛苦是辛苦，但苦中有乐。”
支持着遍布全市的零币兑换亭的是点钞中心。从售票员岗位下来的170多位姑娘来到这里，每天有18万元的零币从她们手中流过，清点、捆扎，然后分发到各个兑换亭。盛夏，汗渍霉变的钞票发出难闻的气味，可没有一个姑娘叫声苦。她们知道，这工作不仅给市民提供了舒适与方便，也保证了公司转换经营机制和内部改革的顺利进行。
改革带来活力
1996年，贵阳公交和许多城市公交一样面临着困境，6200多名职工，500多辆车，已亏损1400多万元，连买油的钱都没有了。“无人售票真是个两全其美的事，”一公司经理韦国祥举例说，以前10路线需20辆车，跑一个来回70分钟，现在跑一个来回50分钟，只需14辆车就够了。在不增车不增人的情况下，这个分公司每月可净增产值百万元以上。由于全部实现了无人售票，总公司不但减下了500多名乘务员，又投入了250辆新车，新增了7条线路，延长了部分线路。辅之以一系列改革措施，两年来，公司亏损直线下降，今年5月实现了6万多元的首次盈利，6月盈利额为20万元，7月上升为42万元。总经理李涌泉自信今年突破100万元不成问题。全国公交理事会称赞道，这在全国又拿了个第一。
贵阳市的340万市民不知道公交公司改革的艰辛，只觉得现在的公交车来得勤，跑得快，车也漂亮了。上车一般都有座，宽敞舒适。车上还挂有时钟、日历、地图、针线包，让人倍觉亲切。在驶往郊区的准无人售票车上，还保留一名乘务员，也是和蔼可亲，再也不用沙哑着嗓子叫喊买票，也没有了被怀疑逃票的恶语相向。除了看见乘客把钱投进票箱，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乘客。新班子教育职工很重实效，向社会宣布承诺服务之前，每个职工发5元钱，要他们去百货大楼买回5样小东西。都是些针头线脑，零星琐碎，往往会遇到不耐烦的脸色，公司的领导借此让职工们深刻感受到了乘客的精神需要。所以，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再没收到一次投诉，倒是有三位乘务员得理让人，受了委屈，得了公司的“委屈奖”。这种与乘客之间建立起来的新型关系，逐渐在贵阳市民中培育出一些新的文明习惯。当初，公司在讨论是否推行无人售票时担心最多的是逃票。开始一段时间，每天确实收到不少小铁片、假残币等，而现在已很少见到。以前，公司有个公安处，几十个人的主要任务是在车上抓扒手，每月还定了指标。现在，车上宽敞明亮，秩序井然，扒手无机可乘，公安处也撤销了。上个月，公司在报上登出启事，让市民对车辆评优评差，没有物质鼓励。没想到，发行5万份的报纸，居然收到4万多张选票，评出了20名优秀司乘人员，没有一个因得差票而下岗的。职工们感到有这么多人在关注着他们，更受到激励和鞭策。
优质服务无止境
贵阳市民与公共汽车的关系已越来越密切了。所有的贵阳人都感觉到，他们生活的城市街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往那潮水般的自行车流已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人已改乘方便的公共汽车了。随着这几年道路的拓宽，市政建设的加快，贵阳的街景更加亮丽了。李涌泉说，以前我们是多一辆车就多一分亏损，现在是多一辆车就多一分盈利，也多一分对市民需要的满足。公司近期将投入80辆新车，新增4条线路，明后两年计划再各增加4条线路。
已是夜里9点半了，开往市郊的21路站台上，20多位乘客在静静地排队等候末班车，没有栏杆，也没有人维持秩序。动力机械厂的退休干部邵萍说：“我天天坐这车，准时、秩序好，大家都排队，老年人一点不紧张。”西南工具总厂的退休干部白中华在旁插话：“这车干净、漂亮、便宜，5角钱跑10多公里。在外跑多了，还是觉得我们贵阳的公共汽车好。”
车来了，乘客们依次上车。汽车在都市寂静的夜色中行驶，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就此踏上了归程……
题图：行驶中的贵阳公交车。王东友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南昌县
不等汛期搏洪水
矢志长年固圩堤
本报记者胡斌 傅丁根
暮秋时节，记者来到洪水已经退却的南昌县。在县防总指挥部里，两个多月前的紧张繁忙景象已不见了，但是那个巨大的防汛沙盘模型告诉我们，南昌县人民在今夏创造了一个怎样的奇迹。
南昌县地处赣抚平原，上有赣江、抚河、青丰山三大水系纵贯，下与鄱阳湖呈合抱之势，三面环水，地势低洼。全县大小圩堤17座，总长934公里，其中保护面积10万亩以上的国家重点圩堤就有6条，占全省的1／3，只要任何一处稍有闪失，都会给南昌县百万人口和百万亩良田带来灭顶之灾，而且直接威胁省会南昌市、京九、浙赣两条大动脉、三条国道干线和南昌机场等重要设施的安全。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余志凡一连用了三个“超历史”来形容今夏南昌县的防汛形势：雨季之长超历史，降雨量之大超历史，水位之高超历史。然而经过南昌县十万抗洪大军的顽强拼搏，死保死守，实现了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全县圩堤无一溃决，水库无一垮坝，城镇无一进水，群众无一伤亡。
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到大堤上看看就知道了。全县重点圩堤和滨湖圩堤全部实现了三通，堤顶通公路、通电、通电话。南昌县水利局局长吴翘森告诉记者，今夏之所以能够战胜特大洪水，除了全县十万抗洪大军奋勇拼搏，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各级领导调度有方之外，还有两个“秘诀”。
