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学术动态)
专栏：读史札记
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
□陆炎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具有典型特色的文化观。
西学东渐，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格局的嬗变，“中体西用”观应运而生。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学几无立足之地。尽管清乾隆年间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明末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所撰《西学凡》一书作了介绍，但又把西学看成“器数之末”而称之为“异学”。１８４０年以后，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西学涌入中国已成为难以遏制之势，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受到冲击，对世界大势还很生疏的国人必须正视现实。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率先开眼看世界，在近代中国最早触摸到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新课题。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怎样调整中学与西学关系和如何摆脱守旧势力对西学的深固拒排进而为引进西学寻找理论依据，已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中体西用”论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寻找“采西学、制洋器”的方案而酝酿萌生并逐步形成的。
“中体西用”论源于冯桂芬在１８６１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在该书的《采西学议》一文中，冯桂芬提出了“采西学”“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的观点，认为西学的范围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格物至理”，强调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的“中本西辅”说，成为后来“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说法之滥觞。薛福成在１８７２年说：“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他在１８８５年又说：“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王韬在１８８０年指出：“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于１８９４年说：“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１８９５年，沈寿康明确使用了“中体西用”的提法。他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年，孙家鼎向清廷上奏称：“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中体西用”观发展的大致状况。
面对着西学的引进，封建守旧势力认为这是“以夷变夏”，他们根本不承认世界大势已经发生重大的变迁，仍然闭目塞听，因循守旧，对仅处于“为辅”、“为末”、“为用”的西学大张挞伐。１８６６年，京师同文馆内设立天文算学馆，拟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举人、进士及京外五品以下年轻聪慧官员入馆学习，引起顽固守旧派的极力反对。张盛藻上奏指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倭仁大讲“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强调天文算学不过是“一艺之末”，而科甲正途人员从夷人学习则所损甚大，定会“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１８７６年，清政府首次向国外正式派出常驻公使，分别任命郭嵩焘、刘锡鸿为驻英正、副使臣，并命令二人将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寄回国内。郭嵩焘的日记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刻，因其中写有“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的语句，被顽固派视为大逆不道，是“以夷变夏”，屡遭严劾，书被毁版。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却境况颇佳，他在书中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杂技之小者”，自称“君子不为”，甚至主张“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在顽固派看来，在把中学作为正统思想支柱的“天朝上国”中，决不容许掺进或容纳西学的丝毫成分，他们所要维护的是中学的纲常名教的华贵神胄，目的是在于恪守祖制以确保圣学传承来维护封建统治，在闭关锁国已成为过去的时代依然要“严夷夏之大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体西用”论者想方设法地去证明引进西学对中学是无害有补，强调西学能与中学相融合且对中学而言只是处于辅、器、末、用的位置，因而这种独特的文化观不仅有助于避开顽固守旧势力的非难，也有益于西学在一定程度上的传播。当然，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西学的引进又是有限度的。
“中体西用”观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曾对西方科技与机器生产的引进和近代企业的创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洋务运动中的“采西学”主要囿于“器数之学”的范围内，表明洋务运动是一个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对此，一些参与洋务活动者从西学亦有“本”有“末”、有“体”有“用”的视角指摘了“中体西用”观的不足。然而，就是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张之洞于１８９８年抛出《劝学篇》，痛陈了戊戌维新带来的“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的状况，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以“正人心”为名旨在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试图救中学于摇摇无主，其用意在于阻止戊戌变法运动的发展。此时，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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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历史学社会作用的两重性
□施伟青
近年来，史学界比较重视对史学积极的社会作用的研究，而对于史学也会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的问题，却注意不够。其实，只有全面地认识史学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的特点，才有可能克服它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传统史学社会作用的两重性。历史学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过程的再现和评价。过去的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但作为研究主体的史家由于受到时代、阶级、条件的局限以及个人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对历史的重构和认识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史学，可以说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史学。在其时的史家看来，先人的经验教训都可以直接供给后人借鉴。因此他们的著述，就不只是对历史简单的复原，而且总是带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对历史作出选择和评价。所以传统史学中包含有许多精华，如歌颂正直、清廉、勇敢、勤奋，贬斥奸邪、贪婪、怯懦、懒散；表彰为民族、国家的统一、进步作出贡献的人物，斥责给民族、国家的安定、繁荣造成灾难的人物，等等。人们可以从这类历史事实的表述和评论中得到教益和启迪，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在传统史学中又包含了不少的糟粕，宣扬“天命”论和英雄史观即为其例。