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书评)
专栏：
早期革命史上的瑰丽诗篇
戴逸
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最有声色、最具影响的斗争首推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它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倡导科学、民主的文化运动。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莫不有前因与后果。学生运动的兴起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在张惠芝的著作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在近代诞生的。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西方的科学文化也传入了中国，最初是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后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十九世纪末叶以后，近代的学堂、报纸、学会纷纷产生，传统的知识分子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或者负笈海外，留学外国，或者进入刚刚开办的新式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新型的知识群体。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生长在列强环逼、鹰瞵虎视的环境中，饱受民族的历史劫难，怀抱爱国爱民的强烈思想。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青年学生这一近代的社会群体在二十世纪初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潮中诞生，并迅速壮大，到五四运动以前，全国学生已有五万人，这是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生力军。
五四以前，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是张惠芝所著的《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一书所提到的：１９１８年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掀起的巨大浪潮，这是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权益的斗争，也是中国人民声援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斗争。１９１８年４月，运动首先由留日学生发起，他们在日本举行集会，发表演说，进行抗议，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并罢学归国。５月间中国国内爆发了群众性的游行集会，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成都纷纷响应，形成全国性的学生抗议浪潮。同时，各种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把青年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增强了力量，最著名的有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互助社、学生救国会、新潮社等等。五四以前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构成了早期革命史上的瑰丽诗篇，为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准备了条件。
早期的学生运动，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没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因而失败了，斗争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不久到来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经验教训，准备了干部人才。它是五四运动的预演。五四运动爆发，学生很快地集结组织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又迅速地影响全国，这和１９１８年反日学生运动取得组织和宣传工作经验是分不开的。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如李达、邓中夏、周恩来、李汉俊、黄暌、陶湘都是１９１８年学生运动的领袖或参与者，而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赵世炎、马骏等也早在五四以前参加了各种学生组织，显露出他们的革命抱负与才能。早期学生运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领导人才。
要深入了解近代的学生运动，不能不回顾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其早期活动，但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很薄弱。张惠芝同志有鉴于此，致力于五四以前学生运动的研究，阅读了大量当年的报纸、刊物、档案、回忆，抉微钩沉，搜罗丰富，又加以认真的分析研究，勤奋努力，撰写了《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一书。从这本书中，可以追溯五四运动的源头，书中对近代学生群体的兴起，辛亥时期学生的革命活动，１９１８年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以及五四以前各种学生团体，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使我们看到近代学生运动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壮大，汇成了巨大的洪流。此书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文笔清新，叙事畅达，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第11版(书评)
