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历史命运和当代创新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
  王东
  举世闻名的大音乐家贝多芬,有一首动人心弦的传世之作,就是作为第五交响曲的《命运交响曲》。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鸿篇巨著——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北京出版社1996年出齐,当年又出修订第二版),也是一部内容独特的“命运交响曲”。它以极其丰富的科学史料,生动具体地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个半世纪中的历史长河,评说着这一哲学的历史命运,讲述着这一哲学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前进与曲折、困境与希望。
  研究对象的独特把握
  作者研究的对象是上自19世纪40年代下至20世纪90年代这1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开始,一直到战后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大曲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在这里,理论思维的注视焦点,自始至终地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部分,即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同时,八卷本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层次的理论外延:科学认识论、自然辩证法、军事辩证法、哲学史科学、逻辑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美学、人学等等。
  作者首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流,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革命导师把新的哲学世界观与历史时代相结合的主导作用。八卷本还为这些导师的战友与学生,描绘了一幅幅群英谱。对于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思潮流派,也作了跟踪探察。历史上的种种错误思潮的哲学基础,也列为研究对象,如19世纪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哲学根源。这样勾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再是孤零零、干巴巴的领袖人物史、经典著作史,而是一株活生生的当代人类哲学认识的大树,主干突出而又枝叶繁茂。
  对于过去所说的经典作家、经典著作,都应当视为历史人物、历史文献,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其中包括具体分析他们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具体分析他们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遗留的问题。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夸张,容不得半点个人崇拜。斯大林哲学著作的历史作用和根本缺陷,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和晚年的重大失误,八卷本都试图作出比前人论著更为具体的客观分析。
  历史长河的总体再现
  按照什么样的总体框架来把握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走出了一条综合创新之路,这个新框架的特点是“双线一体”、“四大部分”。“双线一体”,就是“时间—地域”双线一体式的阶段划分与总体把握方式。“四大部分”,一是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欧的形成期。这一部分是全书的前三卷,堪称一部相对独立的重头戏。二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苏联的传播发展期。贯穿这里的思想脉络,是“一个中心”、“两大阶段”。“一个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两大阶段”,是以十月革命为分水岭,其中第四卷写的是十月革命以前列宁主义哲学的初步奠定;第五卷写的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过程与面临问题。三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创造性发展。这一部分为全书的六、七两卷,中国人写中国事,读起来倍感亲切。头一卷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问题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后一卷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相结合,其核心内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代表人物是邓小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四是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世界东西方各国的传播与发展,这就是第八卷,其中心问题是如何探索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尽管经历了许多不同发展阶段,传播到众多不同的民族国家,展现异彩纷呈的众多分支学科、学术思潮,然而,在这纷繁复杂的旋涡支流之中,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主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不断地结合于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各个民族的新国情。这“两个结合”的精神气质,乃是马哲史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红线,统摄全局的普照之光,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
  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大体区分为“三个50年”。“第一个50年”,是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历史处于上升时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时代课题,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两大发现,为回答这一时代课题打下了理论基础。“第二个50年”,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突出的两大时代课题是科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特别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时代、新的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个50年”,是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旧时代,逐步让位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科技革命与体制革命成了两大时代课题,怎样通过改革开放根本抛弃已经僵化过时的战时体制,探寻适应新时代、新国情的新体制,成了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创新
  经过第二版认真修订的第七卷最后一章,以画龙点睛之笔,全面、具体、深入地论证了邓小平理论对于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理论贡献:
  第一,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新形势下得到重新确立和重大发展;
  第二,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改革开放树起了一面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
  第三,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抛弃“以阶段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第四,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深层的哲学基础;
  第五,邓小平重新明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一致是中国大局;
  第六,邓小平提出了别开生面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与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的统一,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第七,邓小平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目标模式;
  第八,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以党的领导与加强人民监督相结合、反对官僚腐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为思想主旨;
  第九,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两手抓的方针,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第十,邓小平首倡“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指明了一条大道。
  掩卷长思,可以启迪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江泽民同志提出的重要科学论断:“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找到邓小平理论的源头活水;而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我们更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

  用整合观点看
  社会稳定问题
  陈瑶
  现代科学认为,社会的分化总是先于结构的整合,社会结构的愈益复杂化及其构成要素的异质性多样性丰富化正是一个社会体系成熟的标志;并且,社会结构越分化,社会各部分、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就越强,社会便越具有整合能力,社会亦越容易被控制。与此相反,社会的失控和无序一般都发生在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时期,特别是在社会快速分化而社会整合机制荡然无存时,情况尤为明显。
  我国改革开放近20年来,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社会也还存在不少矛盾、不少问题。从长远发展看,社会稳定问题是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的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从我国目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看,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长期动荡和经济水平严重衰退那种阴暗的前景。但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持续稳定这个理想前景,并非易事。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社会局部动荡、贫富差别继续拉大这两种局面并存和交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由于改革的重心已放在调整社会深层利益结构方面,所引起的社会分化明显朝着利益分化方向发展,所以,社会群体结构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经济增长决定论,还是政治控制万能论,都是行不通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公平、共同富裕和稳定;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控制也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社会改革时期的不稳定问题,需要一整套措施和步骤,以下问题尤其要处理好:
