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仁者爱人，仁者寿
——记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
施晓慧
８月２８日，北京友谊宾馆的翠竹厅内济济一堂，洋溢着融融温情，国家外国专家局在这里为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先生举行８０岁寿宴。农业部副部长刘成果特赠一尊老寿星楠木雕以贺寿，外专局领导则送一幅百寿图以祝福。一位曾陪同过他的女同志非常动情地祝福道：仁者爱人，仁者寿！
原正市先生，一位来自日本北海道的普通农业技术人员，何以得到中国人民如此的厚爱？
原正市先生的贡献，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推广了水稻旱育秧技术。这项技术发源于北海道，它能使水稻变得抗寒、耐旱、高产。就这几条优势，使我国广袤的三北平原，水稻亩产超过了千斤，水稻种植面积以每年数十万亩的速度扩大。许多过去以粗粮为主的产粮区，变成了优质大米的高产区。１６年来，随着原正市先生的足迹，这项技术不仅惠泽三北农民，而且已向全国２６个省、市、自治区推广。北方人已普遍吃上了香糯可口的东北大米。
原正市先生把他在中国的经历，仔仔细细地记在了十几个小本子上。谈起那一切，他就像中国农民一样质朴无华。
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１９７９年６月底，年过花甲的原正市先生随一个日本农业技术访问团参观了辽宁铁岭的汛河公社。他第一次见到中国的水稻，很想知道水稻根系生长和土壤情况，于是像往常一样，脱下鞋袜，光脚进入了稻田。接下来发生一件原正市意想不到的事：回到公社办公室，有人拿来崭新的毛巾、脸盆让他洗脚。原正市说，水温调得非常舒服，他刚把满是泥巴的脚放进水里，一个４０岁模样的干部就弯下腰不由分说帮着洗起来。他说，从记事起，只有小时候父母给洗过脚，后来就再也没有过。这件事使他一想起来就十分感动。他说：“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替这个热情的国家做点什么事。”
不到３年，他果然来了。１９８２年４月，他接受了日本花甲协会的派遣，自费到黑龙江海伦县传授水稻栽培技术。当时那里的生活、卫生条件很差，他一周和农民一起工作５天，最热的七八月，他连续２８天没有洗过一次澡，还拉了３个月的肚子，体重从５５公斤直掉到４０公斤。但是，那一年旱育秧种植的水稻，亩产从原来的２００公斤跃到了５５０公斤。这在当时的黑龙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产量。农民丰收时喜悦的笑脸，把原正市先生的心都融化了。他说：“我的愿望就是要帮助农民高产丰收。看到他们收获时的笑脸，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一年，他度过了在中国的第一个生日。海伦人送给他一尊老寿星雕像。那年他已６５岁。
原正市先生一发而不可止，他先后４０余次来中国，到２６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６０多个县推广水稻旱育栽培技术，累计工作时间超过１６００天。全部是无偿服务。熟悉原正市的人说，他每次来到中国，一下飞机立刻要求下田，到了田头，转眼间他就换好了自备的工作服、高腰靴，稀里哗啦地进了田，摸秧、抓泥，就像一位中国老农耕作在自家田里一样认真。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农民们有的叫他“老原”，有的就干脆叫他“洋财神”。他也喜欢把自己推广旱育秧技术的几个重点地区称为他的新故乡。他说黑龙江海伦县是他的第二故乡，河北隆化县（旱育秧的“优等生”，１９万亩水稻平均增产５０％）是第三故乡，湖南浏阳县（北方的旱育秧技术第一次在长江以南试验成功，为在中国水稻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准备了条件）是第四故乡，广东三水（使这项技术成功地贯穿了我国南北）是第五故乡。他在生日宴会上说：这１６年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辉煌的。１６年中我不断地遇到新问题，不断地想办法解决。正应了一句日本的老话：“人生六十从头学。”
