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本中国版的《金银岛》
木人
今年５月，我有幸随朱镕基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萨摩亚。真没想到，家中一本不起眼的藏书，为代表团已圆满结束的访问又续了一段颇有意义的故事。
西萨摩亚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美丽的岛国，位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中心，有“波利尼西亚的心脏”之誉。全境由大小九个岛屿组成，国土面积虽然只有２９４７平方公里，但其中的两大主要岛屿——萨瓦伊岛和乌波卢岛，以其茂密的热带植被和秀丽的风光而闻名。它们像两颗璀璨的绿宝石，镶嵌在波光粼粼的南太平洋上。
代表团在西萨摩亚访问期间，热情好客的主人在正式工作会谈之外，特地安排中国客人参观了很值得西萨摩亚人骄傲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生博物馆”。斯蒂文生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１３日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是一位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著名作家。他以《新天方夜谭》、《金银岛》、《化身博士》、《诱拐》等独具风格的一系列小说作品，牢固地确立了１９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新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的声誉。由于多病衰弱和不适应英国的气候环境，他１８８７年举家离国，１８９０年以后定居在现今西萨摩亚的阿皮亚。斯蒂文生与当时岛上的土著居民和睦相处，并同情和支持萨摩亚人民反对英国、德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争霸萨摩亚群岛的正义立场，深受当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３日，他不幸病逝，年仅４４岁。次日，按照斯蒂文生生前的愿望，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可以俯瞰太平洋的瓦埃亚高山上。斯蒂文生给西萨摩亚人民留下了永久的怀念。
在参观期间，博物馆馆长劳贝贝·拉图先生满怀敬意和深情，向朱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介绍了斯蒂文生的生平和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在介绍到斯蒂文生的成名作《金银岛》时，朱副总理回想起他在５０多年前的中学时代，阅读当时译名为《宝岛》的该书的情景，并概括讲述了书中的主要内容，在场的人无不为朱副总理非凡的记忆而赞叹。当朱副总理看到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一本中文版《金银岛》为台湾版本时，便问陪同的中国大使：“中西建交２０多年了，怎么不找一本中国大陆版给他们呢？”大使回答说：“听说以前让国内找过，但没有找到。”
说来真巧，笔者家中正好有两本我国解放后翻译出版的《金银岛》的版本，一本是从新华书店买的，一本是在单位图书馆廉价处理书时不经意买重了的。听到朱副总理和大使的对话，笔者随意对身旁的人说了一句：“我倒有两本，可以捐献一本。”边上听到的人并没当一回事，在那种外事场合，大家也不会太留意这件事。
本来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在回国的途中，朱副总理和大家谈出访以后的后续工作时，又十分认真地给外交部的同志交代，一定要找一本中国大陆版的《金银岛》赠送给斯蒂文生博物馆。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自然当仁不让，主动“请缨”了。
回国后，笔者赶紧从两本中挑出相对比较好、尚有八成新的一本，按朱副总理的意见，交外交部的同志转送。
