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林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江泽慧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具有维护地球生命、改善人类生存空间的生态价值。林业在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中，始终处于“优化环境与促进发展”的基础和主体地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保障和支撑作用。林业在国土保安和改善生态环境中的主体地位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当日趋恶化的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人们首先把希望的目光移向林业，移向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一次将森林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政府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认真履行环境与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加紧落实后续行动，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为了全力保护整个生命支持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我国正在建设中的10大生态防护林工程，已经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实践表明，林业作为环境建设的主体，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
从缓解地球“温室效应”方面看：当前，由于全球大气中CO2浓度升高而引起的“温室效应”，已成为世界各国最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据科学测定，从1886年至今的110年中，地面大气温度已升高0．5摄氏度—0．7摄氏度。研究表明，当大气中CO2浓度增加到当前水平的2倍时，全球气温将升高1．5摄氏度—4．5摄氏度，由此而产生海平面上升0．3米—1．0米，全球30％的人口势必迁移。陆地生态系统碳贮量约达5600亿吨—8300亿吨，其中90％的碳自然存贮于森林之中，森林每生长1立方米，大致可吸收、固定350公斤CO2。
从防治荒漠化方面看：荒漠化是世界10大环境问题之首。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7．6％。根治荒漠化在于发展林业，建立农、林、牧、水有机结合的体系。
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方面看：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占有量只有271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由于森林覆盖率低，加上盲目开荒和滥伐森林，水源涵养作用受到削弱，加剧了水土流失。据统计，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的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化肥。建国以来，我国已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8万平方公里，累计拦积泥沙355亿吨，增加产值630多亿元，每年增加保水能力180亿立方米，减少土壤侵蚀量11亿多吨，有效地保护和改善了国土生态环境。
从防灾减灾，确保农业稳产方面看：近些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增多，频率加快，危害加剧。全国年均成灾面积呈上升趋势，80年代是70年代的1．7倍，是50年代的2．1倍。这与生态脆弱、林业不发达密切相关。据国内外研究资料表明，森林对洪峰的最大削减量可达50％左右。同时，森林在增加降水、减弱风速、改善农业小气候等方面功能十分显著。举世瞩目的“三北”防护林建设，有效地保护了850万公顷农田和120万公顷草场，粮、草增产率达15％—20％。研究表明，在同样的土地、光热水条件下，建立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可明显提高土地生产力。
从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看：我国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植物种类占世界总数的10％，高等植物有2．7万余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被子植物占世界总科数的53％以上，被誉为被子植物的故乡。我国现有兽类约450种，鸟类1186种，两栖类196种，爬行类315种，共计2000多种，占世界总量的10％。这些物种有50％以上在各类森林中栖息繁衍。我国政府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国已建成799个各类自然保护区、26个濒危动物繁殖研究中心（基地）、230处野生动物人工繁殖场，使一度濒临灭绝的大熊猫、扬子鳄等近10种濒危种群开始恢复发展。全国珍稀动植物野外种群明显增加。林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提供丰富的林产品，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多方面的需要。国外林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林产品的供应对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79年至1990年间，世界林产品出口总额从413．15亿美元增至974．7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41％，并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1992年统计，全球木材产量的1／4已进入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值达1033亿美元，占世界商品贸易值的3％。1995年我国林业总产值达1846亿元，其中经济林产值达500亿元，木材及木制品出口创汇32．5亿美元，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已成为我国山区综合开发和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林产品的需求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供需缺口进一步拉大。同时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又蕴含着很大的林产品潜在市场，木材需求量仍呈上升趋势。
加快发展以木本粮油为主的经济林，积极参与实施国家农业“2116”工程。21世纪中叶，当我国人口进入16亿高峰期时，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饱、吃好的问题？最近，国家正在制订实施农业“2116”工程计划。而丰富的森林资源，则是人类未来食品营养和饲料来源的重要基地。我国现有木本粮食林面积约266．7万公顷，产量17亿公斤，开发前景广阔。此外，农林复合经营也是增产粮食的重要途径。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幼林地约200万公顷左右，其中一部分可结合抚育进行林粮间作，达到农林双丰收的目的。
综合开发山区、沙区和湿地特色产业，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有贫困人口5800万，主要集中在边远山区、沙区、滩涂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基本农田人均只有0．022公顷（0．33亩），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多，有的缺乏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生产的条件。特别是山区和沙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80％，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5％，我国592个贫困县，有496个在“两区”。实践表明，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潜力在山，希望在林。近年来，林业部门着重抓了山区林业综合开发，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结合林种、树种调整和优化结构，走以发展干鲜果品、木本粮油、花卉、药材、饲料、香料等经济林为突破口的路子，效果十分明显。
