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
正确认识农民家庭经营
苏星
编者的话：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明确提出农业和农村工作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和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对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制定了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行动纲领。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决定》的精神，本版将陆续发表有关文章。苏星同志这一篇，有历史、有事实、有认识、有感情，通俗易懂，说服力强，值得认真一读。
学习贯彻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且说：“家庭承包经营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不能把它与集体统一经营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统一经营才是集体经济。要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年来成功经验的基本总结。
一
家庭承包经营，出现得很早，在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时就有了。例如，1956年冬，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开始实行“包产到户”，1957年秋已经发展到一千个社，“包产到户”的社员占社员总数的15％。家庭承包以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也减轻了负担。但有人反对。1957年秋，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辩论，说“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普遍地纠正了这种做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期间，全国又有一些省、区出现“包产到户”。安徽省曾在全省推行“责任田”，实际上也是“包产到户”。当时，邓小平就主张放宽政策。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了刘伯承经常讲过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主张，曾为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所赞同。但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包产到户”被否定了，并被指责为“单干风”，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为“修正主义路线”，一些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过“包产到户”的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即使这样，“包产到户”也未被消灭，在某些地方或明或暗地从未间断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贵州就发现了一个搞了十几年“包产到户”的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但一直是保密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七十年代末，“包产到户”在农村重新崛起。和过去不同，这次得到了党中央，首先是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1978年12月，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应当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对正在兴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的扩大自主权试点是一个有力的支持。1978年冬，安徽省一些地方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是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这种形式一出现，立即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简明、生动的概括语言被广泛传诵。由于有中共安徽省委、滁县地委和凤阳县委的支持，“大包干”发展很快，效果也极好。但仍有许多人反对，说这是“分田单干”，是“倒退”，会破坏集体经济。对此，从上到下都有争论。这时，邓小平说话了。1980年5月31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鲜明地支持了“包产到户”。此后，在全国范围虽然还有争论，但“包产到户”、“大包干”如江河初泄，已经不可阻挡。1980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允许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且认为，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981年下半年以后，在党中央支持下，“包产到户”、“大包干”已遍及全国农村，不仅贫困落后的地区实行，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社队也纷纷实行了。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生产队占86．7％，1983年初，已经达到93％，其中绝大部分是包干到户。农民是衷心拥护“包产到户”、“大包干”的。笔者曾多年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一直不赞成“包产到户”。是农民教育了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1980年冬，曾专程到安徽省凤阳、肥西、芜湖等县作调查，也到过小岗村。那里的农民太穷了，真是家徒壁立，但有了粮食，有的屋里放不下，就圈在院子里。群众喜笑颜开，一位老大娘特意炒了一大筐花生招待我们。陪同我的省里的同志说：过去干部下乡，在背后跟着一大串人，要钱，要粮，要这要那，现在却请你吃花生，说明群众多么拥护党的政策！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二
广大农民为什么如此欢迎“包产到户”、“大包干”？并不是为了分田单干，对集体经济制度发生了动摇。实际上，农民还是拥护集体经济的，但他们不喜欢农业合作化以后的那种管理体制。“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则冲破了严重束缚劳动者积极性的旧的经营管理体制，建立了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新的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我国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沿用苏联集体农庄的体制（人民公社化以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除政社合一、三级所有以外，依然相当于高级社）。这种体制有两大弊端：一是集中统一管理，基本否定分散的家庭经营（家庭经营部分只有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文化大革命”中，还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打钟上工，集体劳动，干活一大片，人称“大呼隆”，许多人出工不出力。二是评工记分制度难以体现多劳多得。工分制是从苏联的劳动日制学来的。由于无法准确地测定劳动数量，多数是死分死记。有些社队搞死分活评又容易争执不休。实行劳动定额比较合理，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制定和检查执行情况都很困难，效果也不理想。结果，只能吃“大锅饭”。“大呼隆”和“大锅饭”严重地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引起农民不满。“包产到户”把他们解放了，解决了上述两大矛盾。