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世纪中国情
端木美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邓小平同志逝世的噩耗传到了巴黎，一位与他同龄的法国老人，在东郊寓所中黯然神伤。这位白发老人形同寻常百姓，却经历非凡，足迹几遍全球。他的名字叫勒内·迪蒙，是农业专家、生态学家，声望早已超越国界，在法国当代史上也占一席之地。１９７４年，他曾以７０高龄代表生态主义者参加总统竞选，成为欧洲当代“绿党”之父。他反对战争、关注贫困、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而呐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第三世界的友情。然而，在中国，勒内·迪蒙尚鲜为人知。虽然他曾七度来华，出版过４部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专著，但很少有人留意他一生中的中国情结。
如今，老人的心中依然珍藏着久远的前尘往事。他一生志向的青春梦想，竟始于７０多年前他与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的友谊。这批人中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维汉、邓小平等人，勒内·迪蒙正是他们这一段特定历史的见证人。
远方来客
１９０４年３月１３日，勒内·迪蒙出生于法国北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离异后，小勒内随任教的母亲旅居蒙塔尔纪等城市。
上中学时，他深受社会党人的影响。然而，他没有想到一批远方来客会走进他的生活，对他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这些远客来自他孩童时代学地理时就感兴趣的东方神秘古国——中国。
１９２０年初，数十名中国勤工俭学生来到巴黎南部的蒙塔尔纪市学习。当时，女学生们所在的“欣松”女校的校长，正是勒内的母亲老迪蒙夫人。
新朋友吸引了勒内，他经常向他们提有关中国的问题。不过，由于年轻及语言障碍，勒内当时并不理解这些异国青年的理想和工作。在蔡和森等人努力下，蒙塔尔纪市很快就成为先进学生云集之地。这些学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在男校遭到了拒绝。开明的老迪蒙夫人的“欣松”女校，则向他们敞开了大门。１９８２年，勒内·迪蒙访华时，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意外地看到他母亲当年与中国学生的合影，令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和自豪。７０多年过去，他尚能动情地追忆那些勤奋好学的中国学生的神态英姿，以及他们窘困的物质生活。小勒内深深同情这些来自贫穷国家的优秀青年的境况。他得知，这些学生中南方人居多，喜吃大米。但商店出售的大米价高，勒内便带他们到邻近鸡场购买袋装机米。
大米的故事深深地铭刻在少年勒内的心灵深处，他理解了东方贫穷国家的需要。这位法国少年的农学家生涯，实际上是从大米引发的东方梦开始的。
心在召唤
年轻的迪蒙热切希望前往“在我心中如此珍贵”的中国。为此，他先到了当时的法属越南，这无疑是通向中国的捷径。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９年，勒内·迪蒙完成农学院学业后，在河内谋得了水稻种植助理农艺师一职。
１９２９年７月，迪蒙开始了他首次中国探秘之旅。在昆明火车站，他目睹士兵肆无忌惮地抢夺堆在站内的木炭及洗劫邮车。这个风光绮丽之地，在腐败的制度下，变成充满罪恶的悲惨世界。此行更增强他认识中国的决心。１９３０年，他二赴云南度假考察。１９３２年１月，他来到广州，希望了解广东这个水稻大省的生产状况及农民境遇。他到广州附近考察过农村。在肥沃的珠江三角洲上，他看到的是贫穷饥饿在肆虐。然而，短暂的走访无法深入中国社会，他想了解中国农业文明的愿望仍是一个遥远的梦。在越３年，青年农学家成熟了，他出版了第一部论著：《北部湾水稻栽培》，确立了他在农学界的地位。
重返神州
新中国诞生了。１９５５年，勒内·迪蒙先生作为法中友协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新中国６周年的庆典。
这次，他欣喜地看到了那些留法勤工俭学朋友早年的救国之梦终于实现了。但是，作为农学家，他深深了解这个新生农业国所面临的困难。他无法安心于观礼做客，要求实地考察中国农村，他因此得以多逗留两个月。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他两个月内跑遍１３个省市，对其中４３个村镇进行了考察。１９５７年，他的第一部中国问题巨著《中国农村革命》出版，并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虽然迪蒙先生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种种影响，但他是怀着良好的愿望看待中国人民的事业的。他对新中国农业改造的成绩和问题作了公正的评价，即使是批评的意见也与某些偏见和歪曲截然不同。