不久前，笔者意外地收到了劳贝贝·拉图馆长请我国驻西大使王新元先生转送给我的“回礼”：一本盖了斯蒂文生博物馆纪念章和馆长亲笔赠言的英文版《金银岛》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为使更多的人了解以劳贝贝·拉图为代表的西萨摩亚人民对促进中西两国文化交流的极大热忱，了解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尊重和友谊，不妨将来信摘要如下：
亲爱的××先生：
今天，我非常高兴和荣幸地收到了贵国王新元大使阁下代表副总理先生向我转交的您赠送的贵国版《金银岛》一书。
我谨代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生博物馆董事会及全体经理人员对您的宝贵捐赠表示深切的谢意。对于我们博物馆和图书馆而言，这本书极有价值，因为在我们收到的反馈中，很少有如此珍贵的礼物。此书现被保存在斯蒂文生图书馆的玻璃橱窗内，每位前来博物馆参观的人都能看到。
随信送上一本英文版的斯蒂文生的《金银岛》。我们随时欢迎来自贵国的参观者。
真诚的劳贝贝·拉图
笔者将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深感这封信不仅是写给笔者个人的，笔者没有权利将劳贝贝·拉图先生充满深情厚谊的来信束之高阁，因此提笔写了这一个故事。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文明来自自觉
徐洪岭
今年，我有幸赴新加坡访问、考察。时间虽短，但所见所闻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良好印象。其中之一就是新加坡人自觉地爱护、监督公共环境的意识和行动。
我离国之前，就听有关部门介绍：“新加坡是个花园式的国家，环境十分优美。对于有损于公共环境的人和事，处罚十分严厉。例如随地吐一口痰、丢一片纸屑、扔一个烟头，被人发现后至少要罚款１００美元。”我是个“上等烟民”，听了介绍以后，心里真有些心惊胆战。
我乘坐的客机到了新加坡国际机场。办完入关手续出了机场后，我就抓紧机会点燃了一支烟，并拿着烟上了早就等候在路旁的汽车。我刚拿着烟上车，车里的驾驶员就开腔了：“先生！车内不准吸烟。”我赶紧下了车，把剩下的半截“红塔山”扔到车门旁，然后用右脚踩上去，一前一后，搓了几下，重新登车。谁知那驾驶员又开腔了：“先生！怎么能把烟头扔到那儿呢？”我吃了一惊，心里想：“你管你的车内，为什么还管车外呢？”但我没敢说，只是问这位司机：烟头往哪里放？那师傅右手一指：“那儿！”我顺手一看，十米多远的地方有个垃圾桶，老老实实地捡起烟头，跑了几步，放到桶里去了。回到车上，我就主动问那师傅：“是不是还要罚款？”他笑一笑说：“因为你是初次来新，又听从监督，是不会罚的。但是，下不为例。”听了师傅的话，我才舒了一口长气。
从机场到市区大约有２０多公里，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只见路两旁的高大树木直耸蓝天，随风摇摆。矮棵花草郁郁葱葱，争奇斗艳。一眼望去，令人心旷神怡。进入市区后，更是处处绿茵似毯，鲜花盛开，大家都有步入花园的感觉。我想：“这该需要多少人看管呢？”可是，东张西望以后，并没有发现看管的专职人员。此后，我曾经问过几位新加坡市民：“这街上的花坛绿地有没有看管人员？”市民们总是风趣地回答：“有啊，多得很，人人都是看管员。”这下，我才明白，新加坡人把爱护公共环境自觉地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新加坡的城市管理条例规定，凡是封闭的公共场所，例如会议厅、汽车内、商场、饭店等等，都不准吸烟，不准丢弃瓜果皮、核。开始我曾想：如果饭店里不准吸烟，谁还到他那个饭店去吃饭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们就餐的饭店换过七八家，每一家饭店就餐的人员都是满满的。每到一家饭店就餐，我都要“检查”一遍，看一看有没有人吸烟。如果有吸的，我也要过把瘾。可是查看来查看去，一个也没有发现。因此，我也只好忍受着不抽了。在新加坡，我们也参观过博物馆，游览过市场，逛过公园，都没有发现顺手丢弃瓜果皮、烟头、纸屑的现象。有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将瓜果皮之类的废弃物扔到地上时，他们的大人就赶快捡起来，送到垃圾桶里去。