缓解人口压力，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区域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基数大，素质较低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实施“科教兴林”战略，对于缓解人口压力和提高人口素质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林业的发展，可以创造广泛的就业机会。以山区为例，据测算，以林为主的山区综合开发，5年内可转移山区剩余劳动力1500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0％左右。平原、半平原地区918个县，已有700个实现林网化，面积达3200万公顷。由于林业的发展，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也增加了就业机会。二是社会参与林业。通过社会参与林业的发展可以对人口的流动、迁移加以引导和管理，从而对缓解人口压力起到重要作用。三是把各种林业组织办成育林育人的场所。我国有国有林场4200多个，职工55．8万人；国有苗圃2283个，职工4．8万人；乡村林场15万人；林业工作站5万多个；此外，还有一大批林业企业。各种林业单位可以通过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专业科技培训等多种形式，培养“四有”职工队伍，增强职工的整体素质。林业在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把林业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进行定位，使其成为全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林业。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现代化建设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我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等诸多严峻的问题，愈来愈依赖于林业的持续发展。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重要批示，高瞻远瞩，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把“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作为实现“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重要前提。因此，把林业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进行定位显得尤为重要。其一，林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具有多种功能和多种效益，应该放在重要位置上；其二，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从总体上确立林业在优化环境、促进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其三，森林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陶冶情操、增进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公民环境意识的日益增强，一个群众或社会团体自觉参与的造林绿化活动正在悄然兴起。作为政府投入为主体的国有林业的重要补充，应当给予鼓励与支持。“八五”期间，我国森林覆盖率仅提高了一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我国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13．92％提高到23％，至少需要40年—50年。摆正林业的位置，依靠全民、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办林业，形成“政府支持，专家指导，鼓励投入，谁种谁收”的激励机制，不失为一条实现林业持续发展的良策。
坚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保护和扩大森林资源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应从建立林业生态、产业两大体系的速度与质量角度：（1）调整资源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在科技进步作用的驱使下，以发挥结构效益为目标，加强宏观调控，强化计划的导向作用，最终实现需求引导和促进有效供给。（2）注重资源质量，促进资源增长。发展森林资源要实行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争取在改善树种结构，集约经营，提高良种普及率、林地生产力和木材利用率等方面上一个新水平。（3）抓住主阵地，加强林区建设。包括改变“重取轻予”的林业政策，加强林区的经营与管理，开展综合利用等。
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林业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1996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代表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这就要求我们的农业科技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必然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林业是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周期长、投资大、风险多、社会公益性强的特点，属于劳动密集、资金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这种客观上的弱势，不应成为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包袱和障碍。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林业必须通过促进、加速单项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对现有林业技术的组装配套，全面提高林业科技的总体水平，实现林业超越常规速度或规模的飞跃式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把“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促进林业和山区、沙区、林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近中期林业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
加快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和新的运行机制。森林的主体屏障作用和多种生态功能，已被世人所公认。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少林国家，占世界22％的人口仅拥有占世界3．3％的森林资源。在广阔的国土上，特别是在江、河、湖、海地区和干旱、半干旱地区，营建大规模生态公益林已迫在眉睫。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现有生态公益林规模已经达到2513万公顷，约占全国森林面积的1／5。但这个速度与规划要求相差很远，应建规模与同期实际投入悬殊很大。因此，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形成“国家投入一部分，受益者承担一部分，生态公益林经营者创收解决一部分”的投入机制，是国家合理调节经济利益关系的好办法。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森林生态效益“公众受益，主要由林区负担；相对富裕地区受益，主要由贫困地区负担”的不合理状况，有利于尽快形成“谁受益，谁补偿，全民受益，政府统筹，社会投入”的新型运行机制。
第9版(理论)
专栏：
对再就业工程的思考
李盛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劳动力的必要流动性，是一个社会保持较强活力和较高效率的重要因素，既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生存发展能力，又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现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现象，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由于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我们在这方面的制度、政策、措施还不健全，下岗人员又比较集中，如果对这部分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
安排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一项只许搞好、不许搞坏的工作。当然，再就业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问题，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从长远看，下岗失业和富余人员与企业分离，这是大方向。一方面，应从劳动力成熟之前的教育入手，调整大中专和职业学校的专业结构，使之适应未来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要求；另一方面，应积极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把劳动力推向市场，让市场来选择并确定劳动力的价值，实现市场就业，并建立包括职业介绍、就业信息咨询、职业培训等机构，逐步转变劳动部门的职能。但从当前看，企业下岗失业和富余人员完全和企业分离，把他们推向社会，又不现实。这些人员大多是国有企业原来的固定工，一般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缺乏在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与新增劳动力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这是再就业工程的重点和难点。比较稳妥的是，既积极创造条件使富余人员与企业彻底脱离，又不完全推向社会。为此，有以下几个问题需注意研究解决。