“秘诀”之一是，不等到汛期才与洪水搏斗，而是平时就要把防洪的基础工作做扎实。几十年来，南昌县的每一任领导都把水利建设视为重中之重，一些外面调来的干部到了南昌县要补的第一课就是水利课，许多原来不懂水利的干部到了南昌县，用不了两年都会成为半个水利专家。全县连续11年开展水利土方会战，每年完成水利土方都在1000万方以上，圩堤不断加高加固，为防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9年，南昌县被评为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1992年至1997年连续6年获江西省“鄱湖杯”水利建设竞赛先进县。现任县委书记李小南作为防汛指挥长，每年都与全县11个分指挥长、26个乡镇党委书记签订水利冬修和防汛责任状，以督促土石方任务的落实、岁修经费和防汛器材的到位、重点圩堤的达标。1996年底，他逼着南新乡党委书记流着眼泪表态坚决完成年度土方任务。1997年初，他又以挥泪斩马谡的决断，把个别在圩堤建设上渎职受贿的干部送交法办，真正做到了铁腕治水。于是全县上下水利建设高潮迭起。
“秘诀”之二是，科学防洪。这里的领导人作风民主，凡是需要拍板的时候，都要先听取专家的意见。全县11个分指挥部都配备了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县防总几个主要领导每人身边都配了一名高级水利工程师做顾问。县里还专门成立了“专家小组”，不分昼夜地战斗在抗洪第一线，分析险情，开出“药方”，对症下药。为了使科学除险的措施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县水利局长吴翘森等人还将多年摸索出来的科学方法编成民谣，教给群众传唱，如《导渗歌》写道：“高水时间长，堤身含水多。开沟导渗早，固堤不脱坡。”
洪水渐渐退去，而创造了奇迹的南昌县人民大兴水利的劲头丝毫未减。在退水不久的抚河大堤上，记者看到一种用机械吹填的方法从河中取沙固堤的工作正在进行，这种方法使用人工少，效率高，一台机器每天可以取沙1000多方。今年南昌县水利岁修计划完成土方量1100万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3000万元，修复和新修圩堤护坡60公里，修复堤顶路面110公里，栽种防浪林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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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赈灾要多做实事
刘杰
在灾区听到这样一件事，前不久某单位对口扶持灾区某镇，说好了日子来送寒衣。一大早，镇上群众就等在街头，翘首盼了大半天，等来的是长长一串小汽车，后边跟着一辆小中巴。想想看，小中巴里能装几件棉衣被？群众不甘心，还是往后看，可除了烟尘啥也看不到了。
即便这样，镇上人还得热情接待，说些千恩万谢的话。镇长后来说起此事，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他说，这是送的什么温暖呀，分明是寒了灾民的心。
洪涝灾害已让灾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家园被毁更苦了灾民。全国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各地为了让支援落到实处，采取了对口支援的办法，没想到有人在对口支援中也搞起了形式主义。
支援灾区要多做实事，要设身处地替灾区人民想一想，灾区人民到底需要些什么。天冷了要御寒的衣被，要过冬的房屋，要吃，要医，对口支援就要看看对口的灾民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把灾民最需要的送上去了，那才是真心实意地为灾民着想了，才能真正温暖灾民心。
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在支援灾区上尤其是这样。各地在支援灾区问题上应该琢磨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尽力帮助灾区群众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难题，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灾区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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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当一名“踏实官”
中共河南南阳市卧龙区委书记 郭庆之
郭庆之，1950年12月生，大学文化，历任原河南南阳地区行署办公室主任，原南阳市委副书记等职，现任南阳市卧龙区委书记。
卧龙区是1994年南阳撤地设市时由原南阳市改建而成。原有的几十家像样的企业划归市里管，留在区里的多是老小穷弱企业；新划属的14个乡镇多数吃财政补贴，还有几个乡道路坑坑洼洼，一下雨就不通车；5个乡不通程控电话，乡机关用的是旧式摇把子电话；最穷的小寨乡机关干部的办公室用木棍顶住，乡党委书记的房子里撑着塑料棚，一下雨泥土从房顶上往下掉。当时许多人提醒我这个第一任区委书记，说这是个80万人口的穷区，要想改变面貌确实费劲，而要干好工作也太为难。但我觉得，组织上和卧龙区人民赋予了我带领全区干群改变落后面貌的神圣使命，我就不能犹豫，不能动摇，更不能退却。我决心尽职尽责地干好自己的工作。