新加坡人自觉地爱护社会环境的意识和自觉制止损害社会环境的责任感是来之不易的。据有关人士讲，他们的城市美化已经搞了十多年，同时也对群众教育了十多年，而且这种教育常年不懈，还在坚持，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与此同时，他们特别重视通过立法和执法来保证公共环境的整洁和有序，对有禁不止的人必定加以重罚制裁。
新加坡在培养和提高群众的环境意识方面所采取的重罚办法，我们能不能吸取？我这个门外汉不敢妄下结论。但是，他们长期不懈地对群众进行教育的做法，他们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做法，的确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你读过安部公房吗？
杨伟
中国读书界知道大江健三郎的人不在少数，这大约得归功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可在日本，当我和知识界的朋友聊起日本的现代文学时，他们更爱问的是：“你读过安部公房吗？”日本朋友认为，对于战后日本文学而言，安部公房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从他的小说《墙》赢得１９５１年的芥川奖之后，他便一直是日本文坛先锋派作家的旗手。安部的作品在海外、特别是在欧洲有广泛的影响。《砂女》在法国曾获最优秀外国文学奖，据此拍摄而成的同名电影也获戛纳电影节大奖。可以说他是最早拥有世界知名度的日本现代作家。安部一生荣膺的奖项之多也是日本作家中首屈一指的。据说大江健三郎闻知１９９４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自己的时候，他首先的反应是：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应该是属于他的。大江健三郎的这番表示，固然含有自谦的成分，但也说明他对安部的崇敬，以及安部公房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历史地位。
安部公房１９２４年３月７日生于日本东京。他的父亲是位医生，母亲是作家。移居中国后，他父亲在沈阳满洲医科大学任教，公房是在沈阳读的小学和中学。１９４６年日本战败后，才与母亲一起返回日本。１９４８年安部从东京大学医学系毕业后，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饥饿同盟》、《他人的脸》、《燃烧的地图》、《箱男》等作品的陆续问世，使他成了日本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在戏剧方面，其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有《捕捉奴隶》、《快速船》、《幽灵在此》等。
安部公房以讽刺、幽默和象征等多种手法，描写了现代社会中孤独、变态的人物。但他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他对于丧失故乡并不哀叹。无论现实是何等不合理的存在，变成何等坚硬的墙壁，安部公房笔下的主人公都不走回头路，而是正视这堵墙，与之斗争，毫不畏惧地踏入到墙那一边的未知领域，从而证实了人类精神的自由。这或许便是安部文学的魅力之所在。
写到这儿，我不禁想起了１９９２年的冬天赴日本法政大学师从日本著名评论家立石伯教授研究日本现代文学时的情景。有一天，天气很冷很冷，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从１０层楼上的教室往外望去，远方所有的景物都被隐没了。仿佛世界已经冻结了，死去了，唯有大雨化作了一堵墙，一堵挡在我们面前的厚墙。那天，教授突然改变了原订计划，问道，“你读过安部公房吗？”一阵沉默之后，他说道：“今天我们来谈谈安部公房的《墙》吧。”那天的课讲得生动极了，我能感到教授的声音穿破了那大雨的墙壁，飞向了远方。
这个夏季过后，我想会有很多的人读过《安部公房文集》中译本，会有很多的人记住安部公房这个名字的。因此，我想，嗜书的朋友这时相逢或许会问：“你读过安部公房吗？”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午夜的太阳
何笑冰
极昼，是每年在南、北两极各自的夏季出现的，是太阳２４小时不落的自然景观。生长在北纬３５度左右的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的我，不知怎么，自从听说极昼的存在后，便梦想有朝一日能到北极去享受那不尽的白日。也许，因为那时还是孩子，孩子们大概都不喜欢不能出门、不能与小朋友玩耍的漫漫长夜吧。
