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编者按：前不久，“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这是香港回归后海峡两岸的一次学术交流。两岸学者在“大易和合文化”的主题下，对周易中的“和合”精神作了深入研讨。现将雷洁琼、楚庄同志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
发扬“保合太和”精神
□雷洁琼
当前，世界已进入多极化时代，各地区、各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之间只有加强交流，才能互补和融通，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必将对我国的易学研究，乃至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弘扬，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科学地理解和研究《周易》，对于我们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各种人际关系、社区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都有重要意义。《易传》中这样概括《周易》的思想精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行，尽管有各自的特殊性，但始终保持着整体的组合，最高程度地达到和谐，这才是最为光明的前景。《易传》中的这段话，不仅对世界的运行图景和规律作出了客观描述，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最高精神境界。每个个人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只有融会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之中，才有光明的前景；每个地区在保持相对独立利益的同时，只有融会于国家和民族的总体发展潮流中，才有光明的前景；每个民族和国家，在保持独立和主权的前提下，只有融会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潮流中，才有光明的前景。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关键历史时期，弘扬“保合太和”精神，即我们正在倡导的和合文化精神，以推动整个中华文化的进步，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相信，深入研究和弘扬《周易》中的“保合太和”精神，易学界能够为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并能使《周易》中的科学人文精神广泛得到传播。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杨成长谈：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区别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同属于制度经济学，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直接目的的。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借助商品经济形式运行，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剥削性质又掩盖在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的面纱之下，因而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就是要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来面目。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中的制度问题，因此其使用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研究角度，都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直接相关联。它是在肯定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理论目的是为现存的经济运行过程提供制度说明。
第二，运用的方法不同。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社会结构观、社会发展观、社会动力观和社会形态的演化理论，为其经济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形成一个系统的、宏观的、动态的理论体系。其运用的方法包括整体系统观、动态发展观、阶级分析法等。其中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标志性区别。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方法包括：具体化数量化的方法；市场的均衡分析法，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法律化方法，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特色。
第三，对经济制度动态发展研究的差别。（１）经济制度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本制度的变化，即一种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经济制度所替代。另一种是在总体制度、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各种具体制度的微调、变迁和创新。马克思的制度发展理论更强调前者；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也强调制度的发展，但由于其坚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合理性，因而制度发展只能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各种具体制度的变迁和创新。（２）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因。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直接动因是阶级矛盾。最终动因通过直接动因而起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是为了使市场经济更有效地运行，只有在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时，制度创新才会进行。（３）关于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本身则是被说明的对象，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抬高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单以制度本身去说明经济增长。
（摘自《学术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东亚与拉美利用外资的分析与比较
□邹华生
充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内资金短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条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战后，东亚与拉美各国先后都走上了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这两个地区在利用外资中明显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首先，东亚与拉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趋势。７０年代，拉美国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多制定了庞大的投资计划，由于国内储蓄同投资之间的巨大差额，拉美各国纷纷依靠国际金融资源筹集资金，这使得拉美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逐渐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如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０年，墨西哥和巴西的外资投入平均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１４．