  (1)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转换政府的管理职能,使企业真正成为“四自”的经济实体和独立法人。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削弱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其实,这会更利于政府发挥自己的宏观调控作用,更有效地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性。实践证明,政府过多地干预社会各方面的活动,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而且由于包袱过重,管了许多管不好的事,严重妨碍它的正常职能的发挥。
  (2)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国有企业的产权,保护国家利益,阻止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发挥国有企业在发展经济和维护经济秩序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目前,经济秩序的混乱表现之一是企业产权关系模糊、公私难分。各种腐败犯罪现象、国有企业亏损面大、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家财力下降,都与此有关。因此,合理界定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有效运作范围,明确公私的界限,至关重要。这既可以使国家集中财力抓好基础公益部门的建设,保证经济稳定,又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使经济保持旺盛的活力。
  (3)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政府的社会声望,增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社会稳定都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来维持。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相互制约和独立发挥各自的作用,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加强政府的廉洁自律,坚决惩治腐败,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形象、凝聚力所要求的,而且是一个政权的社会管理功能正常和强有力的标志。因此,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更艰巨的反腐败任务,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社会财富的控制者。
  (4)尽快实现由行政整合机制向法律契约化整合机制过渡,提高社会自身的协调组织整合能力,使社会自觉用法律手段自我解决因分化迅速而引起的冲突、无序、混乱问题。为此,要加快社会基层组织、中层组织、民间组织等各种非政治性组织的规范化、合法化、制度化发展步伐。
  (5)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和道德觉悟,引导全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健康的社会文化氛围,防止道德虚无、精神颓废等不良现象的滋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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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透视

  股份制改革要解决好四个问题
  张汉民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关于股份制究竟是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纠正了一些人把股份制视为是资本主义专有物的错误观点。毫无疑问,实施股份制,对于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它可以拓展融资渠道,改变企业过去单一的融资手段,创造企业直接筹资、融资方式。又比如,它有利于企业相互间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等资本经营活动,盘活国有资产,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等等。可以预料,随着党的十五大精神贯彻落实,股份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那么,如何才能充分利用股份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转换国有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加快企业内部的改革呢?在当前必须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深入认识股份制改革在转换企业经营管理机制上的重大作用,确实练好企业“内功”,发挥股份制这种新型机制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势。股份制改革应是增量投资与存量调整并举,以存量调整为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及货币政策。要利用股份制改造的契机对我国国有经济资产存量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建立一批规模较大、管理规范、有一定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要严格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组织形式规范企业内部组织机构,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司其职,真正起到权力制衡作用,而不是形同虚设。
  二、真正实现法人实体的治理结构,产权明晰,政企分开,为企业的良性运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应当转变政府职能,更多采用经济手段、市场手段促进股份制的发展,而不能太多采用行政手段加以干涉。应当把政府作为职能部门的作用与企业作为法人实体的行为分开,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使国家更好地发挥其间接、有效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要明晰企业的产权问题,确定对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包括出资人对企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和企业法人对资产的法人所有权,明晰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促使企业建立起使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激励、约束机制,把政府当成是一个出资人履行其义务及享受其权利。实现按出资额分配利润的分配机制,逐步推进国有股、法人股的正常流动,使国有资产在正常的流动中实现资本的保值与增值。
  三、积极稳妥推进相关的法制建设,保障市场发展的有序化、公平化、公开化。对于已实施的《公司法》自身所显示出来的不足,如有些概念和条款不明确等,必须加以明确、补充乃至修订。除《公司法》外,配套的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约需要30多个,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出台,原有的部门规章制度也需要配合《公司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以构建一个以《公司法》为核心,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框架的法律体系,保障股份制规范运作。
  四、抓紧社会相关配套措施的建立和实施,如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使企业能够放下包袱,减轻不必要的负担,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出更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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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研讨会
  王克迪
  不久前,中共中央党校、大同市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理论研讨会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
  会议研讨的主要议题有: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内容、可持续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城市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进一步开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和对各级党政干部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等。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就以下几点达成共识:把可持续性和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需要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应当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和21世纪议程重新审定我国的城市规划、产业结构等重大方针政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当有全球眼光和长期努力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正确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发展与可持续性以及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会议专门就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广泛开展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教学和有关的合作研究问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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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史及社会变迁”研讨会
  德芳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与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及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日前在重庆举行。