第一，实行“包产到户”或“大包干”以后，农民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分散独立劳动，有利于适应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产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合理安排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合理安排作物布局和技术措施，合理搭配家庭的主辅劳动力，能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第二，抛弃了工分制的框框，农民的生产成果，扣除交给国家、集体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的部分以外，全部归农民自己，吹糠见米，清清楚楚。因此，农民均拍手称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这二十年，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快的时期。1997年和1978年相比，粮食增长62．1％，棉花增长112．4％，油料增长313．5％；奶、蛋产量分别比八十年代初增长四点五倍和二点七倍。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达二万四千七百零九亿元，剔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66％，是改革前每年平均递增速度的二点八倍。到1997年底，全国有乡镇企业二千零一十五万家，为农村富余劳力提供了一点三亿多个就业机会，改善了农村产业结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农村已经从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
毫无疑问，二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不能仅仅归功于家庭承包经营。在此期间，我们在农村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农副产品购销体制和价格改革，鼓励农民进入市场，等等，也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此，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营体制稳定下来，而且长期坚持不变，是完全正确的。
三
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关键是稳定家庭承包经营。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必须对农民家庭经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家庭经营，亦即农民个体经济，看作是农民贫苦的根源，并且认为，只有把家庭经营变为集体经营，才能使农民摆脱贫苦的境地。因此，便急于搞农业合作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不容否认，农民的家庭经营确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农民陷于贫苦的根源。在旧社会，农民贫苦，主要是由于存在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我国农村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不再交纳高额地租了，尽管还是家庭经营，农业生产却一度出现“古树开花”的新气象。农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增加了，相当一部分农户有了一定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农民开始改变“糠菜半年粮”的贫困岁月，生活有了初步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时，如果不急急忙忙改变允许农民劳动致富的政策，农民的生活会更好一些。
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优势的还是实行家庭经营的农场。这些农场由于有效地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又保留了便于经营、对市场反应十分灵敏的优点，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农场主的生活也是比较富裕的。由于农业生产面向市场和日益社会化，家庭农场也先后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良种培育、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先进农业机械的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农产品成本，也促进了多种经营。昂贵的、使用时间较短的收割机及其他专用机械可以租用（这种收割机“麦客”，在我国农村已经出现），水稻则无论播种、施肥、除草，都可以租用飞机来完成。认为家庭经营无法实现机械化的观念，已经过时了。
家庭农场会发生两极分化，这是我们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重要理由。当时以为，土地改革完成后，“趁热打铁”实现农业合作化，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是的，个体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发生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是指，一部分农民会集中比较多的土地，雇工经营，成为富农；一部分农民失掉了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变为雇农。但是，不论我国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过程都比较缓慢，发展也不平衡。旧中国，富农经济就不发达，土改以后，我党又很快采取限制富农的政策，农村两极分化的过程尤其缓慢，新富农只是零星地出现。1953年，对东北三省几个典型村的调查，新富农只占总农户的0．78％。但是，1955年以后，对农村两极分化看得过于严重了，并由此产生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批判“小脚女人”的错误。当时，对农村两极分化的认识并不十分清醒，批判“四大自由”时，有的把农民经商，群众互助性质的借贷关系，调剂性质的土地买卖，属于生产资料缺乏、丧失劳动力或劳动力调剂性质的土地出租，也都看作是两极分化，并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家庭经营，自然就非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不可了。
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必须对两极分化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在农村不能提倡两极分化（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也有所限制）。但是，由于我们在农村建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搞土地私有化；实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可以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国家又积极抓扶贫开发工作，有可能防止两极分化的发展。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现在，中国农村还有极少数没有搞“包产到户”的集体经济，只要农民愿意，应当允许他们继续搞下去，从中也可以积累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但是，就全国来说，必须坚定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绝对不能动摇，不能再回到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的老路上去。农村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包括办乡镇企业，实行农业产业化，扩大规模经营，搞活土地使用权流通，等等，办这些事业的时候，也不要试图改变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基础。农民说：“反对老合作，欢迎新联合。”这个新联合的特点，就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
