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
周惠泉
东北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发展过程中既接受了中原汉文化的哺育和影响，又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补充了新的活力。
在东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长期以来许多民族杂居共处、生息繁衍，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化。但是，由于东北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和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流动性，也给他们文化的传承方式带来了一定的特点。于是旧时人们一提到关东，往往认为那里是文化的沙漠。实际上，考古发现证实，距今２８万年以前东北地区的先民即活动在关东大地上。特别是１９８３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发掘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即所谓“红山文化”遗存，给世人展示了原始社会末期东北文化的独特风貌，证明５０００年以前在当地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从而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１０００多年。事实无可辩驳地向世人昭示：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曾经并存于世，从而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东北地区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曾经孕育了许多先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留下了鲜明的北方民族的印记。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１５００年左右的时间里，东北民族在中国北半部建立区域性政权（北朝、辽、金）或者在全国建立大一统政权（元、清）的时间长达７５０年，占这段历史进程的１／２。这不仅为西北、西南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而且令中原的汉民族刮目相看。崛起于东北的民族所以能够相继逐鹿中原，君临天下，恐怕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来解释。这些曾经在塞北地区广阔的舞台上活动的东北民族在文化形态上有些什么独特的东西值得注意？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东北地区民族文化曾经起过怎样的作用？这是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的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早在上古时代，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即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活动。当时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南方的苗蛮，东方的九夷，北方和西方的氐、羌、狄，东北的肃慎等等，都是中华古老文化的创造者。后来各民族的居住区域虽然有所改变，但这种创造和参与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说不仅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大量文化现象生动地证明，中华文化史是一个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它是在中国大地上多元的民族单位的世代无穷的连续系列中形成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主要的自然是层次较高的一方向层次较低的一方辐射扩散；但是这种交流绝非仅仅是单向的，而是双向进行的。即一方面周边地区民族倾慕中原文明，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采取了积极吸收和认真借鉴的态度；另一方面周边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断地向中原地区汇聚，为中原汉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但是过去的文化史研究往往带有很大的狭隘性和片面性，某些号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仅仅是中国的汉族文化史。直到目前，可以说还没出现一部包括各个地区和不同民族在内、阐述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规律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史。而中国文化史如果遗漏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文化，不仅会使异彩纷呈、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大为逊色，并且也将使其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历史走向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部复杂关系表现形态的总和，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各种需要所创造的诸项精神财富。东北民族的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仅以东胡族系的契丹族为例，正像《辽史》所述：“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卷三十二《营卫志》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东北民族的文化兼有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的特点，而以游牧文化为基本形态。其文化模式的开放性、流动性，与中原地区农耕文化模式的稳定性、保守性有着明显的差别。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它们的文化形态质实贞刚，注重实用，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在与汉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多元互补历史格局增加了新的因子，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我国的东北民族都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因为处于大体相同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又共同采用彼此相近的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十分接近的地域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为东北民族的文化带来了一些共性的特点。