专栏：
剑桥：科学精神的家园
萧乾
四十年代，除去短期去度假，我同剑桥先后有过两段姻缘。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我是作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讲师被疏散到剑桥去的，身份也可以说是个“难民”。那一年，我只是剑大英文系的旁听生，因为战乱的机缘，我得以寄身在这一所牛顿曾执教三十年、有着深厚的科学传统和学术氛围的大学。
剑桥有个好传统，有如民国初年的北大，对来旁听的学生总是敞开大门，对那时由伦敦疏散来的兄弟大学成员更是竭诚欢迎。
１９４２年夏天，我辞去了东方学院的教职，成为剑大英文系的研究生，住进了这所十五世纪兴建的王家学院。书房门楣上，已事先漆上了我的名字。书房里，家具一应俱全，宽敞舒适；壁炉两边是书架，沿着三面墙是可以坐上十来位客人的沙发和软椅。最使人兴奋的是，窗户外面隔着草坪，正与英国古建筑中赫赫有名的皇家学院教堂遥遥相对。整整两年，我都望着大草坪上被晨曦拖长了的教堂身影，黄昏时分聆听在大风琴伴奏下唱诗班那清脆嘹亮的歌声。
１９４４年，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向剑桥、向皇家学院告别。当时，我已动手写论文了，还差一年就可考取学位。然而，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新闻记者的本能驱使我舍弃剑桥那恬静幽雅的书院生活，奔赴现实的前哨。于是，我就脱掉僧侣式的黑袍，走进了报社林立的伦敦舰队街，从一个埋首书斋的读书人，成为戎装上阵的战地记者。
剑桥有一种魅力，使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一有机会就想回去看看它。我认识一个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青年，开战后应征入伍，不久就成为熟练的轰炸机驾驶员。他一直保留着在剑桥的住房。每周两度去执行任务，不值勤的日子，就仍回到剑桥来。他屡次对我说，去轰炸德国鲁尔的工业设施，他不心疼。他最怕的是被派去轰炸意大利，他说，两次欧战都是欧洲人的自杀。他含着热泪对我说：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但愿你们将来搞机械化的时候，千万别把固有的文明都丢掉。可惜下一次执行任务后他再也没回来。
剑桥叫我难忘，主要在于她对真理、对科学精神，对天文、生物、物理、原子的那种刻苦追求精神。卡温迪什试验室的灯光时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剑桥天文台的望远镜和医学研究所的显微镜，经常勾起我对未知世界的神秘联想。
一次，在哲学家罗素的小型茶会上，我遇到一位怪人——正在十分认真地研究鬼学的心理系教授。席间他大谈人鬼之间传递信息的可能性。当时我纳闷他怎么没被大学评议会除名，也没遭到同僚们的孤立、歧视或鄙夷。后来另一位剑桥朋友听我提起此事，说他本人并不信鬼，偌大个剑桥，除了此公，谁也不信鬼。也不是没人背后非议他，然而让这位鬼学家安然无恙地存在着，既无伤大雅，又足以保持住剑桥在学术方面自由探讨的空气。大家都想在真理方面有所突破，而不是墨守成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探索出来的。
剑桥不仅为世界培养了许多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和杰出的科学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剑桥科普文丛》，其作者大多都是本世纪世界级的科学家，大多曾在剑桥任教，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像《穿越时空》的作者詹姆斯·金斯，最早提出物质不断创生理论，在天文理论方面也有不少创新，但闻名于世的还是由于他的天文科普著作。《残缺的记忆》的作者奥托·弗里希，他参与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重大事件，参加了研制第一个原子弹的工作，“感情原子核的裂变”这个词还是他发明的。他以这本精彩而幽默的个性回忆录，为本世纪许多最重大科学发现背后的人物和事件增加了迷人的色彩。《预测未来》的作者斯蒂芬·霍金１９７４年当选为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１９７９年，任剑大卢卡斯讲座教授，这是牛顿曾经担任的职位。他有关大爆炸、黑洞的发现有助于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联系起来。他写的《时间简史》畅销全世界。
这种由世界级科学大家亲自撰写的科普读物，是目前国内科普读物中最缺乏的。本套作品我看不仅适合青少年，同时也适合成人阅读。出版者的直接意图并不在教给人们多少知识，而在于培养一种科学思考生命、思考世界的方法和科学精神。对那些勤于思考的人来说，思考本身即是科学的荣耀。物质和头脑两方面的完善，对一个现代化人更为重要，那更有助于他清楚地了解和思考自身在空间中的存在。
第11版(书评)
专栏：书苑笔谈
卖概念与炒选题
张大农
这几年，一批搞市场营销策划的人士热衷于推行一种称之为“概念营销”的手段。其大概含义是，在商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商家要想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殊为不易，于是另辟蹊径，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开拓全新的商品形象或商品种类乃至全新的消费概念。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一度盛行于市的矿泉壶。市场本来没这玩意儿，消费者无从验证它是否如商家所说的能把自来水变成矿泉水，反正自来水对嘴喝也不至立竿见影地拉肚子，关键是“概念”的推销者能否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功能”自圆其说。矿泉壶着实火了一阵，如今在各商场已由销售火爆变为销声匿迹，但当初的“概念”销售者们已扎扎实实地赚了一笔。至于今天多少人家里还摆着那其实无用而弃之可惜的劳什子，于赚钱者则是无关痛痒的事。
