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揽历史风云绘时代画卷
——十四大以来我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
广颖
十四大以来的五年是我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围绕“坚持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这一主要工作,几经探索,电影人认识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而找到了一条“提高质量、多出精品,以精品生产带动全面繁荣”的“繁荣之路”。
深情的关怀有力的支持
中国电影有着九十多年辉煌历史。过去作为艺术门类的“天之骄子”,人们对它恩宠有加,由于长时间生活在计划生产和统购包销的温室里,多少助长了它的“骄”、“娇”二气。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专宠”地位不复存在,它已处在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电视的普及、新兴文化媒体日益增多,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等。它不免有些彷徨、苦闷,有些手足无措。一时出现了浮躁情绪和诸多不适应,电影渐渐离群众远了。
然而,人民需要电影,党和政府关怀电影,在电影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对发展繁荣电影事业给以高度重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繁荣我国电影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全力的扶持。1995年年初,党中央提出抓好电影、长篇小说、少儿文艺“三大件”的要求。同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致信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要求电影工作者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艺术精品,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这一年12月,是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纪念,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我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勉励大家“多出精品,促进繁荣,再上新台阶,迎接新世纪”。1996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又亲临八一电影制片厂视察,要求我国电影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今年5月,他又将刚刚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的部分电影艺术家请到中南海做客,共商繁荣中国电影事业的大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理万机的总书记连续五次写信或接见电影工作者,这在我国电影发展史上和世界影坛上都是罕见的。
谈起党和政府对电影的关怀,人们不会忘记1996年3月春意盎然的长沙。在这里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丁关根、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丁关根同志在报告中,全面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提出了繁荣我国电影事业的指导原则、工作重点,明确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吹响了新中国电影迈向第三次高潮的进军号。
弘扬主旋律铸造民族魂
回首这五年,我国电影创作经历了一条充满探索、也饱含丰收喜悦的创造精品之路。这条路上,凝聚着广大电影工作者对电影的热爱、挚诚和奉献。
电影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因而,电影“应该把我们党的崇高理想和优良作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美德展现给观众”,应该在银幕上高奏起时代的主旋律,铸造民族之魂。在这五年的创作中,电影工作者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一重大责任。
在众多的国产影片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以它所特有的大气势、大手笔,形成了中国影坛独具特色的一幅绚丽画卷。从《重庆谈判》、《刘少奇的四十四天》到《大转折》、《大进军》、《彝海结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正以它那激动人心的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实践着“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光荣使命。难能可贵的是,这批重大革命题材影片,突破了以往相同题材影片过于执著于历史背景和事件的铺叙而使人物淹没于其间的局限,更注重在大的历史氛围中塑造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使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相融合,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给人留下至深难忘的印象。《重庆谈判》将镜头对准二战结束,中国抗战胜利,中华民族将向何处去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但却没有拘泥于展示事件始末的细节,而是在一个宏大视角中,在展示中国社会中进步与倒退两种力量较量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内在精神人格的较量,突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精神风采和政治家纵横捭阖的超人气度。同样,影片《大转折》把全国战场作为背景,以刘邓大军的行动为主线,带着观众一起走近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刘伯承的沉稳、大气和儒将风度,邓小平的智慧、果断和胸怀大局,构成了影片大背景中精彩的人物塑造,展示了他们伟大的人格和深厚的情意。