此后，勒内·迪蒙于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２年三度访华，考察中国农村状况，在严谨的事实基础上出版专著。１９８２年，他看到了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效，同时也预见了可能出现的社会贫富分化等新问题。目前，年事已高的迪蒙先生很难再访中国，但他仍格外钟爱这个国家。他向世界预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农业国决定着亚洲的未来，它们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勒内·迪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始终忠于早年蒙塔尔纪的友谊。他于１９４７年接待了参加布拉格国际民主妇联会议后专程回到蒙塔尔纪的蔡畅同志。１９６４年他访华时再次与蔡畅会晤。此后虽无缘与蒙塔尔纪老友们再会，但他关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中国，盛赞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并为蒙塔尔纪留下过这位伟人的足迹而骄傲。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戴安娜现象”评说
李新烽
从戴安娜魂断巴黎到长眠小岛，这一周被誉为“英国历史性的一周”；由戴安娜香消玉殒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被称作“戴安娜现象”。特别是举行戴妃葬礼的那一天，人们记忆犹新：平民们真诚的痛悼；女王亲临葬礼；王室降半旗志哀；葬礼规格异乎寻常……人们不禁要问，一个王妃之死，为什么会在英国掀起如此汹涌的舆论波澜、引起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呢？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是她那迷人的风度，不幸的婚姻，短暂的人生，对平民的同情和对命运的抗争……但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王妃，她的行为举止和神韵形象，符合广大英国人心目中所向往的王室的新形象，英国人不愿意看到一种刚刚形成的希望的破灭。
英国王室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英国传统、观念和道德的体现，是英国人尊严与权力的象征。它似乎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尽管英国经济衰退、大国地位下降，它却是依然故我，安然无恙。伊丽莎白女王自１９５２年继位以来，目睹一届届政府更迭，一个个首相更换，她却稳坐泰山。与此同时，英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女王的生活方式几乎岿然不动。她往来于王宫与乡野的领地之间，过着与赛马、森林和威尔士小狗有关的１９世纪的田园生活。皇家访问仍具尊严，王室的机构照常运转，王室礼仪的时间安排无可挑剔。
古人云：“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英国王室与其臣民之间始终保持的距离，王室生活方式与外界的格格不入，不但使其臣民面露愠色、心有不悦，就连王室本身也感到有落后于时代之虞。于是，半个世纪里，出现了王室要求平民化和现代化的微型改革：１９０２年爱德华七世开放了国家议会仪式，１９３２年乔治五世通过传媒把圣诞祝辞送到千家万户，１９６９年一部纪录片把王室的“神奇世界”展示在平民面前。然而，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王室的改革步伐相形见绌。英国人期待着王室能有更大作为，能够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王室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外界的改革压力。正在此时，戴安娜仿佛“应运而生”，给沉闷的王室注入了一股活力。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她几乎成了“王室”的化身。她关心平民百姓的生活，使无助者得到一丝精神的慰藉；她公开“家丑”，为其失败婚姻抗争，是对传统的挑战，成为民众宣泄对王室不满情绪的代言人；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迷人美貌和风度给英国在世界上创造了“外交”形象。从她身上，英国人似乎看到了某种求而不得的东西，从而一次次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当英国人把王室的新形象寄托在她这位未来的王母身上之时，她却突然离去。英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顿时破灭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别了，英格兰的玫瑰，你魂魄在天国飞扬，身后是一个国度的迷惘”，这葬礼上的歌声就是英国人心声的真实写照。