第10版(理论)
专栏：
依靠科教发展交通
郭学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我们发展经济、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联系浙江的实际，交通事业的发展要真正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依靠科技、教育振兴交通上来。
交通事业的振兴需要科技和教育
交通事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产业，有其自身的特点。近年来，我们从实际出发，依照科教兴交的思路，作了一些探索：一是抓重点交通干线建设，先缓解后适应，实施“三八双千”工程。即在“八五”期间解决重要堵车点的基础上，首先重点建设杭州至各地（市）主要干线公路，从1996年开始用三年时间，改建扩建现有杭州至各地（市）国省道主干线一千公里，达到二级加宽以上标准，先缓解交通紧张状况；同时用八年时间，到2003年，建设杭州至各地（市）高速公路一千公里，组成第二个网络，基本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规划高起点，建设高标准，工程高质量。规划是龙头，规划要适当超前，立足于长远发展。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必须高标准，工程必须高质量，提高建设的技术含量和现代化水平，确保安全、畅通。三是实施成网成条建设，形成公路网络，发挥规模效益。四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养护，不仅要建好，而且要养护好，保持公路良好的技术规范。五是深化交通建设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交通建设从原来交通一家办发展到全社会办。
依靠科教兴交，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使交通事业焕发了新的活力。现在浙江交通的紧张状况已明显缓解，“八五”初期公路和水运的那种大堵车、大堵航的情景已不再存在。
发展现代交通事业，必须依靠两个根本性转变。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这几年在交通建设和管理中，我们已普遍开始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一是在公路、航道和港口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中，许多新技术、新工艺得到推广和应用，信息技术在交通工程规划和建设、财务、信息传输、运输管理、规费征收等方面开始得到较广泛的应用。二是推广应用了一批先进技术装备，使交通行业的技术构成与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三是随着交通事业的不断发展，交通职工队伍的职业技术素质也有了新的提高。到“八五”期末，全系统二十万职工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11％，比“七五”期末提高了五个百分点。据统计，“八五”期间，浙江交通行业科技进步对交通发展的贡献率已达到35％左右，1996年度该指标可达41％左右。
加快“科教兴交”的步伐，促进交通事业全面发展
一是围绕推进交通运输现代化，着重解决生产、建设和管理中的关键技术。组织科研攻关，加快新产品开发、装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优化工程设计，加强工程工艺管理和质量管理。既要研究、开发交通工程中的应用技术和推广国内外的先进适用技术，又要注重适合本地交通实际的运输组织方式、建设管理模式及相关政策规范等软科学的研究。既要解决当前交通生产建设和管理中的技术问题，也要为今后交通事业的持续发展储备科技能量，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使交通科技含量有较大的提高。
二是增加对科技、教育的投入。交通系统内应对科技、教育经费作出安排，争取每年有所增加。重点建设项目国家规定在项目经费中安排的和交通企业按规定应提取的相应的科技、教育费用，都要提足用好，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三是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交通科技、教育发展的新机制。不论是科研、设计、教育单位，还是建设、施工、管理单位，都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科研、开发、转化、推广新机制，逐步实现科研开发市场化、科研单位企业化、科技成果商品化、技术推广网络化，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科研改革新路子。
实施人才工程，落实科教兴交
实施科教兴交战略，促进交通健康、持续发展，需要组织实施交通人才工程，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组织职工进行岗位学习培训。每个职工都要在岗位上进行全面培训，针对不同岗位提出基本专业知识、业务水平的目标，要求限期达到，未能按期达到的则需交流岗位。已达到岗位技术要求的重点关键技术业务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应根据各自的工作性质，开展专业业务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再学习，拓展业务和科技知识面，熟悉同行业的先进技术，有的要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从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培养吸纳人才。一方面，通过办好交通系统内的专业学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吸纳全国各大专院校交通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同时，广招设计、研究、工程建设、质量、监理和教学等方面的专家，并为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积极创造条件。
造就骨干队伍。在提高职工整体素质的基础上，造就一批学科、项目带头人。他们不仅要政治思想好，乐于奉献交通事业，而且也应是公认的、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业务尖子。他们应该是本专业的专家，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功底，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能胜任交通运输生产建设中的技术工作，又能解决工程建设、运输、管理等方面的一些深层次、高难度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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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张阳升
《诗·大雅》中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总结人生历程、人才成长规律的话，意指没有人不肯善始，但能够持之以恒，做到善终的人并不很多。
这句话虽然语出几千年之前，但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有的也因为自己的工作有成绩而升任为主要领导，尤其是当上第一把手，身居高位、要位之后，或者自以为高明，自命不凡，以功臣自居，居高临下，独断专行；或者对群众的建议不屑一顾，对来自群众的批评不以为然；或者自我陶醉，自我膨胀，放纵自己，总觉得自己付出得太多而收获太少，生活太清贫。其结果便是由耐不住艰苦、贪图享受发展到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和名利，以权谋私，最终身败名裂。