一部中华民族史的深沉、曲折和激扬壮烈,曾引发着几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激情。《红河谷》不仅以恢宏的场面、磅礴的气势、跌宕的故事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示了西藏的壮丽风光、人文景观,更展现了藏汉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不屈不挠精神。《鸦片战争》力求以史家的深邃眼光和理性剖析这段屈辱的历史,显示出深刻的哲理,也折射着当今的时代精神。“只有当一个民族真正站起来时,才能正视和反思她曾经屈辱的历史”。“一个民族危亡关头需要爱国主义,一个民族走向强盛时也需要爱国主义,前者为了奋起于生死之间,后者为了防患于未然”。正是这种当代眼光和前瞻的意识,使编导们用历史为今天的观众奏响了一曲曲撼人心魄的爱国主义主旋律。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也在呼唤英雄,在这五年的影坛上,以《蒋筑英》、《炮兵少校》、《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为代表的一批影片焕发出熠熠光彩,共同谱写着当今时代的英雄交响曲。值得提出的是,这批影片并不片面拔高英雄人物,也很少营造戏剧性的情节或刻意的煽情,而是将人物放在当代生活中,真实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浓厚的生活氛围和时代气息中,刻画人物细腻的心理状态,展示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表现一个普通人的独特,一个平凡人的不凡。影片《蒋筑英》成功地把众多人物的回忆片断和悼念过程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蒋筑英”这个平凡而感人的形象。《炮兵少校》写军人,却没有拘泥于军营之内,而是以几个同代人在社会大潮中的不同选择作参照,刻画了楚宁的决不拜倒在金钱脚下的英雄人格,着力塑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闪烁着时代风采和个性锋芒的当代军人形象。影片《孔繁森》更是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在高原雪域的生存空间里,平静却又感人地描绘着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人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却是一次对当今社会世态人情的充分展示,真实书写了无名英雄的困惑,并以此完成了雷锋精神对人们的感召。这批影片不再将英雄当作观众仰视的对象,而是让他们以普通人的姿态走近观众,在情感化的描述中,展示英雄的精神世界,得到观众的认同。
提倡多样化讴歌真善美
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给人以视听享受,更重要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因而“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益,给人以欢乐”,也应该是电影的重要职责。
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是我国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九十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巨变的中国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火热的实践为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沃土。过去的五年,一大批现实题材影片的出现,不仅在题材开掘、主题内容而且在艺术表现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之中,农村题材影片的创作令人瞩目。影片《凤凰琴》直接将镜头对准了至今仍然生活在困窘之中的山区民办教师,以他们的艰辛与执著,在银幕上书写出“千秋大业,教育为本”的警句。《被告山杠爷》则以针砭时弊的锐气,讲述了一个“好人犯法”的悲剧性故事,并由此完成了一个时代寓言:靠人格魅力进行的“人治”必将消失,人们将迎来一个更为理性健全的法制社会。《留村察看》借一个被置换了位置的县长对失落自我的寻找,发出密切党群关系的真情呼唤;影片《夫唱妻和》则以喜剧的手法,表现了反贪倡廉的重大主题……这批影片以敏锐的眼光迅速抓住当今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真实自然地反映今天农村的生活面貌,显示了编导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艺术上,也都力求逼近现实,通过精心构置的情节和人物命运,冷静剖析社会现状,阐释重大主题,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
进入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不断涌现着崭新的事物,人们的思维、心理和价值观念也在其中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一批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却紧紧扣动时代脉搏的影片,颇具新意。影片《股疯》第一次将股民生活搬上银幕,在喜剧的效果中描摹着上海的市井生活和城市心态,传达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反映当今部队生活的影片《弹道无痕》,则向观众敞开了和平时期一个士兵的心灵之门,在浓烈的军营气氛中抒写着属于当代士兵的辉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阙里人家》将今天年轻人在时代大潮中的选择与父辈在战争年代的选择相对应,透露着编导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思考。描述阿喜婆与打工妹之间情意的影片《安居》,带给观众的是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赢家》和《黑眼睛》则不约而同地带着观众走进残疾人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他们在新时代中的精神风采。
少年儿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呼唤爱心,展现真情,传播真、善、美,是儿童电影应该负有的特殊使命。在过去五年间,我们欣喜地看到儿童影片也涌现了一批贴近生活、富有儿童个性特色的精彩之作。《孙文少年行》以成年孙中山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回顾和评述,展现了少年孙文的成长历程,空灵、朦胧的意境和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使该片精致而动人。描述一群十五六岁大孩子蓬勃朝气的《男孩女孩》,以关心和理解的叙事姿态再现了孩子们成长经历,呼唤着两代人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影片《我也有爸爸》则在温馨的幽默中展示了一个白血病孤儿和一个足球明星之间的情感故事,留给观众的,却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