农耕民族的生活节奏相对而言比较舒缓。农业生产自然也有一个不违农时的问题，但是拖延一点时间一般不会引起过分严重的后果；而游猎民族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狩猎的对象往往是凶猛的野兽，倘若猎手的动作哪怕稍微迟缓一点，转眼之间很可能就会变成猛兽的口中之物。迅速、紧张的狩猎动作经过千万次重复，就变成了东北民族世代传承的思维定势。如果说东北民族性格直爽真率，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实际上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允许留下更多转弯抹角的时间。这种思维定势沉淀于民族心理的潜意识当中，成为东北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东北地区气候干燥，降雨稀少，冷暖多变，风沙肆虐，特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和与之相联系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东北民族坚强的意志、挺拔的精神、爽朗的性格，也给他们的文化带来了一种雄健豪迈、清新自然、质实贞刚的格调，从而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东北民族文化是一个不容低估的重要因素。而上述这一历史进程时至今日并未完结，今后还会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进行。 （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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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胡乔木生前指出
编写党史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胡乔木生前曾对沙健孙说，编写党史时应注意三个问题。这就是，第一，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顾右盼。第二，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位置。他列举了从宋庆龄、陈友仁，到鲁迅、邹韬奋、杜重远等许多人的名字。他说，不能自己在困难时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却把人家忘了。这样做，是不公道的。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第三，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长期内确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但不能把党的整个历史仅仅看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记录。即使在错误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时期，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仍然在为革命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党史对此应作如实的、生动的记录，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都一笔抹煞。”对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我们“都应该有生动的形象的记录，在这一方面应该把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加以发扬和发展。”除以上三点以外，他尤其强调，“我们党史工作者还要阐明，我们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而为了更加有说服力地阐明党的这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有必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只有注意了四面八方，这样写出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摘自《中国共产党通史》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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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胡绳建议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为中国近代史
在《近代史研究》杂志创刊１００期时，胡绳写信祝贺，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出满了１００期，这是值得祝贺的。在祝贺时，我仅重提一个建议：把１９１９年以前的８０年和这以后的３０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摘自１９９７年第４期《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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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岱呼吁
学术文章写作应遵循文从字顺词必己出
金岱认为，近年来我们学术文章的写作，有两大弊病：
其一，是喜欢用近译新词，且越艰涩生僻，越无人知晓或少人理解越好，越有西方来头越好。常见一篇文章，本来并无新意，却搬出众多新词，摆满一纸，便自觉很是高深高雅高明，而且也确常能获此得意，因为刊物爱用。但若真要指着其中的新词问他一问，那本意究竟如何，他保不准就要答不上来，因为他文中用的就全不对头。
德国的思想家们喜欢生造新词，一来是因为德文容易造词，二来旧词与旧观念常纠缠在一起，为着表达新的观念，造些新词，也实在是办法之一。德国的思想著作出奇的艰涩，固然有无奈的一面，但也有过求精确，故弄玄虚的一面。我们今天学习西方思想，若真是学了新的观念，自然是好，但倘只是学了故弄玄虚，就要坏事了。
新词的使用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总要用得准确与精当，且要真的能活在文章中。真的活在文章中了，多半也就不会让人觉得玄虚了。
其二，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今日信息爆炸，大量资料性、教材性或通俗性书籍的编写，需四处采摘，自是必要，但自署其著的论文论著，也全无学术规矩，全无知识产权意识，全不顾做学问人的基本道德，把人家的东西据为己有，则就大谬不然了。可时下的风气似乎正如此。