从西汉时起，以祥瑞灾异的“谴告”说为基础的“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以土、木、水、火、金五种元素附会、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五德终始”说，以及预言吉凶、荒诞不经的谶纬神学，开始充斥于各类史学著述中，使整个社会笼罩在神秘主义的氛围里。当时卜相、星占、符应、巫蛊、望气、择日等等迷信活动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与传统史学消极的影响大有关系，说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和实践。这种情况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即如睿智的康熙帝玄烨也不能例外。如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七月二十八日，由于出现彗星，玄烨便认为“天道关于人事。彗星上见，政事必有阙失”，他因此决定“暂停台湾进剿”（《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同时，在传统史学中载有大量的帝王本纪、将相列传。它们强调帝王将相的作用，而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因而也就不免陷入英雄史观的窠臼。而英雄史观影响所及，也是极为深广的，它同样支配着封建时代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即如我国历史上地主阶级的一些改革运动，之所以遭到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这既与他们的政治局限即不能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有关，也与他们的认识局限即存在英雄史观不无关系。而后者，往往为今天的研究者所忽视。
现时期史学社会作用的两重性。我国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制定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就是在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后，才正确地制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的策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为教育、团结人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有它的一份功劳。
新中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而编写出版的大量史学著作、通俗历史读物，在进行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不过，这不等于说，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后，史学就只有积极的社会作用，而没有消极的社会影响了。远的姑且不论，就近年来某些通俗历史读物来说，消极影响已十分明显：
第一，宣扬封建意识。例如，一些介绍姓氏源流的通俗读物，总是以宣扬该姓氏历史上的名人尤其是达官显贵为宗旨，以便为现实的宗族寻找拥有所谓“优越”历史的依据。
第二，渲染低级趣味。例如，一些通俗读物对我国历史上的所谓“性文化”、“房中术”并无真正的研究，但却对它们津津乐道。再如，历史上的“名妓”并非都有立传的价值，但有的通俗读物却热衷于把她们介绍给世人。
第三，鼓吹迷信意识。近些年来，兜售卜筮、命相、占梦、风水、符咒等等迷信说教的通俗读物纷纷冠冕堂皇地走向社会。其中有的竟然公开宣称它为“科学”，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有的还有名人学者的题签作序，被吹得神乎其神。其社会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沉寂了一些时候的江湖术士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有的学校竟把道士请到校园里画符念咒以“驱鬼”。试想，在这样的教学殿堂里，如何去进行唯物主义的教育？
以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历史读物，是一种庸俗的历史读物。它不能使读者正确地认识历史，也就不能使读者正确地认识现实。
庸俗史学拥有一定市场的缘由。那么，庸俗史学为什么还能得到不少人的青睐呢？大家知道，历史是割不断的长河，现实源于历史，一般说来人们的知识是由历史知识构成的，历史的遗传性，使过去的观念、文化必然要在现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中表现出来。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史学尽管有官修和私人撰述的区别，但二者既都保存有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糟粕。人们一代代接受着优秀历史文化的熏陶，又受到封建糟粕的污染，逐渐形成思想积淀、历史意识。爆发于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高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已反映出当时一些人的觉醒。新中国建立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已经过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但根深蒂固的传统历史意识，却还未销声匿迹。这是由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变化，总是要落后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也就是庸俗史学迄今还拥有不小的市场的历史根源。加之多年来，我们对于传统史学的消极面的批判，有时显得比较简单生硬，从学术层面上进行深入的分析揭露，还做得不够。同时，近年来受拜金主义的影响，庸俗史学大都是经精心包装后才被抛向大众的，它给一般读者的识别带来了困难。这可以说是庸俗史学尚能招摇过市的现实原因。
克服史学消极社会影响的途径。一般说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如何，既有认识客体的问题，也有认识主体的问题。要克服庸俗史学消极的社会影响，首先，必须在全社会加强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多编写出版一些广大群众乐于阅读、易于领会的科学理论的读物，为广大的读者识别“精华”和“糟粕”，提供理论武器。其次，多出版一些反映当代最新科学成果的科普读物。科学和迷信，总是互相对立的，人们多了解一点科学知识，就会少一点愚昧迷信。再次，多编写出版一些熔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炉的通俗历史读物。恩格斯指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马恩全集》第一卷，第６５０页）而作为广大的认识主体的读者，他们认识历史并从中获得启示，则必须借助于史学。因此，历史学家能否客观地再现过去人类活动的过程并给予科学的解释、评价，就直接关系到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历史并获得有益的启示。历史学家要承担起这个极其重要而艰巨的职责，就必须正确看待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仍存在不同的意见。实际上二者之间的确存在区别，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要求史学的一切研究课题都做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步等值。例如，甲骨文字的考释，就不可能做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步等值。但是为普及科学、健康的历史知识，则应当而且可以要求通俗的历史读物做到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换言之，即在“求真”的前提下“致用”。当然，要“求真”，除了必须掌握史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外，还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因为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才能阐明历史现象。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不少好的事例，比如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就是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学有专长的有关专家学者编写的。这类读物大都既有严肃的学术见解，又写得深入浅出，通俗生动，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它使人们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又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目前，应当针对文化市场所存在的问题，有计划地组织编写出版一批揭露、分析和批判封建意识、低级趣味和迷信意识的通俗历史读物，力求以通俗的文字从学术层面上进行多角度的剖析、评价，以期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