目前，旱育秧技术在中国的推广面积已达１．４亿亩，增产幅度平均在３０％以上。有人算过一个账，其中，仅１９９６年，这项技术就使水稻增产５０亿公斤。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农业的贡献，原正市先生在中国接受的荣誉先后有：海伦县荣誉公民称号、黑龙江省荣誉公民称号、中国农业部授予的中国农业奖章、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的友谊奖、中国总理李鹏授予的荣誉证书、中国国家科委授予的国际合作奖。今年７月受到中国总理李鹏的亲切接见。去年８月，中国外国专家局在他的家乡岩见泽市立了一尊原正市先生的铜像，今年９月，他的另一尊铜像将在中国的湖南浏阳揭幕。
在祝寿宴会上，原正市先生激动地说：“这是我作为一个水稻技术员长年为社会服务得来的结果。现在，当我回顾一生时，我可以挺起胸膛说，我的人生无怨无悔。”已入耄耋之年的原正市先生现在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中国通过旱育秧增产部分的粮食产量能尽快赶超日本现在的稻谷总产量。
离开老人，已是华灯满街。老人的情怀令我感动不已。我禁不住在心中一遍遍默诵：仁者爱人，仁者寿！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阿拉伯国家逛书摊
齐前进刘一虹
笔者曾在阿拉伯国家羁居多年，因嗜阅成癖，闲来喜逛书市。那些轩敞、考究的高档书店，是我经常徜徉之处。但最让我留连忘返的，是街头巷尾的书摊。在这里，不但可以寻到好书，还能体验阿拉伯的风土人情。
阿拉伯的街头书摊多姿多彩，或位于热闹喧哗的广场，或居于深街小巷、有天棚翳阳的传统市场，书籍整齐排列在人行道上，或置于依墙而立的木柜中。有页卷脆黄的旧书，也有出版不久的新书。有小说、诗歌、课本，更多的是《古兰经》经注学等伊斯兰教典籍。我曾在书摊上购得６０年代刊印的古阿拉伯人著名的《悬诗集》、７０年代出版的巴哈尼斯教授著的《伊斯兰艺术美学》等难得的珍本，其时颇有“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的感慨。
书摊前人头攒动，比肩继踵。有衣冠楚楚的老者，有背书包的学生，还有如我一样的外国人。摊主多蔼然悦色，有问必答。书价一般低于高档书店，还可讨价还价。人们往往可在摊上寻到已不再版的旧书，或市场脱销的新书，价格又很合算。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他的藏书主要来自书摊，一是价钱便宜，二是摊主有办法弄到他需要的书。
在埃及开罗大学对面的奥尔曼公园围墙附近，书摊林立。一位名伊哈卜·凯米勒的摊主还是大学毕业生。他告诉我，摆地摊卖书成本低，可省下一笔租店或开店的费用。而此地有开罗大学的很多学院，还有不少中小学校，低价的课本销路看好，生意颇佳。
伊哈卜说，书摊摊主都有自己进书的渠道。有的来自亡人的藏书，有的源于旧货店和其他露天市场，有的从废纸收购站弄来。书摊的书价远比正规书店低。现在书价飞涨，谁不想买些便宜书呢？当然，书摊也面临竞争，不如专科书店种类全、新书多，不易满足很多人需要。书摊没有经营新书的优势，因为进新书的途径与正规书店无二，售价肯定不菲。
摆书摊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人穆罕默德·沙尔比尼介绍说，埃及书摊的历史在阿拉伯国家中最早，始于本世纪４０年代。当时，埃及还在英国人托管下，一些人在开罗市繁华的植物园围墙附近摆摊售书，因无照经营，被市政当局处罚。摊主不服，告到当时的国王穆斯塔法那里。后来，内政部颁发执照，把书摊固定在植物园围墙附近。顾客主要是英国人，埃及人也不少。摊主从犹太人出版商处搞到书籍，还经常打听哪位大学者谢世，以便收购他的藏书。他记得许多知名作家，如阿卜杜·西德基、阿卜杜·拜戴威、赛义德·卡特卜都曾光临他的书摊。