我国社会科学知识产权问题实在严重，好像完全没有什么首创权之类，学术上的成功似乎更多靠的是强势或强力。某种新的见解，一不小心，便可能被化解在某些位置较高，容易在高层次刊物上发表文章，或精力较旺，能大批量炮制文章甚至大部头的人们手里，最初的创见顷刻就被淹没得无迹无踪了。没有知识产权的学术环境，恐怕是很难产生真正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的。
金岱是在谈《韩愈传》时，由韩愈的文风阐述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韩愈的八个字：“文从字顺，词必己出。”韩愈之“文从字顺”正是针对着当时文章的卖弄与生涩来的；“词必己出”，则正是针对着当时由魏晋延续下来的“抄”风而说的；现在看起来，似乎也可以说就是针对着今天的故作高深和不讲知识产权而说的。 （摘自《博览群书》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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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关系研讨会综述
陈有芳
前不久，福建省公安厅召开了“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关系”课题研讨会。来自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的５０余人，结合福建实际，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会人士认为，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经济发展不是导致犯罪增长的根本因素，但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类似西方工业国家犯罪不断上升、治安态势严峻的局面。然而，由于国情不同，我国与西方工业国家犯罪增多因素有所区别。我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犯罪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方面对可能出现的犯罪问题认识估计不足，措施滞后，存在一些方面的失调。比如，对外开放与预防外来犯罪影响的失调，经济迅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的失调，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预防、控制犯罪机制的失调，犯罪上升与打击犯罪力度的失调等。
计划经济时期的静态治安，只需少量警力即能有效地维护、控制社会秩序；改革开放１９年来，随着动态治安格局的日益显现，尽管公安机关下大力破获、查处了大批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但犯罪仍呈上升趋势。这是为什么呢？一些同志谈到这是因为犯罪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制、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由社会多种矛盾和因素造成，与社会整体控制能力薄弱有关。公安机关所打击的犯罪，只是犯罪整体中的一部分。对犯罪的控制包括打、防、教、管、改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既有其独立的内容和作用，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预防和打击犯罪无疑是一项多方位、多层次、多环节的社会系统工程，鉴于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公安机关不可能一手包揽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工作。认识到这一点，对公安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人士认为，摆正和弄清公安机关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说公安工作是被动或无所作为的，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公安机关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注重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１）在牢固树立为市场经济服务观念的同时，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的动向、规律和特点，结合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科学性强的公安工作方案和决策；（２）强化专政职能，维护社会稳定；（３）狠抓对犯罪的打击和查处工作；（４）抓好治安管理和基层基础工作的落实；（５）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向素质要警力；（６）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安保障机制。
与会人士还认为，切实做好犯罪的预防、控制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是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此，经过研讨提出预防犯罪方面的几点基本思路：拓宽思路，开阔视野，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研究和确定控制犯罪方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真正贯彻始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落到实处；要有超前意识，确保社会的协调发展；正确认识对犯罪的标本兼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要从严格执法抓起，公正廉洁，惩治腐败；切实加强和落实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提高公民素质，增强法制意识和守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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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
周溯源
佛教自两汉之交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而禅宗在佛教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发生过很大作用，作为文化的心理积淀，尤其有不可小看的社会效应。因此，从学术角度予以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湖南师范大学麻天祥教授经多年研究，写作出版了《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该书５１万字，在观点和结构上都有创新，对禅宗史研究是一个贡献。