众所周知，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在上级组织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之下走上领导岗位的，各级党组织也都是按照“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来选拔、任用干部的。职位的高低当然能够反映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反过来，被提拔、被重用，并不一定说明已经一劳永逸地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我们的干部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放在保险箱里的，他们总是生活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接触，受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思潮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占据高位、要位之后自恃高明，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就会失去自己成长的良好土壤———群众的监督与关心。因此，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党龄长了，职务高了，只能说明将接受更为严峻的考验。如果满足于被提拔、被重用，甚至在一片赞扬声中沾沾自喜，那么就会忘乎所以，自由放任，甚至以权谋私，走向邪路。所以，一个人在有了成绩，被提拔重用之后，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把成就作为新的起点，还是居功自傲、自命不凡、藐视一切，把功劳当成包袱背起来，这是决定一名领导干部进步还是倒退的分水岭。
应该明白，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即使初步形成了，要牢固地树立和保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长期不懈地坚持改造主观世界，坚持党性锻炼。为此，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既从总体上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又从各自工作的领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系统钻研和理解，尤其要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其次，要坚持到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经风雨，见世面，砥砺思想，磨炼意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只有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才能做到“日新月异”。可以说，保证领导干部的健康成长，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谁也没有灵丹妙药，锦囊妙计，而只能像毛泽东同志讲的那样，“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否则，一个人如果固步自封，淡漠实践观点和群众观念，对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缺乏现实的紧迫感，就难免要跌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难堪与尴尬。
总之，我们要坚决按照中央的要求，树立“用人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的观念，把握大局，全面、正确地看待领导干部，大胆把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放到重要岗位上来，并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为各级领导干部严于律己、大干事业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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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理论武装工作园地
学习出版社
出版学习邓小平理论图书有成果
本报讯 学习出版社作为面向全国宣传思想战线的综合性出版社，在落实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中，按照“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好作品”的要求，重点出好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的图书，并取得显著成果。
学习出版社建社以来，始终坚持把出版学习邓小平理论图书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几年来，出版社为落实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相继出版了中宣部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及中宣部编辑的《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中宣部宣传教育局和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合编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为人民服务》，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学习纲要》等重要学习用书，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全面、正确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全面、正确地领会和掌握党的十五大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该社出版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图书还有：《学习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省部级党委（党组）学习中心组理论学习经验交流会材料汇编》、《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文集》、《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学习概要》、《世界的反响———国外人士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大事记》、《邓小平研究著作总览》等。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出版社还将出版共有十八册的“学习邓小平理论丛书”。除了图书之外，还出版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统》（计算机软盘）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录像片）。
为了反映干部群众从实践的角度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成果，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学习出版社还出版了“理论随笔丛书”。已经出版的有：龚育之著《论旗走笔》、于宁著《大好时光忙些啥》、李君如著《书畔感悟》、梁衡著《传媒新论》、周锦蔚著《变革中的静思》、施芝鸿著《改革潮头雪浪花》、史仲著《党建因此天地宽》等。这套丛书有的直接论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等，更多的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实践问题或认识问题进行理性分析。
学习出版社出版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图书，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成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权威性辅助材料，被列为新华书店的常备书目，自1995年出版发行以来，已先后加印三十余次，共发行一千二百四十多万册；《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行一百七十多万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发行七十多万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学习纲要》在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内发行二百多万册。
（薛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