穆罕默德老人深情地说，他很爱惜书。书卷屈居地摊，但他从不用脚拨弄书。老人的话使我想起，阿拉伯人是个注重知识、尊重知识、运用知识的民族。阿拉伯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说：“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学者的墨汁贵过殉教者的鲜血”。阿拉伯人还有许多嗜书成癖的历史佳话。公元９世纪，阿拉伯人从中国学会造纸术，书随纸的传播而诞生、鼎盛。史书记载，９世纪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有１００多家书商。书店除售书外，也是抄写、书法和艺术中心。许多学生以抄写书稿维生。巴格达有公共图书馆３６所，私人图书馆更不胜枚举。拥有浩繁卷帙，成为社会时尚。一名医生拒绝了一位地方官的迁居邀请，因为他的藏书非４００只骆驼不能搬走。一位名瓦基德的王公死后，留下６００箱书，每箱要两名壮汉才搬得动。另一位王公“萨希布藏书之多，可与当时欧洲所有图书馆的总和匹敌”。此外，阿拉伯人创制了无与伦比的书籍装帧艺术。他们在皮制或纸制书籍封面，以压型、涂漆缀满繁复的植物枝桠、阿拉伯书法和几何图案的纹样，金光耀眼，美轮美奂。
当笔者回到国内，信步在京城的书摊时，脑海里又浮现遥远的阿拉伯，那里有别具一格的书摊和笃学不倦的人民。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瑞士将怎样回答
江建国
凡是到过瑞士的人，对那里的崇山峻岭不会不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峰在这里并不稀罕。７００多年来，瑞士联邦的公民们离群索居在欧洲屋脊阿尔卑斯山上，与牧场、冰川、峡谷作伴。也许是由于自然环境的陶冶，瑞士人的性格也像那寂静的群山一样沉默寡言、保守谨慎，不大过问山下世界的变迁。瑞士不愿意加入联合国，不愿意加入欧盟，也不愿意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它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１６４８年宣布的、１８１５年得到国际承认的永久中立地位。多少年来，瑞士以其悠久的民主和人道传统著称于世。在人们的印象中，瑞士在国际上的品行一向可以纳入优等之列。
在决定人类文明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也持中立态度，没有参加这场战争。但是，最近集中披露的事实表明，瑞士在这场战争中的某些所作所为却极不光彩，与它的“优等”形象大相径庭。它收购纳粹德国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国库储备黄金，为其采购侵略战争物资提供高达数亿美元的硬通货；它明知犹太难民在德国是死路一条，却残酷地下令将数万犹太难民遣送回德国；与此同时，德国犹太人转移到瑞士银行的财产，它却照收不误，只是不但不付利息，反而要收取高额管理费；它大量廉价收购纳粹掠夺来的艺术品、首饰，甚至包括死在纳粹屠刀之下的牺牲者的金牙，大发横财；它在战争中开足马力为希特勒生产军事装备；它放手让希特勒利用瑞士的铁路运输战争物资和苦工。人们都知道纳粹德国在犹太人身份证上盖的那个Ｊ字母（犹太人的德文缩写），岂知这原来是应瑞士当局的要求而干的……今年５月初，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艾岑斯塔特领导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发表长达５００页的报告，尖锐地指出，瑞士在二战中实际扮演了纳粹德国“主要银行家”的角色，其所作所为“延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瑞士的所谓中立是“不道德的”。这个报告震惊了世界，当然更震惊了瑞士。
其实，这里披露的事实大部分都不新鲜。早在战后初期，瑞士在二战中的立场就受到过质疑，但瑞士当局阻挠调查的深入进行，并极力淡化其影响。５０年代，历史学家路德维希调查战前及战争中瑞士的难民政策的报告、有关瑞士“中立”的真相的邦茹尔报告都被束之高阁。至６０年代，作家迪格尔曼依据路德维希报告写出了小说《遗产》、政论家海斯勒发表了题为《船满了》的有关犹太难民命运的调查性报道。然而瑞士却以他们是左翼知识分子为由，把刚刚兴起的议论压了下去。而涉及到金钱，瑞士政界和银行界更以“银行秘密”为由，讳莫如深。今年７月下旬，在国际社会不断增大的压力之下，瑞士匆匆忙忙在２７个国家的大报上发表了近１８００个名单，征寻其下落。瑞士首次打破银行保密的传统，很受国际社会重视。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份名单极不严肃，不该有的也上了名单，例如一个德国的男声合唱团的存款竟然也列在其中。人们还怀疑，其中有的是纳粹分子的户头，而真正属于犹太人的户头可能连１／５都不到。