该书看似一本宗教史的书，实为一部思想史著作。它把禅宗的兴起盛衰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与单纯作观念范畴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有所不同。该书不仅把禅宗的流行视为一种社会思潮，而且深入论述了这种思潮怎样反过来影响社会和社会各阶层与文化的诸领域。
该书作者推翻旧说，创造性地提出了禅宗思想源于中国，这一点引人注目。禅宗的原始，虽说是菩提达摩所传来，但隋唐以下流传的禅宗思想，其主旨实在是产生于中国、塑造于中国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印僧人对印度佛学范畴创造性翻译，以庄、老而释佛理，从而使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禅宗思想实际上是披着袈裟的中国思想，是大众化的老庄哲学。这一点可能引起争议，但麻天祥教授认为这是历史事实。
以往佛教史或禅宗史仅介绍宋以前的禅宗情况，宋和宋以后则缺乏论述。该书则补其不足，用９５％的篇幅论述宋、元、明、清及至近现代禅宗思想的发展变化，它与社会思潮的亲合与互动。资料翔实，论述明晰，颇有新意，把禅宗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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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林则徐年谱新编》
夏东元
林则徐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林氏生平业绩究竟如何，一般人固然知之甚少，即使是历史专业人员，亦仅了解其大概而已。最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来新夏教授编著的《林则徐年谱新编》（下简称《新编》，详尽地记述了林则徐的一生情况，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林则徐提供了扎实基础。余捧读之余，略述心得如次：
第一，资料详备。《新编》近７０万字，是在作者原来的《林则徐年谱》及其增订本基础上扩编而成的。作者从开始编林谱到《新编》出版，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其间酝酿、研究、搜集资料、随手笔录，几无间断。１０余年前出版的增订本即已参阅了书刊２２９种，近年来又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书札、碑文和学术界的研究新成果。第二，力求准确。由于资料方面广求博采，所以作者有条件澄清不少历史疑点，尽可能做到准确无误。例如，林妻郑氏卒年，原据魏应麟《林文忠公年谱》，定为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新编》则据山东图书馆所藏海源阁藏札中林则徐致杨以增函的记载：“郑氏卒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从而订正了传统臆说。至于异说并存待考，《新编》中相当多，如林父林宾日组织“真率会”的年代异同，林则徐死因之谜等皆有不同说法，作者将各说一一录存待考，可见作者的严谨慎重态度。第三，公允地评价林则徐的业绩。《新编》对林则徐的历史地位给予充分肯定，详略得当，着墨较多者有以下几方面：关于鸦片烟毒问题；突出“睁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等问题；兴修水利与新疆农垦。
《新编》搜集资料十分丰富，但并不是资料的堆积。从林氏一生发展看，书中明显有规律可寻。从他比较保守到睁眼看世界，具有新思想和行动，乃至遭贬谪及起用等的各种表现，均从忠于国家、民族和清王朝出发的。诚如林氏自己所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新编》全书正以此为宗旨而展开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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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关于编写中华史之我见
李新
中华可有四个概念
地理、地域或疆域的概念。何谓中华？即中国、华夏之意。东周以后，即指中原而言。其后经秦汉之扩张，东南至于海，但西北、西南仍颇有限。至南北朝而大分裂，但只以南朝为中华的见解是错误的。至隋唐再扩张，但吐蕃、南诏仍系独立国，并未入中国版图。五代十国不能只以五代为中国。辽、金、西夏与宋室之争，固不能视为内战，但亦不能只以宋为中国。蒙元大扩张，但不能以其统治之区皆为中华之地。明与鞑靼瓦剌大体以长城为界，当时所恢复的中华，为后来汉族所公认。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疆域远大于明。民国承清，始以中华为国名，其疆域略与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承中华民国。当今所谓中华大地，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几乎都有共识，只是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台湾史家尚有不同意见。
国家、祖国的概念。自三代以至于清，历代虽未以中华为国名，但无论中外，都视中华大地上建立的国家为中华国——中华帝国。当然，这个帝国时合时分，总起来看却是由小而大。只要我们废除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我们都会同意中华是一个国家，是我们的祖国，她逐渐由小而大，以至于今日。中国是大国，要把她变小，不可能。中国是统一的，分离只是暂时现象。
民族、民族大家庭的概念。中华民族是个复数词，不是单数词，何思敬主张称为中华诸民族。春秋以前，诸侯数千，是一个大群体联合，夏、商、周可视为“联合国”——部落联合。东周以后，不独夷、戎、蛮、狄不得视为中华，即荆楚、西秦也不能视为中华，只有中原各族称为中华。由秦至汉，从前各族都融合成为汉族了。从此以至于今，汉族即成为中华诸民族大家庭中人数最多的成员。不承认数十个民族的存在是错误的，尽管南匈奴、鲜卑等民族早已完全融合于汉族，但即使如满族至今也未完全汉化。同样，不承认中华大家庭的存在也是错误的。即使如藏族、蒙族这样个性突出的民族，其加入中华大家庭而成为其成员之一的历史也很悠久了。但直到今天，仍不能称中华民族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当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现代的、民主的家庭，不能是古代的、封建的家庭。过去这个大家庭除元代、清代以外都由汉族当家，而且不论谁当家，都要压迫别的民族，今天是共同当家，废除压迫。中华民族大家庭早已是历史事实，各民族相依为命，谁也不能脱离谁。如果这个家庭欣欣向荣又讲民主，谁想脱离它必为人所共弃。