三年来，我始终抱定“真干实干不急功、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带领全区党员干部艰苦奋斗，苦干实干。并要求各级工作上不搞形式，不摆花架子，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争名次，把经济指标垒高再上报，我们坚决不这样干。我常对班子的同志们讲，如果搞虚假的东西，即使你提拔上去了，老百姓也会骂你，你是数字出的干部，这样的官老百姓不拥护。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年，关键是在任时能干点啥，离任后，能给当地老百姓留点啥。当官的不能自己图虚名。我这样要求下边，自己首先带好头。每年区里上报的经济指标都是经过核实后再上报。经过三年多的扎实工作，全区工业改制初见成效，农业产业化已具雏形，打了6000多眼井，建了100多幢教学楼，乡乡都有敬老院，乡乡都通了柏油路，原来5个乡的摇把子电话也都改成了程控电话。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以近300元的幅度递增。建区初期的穷困面貌初步得到改变。
几年来，虽然我们没有得到多少先进名次，个人没有得到什么名誉，但我们的每项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取得的任何成绩，都能经得起检验。我觉得，只要给老百姓办实事、好事，心里就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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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求与超越
——记治疗三叉神经痛专家张树仁
本报记者 宋学春
三叉神经痛虽不危及生命，患者却备受折磨。此病的病因及治疗，至今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青岛市树仁三叉神经痛研究所所长张树仁治疗这种疾病，颇有造诣。
青岛市66岁的周桂珍，患三叉神经痛35年，去年6月17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接受了张树仁的治疗，当天疼痛完全消失。广东韶关市63岁的杨文菊，患三叉神经痛13年，四处求医，花去医疗费4万多元，终未摆脱病魔的折磨。她慕名来青岛找张树仁治疗，半天的时间，疼痛神奇般地完全消失。
张树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一医院神经外科创始人。1980年、1984年，他两次带领医疗队参加我国首次南太平洋洲际导弹试验和首次南极考察，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带领科室医务人员在国内率先开展的“脊髓空洞症的外科治疗”，荣获全军科学进步奖，还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高难度手术。
70年代初，他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很多三叉神经痛病人，患者的痛苦和病情为家庭造成的窘境，给他心灵上造成很大震撼。他曾研究、采用过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但该手术治疗存在许多弊端，病人难以接受。进入80年代，他又研究、采用国内外专家最推崇的“颈颅底卵圆孔穿刺三叉神经麦克囊注射甘油疗法”。这种方法比原来有进步，但是一种盲目穿刺法，也会给患者造成痛苦。
为克服盲目穿刺弊端，他大胆地提出“颅底卵圆孔定位”课题。张树仁心里明白，这是一个难度性较大的课题，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科研成果到临床运用的复杂过程。
他翻遍有关书籍、资料、教科书，关于卵圆孔的大小、形状没有介绍，关于卵圆孔的变易情况也没有记载。他去青岛医学院和北京各大医院，请教老教授、专家，翻阅大量病例。为了能取到标本，不知经受了多少周折和委屈。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掌握了卵圆孔位置规律，推算出将药针推进患者的卵圆孔的计算公式。
1992年11月2日，张树仁用第一代“立式颅底卵圆孔定位仪”，为来自山东省郓城县的一位患者进行治疗。做第一例时，他的心情既紧张又高兴。10多分钟的治疗，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此，他一鼓作气治疗了150例病人，大获成功。63岁的患者吴化英，经过十几分钟的治疗，结束了她34年的痛苦史，她的儿女们感激得给张树仁下跪。
经过多次改进，1995年诞生了第二代定位仪：“卧式颅底卵圆孔定位仪”，由立式到卧式，又是一个跨越。1997年8月23日并获得国家专利。
“颅底卵圆孔定位仪”的诞生，开创了三叉神经痛治疗的全新领域。为了潜心研究治疗三叉神经痛，1994年，58岁时他提前退休，在青岛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他成立了“青岛树仁三叉神经痛研究所”。面对一项项成果，一张张病人的笑脸，一封封患者的感谢信和一面面锦旗，张树仁对记者说：“我要继续研究下去，尤其是对三叉神经痛的病因进行研究，还要对三叉神经痛人群发病率进行调查。为三叉神经痛患者解除痛苦，是我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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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岭秋深丰碑在
——记陕西宝鸡彭德怀题词碑的保护者
钱江 石鉴昭