问题的症结很清楚，瑞士至今没有痛下决心清算自己在二战中与纳粹沆瀣一气、为虎作伥的行为和立场。揭露银行企图销毁历史文件的克里斯托弗·梅里被诬为“叛徒”，无法在瑞士容身；主张认真反省历史的政论家穆士格不断收到恐吓电话；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片在某个城镇竟被从电缆电视节目中剔除。著名右翼人士、百万富翁布洛赫尔甚至声称，那一切都是国际犹太组织对瑞士的“敲诈勒索”，是企图“摧垮瑞士金融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云云。他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声称，“我们要说：不！不！不！”
５０年前的历史追上了现代的瑞士，一向沉默的群山失去了寂静。正像许多犹太受害者的后代所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金钱，而在于寻求正义。穆士格在其文章中沉痛地指出，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剧发生的时候，瑞士不曾有过不眠之夜。现在是瑞士人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他说：“我们不仅是要弥补些什么，而是终于要做些事情了。”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的社论说，除了清理历史问题之外，瑞士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在财政和经济上与世界密切地结为一体，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却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这行得通吗？
瑞士的群山，你将怎样回答？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约堡街头的“纪念墙”
温宪
自今年５月以来，约翰内斯堡街头出现了一面不同寻常的“纪念墙”。
“纪念墙”位于进入约堡市内要道扬·斯马茨大街和恩派尔大街的交叉路口处。这原本是一面很普通的临街护墙，上面曾乱七八糟地贴满各种广告和被肆意涂鸦。现在它成了一幅充满着肃穆、令人平添几分沉重的画卷：７７米长的墙面被用不同颜色画满了大大小小的头像，他们都是这座“凶杀之都”犯罪浪潮的牺牲者，每一个头像的下面都标明着他们遇害的日期。恰如掩饰不住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留恋，每一个头像都在睁大着眼睛观望着依旧日出日落的约翰内斯堡，绝大多数头像的面部还露着美好的微笑。
那个星期天的早晨，约堡街头静谧得像是还未从睡梦中醒来。我独自一人来到了“纪念墙”前。一遍遍地与每一个头像的目光对视着，体味着那目光中透露出来的千言万语。他们中的一些人仅在两三个月前还同别人一样沿着这条大街匆匆赶进约堡城。
９７个头像有着９７个不同的故事。他们中最长者８２岁，最幼者仅５岁。他们中有白人，有黑人，也有华人；有南非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中有医生、商人、学生、警察和天真幼稚的孩子。他们的背景如此不同，但又同为社会犯罪的受害者。８２岁的休斯曾是南非体育界的名人，１９３９年时曾三次带领南非国家足球队到英伦三岛绿茵场上拼搏。犯罪者才不管你的历史有多么荣耀，在去年发生的一次入宅抢劫中，休斯应声倒在犯罪者的枪下。６１岁的贝瑟海姆是南非一流经济学家，今年５月１日在一次武装抢劫中遇害身亡。在此之前，他已三次经历类似抢劫。贝瑟海姆的遇害在南非工商界引起了极大震动。７５岁的老妪伯恩丝去年１１月３日正在家中给海外朋友书写圣诞贺卡时被犯罪者入室强奸后杀害，随后被丢进了院内游泳池中。５岁的埃布希姆是在去年发生的入室抢劫中先被犯罪者用板球拍殴打数次，后被用一条毛巾勒死。今年４月１７日下午，８名武装犯罪者进入约堡市内一家批发店打劫，３１岁的莱韦为了保护他的父亲被抢匪开枪打死。