回首过去五年的影坛,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影片样式的选择上,不同的编导显现出各自的不同的追求和探索。《东归英雄传》用动作片的样式重写了一部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为娱乐注入了英雄主义内涵和厚重的历史感,也为本土娱乐型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绝境逢生》虽然讲述的是抗战时期的惊险故事,编导却着力发挥了故事中的喜剧因素,较好地调动了抗日主题和生活情趣的关系,通过演员的表演,使本来紧张、惊险的营救过程,始终洋溢着活泼夸张的戏谑气氛,产生了奇妙的观赏效果。影片《警魂》则把我国第一个击毙香港黑社会头目的人民警察彭宝林的事迹,拍成了一部现代警匪片,在惊险好看的效果中,塑造了彭宝林的英雄形象。
这一批影片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过程中来到观众眼前,为国产影片的艺术探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也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影坛,增添了多姿多彩的一笔。
这五年中,我国美术片、科教片和新闻纪录片也获得了好的收成。美术片《自古英雄出少年》,科教片《种子正传》,纪录片《较量》、《山梁》等映出后都曾产生了很强的社会反响,大大丰富了我国电影艺术画廊。
整整五年,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在追寻精品的道路上默默耕耘,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部部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的影片,记录着过去五年里,广大电影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也折射着流淌在我们民族血脉中的灵魂正气,汇聚着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五年来的艺术实践证明,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也一定会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坚持改革路事业共发展
电影要繁荣必须对已不适应事业发展的原有体制、机制实行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长沙会议”明确提出的“影视合流”的改革思路,在全国广电系统得到初步落实,逐步向影、视、录一体化发展。为使电影企业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转换,积极探索企业集团化建设的新路,北京、上海、长春三大制片基地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电影要繁荣离不开资金支持。为拓宽电影资金渠道,扶持电影生产,“长沙会议”决定给予电影五项经济优惠政策。五项经济政策的相继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片单位的活力。
电影要繁荣必须做到货畅其流。十四大以来,电影行业从流通领域入手,对发行机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国产影片的发行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到制片单位自主发行,使制片单位拥有著作权和经营自主权,减少了流通环节,对封闭垄断有一定触动。同时,探索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分账制、院线制等利益分配和竞争机制,出现了像上海永乐、上海影视集团公司和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等影、视、录一体化,制、发、放一条龙的新型电影企业。但还应看到,发行渠道尚未完全畅通,要实现制、发、放三者利益分配合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大市场还需做艰苦的努力。
电影要繁荣必须培育农村电影市场。1995年开始,实行十六毫米影片发行原则放开的政策,使任何一级发行单位和个体、集体放映单位均可自由购买;1996年实行指令性缩制十六毫米影片任务,并建立全国性销售网络,形成了具有规模经营的河南、安徽、江苏、湖南、辽宁、天津电影公司影片交易网络,有效地缓解了农村供片不足;本着“农民自愿,群众受益,谁看电影谁交钱”的原则,一些农村开始采用预收费、售票放映等多种形式,解决农村电影收费问题,又出现了一些“一乡一个电影队,每村每月至少看上一场电影”的新气象。
电影要繁荣必须抓好“一剧之本”。近年来成功地举办了“儿童电影文学奖”,首届“夏衍电影文学奖”等评奖活动;成立了“全国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全国故事片厂陆续恢复了文学策划部门,奠定了电影的文学基础。这些措施有效地保证了重点影片的投产。
电影要繁荣必须完善管理。国务院于1996年7月1日起颁布实施的《电影管理条例》,是我国现有最完备的电影行政法规,对全行业的管理进行了立法规范,随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法规,使电影行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渐步入科学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电影要繁荣离不开科技进步。五年中新技术在电影生产和影院的开发应用,充分提高了声音制作能力和还音效果。新近研制完成的三十五毫米轻型摄影机、七十毫米摄影机、多功能印片机、七十毫米放映机、立体声信息处理等一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电影技术的空白,有力地促进了电影的现代化生产。
电影要繁荣必须扩大对外交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电影的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了国际电影的合作与交流。五年来与境外合拍故事影片一百三十九部;选送了一大批优秀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展,其中近八十部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扩大了国产影片在国际上的影响,为国产影片走向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回首五年,电影事业硕果累累;展望未来,电影事业任重道远。作为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电影工作者,应该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保持和发展十四大以来电影事业日臻上升的好势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电影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不断增强精品意识,赢得观众,赢得市场,深化改革,加强管理,重视人才,发展科技,全面实施完成“九五五○工程”,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影发展的新路,向即将跨入的二十一世纪献上一份厚礼,为迎接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高潮的到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紫禁城再现“戊戌风云”