在出版市场上，好的出版选题有时也如一个好的营销“概念”。在一些出版者看来，与其在约稿、编稿、审校、修改、装帧、印刷等一系列环节上花大力气出精品，真不如抓一个讨巧的选题效益来得“多快好省”。好选题有时像个待字闺中的俊姑娘，看中了就得先下手为强。得知甲家正搞一个好选题，乙家悄然突击，即使错讹百出也要抢在甲家之前把选题拿下——出版社之间这种选题大战已屡见不鲜。某个选题如果一时被市场看好，大家便蜂拥而上，书店里内容大同小异的热门书屡屡撞车，出版者好像并不在意，只要市场上的热气一息尚存，就索性一气做到底，直到读者倒了胃口算拉倒，这情景与当初众家齐上矿泉壶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前一阵子《×××可以说不》是热门，于是接连有《×××可以说不吗？》、《×××还是可以说不》……相继面世，卖“不”的生生不已，成了出版界一道景观。曾国藩一度走俏，一通爆炒之后，借势又热及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下一个该是盛宣怀了吧？这类文章出也无妨，问题是出版界的“炒”家往往不会在注释、评点、校勘上花力气、下工夫，只管兴热浪，赶潮头，惟恐过了这村没这店。
卖“概念”和炒“选题”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都把消费者和读者当成傻子，一锤子买卖，蒙一道就走。企业形象、商品品牌和出版社的文化积累都不在考虑之列。至于生产出的物质垃圾与文化垃圾，则留待别人处理。
第11版(书评)
专栏：
学者的诗和画
作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孙越生用理性分析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同时，也用诗人的心、画家的眼去感受和观察社会与人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干校心踪》（诗画配）是孙越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境遇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的特殊感受。书中收入作者七十年代初期的三十幅写生画作，每幅均配诗一首。
（附图片）
伙房后面的傍晚孙越生作品书录
第11版(书评)
专栏：
适时而生的《侦探小说学》
马献廷
经过四年多的艰苦而富有开拓性的探索，黄泽新、宋安娜合著的《侦探小说学》日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环视今日侦破题材的文艺创作，你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作者鱼龙混杂，作品泥沙俱下！虽然一些好的作品在满足人们消闲需要之余带给了人们以审美和认识的熏陶，但数量更多的浅、俗、鄙陋、卑劣之作却在迎合、助长着读者的低级趣味，更不用说还产生着更恶劣的负面社会效应了。如果再联系中国侦破题材文艺作品的发展历史，你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本世纪初西方侦探小说输入中国后，也引发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兴盛，但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时至今日中国自己的睿智超拔、风格特立的“福尔摩斯”在哪里呢？从宋、元时期就发展起来的公案小说，几百年来风行神州大地，但经历了历史的辉煌之后，时至今日当代的作为“法”的化身的铁面丹心的“包公”又在哪里呢？
人们发的感慨也好、提的问题也罢，作为一种信息，无非是说明当前侦破题材的文艺创作亟须予以规范和引导，特别是文艺批评、文艺理论角度的规范与引导，包括对其历史流变的验证，创作规律的揭示，艺术特征的体现，社会功能的规箴，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而《侦探小说学》恰是针对这种实际而作、适应这种需求而发的，因而对侦探小说包括整个侦破题材文艺创作而言，它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
《侦探小说学》的理论规范与引导价值，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把侦破题材文艺创作从所谓“法制文学”的宽泛领域里离析出来，从它的艺术成分构建、艺术特征、形象塑造、审美价值、社会功能诸多方面，进行理论的剖析界定，确立其作为艺术本体的个性，并确认其存在价值；二、《侦探小说学》从中国侦破题材文艺创作的历史源流和发展嬗变中，从中外同类题材创作的对照比较中，凸显出其在文学星河中的时空坐标，也帮助作者们明确中国侦破题材文艺创作的存在的立足点和发展的起步点，从古今中外多方面的参照系中，扩大艺术视野和思考天地；三、《侦探小说学》对侦破题材文艺创作作为艺术本体的认定和规范，最后都联系实际，落脚于指引和推动中国侦破题材文艺创作的实践，特别是由于有大量的理论揭示作基础，这种指引和推动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这三点说明《侦探小说学》不仅勾勒出一个中国侦探小说学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学科的理论框架，树立了中国侦探小说艺术的主体意识和时代使命意识，为中国整个侦破题材文艺创作的发展提供了一块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者的学风和文风。为《侦探小说学》立论本来是件前无古人的事，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的东西很少，作者没有凭借几条干瘪的理论概念去闭门造车，而是肯于花费“笨功夫”从调查创作实际和研究古今中外资料入手，硬是在几年间参阅了几百部有关作品，包括友邻学科的著作，像蚕儿抽丝一般从中抽出理论的丝缕，进而加以梳理、归纳、综合，形成最早的理论框架，然后再反复地与现实相观照，与历史相印证，最后立论成篇。虽然作者自谦地说他们不过是勾画了一个“草图”，但这个“草图”却具有一副前所未见的、使人耳目一新的“大模样”，特别是它所表现的那种不弄玄虚、不摆架势、深入浅出、朴实无华、理论与资料完美结合的清新文风，使人喜闻乐见，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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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艺录