莱韦的不幸直接导致了约堡“纪念墙”的问世。莱韦死后，他的朋友们忍无可忍，找到了《星报》编辑部，要求以某种方式对这种残暴的犯罪行为予以曝光。作为一家大报，《星报》版面上每日可见此类犯罪事件的报道，并为社会犯罪问题组织过民意调查、上书陈言等多次活动。这一次《星报》的编辑们突萌一念，想出了在墙上画出死者头像以警醒政府采取有力行动打击犯罪的主意。南非是一个被严重社会犯罪问题扰得如坐针毡的社会。这个多少有些新奇的想法一问世，便立即得到了响应。约翰内斯堡艺术基金会约２０名学生欣然拿起画笔，将索得的受害者照片一一临摹为大大小小的头像。在这些无偿做画的学生笔下，一面普通的街墙终成一幅凝结着愤怒、同情和哀痛的画卷。许多人在这面墙下献上了一束束鲜花，多愁善感的中小学生以此墙为题做出了诸多感人的诗篇。“纪念墙”的诞生产生了出乎预料的社会震动效应，《星报》的策划者们又再接再厉，于今年６月后开始在位于索韦托地区的巴拉瓜纳医院围墙上组织绘制约堡第二面“纪念墙”。
然而，南非毕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就在笔者踏访“纪念墙”的当天下午，两位同为２２岁的青年提着油彩来到墙前，他们涂去了墙上的一些画像，刷上了一幅即将举行一次“狂欢聚会”的广告，广告的主题词便是“享受今天”。面对众人的目瞪口呆，他们两人解释说，狂欢聚会会使人们更为振奋。肃穆遭到了调侃，《星报》的杰作被打了折扣，这面墙的命运也因此恍惚起来。但它毕竟表达过约堡人希望安宁生活的心愿。（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勇敢者的游戏
张仓吉
阿卡普尔科是墨西哥太平洋沿岸一座美丽的海滨旅游城市。在阿卡普尔科，墨西哥朋友对我们说，“不去克夫拉达看跳水，等于没到过阿卡普尔科”。“克夫拉达”在西班牙语中是悬崖的意思。跳水者要从３５米高的悬崖峭壁跳入两座悬崖间狭小的海沟，没有勇敢和冒险精神是不行的。开始时，它只是个别年轻人的冒险游戏，后来渐渐和旅游业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个城市最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表演项目，至今已有６０多年的历史了。
太阳西下，习习海风吹散了一天的暑热，我们随游人来到位于阿卡普尔科湾北端的克夫拉达悬崖看台。从悬崖看台护栏往下俯视，两座悬崖间只有一条细狭的海沟，宽处十余米，窄处仅五六米。汹涌的激流不停地在海沟间奔腾，波浪有节奏地拍打着崖壁，涛声轰鸣，令人目眩心惊。夜幕降临时，游客已经挤满了悬崖高、低看台，人们的目光注视着对面悬崖。
表演悬崖跳水的６个人都是２０岁左右。他们手持火把，沿着石梯从我们身边走下来，人群中响起掌声和鼓励声。走到最下面一个看台，他们翻过护栏，下到崖底，跃入激流，奋勇游向对面的悬崖。抓住对岸隆起的礁石后，他们一个个像山间的羚羊，陆续择路攀上３５米高的崖顶。在他们奋力攀登时，我们真为他们捏一把汗。尽管心里知道他们已经多次攀崖，但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徒手攀登悬崖是要有勇气的。
他们在崖顶圣母像前一番虔诚祈祷之后，各自站到自己的“跳台”上。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有的观众比表演者更紧张，几乎吓得透不过气来。乐曲声起，他们先后飞起身来，一个接一个地跃入湍急的波浪中。每当表演者从水中冒出头来，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发出“布拉沃”的叫好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表演中，６名勇敢的青年人依次为观众表演单人跳水、双人跳水和三人跳水。最后一轮是三人手持火把跳水，他们站在悬崖“跳台”上，用黑布当众将双眼蒙住。这时灯光熄灭，悬崖上只见三支燃烧的火把。当他们纵身跳下时，三支火把如同流星从上而下划过空中。等他们三人安然无恙游出水面时，游人又一次释怀，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大概有人会以为，高台跳水运动员只要胆大心细，届时即可在此一试身手。其实不然，克夫拉达悬崖虽陡峭，却不与海面壁立，表演者不能垂直跳下，而必须飞身跃出，避开海沟边明岩和暗礁，否则将粉身碎骨。因此，墨西哥人又将阿卡普尔科悬崖跳水称之为“死亡跳水”。
表演结束了，游人还不急于离去。他们要等勇敢的青年上岸，要与他们拥抱合影。