把失业率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内容。再就业首先是一个就业问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当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能过高过快，否则，虽然暂时可以扩大就业，但一旦引发通货膨胀，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反而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处理好失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三者关系，应该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当前在就业问题取代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问题的情况下，更要把控制失业率与控制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联系起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内容。
不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失业保险制度的保险范围主要是破产企业职工、被精减职工、终止或解除合同职工等。这个范围和当前难于安排的再就业人员的范围大体一致。实际上，失业保险制度对再就业已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失业人员不断增加，失业范围也相应扩大，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已显得不适应。例如覆盖面狭窄、经费来源单一、统筹范围小、基金提取比例低等。因此，可以考虑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失业保险应包括全民、集体、个体、私营及三资企业的所有劳动者；增加失业保险金的来源，使之多渠道化，包括国家当年的财政收入等；加强对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保证其功能的发挥和增值；合理确定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标准和救济项目，以利于实现失业保险的目的。
建立专门的再就业基金。从各地实践看，难点在于资金如何筹措。主要有这么几个渠道：一是分流富余职工的企业，按一定人均额度缴纳职工安置费；二是进入破产程序的国有企业，从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和其他变卖资产的收入中缴纳一部分职工安置费；三是失业保险在保证社会上现有失业人员失业救济发放的同时，拿出一部分直接并入再就业基金；四是财政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情况多渠道筹集一部分资金。
组织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减少对再就业工程的压力。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1亿多，常年流动的劳动力达5000万—6000万人，绝大部分涌入了城市。农村劳动力无限制地参与城市就业竞争，给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就业和再就业带来极大压力。为此，不少大中城市相继采取措施，明确招收外来工的行业和标准，控制农民工进城的规模，对城市现有农民工加强管理。当前，需要从整体上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包括：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规模、速度、从业范围；坚持大力发展农业，使农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继续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中国国情出发，加快小城镇的开发建设，鼓励有就业能力的农民进入新兴城镇落户，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逐渐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纳入有序流动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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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前进中的问题靠前进解决
董京泉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当初是怎样学会走路的，大抵已经忘却了。但人们总看过幼儿开始学走路可爱又可笑的样子：蹒蹒跚跚，踉踉跄跄，连连跌跤。但大人从不讥笑，也不悲观，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孩子爬起来，走下去。因为人们知道，孩子不跌跤是不可能学会走路的。这一事实为我们如何看待“前进中的问题”提供了启示。
要前进，必然出现某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是事业前进的重要反映。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正视，不应回避。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我们正在大踏步前进。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部分企业破产、职工下岗以及再就业等问题。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近20年的历史表明，它是一项生机勃勃的事业，因而这些伴生的问题可以说是前进中的问题。不前进固然可能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不前进本身问题更大，性质更严重。正如跌跤是孩子学走路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但不学走路问题更大一样。
任何问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前进中的问题，是同事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问题。因此，凡是前进中的问题，只有靠继续前进才能逐步得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主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贫富之间差距拉大的现象。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可以有两种思路：一是继续实行这一政策，使有条件发展快的继续发展，把整个“蛋糕”做大，并通过财政税收政策，以及鼓励先富帮后富、带后富等措施，给贫困地区和个人以有力支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种思路是，让有条件发展快的慢下来，大家齐步走，或者均贫富，吃大锅饭。那会有什么后果呢？只能是严重挫伤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的积极性，整个经济发展的步子放慢，“蛋糕”做小，对贫困地区和个人的支持乏力，共同富裕无望，落得个共同贫穷。因此，贫富差距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只能是在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逐步得到解决。对于前进中的问题，如果不下定决心，朝着既定的目标，排除一切困难，奋勇前进，问题只会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
毫无疑问，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障碍，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采取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综合性措施加以排除。但是，只有在总体上努力造成开拓前进的态势，才能创造出有利于这些问题解决的环境和条件，从而最终解决这些问题。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我们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的进步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都属于前进中的问题。对于这样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全新事业，前进的道路已经开辟，前进的指针已经确立，前进的目标和任务已经明确。在困难和问题面前，任何停止的观点、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应当勇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农村小康之路》