真写历史和个人
——读张中行的《流年碎影》
白烨
在自传作品《流年碎影》的开头一节，作者张中行先生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他写作这本书“力求比活动的流水账多点什么”。
《流年碎影》以一百二十节、六十万字记述了作者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和人生感悟，当得上厚重两个字。但在我看来，其重要的特色还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张中行先生作为几乎与世纪同龄的文化老人，他的以生平为经、人事为纬的自传作品，确乎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张中行先生在书中说他不是名人，是小人物，本不该写自传作品，这当然是自谦之词。客观地说，张中行先生至少是个著名的小人物，而且因为人生漫长而平实，在史实的介入与占有上别有个人特色。事实上，他的经历时间跨度大，遭际坎坷而繁复，可以说平而不凡，朴中有色。像书里写到的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的生活，毕业后在辗转于京冀的教书生涯，解放后编写教材的过程以及多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既勾勒了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罗常培等诸多文化名人的侧影，又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描述了社会生活演进的种种轨迹。还有在记事述人之余，张中行先生间或抒发的种种感慨、感受与感悟，使得其行文叙议结合，史论相间，有客有主，有声有色。这种小角度、大跨度和个性化的传记作品，有助于我们以小见大地体认过去和了解历史。
其二，张中行先生的人生是顺遂又不顺遂的。从他对学业的专心致志和对学问的孜孜以求来说，他没有虚度，很有成就。但他对于人生的低调态度和不可移易的自由个性，在总体上来看，使他的人生经历又是坎坷多于顺遂。所以他在叙述经历时对一些事情和问题的看法，既有见地又不无怨尤，这种思想与意气的锋芒交相并举的情形，也并不难理解。这本回忆录，比较忠实地记录了他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感，为我们认识个体的知识文人与整体的社会生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在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的历史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如张中行先生这样的传统型的知识文人。
其三，这部自传是真诚而又真切的。张中行先生无论是记述个人经历，还是回顾人际交往，在书中都是有根有据，有理有节。书中有关人事的看法，有关人生的感受，都是实话实说，坦荡自若。真实性应当是传记类作品的首要品格，其他的一切价值都应当附着于“真”字。有了这个“真”，就有了客观的史实与史料，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与说法，就避免了人云亦云，我们就应当予以首肯，至于人生态度是高是低，具体感受是正是偏，那是此外的问题，应另当别论。
只有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才能对历史真诚、对读者真诚。《流年碎影》正是这样真写个人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个人的以诚相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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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猎豹”，驰骋出一片新天地
魏愚
虽然目前的图书市场上少儿读物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花色品种也可称得上琳琅满目，但真正适合十几岁的少年朋友们阅读的书籍并不充足。人们的认识上仿佛存在着一个误区，普遍认为少儿读物就是童话、传说、民间故事和科普小知识，至于小说，好像是可有可无。前不久，几家有影响的新闻媒体在北京搞了一项市场调查，绝大多数中学生（包括相当一部分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反映，他们渴望阅读一些高质量高品位的文学艺术类书籍，但目前的图书市场上适合这个年龄段的读者阅读的高质量高品位的文学图书十分匮乏。最近，明天出版社适时推出了一套专门为少年朋友们创作的军队长篇小说系列——“猎豹丛书”。丛书刚一上市，立即得到了小读者的广泛好评，甚至有相当多的成年人也对这套书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猎豹丛书”是明天出版社邀请我国当前创作上富有成就的部队专业作家加盟撰写的一套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系列。目前推向市场的是丛书的第一辑，包括周大新的《平安世界》、于波的《花神》、苗长水的《我们稍息——立正》、陶纯的《阳光下的故乡》、阎连科的《生死晶黄》、简嘉的《好男当兵》和沈石溪的《古剑、军犬、野鸽》。这七部长篇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我军诸兵种现代化建设和部队官兵火热生活的生动画面，故事精彩纷呈，笔法硬朗而不失婉转流畅，在为少年朋友们揭开了军队生活的神秘面纱之后又将他们的好奇心调至一个更高的层面，在情节与结构的缝隙中，欣赏的、审美的、艺术的因子也在悄悄滴落——滴落至小读者们姿态各异的心灵世界，与故事一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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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文是道风景