金秋时节，正逢彭德怀元帅百年诞辰。在秦岭深处的宝鸡市，73岁的严笃老人深深地怀念这位永远追求真理的元帅。这怀念是与宝鸡市中心一座高大的纪念碑联系在一起的。24米高的“修建西北铁路宝天段纪念碑”碑身上，镌刻着56位在工程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英名。碑座两侧，分别镌刻着彭德怀元帅和原西北局领导人习仲勋的亲笔题词。
宝天铁路穿越秦岭153公里地段，山势起伏，其间有126个隧道。解放前，这段铁路修建6年而未成。解放后，时任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于1950年春下令，以第64军全部，加第63、65军和陕西军区各一部，共5万官兵投入宝天路建设。解放军将士高唱着：“彭总下了一个令……”的战歌，苦战8个月，修通了宝天铁路。
1952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朝鲜为宝天铁路建成欣然命笔题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时22年，战争方罢，即进行工业农业交通等各项建设。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第64军于1950年春即从事修筑工程。艰巨的宝天铁路于是年秋基本完成。当严冬凛冽之际，又进军朝鲜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些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全文118字，寄回宝鸡于当年依样放大，勒石建碑。
孰料风云变幻，彭德怀于1959年在庐山蒙难，他的题词碑也被株连，命运不测。
1964年9月，宝鸡城建局副局长严笃接到市委办公室一位负责人的指示：“取掉彭、习题词”。这使1948年入党的严笃一连数日寝食难安。他是在西北成长的干部，虽然没有见过彭总，但是熟悉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名字，心想一旦题词碑被毁，该如何向后人交代？他决心保护这两块碑，何况领导也是说“取掉”而不是砸掉碑铭呀。
严笃下定决心之后，找来两位工人党员桂春海和郑富贵，说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他们的坚决赞同，随即一起研究如何保护石碑。一开始是想去掉署名，但难以施行。铲掉署名则效果太差。于是又想连石拆移保存，但要拆除谈何容易，又将石碑藏到哪里呢？最后还是八级瓦工郑富贵提出了原封不动，就地保存的办法。
他们挂出“内部装修”的牌子谢绝参观，每天到夜深人静时开始调制水泥和灰砂，要使之达到抹能粘，剥可离，不损石刻的效果。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于是用灰砂抹盖石碑，外砌砖头，将石碑藏在里面。此事做完，三人相互叮咛，时机不到，决不吐露，连家里人都不说。
在以后的岁月里，彭德怀的所有题字碑刻几乎都被破坏了，唯独宝鸡的这块石碑躲过了劫难。
1980年5月，宝鸡重修纪念碑，长2.01米、高1.2米的汉白玉彭德怀题词碑重见天日，丝毫无损，成为彭德怀生前唯一存世的题词碑刻，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自1986年建馆设展以来，每年有数万人前来瞻仰，遂成宝鸡一景。
时光是公正的。严笃老人回想当年保护题词碑一事，欣慰地告诉我们：“回顾平生，我做了一件问心无愧的事。”在纪念碑管理处，当年试验掩盖灰浆的砖块至今还保存着，向人们默默倾诉着那个年月里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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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
汉唐文化游
吸引四方客
西安市的碑林区有座关中书院，书院门前是有名的古文化街。入秋以来，这里举办汉唐文化游览会。徜徉街上，但见两边店铺字画林立，纸墨笔砚琳琅满目，延安紫砂壶、户县农民画都占有一席之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位5岁男孩周上钦临颜真卿字帖，虽观者如堵，却运笔不慌，显出一派静气（上图）。
这条文化街吸引了四海游客，一位外国客人与中国游客谈论毛笔的用法，一眼望去，白发与笔毫相映成趣（右图）。
本报记者 周庆摄影报道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兴国农家用上太阳能
钟贞培
江西省兴国县的许多乡村如今已不见袅袅的炊烟，当地农民除了用沼气生火做饭，另有200多户农民用上了太阳能热水器。
兴国县原是个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贫困县，经过十多年的综合治理，该县面貌已大为改观，植被覆盖率已由28．7％提高到72％，水土流失面积由85％下降到21％，更重要的是环保意识已深入人心。许多尝到了环保甜头的农户，对利用自然能源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一些缺少柴草，日需热水量又大的农户认为，用太阳能热水器，既免去了砍伐柴薪之苦，省了工时，还可减少对生态的破坏，不污染环境，于是相继装起了太阳能热水器。目前，农家屋顶上那一片片亮晶晶的太阳能吸热板已成了一些村落的新景观。较早装上太阳能热水器的埠头乡程水村村民杨盛明说，寒冬腊月里，他家的太阳能热水器不仅能保证一家7口人的热水供应，还能保证83头生猪、7头牛的日需热水，一年下来能节省千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