西央
北京的故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宫,更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见证。这里一年四季天天游人如织,也时常有影视剧组扛着机器来这儿实景拍摄。当然那都是在游人散尽的时刻。这天夜里二时三十分,又见“慈禧”、“光绪”、“珍妃”及诸大臣都穿戴齐整,借朦朦夜色走进了紫禁城,一干人等来到乾清宫前,流连徘徊,似乎在体验一百年前在这里演出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下雨了”,光绪乘轿打伞过来,罢官的翁同和伫立在雨中,泪眼张望着年轻的皇帝。二人相视无言,百感交集,光绪把遮雨的伞让给这位老师,老师诚惶诚恐,又让撑伞太监回到皇上身边。师生、君臣的情意如雨丝绵长……这是《戊戌风云》一个镜头,也是历史上戊戌变法的一个序幕。
由瑞得广告公司投巨资拍摄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戊戌风云》,是为纪念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而作。该剧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公车上书”,“李鸿章日本被刺”,“马关条约签订内幕”,“胶州湾事件”,“中俄密约内幕”,“百日戊戌变法”,“戊戌政变”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对于康有为、光绪、珍妃、慈禧之间的各种关系也作了意味深长的描述。
第一次演古装戏的江珊和冯远征,分别在剧中扮演珍妃和光绪。本来江珊正在忙自己一个专辑录音,冯远征正在演人艺话剧《古玩》。大忙之中,一改初衷,完全是出于对珍妃和光绪两个人物的钟情。江珊说:“看得出来,剧本中的珍妃是冲着我写的。”冯远征说:“当我一拿到剧本,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皇上写来就是给我演的。”导演许同均说得更有趣:“这是天意。”可见他心目中对这一对“皇家夫妻”的满意之情。
在拍摄现场,皇上和珍妃的对手戏演得人人叫好。江珊表演自信、洒脱;冯远征表演内在、自如,二人配合默契。
演康有为的是修宗迪。这位人艺老演员,早在八十年代,就在《末代皇帝》中演了一把康有为,没过瘾。这次听说是以康有为贯彻全戏,没二话剃了光头,推掉了另一部二十集的戏;而且还从北京图书馆借了一堆书,下功夫研究了一番“康圣人”。为了在外形上更接近角色,早早地减了肥。现在看上去他清瘦了一些,似乎更具南国文人的风采。
演慈禧的郑振瑶,当年《城南旧事》获金鸡奖的风采依旧不减。一上场,她立刻像换了个人,那威势,那心计,那阴狠,压根就让你联想不起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郑振瑶。当今荧屏,慈禧可说已让人演得滥了。对此,郑振瑶口很紧,从不说三道四,可是一说到自己这个慈禧,便显出足够的信心,分析得头头是道。
导演许同均是颇具名气的拍清宫戏行家。八十年代就与李翰祥合作执导了《火烧圆明园》。然而这一次《戊戌风云》,对于许导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按他的说法,年逾五旬,片子是拍一部少一部。当然,也就要拍一部算一部。他既不想重复过去的清宫戏,更不想也来一次“戏说”。他想站在现代的角度,从容、冷静和客观地审视“戊戌”那段历史,赋予它一些新意。他一向以快手著称,对质量却毫不含糊。在他指挥下,拍摄现场,各部门有条不紊、紧张推进,道道工序步步到位。说来有趣,许导原定在故宫拍三天的戏,一天就拍完了,从清晨二时半干到夜里八时半。可是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他只拍了一场百人出演的“金凤颁诏”。可见,其中快慢大有讲究。
在前不久的杭州电视剧展销会上,尚未完成的《戊戌风云》已被发行界一致看好。(附图片)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中国艺术节

  艺术节参演剧目确定
今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第五届中国艺术节将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目前艺术节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参加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正式演出的三十二台剧(节)目已经确定,其中国内二十四台,香港特区和澳门、台湾地区四台,国外四台。国内参演的剧(节)目均为近三年来创作演出的优秀剧(节)目,其中有七台荣获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奖”大奖,三台获文华新剧目奖。
这三十二台剧(节)目内容丰富,艺术门类较全,有交响乐、室内乐、民乐、歌剧、舞剧、芭蕾舞、话剧、京剧、昆剧、地方戏曲、民族歌舞、现代舞、杂技、曲艺、群星奖获奖节目组台等。此外,参加第五届中国艺术节祝贺演出的剧(节)目也已确定。(刘文)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中华文物备忘录》在京开镜
敦煌莫高窟上万件文物的流失、清东陵的被盗、故宫国宝的失散、安西榆林窟象牙佛的争夺、龙门石窟的盗掘、《永乐大典》的失散……这些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景象将以沉重的色彩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
由人民日报大业影视传播公司、新华社音像中心等五家机构联合摄制的三十集电视纪录片《中华文物备忘录》日前在京开镜。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由于政治腐败和科技落后,在这时期内,中华民族饱受凌辱的历史也令中国文物瑰宝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这部电视大片以大广角镜头揭示了这些令人深思的历史事件。
对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该片也做了充分的刻画。例如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中秋帖》和《伯远帖》两件国宝的回归、世界第八奇迹——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发现与保护、布达拉宫的修缮、文物收藏与拍卖的热潮、文物盗掘与走私的侦破、海外爱国人士对中华文物的支持与捐助等。
该片导演吴子牛,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多个机构的专家担任顾问,使得该片摄制制作阵容相当引人注目。
该片将拍摄一年,力争明年10月中国国庆节前与海内外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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