及至长大，有机会来到瑞士居住，北极的极昼突然又回到了我的头脑中，急急地召唤我，提醒我不要错过欧洲中心瑞士交通的便利，到北极去，看一看儿时的梦。
于是，我们从地图上找到了欧亚大陆的最北端——挪威的“北角”，将那里确定为我们观望极昼的落脚点。
从日内瓦到北角，乘飞机、火车、轮船，整整用了我们六天的时间。７月７日出发，７月１２日才到目的地。
在北角、在挪威、在欧洲，人们不讲“极昼”，而讲“午夜的太阳”。只有到了北极圈里，才真正懂得了两个词有多么不同。我们在北角看到了“午夜的太阳”，看到了午夜的太阳在我们的眼前一点点地向大海跌落，又在大海还来不及与她接吻的时候，一点点地跳离大海，返向天空。我们懂了，“极昼”远非２４小时不尽的白日。“极昼”有“午夜的太阳”，“午夜的太阳”自有她超出“正午的太阳”的魅力。
北角是挪威最北面的一个市镇，它包括一个叫做玛吉诺亚的岛子。沿环岛坐落着几个小渔村。岛子最北端，北纬７１°１０２１″线上，紧贴着白令海，拔海而起的峭壁之巅上有一片平原，那才是真正的叫做北角的地方。那里没有居民，只有一个旅游中心。
到北角的第一天，我们住在岛子西北面的一个小渔村里，睁大眼睛，迎候午夜的太阳。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渔村的居民们也都要享受这难得的午夜阳光。他们一起聚集在码头上，饮酒、用餐、闲聊、歌唱。他们说，午夜的太阳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赋予他们充沛的精力，使他们忘记明日、忘记将来、尽情地享受现在。
“午夜的太阳”应当从晚上１０点钟左右算起。在欧洲、亚洲大多数国家，此时已是繁星满天的时候。但这里，挂在北角天空中的太阳正渐渐地从火辣辣的金黄色变成柔润的玫瑰红。午夜，太阳降至最低点，与人的水平视线相接，不再俯看人间。午夜的太阳炫耀地将其柔媚的红色阳光向四周散射。红光射向蓝天，随风变换。被风吹动的白云，时而在红光的笼罩下变成一朵朵绚丽的鲜花，时而飘离那夺目的光彩，向人间展示它的素洁。红光散向碧海，在蔚蓝的海水上，随波舞起一条红绫缎。在红光的反衬下，蓝天显得更加清彻，白云显得更加纯洁，碧海显得更加深沉。
在北极，“午夜的太阳”每年只有一个月，而与之相对的极夜，每年却长达两个月。极夜时，玛吉诺亚岛上昼夜不见天日，岛上的居民为尽可能多的留住那每日正午才有的一点微弱的天光，都把房子涂成鲜亮色。“午夜的太阳”，唯其脱自那不尽的长夜，才更加璀璨。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街头艺术家
燕君
街头艺术家是世界大都市的一景。无论是伦敦地铁，还是巴黎街头，岁月拂不去他们的身影。这是一支古老而又常新的队伍，来自地球各个角落，语音驳杂，肤色各异。当这个世纪临近尾声时，来自古老东方的黑发黄肤的艺术家成了这支队伍的成员。
他们盘踞街头，临风而立，是过客，也是展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潮水般从你们面前流过，早已司空见惯，驻足一瞥者有之，成为顾客者几稀。
我不是他们的顾客。我害怕与之相对，害怕那一份挥之不去的沉重。
波茨坦无忧宫皇家园林里的中国宫。
所谓中国宫，不过是坐落在园林一角的元代亭式建筑，但游人大多不愿错过。当我随着人流走来时，忽然从亭子里传出奇妙的小提琴声。琴声凄美，飘然犹如仙乐，仿佛来自极遥远的地方。抬头望去，我与亭相距不足百米。曲子是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梁祝”，听过不下百遍了，但在这异国他乡，它给我的感觉却是全新的。随着琴声的流淌，我的眼泪也开始流淌了。
及近，才看到拉琴人是一位着便装的中年人。凭直觉，一眼就可看出他是我的同胞；而这种直觉也一定并存于他身上。目光相对之后，他便悄然躲到亭柱后，但琴声依旧。
我驻足不前了。我理解你的举动，如同我理解你的琴声。这如泣如诉的琴声，诉说的是一个海外游子古老而遥远的梦，梦中的泪花依稀可见。
身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德国姑娘，听得十分专注。我问她：“好听吗？”她回答：“美极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但我怀疑她是否听懂了。
我悄悄走到亭前，看见地上半旧的琴盒里仅有几个分尼，几乎是下意识，我掏出几枚马克扔了进去，然后又悄悄地走开。当我走到百米之外，回首望去，拉琴人已从柱后移出，琴声依旧，回荡在这座古老的德国园林里。