——周有光先生的《语文闲谈》续编
周有光先生已年逾九旬，依然以语言学家特有的眼光和嗅觉捕捉着社会生活中气象万千的语文景观及其背后的文化意味。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语文闲谈》（续编上、下册）收入周老先生近几年来所写的札记共二十卷计一千则。篇目虽多，其实篇幅不大，平均每则札记仅二百来字。
书名虽为《语文闲谈》，实际上内容并不切合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范畴，而是透过现实生活的语词密林，指点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根源，谓之“世相杂览”也许更为贴切。周先生虽已九秩高龄，而脑力仍健，对今天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新词汇、新说法不仅耳熟能详，且以其阅尽沧桑的眼力而洞穿浮云，透过纷繁的表象看到热闹之后的清寂，庄严背后的荒唐，现时之后的未来。许多篇目援自各类报章或作者平常所读各种书籍，周先生信意拈来，或述其掌故，溯其渊源，或申明要义，点评关联。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文理史哲，看似庞杂，有如语文万花筒，读来却轻松惬意，妙趣盎然，颇得宋人笔记风韵。（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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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年磨一剑
——读丁亚平的《艺术文化学》
赵小青
十多年前，文艺发生了深刻变革，从题材到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表现手法，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作家理论家的想象领域和思维空间都在迅速拓展。许多文艺理论家对传统的艺术理论偏重于文学理论的研究，以文学的规律普遍化为一切艺术规律的现象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指出应尊重各门类艺术自身特征，重新审视艺术的存在方式和规律。
当这部著述终于问世的今天，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研究和表述中，以文学研究代替艺术探讨的传统观念与做法已不复存在，也没有了自立门户、井水不犯河水的枷锁。《艺术文化学》绪论的开篇，丁亚平开宗明义地提出：“对于艺术理论探索而言，关键的是要在头绪纷繁部类夥颐的艺术现象世界存在中寻求总体的本质把握。”丁亚平在对各门类艺术所做的通畅梳理中，发现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就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所有的艺术现象归根结蒂都是一种文化。
《艺术文化学》一书认为，既然一切艺术活动都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它的发生，就不可能脱离社会、历史和环境。由此而言，一切艺术活动都脱离不了这几大关系，即：人与文化；艺术与艺术家；艺术与符号；艺术与公众；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性别。任一艺术，无论它使用的材料如何不同，人类在审美时采取什么样的感官接受它，它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什么样的感受与遐想，但只要它是艺术，便脱离不了以上几大关系。
丁亚平将上述几大关系一一罗列，娓娓道来，层层解析，有根有据，观点明朗，见解独到。在谈到人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之所以人们对艺术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就是因为人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叙述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时，丁亚平认为：“艺术说到底不是事实的重述和复制，而是人情物理的提示，是心理感情与思想的记录，是生命、灵魂与精神的重铸和创造。”在谈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时，更有古今中外大量的实证材料辅佐了他的观点。至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在丁亚平看来，艺术的意义并不限于个人，艺术从一开始就反映了社会的特征，社会也是一开始就在人与文化互动的过程中留下了艺术发展的印迹。艺术与社会，相互作用，互为内容。在分析艺术与科学关系的章节里，丁亚平认为其间有这么三个特质：一、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二、科学对人的思想有震击式的影响与作用。三、一个时代的所有领域或多或少地都为科学和科技所弥漫，而艺术又大都是直接产生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科学与生产技术这一基础之上的。在论及艺术与性别的关系时，丁亚平列举了大量的艺术作品，分析了男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的视点差异以及他们笔下男女形象的区别。通过艺术与诸多关系的分析，在头绪纷繁部类夥颐的艺术现象世界存在中寻求总体的本质把握便成为可能。
在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著述中，充满着一种科学理性。在冷静理性的背后，又充溢着作者热切的激情。读《艺术文化学》，感受到了它作为理论著述应有的肃穆神韵，那种不断超越的执著探索精神，使舒卷的文笔有了重量和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