  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开始复苏,且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发生密切联系,迅速形成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史的研究体系,应该是个案和专题研究相结合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的对象上,应突破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朝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人口、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发展;在研究的方法上,应引进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史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实证研究较多,但研究手段落后。在会上,与会学者着重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及西南地区的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革命根据地社会变迁中的作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的离村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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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
  李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主办、国家计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许多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出席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比较。与会专家分别就中国经济的国际比较和世界经济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作了专题演讲,并介绍了OECD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信息。
  与会专家对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形成的历史原因、所带来的机遇、尚待解决的问题和各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深入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到2020年,以购买力计算的中国人均收入将提高1/3。专家指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由于贸易增长、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等原因,有了进一步加强,这给未来经济更加密切的合作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也为世界各国优化资源配置、开拓规模经济、增加就业和提高盈利水平创造了机会。
  有些专家就中国经济进行了角度新颖的国际比较。他们说,在过去近20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由于中国的统计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在国际可比意义下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计量和比较还不理想。大多数专家认为,根据国际可比性,中国具有一个比通常理解的更大规模的经济。
  有专家提出,从长期来看,导致经济增长有4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是:(1)技术进步;(2)物力资本的积累;(3)人力资本如技能、受教育程度、组织能力的改进;(4)单个国家经济通过商品和劳务的贸易、投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密切。还有3个其他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规模经济、结构改变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或丰富。
  有专家认为,自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增长。它生产了世界GDP的12.9%,拥有世界人口的20.9%。中国在大型经济中实现了最快的增长,它已成功地走向更加开放的市场导向经济。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转轨显然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增长,它也能够继续快速增长,因为它仍然是一个低收入、低生产率的经济。在这种状况下的国家,如果其政策适当的话,拥有实现迅速追赶和不同寻常的快速增长的巨大机会。
  有的专家在专题报告中进一步从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定量比较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改革前后发展的实绩阶段,展望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前景。他们认为,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黄金时代,就效率而言,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实效。企业建立了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有相当大的改善,生产率有很大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特别迅速。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经济开放刺激了竞争,发展了经济,改进了质量,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
  同时,他们也指出,中国也遇到不少经济问题,例如,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政府财政收入从1978年GDP的大约1/3下降到1996年的11%。由于通过国家银行向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贷款,因而导致财政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由于它们一方面承担着巨大的社会保障义务,向工人提供住房、教育、保健甚至失业保障,另一方面不能解雇多余的工人。创造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中国应注意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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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正确处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李德顺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正确处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一书,作为“八五”国家课题的成果,是由王继宣教授主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社教研室集体完成的。作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抓住世纪之交我国社会这一普遍而重大的课题,以对历史和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开展研究,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该书重视理论结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它从我国快速、全面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形成与变化的条件、根源,表现的形式、特点和类型,多种矛盾的内外部关系,正确处理矛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直到当前需要特别处理好的几个突出问题等,都有较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全书注重现实针对性。对一些比较尖锐而且争议很大的问题,如私营业主的阶级归属问题,贫富差距以及腐败等问题,逐一依据具体情况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书中提出“日常生活型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等等,都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论证。同时,作者对于这些富有新意的问题的回答,始终自觉地把握了一个价值导向: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对于无论怎样尖锐和敏感的问题,作者的思考和回答都力求是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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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新编》
  万达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面貌。然而,这两部分理论内容是如何综合统一在一起的,其内在逻辑依据是什么?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与当代哲学对话,其活力何在等问题都是理论界近些年讨论的热点问题。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以陶秀璈为主编、陈韵为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新编》对以上问题作了有益探讨,成为目前国内哲学原理教学中颇有新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一。
  该书在恩格斯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哲学基本问题概括为包括思维对存在的本原关系、思维对存在的认识关系以及思维对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价值关系三方面关系在内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种概括充分注意到了当代哲学中主体性原则、现象学方法、语言分析活动等种种特点,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视界与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对话性。《新编》以哲学基本问题为线索,从第一性问题、同一性问题、客体对主体的意义问题三个方面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基本问题的回答。在篇章结构上除绪论外设立了存在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从而形成了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结构。
  该书还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该书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也做了多方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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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品质量学》
  宁生录
  最近,高成著的《人品质量学——人的质量理论与调控方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借鉴研究产品质量的原理与方法,根据人的质量特点,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赋予我们目前常见的人的素质或人口质量以新的内涵,独树一帜,提出了与“产品”、“产品质量”相对应的“人品”和“人品质量”的新概念,并建立了理论体系。全书紧紧围绕人品质量的主线展开,书中既有宏观论述,也有微观阐明;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图表、事例、数据,还有作者亲历体会,使该书不仅具有学术性、现实性,而且具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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