阿卡普尔科有湛蓝的海水，松软的沙滩，灿烂的阳光，翠绿的椰林，有绚丽如画的热带风光，但唯有它的悬崖一跃令人铭心难忘。（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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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茶风西渐入巴西
吴志华
巴西圣保罗是一个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世界各国移民汇集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世界各地的传统和文化。品茶，这个古老的东方文化，近年来也在圣保罗悄然兴起，形成了南美洲人饮茶、品茶的独特风韵。
圣保罗的娜维萨茶室是一家老店，经营茶点１９年了。跑堂姑娘穿着印有方块字的服装，在格列高利宗教音乐声中款款向客人敬茶。这家茶室供应１４种茶，随茶点用的小食品非常丰富，有３０多种，其中有各式面包、果冻、炸鳕鱼丸子、虾仁、鸡丁、柠檬饼、冰淇淋等。收费按人计算，客人只要进屋落座，就可随意点用，不计数量。
美景茶室是一家２４小时开门营业的茶室，这种昼夜商店在圣保罗并不多见。早餐咖啡和午茶供应使它闻名全市。每天下午３时至６时３０分，是供应午茶的时间。一支弦乐四人小乐队演奏着巴西经典音乐，为前来这里品茗的客人助兴。客人只要花上２０雷亚尔，就能品尝到巴西国产的或者是进口的各种茶。伴茶的食品有牛奶咖啡、巧克力、时鲜水果、花色蛋糕、果冻、黄油、三明治以及各种甜点和咸点。
现在，饮茶也逐渐进入了圣保罗的高档旅馆。许多旅馆都在下午开设饮茶专座。与一般茶室相比，这里的环境格调更加高雅。例如金卡旅馆，专门开设了“火炉酒吧间”，每天下午供应茶点。在小提琴和四弦琴的伴奏下，客人可以点“全套茶点”，也可以单点自己嗜好的茶点。
为了吸引客人，许多茶室千方百计为客人在饮茶消闲之时，提供各种娱乐。位于圣保罗玛丽安娜区的坎·坎卡里茶室在向客人供应带有阿拉伯风味特色的茶点时，还让客人欣赏阿拉伯风格的肚皮舞表演，使客人有身临“一千零一夜”神话故事中的感受。
喜欢在茶室里同朋友边饮茶边侃大山的客人可以前往玛丽亚·路易莎基金会开设的茶座。这里有绿树掩映的花园，环境雅致，耳旁传来古典音乐。也可以在庭院中散步，欣赏这里的画展。到了周末，基金会还组织专场音乐会为客人助兴。而在“生活”服装店的茶室，只要付上１８个雷亚尔，就能在逛玩商店之余，尽情地喝茶聊天休息。饿了，还可以叫来三明治、奶酪、火鸡脯、蜂蜜面包充饥。在圣保罗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附近，有一座４０多层高的“意大利广场”大厦。每天下午，大厦的顶层餐厅供应茶点，顾客品茶之时，还可以俯瞰圣保罗市的全景。这个餐厅就因为处在黄金地段，开店２３年来，前往品茶赏景的客人不断。
现在，茶是世界上消费量第二大的饮料，仅次于水。据统计，全世界每天茶的消费量是１５亿杯。茶不仅能止渴生津、提神益脑，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Ｃ，有助于人体的健康。随着历史的延续与经验的积累，形成了许多饮茶的传统和佳话，例如日本的茶道和英国人下午五时饮茶的习惯等。在巴西，除了饮用红茶和花茶外，巴西还有当地自产的玛黛茶。
在谈到巴西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时，巴西学者卢西内依亚·努内斯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东方国家种植茶的历史可以上溯数千年，只是到了公元１６３０年前后，茶文化才和咖啡、巧克力一起传播到欧洲。当时，茶作为一种饮料在欧洲是相当昂贵的，但饮茶作为一种新时尚很快在巴黎、伦敦等地流行起来。欧洲人曾千方百计想偷到种茶的技术和茶苗，中国人对此严格保密、深藏不露。１７世纪末，一个英国人将茶苗走私运出中国。在印度殖民地，特别是在阿萨姆邦和大吉岭地区，英国人种茶取得了成功。欧洲式的饮茶传统是由葡萄牙殖民者带到巴西的，它和巴西南方居民的饮茶特点一起，构成了巴西的茶文化。
就像咖啡店在中国的兴起一样，茶，这个古老的东方文化，也在逐步地深入到南美洲的巴西人生活中。茶和咖啡的交流反映了伴随着世界的进步与开放，东西方文化也在交流融合，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财富。合，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