相对无言，目光相接只有一秒钟，但我已知晓了你的身世，你的悲欢，你的梦。我知道这几个马克对你于事无补，但一分心意是你可以接受的。
于是，我想起三年前伦敦地铁里拉二胡的年轻人，同样的琴声，同样的神情，同样的目光；我也曾让女儿扔下几枚英镑，也曾走出老远还久久回望他的身影。
从伦敦到柏林，散落于欧洲大街小巷的中国音乐家们，你们的琴声怎么都这样凄美，这样悠长，悠长得绕梁百日而不绝？
艾菲尔铁塔下的便道上。
暮色已浓，街灯昏黄。几个画像人依然坐在那里不肯离去，期待着迟归游人的光顾。我过去问路，回答我的是一位消瘦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乡音一问一答，一切寒暄都显得多余。他原是中央美院的教师，到巴黎已经三年了，身旁的一位是他的妻子，不远处的几位也都是中国来的画家。
“你认知老栗吗？”
“认识，听说他现在还在忙着搞画展。”
于是我们攀谈起来。说到国内美术界的近况，也说到巴黎艺术界的现状，自然最后总要说到他自己。几笔素描之后，他说：“巴黎的生活费用太高，不得已课余出来挣点钱。”说罢，指了指路旁的画架，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告别之后，走出老远，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注视这位中国画家业已朦胧的身影。
其实，你最后的一句话对于我是多余的。我能理解你的苦衷，也能看出你的处境。三年前，我也和你一样漂泊在雾都里。
三年前，我曾让伦敦国家美术馆旁的一位街头画家画过像。其实，我并不需要那张像，只想借此把一张１０镑的纸币塞给他。而他也是你们美院的毕业生，也有和你一样破碎了的梦。
巴黎——你这艺术家的天堂！多少年来，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艺术家蜂拥而至，为了一个共同的五彩梦。但究竟几人能圆此梦？究竟出了几个幸运的毕加索？大多数艺术家的结局是早已注定的，而街头卖艺则是其中一部分人不可抗拒的命运。
如今，在那个万古常新的诱惑下，如此之多的中国艺术家汇进了这股人潮，以至占去了巴黎街头画像者的一大半。
也许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辛酸的奋斗史，也许街头卖艺是通往艺术殿堂的必经之路，也许他们之中总有人会成为幸运儿，但我有一种预感，多数人最终会踏上归途。
冼星海回来了，徐悲鸿也回来了。于是有轰鸣至今的“黄河大合唱”，有奔腾至今的“马”。
借他山之石攻玉，引他乡之泉润田。叶茂离不开民族之根，花繁离不开故乡之土。
我知道今日漂泊世界卖艺街头的中国艺术家中的一些人就是明天中国艺术的扛鼎之人，就是明天的冼星海和徐悲鸿。
明天是世界艺术相汇相融的时代，也是民族艺术大放异彩的时代。明天，当你们毅然而归的时候，当你们创作的具有家乡神韵的交响乐响彻寰宇的时候，当你们创作的融汇东西的中国画风行全球的时候，你们一定还会记起波茨坦公园里的琴盒和艾菲尔铁塔下的画架，但你们一定不会记起我，这个曾与你们相逢而又长久注视过你们身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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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彼得保罗要塞巡礼
许宏治
俄罗斯朋友告诉我，到俄罗斯不可不到圣彼得堡，到圣彼得堡不可不去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要塞是“圣彼得堡的历史核心”，是这座涅瓦河畔名城最具特色的建筑群之一。有人甚至说，她是圣彼得堡市的象征。
于是，我到圣彼得堡后，决定无论如何要去寻访它。
彼得保罗要塞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的扎亚奇岛（——译兔子岛，见题图）上，与冬宫隔河相对。从冬宫门前向涅瓦河彼岸眺望，一眼便可看到一座金光闪闪的尖塔直插云天。那就是要塞里大教堂的钟塔。
要塞有近３００年的历史。１７０３年，彼得一世决心在涅瓦河畔为俄罗斯帝国建立一座新都，以便与几个世纪以来莫斯科的保守传统最终决裂。是年５月１６日，他在扎亚奇岛上为要塞奠了基。要塞最初只是一个土木建筑的城堡，墙和堡垒均按彼得一世和法国工程师朗贝尔的计划修筑而成。从１７０６年—１７２５年，在首席建筑师特列西尼主持下，用岩石镶砌，进行了加固和扩建。后来经１７７９年—１７８７年再次扩建改造，成为一座坚固的六棱体城堡。要塞是圣彼得堡最早的建筑群，圣彼得堡市便是在要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彼得堡人把彼得保罗要塞的奠基日定为圣彼得堡市的建城纪念日。