文化的概念。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它和中华诸民族的发源是多元的一样。不能认为当今中华１２亿人民都是炎黄子孙，这种看法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承认是炎黄子孙，但他们承认是中华儿女。不能说中华文化就是炎黄文化。中华文化不只来源于黄河流域，它也来源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西南和东北，说中华文化是黄色文化、黄土文化更是无知之谈。说中华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孔教文化也太片面。即以汉族而论，春秋战国就有诸子百家，汉独尊儒术后，并未能消灭各家。相反，道家愈来愈盛；佛家也自西来，至南北朝远胜于儒。而儒学至宋演变为理学，实已纳佛学于其中。至于汉族以外诸民族文化，更是多姿多采，不能以儒学概之。中华文化的影响甚大甚广，东亚固无论矣，甚且远及于西方。中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在古代，因为当时它处于世界的高峰。但至近代它落后了。今天我们弘扬传统文化，若认识不到这一点必致大错。我们必须学习当今先进的东西才能继承和发扬从前优秀的东西。
中华史的内涵
称谓问题。中华史应是中华诸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建立国家、开创文明、发展文化的各个方面、全过程的历史。中华史不等于中国史，中国史一般着重写汉民族的历史。而且，因为以国家为界限，对于海外华人史也很难或很少涉及。中华史与中华民族史也不尽同。把中华作为一个统一或单一的民族来写是无从写起的。因为它自古就不是单一的民族，至今尚在形成之中。若分作５６个民族来写，则不是中华史而成为民族史了。若把５６个民族一概统于中华民族之中，则会发生更大更多的问题。如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傣族以至苗族等，都是一个民族分属于两个或几个国家，不能完全纳入中华之内。至于海外华人，也不应划入中华民族，它是华裔，即使它人数多，被所在国视为少数民族——华族，也不能纳入我中华大家庭中。于此可见，中华民族与中华国家有不可分的关系。华裔是嫁出去了的女儿，中华只是娘家而已，如果中华不成为一个国家，则连娘家也没有了。还有，海外华人，应包括５６个民族的后代，不止是汉人，所以不能都称之为炎黄子孙。
内容问题。中华史应是一部通史，纵的方面要从史前（１００多万年前）写起，直到今天。史前有多少材料写多少；从古至今，有多少共识写多少。横的方面，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当然是要包括各民族的。自有文明以来，政治史就占重要以至主要地位。按中国史实，政治并不等于国家，国家一开始并不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我主张写中华史，按中华史实说话，不套什么观点，什么主义。但在三代及其后历代王朝中，确有阶级存在。中国确曾有奴隶制、封建制，但是没有哪一个朝代，全国只有一个统一的奴隶阶级去反对一个少数的奴隶主阶级，或一个统一的农民阶级去反对一个少数的地主阶级。这种说法连马克思主义的原义也不符。我们写中华史，只写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说明历史，必须同时写生产关系、经济的发展，并且还要写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而在整个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是起决定作用的。只要有政治，有国家，统治者方面就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政治、经济无论矣，即文化思想也要以它的意志为转移。
分期问题。我同意中华通史不以“五四”为今古的分界线。但中华文学史却应以“五四”为分水岭，因“五四”以前为文言的古文学时期；五四以后为白话的新文学时期。至于通史的今古之分，我主张在本世纪８０年代。因为８０年代在全世界全中国（无论大陆和台湾）都起了大变化。８０年代以后谓之“今”，谓之“当代”，我想这会达成共识的。而当代史暂时不写，留诸后人，这是中华历史家的传统。
我对中华史的分期设想，大致如下：
远古（史前），即夏以前，现中华大地上各族原始群落的地下发现很多。上古，自三代以至秦汉，包括秦汉周围各族各国（到今天仍属我中华范围）的历史。中古，自两晋至隋唐，包括统一和分裂时期以及周边各族各国有关的历史。近古，自北宋至清中叶，包括统一和分裂时期以及周边各族各国有关的历史。近现代，自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近现代约１４０年，当中不再划分近代和现代了。既不以１９１２年为分界线，也不以１９１９年或１９４９年为分界线，从鸦片战争一直写到本世纪８０年代。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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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
栾建民
中国经济出版社即将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发表的社会科学成果要点的大型文献，对及时总结和传播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繁荣社会科学，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该书将精选汇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科学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教育学、统计学、管理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未来学）以及领导学等学科优秀论文摘要。
该书的出版，不仅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书，而且将成为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有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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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史》
欧薇薇
莫济杰和陈福霖主编的《新桂系史》，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阐述新桂系历史的专著。该书从新桂系与旧桂系、国民党、各地方派系和共产党等多边、曲折的关系中，把握它自身发展的脉络，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阐明它不同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不落前人窠臼，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该书把新桂系的兴亡盛衰，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阐述，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详实，不仅是一部国民党地方派系的专题史，也是一部广西地区近现代化的地方史。这对认识现代中国的国情，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