李定中
詹武主编的《中国农村小康之路》，最近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如何确保约占全国人口3／4的农村居民总体上实现小康，是实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八五”计划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研究课题。本书作者主持的课题组承担了这一任务，此书就是他们历时数年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比较系统地剖析难点，提出对策。作者研究了大量有关的理论资料，分析了全国20个省、市、区奔小康的状况、难点、规划，并有计划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取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全书分12章。首先从理论上综合论述了小康的内涵、意义、标准和农村小康的指标体系。接着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迅速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为此，在比较深入地分析发展农业的巨大潜力，强调在“农”字上把文章做大、做好之后，又着重研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多种就业出路问题，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如何逐步缩小的问题。作者对群众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对华西村等一大批小康明星村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分析了农户间、村乡间、县地市间、省区间各个层次上开展先富帮带未富活动的各种途径。书中还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农村实现小康的财政对策、农村奔小康面临的宏观环境问题及如何进行宏观指导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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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代芬
程极明撰著的《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一九九一年起开始研究“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问题，并选定美国、前苏联、巴西、印度和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一九四五年—一九八九年。
这五个大国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则既有比较相近的，也有差距较大的。五国都是地理上和人口上的大国，所面临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也有某些共同性。对那些近似的或共同的问题，本书着重从不同国家的不同处理及其不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对那些条件不同、差异较大的问题，着重从经济发展阶梯上不同层次的连续性和经济发展规律本身去比较、思考。
本书分八个部分，即：五国基本情况；二战后五国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农业；工业化道路；区域经济；经济体制；军费与经济；小结。本书对五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运用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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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道德论苑
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
宋协娜
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之一。事实表明，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通过共产党人对其价值观的实践示范作用，将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显著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在当前就是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形成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价值目标，正确处理为党的最终目标奋斗和执行党的现行政策的关系，现阶段党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阶段，每个共产党员只有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最高价值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取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共产党人党性觉悟的集中体现；以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为人生价值实现途径，个人利益总是同人民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是融合在人民利益之中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
当前，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发挥其道德价值导向作用，不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或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这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存在的多层次性，以及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存在，导致利益主体多样化及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并且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又表现出更为活跃更为丰富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选择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导向”的道德价值标准，人们就会在多种道德价值面前失去带根本性的尺度，在眼花缭乱的道德世界中无所适从，导致道德无序状态。其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共产党人价值观从来就是我们党奉行的道德准则，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时代内容。在中国革命胜利前，无数共产党人胸怀共产主义大志，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精神彪炳史册。中国革命胜利后，无数共产党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谱写了一曲曲共产主义精神的凯歌。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精神光照千秋。从新中国的创业者到今天新形势下的改革者，都在实践着共产党人价值观，表现出强烈的公仆服务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目的是建设一个富裕、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共产党人价值观不光在战争年代体现出来，在和平环境中也能体现出来；不光在轰轰烈烈的事业上体现出来，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体现出来。
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和实践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在全社会发挥表率作用，党的领导干部要在全党发挥表率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过程中，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此，我们必须一方面强调共产党人的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则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共产党人思想道德观念提出的新要求，强化共产党人道德建设的社会调控机制，从社会目标和制度着手，加强道德赏罚、道德评价和道德教育的约束作用，逐步使共产党人价值观成为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