彼得一世决心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岸边建设新都，是有深刻用意的。他想把这座新的城市变成俄罗斯帝国通往海洋的大门和面向西方的窗户。据记载，当年圣彼得堡市的建城工程规模空前浩大，几乎集中了全国的力量。当时，彼得一世曾下令在全俄国禁止其他的岩石建筑工程，而每一个前来彼得堡的人都必须随身带来一定数量的石块，或者交纳赋税。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彼得一世还聘请了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建筑师，博采众长，结果使如今的圣彼得堡市看上去好似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成为俄罗斯最西欧化而又不失俄罗斯本色的一座城市。看来，彼得大帝是很懂得“俄西合璧”、“洋为俄用”的。也正是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才由闭关自守改为实行对外开放，终于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
彼得保罗要塞的正门彼得门，是按特列西尼的设计于１７１７年—１７１８年建造的，堪称建筑艺术的瑰宝。门上饰有大量１８世纪初的雕塑和浮雕，如描绘基督十二弟子之一圣彼得战胜异教徒故事的浮雕《占卜者西门的惨败》，等等。还有用铅浇铸成的重达１吨多的俄罗斯帝国双头鹰国徽。今天的俄罗斯国徽是和它一脉相承的。
进入彼得门后一直往前走，道路右侧便是要塞中最主要的建筑之一——彼得保罗大教堂。它最初只是一座不大的木结构教堂，奠基于１７０３年６月２９日——圣徒彼得和保罗的纪念日，教堂和要塞因而得名，而圣彼得堡市也因此得名。后来，在木教堂原址上，又用岩石建造了新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主持建设的仍是特列西尼。它的钟塔尖顶高达１２２．５米，成了圣彼得堡市的标志。
当然，彼得保罗大教堂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在于它的高耸入云的钟塔，也不仅在于它的金碧辉煌殿堂，更重要原因还在于，大教堂落成以后，便成为俄罗斯君主的安息之地。１７２５年，圣彼得堡的奠基人彼得一世被安葬于此。后来，除彼得二世、约翰六世和尼古拉二世外，俄罗斯帝国历代君主们，无论其生前是非功过如何，最终几乎都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因此可以说，俄罗斯帝国一段大约２００年的历史，仿佛在这里凝结了。
在用围墙和堡垒包围起来的要塞内，除了富丽堂皇的大教堂，还有阴森可怖的监狱。从１８世纪３０年代起，要塞的一部分房屋被用来关押政治犯。１８２５年起义的十二月党人领袖、曾试图刺杀沙皇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哥哥）、著名作家高尔基等，都曾被囚禁在这里。高尔基１９０５年因书写革命传单被囚禁于此时，曾抱病写下了戏剧《太阳之子》。现在，这些囚室门口都挂着说明当年何人曾于何时被关押于此的牌子，部分囚室仍开放供人参观。
以前曾有资料记载说，十月革命前夕，要塞曾作为起义军司令部。按照列宁指示，曾在棱堡的旗杆上悬挂一盏明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此为号，炮轰冬宫，掀起了起义的高潮。不过现在，这段历史在这里似乎已被忽略不提了。
要塞内还有一处著名的建筑——造币厂。这里曾是俄国最早的造币厂。如今，这里陈列着大量实物和图片，向人们叙述着从１７２４年至１９８５年，俄罗斯和苏联铸造钱币、奖章和纪念章的历史。
彼得保罗要塞是历史的缩影，在她身上浓缩地反映圣彼得堡乃至俄罗斯的一部分历史。虽然有一些历史片断被有意删略，但慕名前来参观的人却不会停止对历史的思考。（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非洲文粹杨峻崎摄于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