戴安娜的悲剧是一出社会悲剧，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她与王室之间的斗争与分裂，可看作是英国民众与王室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缩影。“戴安娜现象”告诉人们，英国人期待着一个能够自觉适应时代变化、不断革新、关心民众生活的王室。斯潘塞的悼词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两位小王子应以其母亲为榜样，其心灵不应仅限于责任和传统，而应自由地歌唱。正如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言：“一个变化了的民族，不是为想要一个共和制而流泪，而是为一个能够反映今日英国的新型君主制而哭泣。”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芒街七月天
梁陆涛
作为一个有着２０年军龄的老军人，能到曾与我们兵戎相见却又是“同志加兄弟”的越南走一走，是心往已久的事。这次一到广西，听说自治区银行界的朋友要安排我们到中越边境去看一看，真有说不出的兴奋。
从南宁驱车南行，３个多小时就到了边陲小镇东兴市。东兴市区面积不大，街道狭窄，不走汽车。我们坐上搭了篷子的摩托三轮，穿街走巷，不一会儿就来到北仑河边，这就是口岸了。北仑河蜿蜒曲折，清澈见底。河畔绿树苍翠，水草葱茏。对岸越南的芒街市与东兴市隔河相望，北仑河是一道天然的国境线。河上南北横架着一座钢筋水泥浇筑的大桥，将芒街和东兴紧紧相连。那桥看起来建造不久，桥上正有满载货物的卡车徐徐通过。东兴市的朋友告诉我们，从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的那场边界战争中，这里曾是血与火的战场。越南人怕我军从桥上打过去，特意把原来的桥炸毁了，这桥是几年前重新建造的。
凭着刚办的一本《中越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我跨出了国门。站在北仑桥上朝两边望去，那北仑河其实是很窄很窄的。两只小船对接便成了一座横跨两岸的浮桥，我看到不远处就有边民正从那浮桥上过来过去。
刚过了越南的边卡，几个驾驶摩托车的小伙子便围了上来，向我们兜揽生意。我们是决定要走一走的，而且那芒街市就近在咫尺，自然不去坐他们的摩托车。只是在７月的毒日头下走那一截水泥路，却不是好受的。我们几个人便一齐拥到小摊旁，一人挑了顶帽子。有鸭舌式的，有锅盔式的，还有典型的越南风格的绿帽子和越南妇女戴的那种尖顶草帽。不管什么样子，大家胡乱买来戴了，好遮蔽一下正午的阳光。
我们沿着马路向市区信步走去。芒街市里市外给人一种并不繁荣的感觉。除了沿河有一些树木之外，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正是晌午时分，街上行人不多，街两边的店铺和市中心小篷子搭起来的集贸市场，卖东西的倒比买东西的多。几个小商贩围在一起打扑克，看见我们走过，一个年轻姑娘扭头冲我们喊了一声。见我们不是买主，便不再理睬，依然把扑克甩得啪啪响。倒是那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的小伙子们，很让我们提心吊胆了一回。我注意到，店铺里和集贸市场摊位上摆的家用电器和日用百货，差不多都是我国的产品。只是在一个汽车市场里，那清一色的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生产的豪华轿车，着实让我们开了一回“洋眼”。但一问价钱，便叫大家咋舌：一辆在我国市场上卖到七八十万元的轿车，在那里二三十万元人民币便可成交。
听东兴的朋友讲，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越方大力推行革新开放。特别是在边境地区，政策非常灵活，经济发展也很快。这芒街市３年前还是个边境小镇，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越方为利于针对我国发展边贸，特意将芒街升格为地级市，据说还要升为副省级。
在大街上，我们见到一座乳白色大楼，造型考究，装潢豪华，很有些富丽堂皇。门楣上方刻写着一行英文，仔细一看，哇，原来是银行！大家欢呼了一声。东兴市的同行说，这是越南的“建设银行”。近两年来，两岸的银行界常来常往，业务接触颇为频繁。他还说，芒街的革新开放本来就是面向中国的，因此，这里几乎所有行业都以中国的顾客为服务对象。我留意了一下，果然见几乎所有商店、饭店、宾馆的门楣上，都使用了两种文字做招牌，一种是英文，一种是汉字；所有的商贩都能说汉语和广东的粤语。如果没有偶尔可见的飘扬在楼顶上的越南国旗和街上那些写着越南文字的宣传画，我几乎一点都感觉不到自己已经是身处异国了。
不知不觉间，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返回祖国的时候，我们虽然汗流浃背，可依然兴致勃勃。芒街的小贩们是很会做生意的，跟在我们后面缠磨着一直送出城外。买了他的东西，他当然高兴；即使不买他的东西，临别他也会说一声：“谢谢，欢迎再来！”让人听了不禁心头一乐，顿时，７月的骄阳也好像不那么烤人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世界的尽头”
何笑冰
７月上旬，我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３００多年前，意大利牧师兼科学家弗兰西斯科·奈哥利曾来到这里，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一笔：“我到了这里，北角，芬马克的最北端，世界的尽头。”从此，“世界的尽头”便成了这里的代名词。这里的真实名字叫玛吉诺亚岛，是挪威北角市的主要部分。
当年，奈哥利是骑马、乘雪橇、坐渔船，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这里的。今天，这里有了现代化的机场、公路、码头、银行、商店、娱乐场、旅馆、餐厅和邮局，再也不是奈哥利笔下的“世界的尽头”了。但是，这里的居民至今愿意以“世界的尽头”标榜这片土地的独特。因为，这里是紧邻欧洲有人居住的最北端的一片陆地；因为，在这个岛的最北头，北纬７１°１０′２１″线上，有一片峭壁顶上的平原，叫“北角”，是人们公认的欧亚大陆的最北端；还因为，站在北角向北望，目力所及之处，除了被西方人称为“荒芜之海”的白令海（“荒芜之海”是白令海的英文原意）之外，再无一块坚实的土地了。
我在这个岛上住了３个晚上，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个岛。
玛吉诺亚岛上一共有四个渔村和一个市政府所在地，另外再加上北角平原上的大型旅游中心和几个夏季旅馆和露营地，这便构成了岛上的所有人类文明。另外，岛子上还有一条平整的柏油公路通向各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以及北角、轮渡码头和机场。岛子的腹地，方圆约１２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块田，没有一间房。
我曾坐公共汽车从岛子东南面到西北面，近４０分钟的行程中，满眼所看到的几乎只有无边无际的矮山丘，清浅见底的雪水湖和片片洁白的残雪。这无遮无拦的荒原景象，使我感到仿佛置身在高与天齐的世界之巅。天空拥着我，大地托着我，在天和地之间，只有我们的头和脚支撑着。好像天地间的每一个生灵，都是世界真正的主宰。
偶尔，从公路上，远远地望见一两群驯鹿在雪地中啃食低矮的高寒嫩草。司机说，这些驯鹿是当地土著撒米人从大陆上带过来度夏的。撒米人的祖先１万年前就在这个岛上定居了。他们以前靠打猎、捕鱼为生，现在靠放牧驯鹿为生，至今仍是一个游牧民族。撒米人的服装很好看。据说他们的服装颜色各部族不同。每年夏季到玛吉诺亚岛上的只有六家，他们的男人身着蓝色红边长袍，头上戴有四个角的蓝色帽子。他们的女人则穿红花长袍，戴红花无檐小帽。后来我们有机会进了岛上撒米人的帐篷，看了他们在帐篷里展卖的手工艺品，并从撒米人那里买了一个驯鹿皮做的手鼓和一把驯鹿骨做的裁纸刀。撒米人很热情。买鼓时，我问女主人这鼓怎么敲。女主人便拿起鼓和一把带骨节的驯鹿骨刀，以刀把上的骨节为鼓槌，边敲边为我唱了一首撒米人的歌。我们买的鼓上画满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参观博物馆时知道，这些图案实际上是撒米人原始宗教中的诸神。撒米人以前是靠击鼓求神治病的，现在，他们都已皈依基督教。
我曾攀上旅馆对面的一座约两三百米高的小山。山上除了土、石，还有许多一寸高矮的小草。草的颜色都还是嫩绿嫩绿的，显然刚刚出芽不久。可当我用手触摸小草的嫩叶时，却吃惊地发现每一片叶子竟都像钢针一样坚硬。青草丛托着朵朵、簇簇鲜花，有黄色、有粉红色，还有紫色。花都不大，但却艳丽夺目。站在山上，我们可以看到白令海的海水在两边峭壁的夹挤下流入我们所在的峡湾，可以看到山上的雪水汇集成河流入大海。这里的天特别蓝，云特别白，海风特别的清新。不时，有几只海鸥从眼前飞过，仿佛在问候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
当年奈哥利来这里的时候，想必是冬季。因为，他的代步工具中包括雪橇。还因为在他的日记中表示出对当地人食物结构的误解，以为他们除了吃鱼，还是吃鱼。显然，他没有见过岛上满山遍野的野花野草，没有见过当年为岛上人补充维生素Ｃ的各种野果。在他的眼里，这个岛上大概都是雪。冬天，这里的雪可深达两米。他来的时候，说不定正值这里的极夜。极夜时，岛上２４小时不见阳光。难怪他要称这里为“世界的尽头”了。但是，这个“世界的尽头”并没有使他失望。他见到的人们都盛情好客，岛上的牧师甚至能以一口流利的拉丁语与他长谈。在他６０岁的时候，他曾想重返北角。他在请求财政援助的书信中写道：“北角这个地方，一次往返不够！”后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源，他二次上北角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
我是来这里观望北极的极昼、观望极昼里午夜的太阳的。走时，我得到的不仅仅有午夜的太阳的瑰丽，更有天、海、地的无限宽广和统一。（附图片）
印度著名大城市孟买一景。陶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