４％和１３．３％，但７０年代后，外资在两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０年，外资在国内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上升到了１５．７％和１６．８％，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该比例再次攀升，分别达到了１９．７％和２５％。由于外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因而这两国运用外资的规模限制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突破。相比之下，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却呈现出了由过高到逐步趋向合理的下降趋势。如韩国和台湾地区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０年，外资投入平均占国内投资总额的５５％，但它们在积极引进、利用外资的同时，自始至终都在致力增加储蓄，提高自身积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内部资金在数量上超过了外部资金，进而在自身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其次，就外资结构来说，东亚与拉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筹集外资主要有对外借款和使用外国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从对外借款来看，在拉美各国债务结构中，官方优惠贷款比重下降，而私人商业银行贷款却逐渐上升。７０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石油美元充盈、利息率低下，拉美许多国家因此大举借用商业银行贷款。到１９８２年，拉美国家所借的私人商业贷款已从１９７０年占借款的４０％提高到了８０％以上。后来由于私人商业贷款借贷利率的急剧上扬，拉美国家每年还本付息负担骤然加重，致使７０年代末起偿债资金周转不灵，不得不大量吸收短期债务，从而又引起长、短期债务结构比重的变化。随着短期债务的与日俱增和中长期债务的到期，拉美许多国家的偿债率高达１００％以上。由此，拉美国家纷纷陷入了清偿危机。至１９９６年底，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已达到人均１３００美元，债务已成为插在这些国家身上的一根吸血管，成了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包袱。比较而言，东亚各国（地区）对外债结构的安排比拉美国家要合理得多。拿韩国来说，１９８５年，韩国外债高达４６８亿美元，位居第三世界债务国的第三位。至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其外债已突破１０００亿美元大关，债务不可谓不多。但韩国政府在举债过程中，十分重视外债结构的安排，把借期长、利率低的公共借款作为其外资政策的基本点，商业贷款始终被控制在外债总额的１５％以内，并且一般将短期和中长期外债的比例维持在２∶８之间。这种合理的外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使处于重债中的韩国成功地避免了债务危机的发生。而东亚与拉美国家在使用外国直接投资上的差异，主要是前者比较注意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调控和约束，因而企业活动的主动权较多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据统计，在亚洲２５０家大公司中，属跨国公司所有的企业只有２２家，其余２２８家企业均为国有或私人所有。相对而言，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的控制程度则高得多。在拉美２５０家大公司中，属跨国公司所有的企业达６４家，属国有或私人所有的企业为１８６家。即使是在实施较大规模的国有化以后，外国资本在拉美经济中的地位仍然是比较高的。从墨西哥和巴西的情况来看，１９８７年国内最大的１０家企业的所有权为跨国公司所有的就分别达４家和３家之多。
第三，从外资投向来看，东亚与拉美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东亚各国（地区）无论对借款还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都十分注意将其投向具有较快形成出口创汇能力的制造业部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结构。几十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在制造业的比重，韩国为５０％以上，香港在７０％以上，台湾和新加坡则达到８０％以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近年来也十分重视将外资引向制造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的某些重化工业。此外，外资的投向在不同时期还体现了不同的重点。以韩国为例，６０年代是农业和轻纺工业，７０年代为重化工业，８０年代又转向电子产业，９０年代继续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从而使外资的投向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加快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东亚各国（地区）普遍推行和实施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使外资的投向与出口结构大体一致，极大地壮大了这些国家（地区）的出口部门，为扩大出口换汇能力，获取足够的外汇来偿还债务并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东亚不同，拉美则大多将外资投在耗资大、周期长和见效慢的大型建设项目上，相当部分的外汇还被用于进口消费品和奢侈品，使这些国家未来偿债的经济潜力受到严重削弱，不仅未能获得预期的外汇收入，反而陷入旷日持久的债务危机。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给领导者丛书》
由王玉新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给领导者丛书》，包括《给领导者的１００个思路》、《给领导者的１００种方法》、《给领导者的１００组实例》等三种。该丛书主要以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为读者对象，形式是一事一题，就事示理。丛书就领导实践提出具体思路，从领导经验中抽出具体方法，再以领导工作实例深化认识。其中，《思路》是思辨性的，从不同的思维角度启迪人的悟性；《方法》是操作性的，归纳了从实践中梳理出来的方法；《实例》是经验性的，它从基层领导者那里直接取得材料，加以归类整理。整套丛书的特点是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从实践中提取材料来丰富我国领导科学的理论研究，使书中的论述尽可能贴近我国基层企事业单位领导工作的实际，既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又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应该说，深入实际，认真总结经验，对于繁荣领导科学的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杨岗）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撰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已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通观全书，其突出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完整性。本书全面记述了人民军队自１９２７年八一南昌起义诞生至１９９７年八一前夕人民解放军７０年发展的全部历程。对建国后军战史研究中的一些难点，如１９５８年“反教条主义”斗争、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以及建国后历次作战行动等，本书都予以较为客观和准确的阐述。
其次是创新性。本书加强了对军队建设史的考察和记述，许多内容具有创新性。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进行初步的正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军队由单一军种向合成军队的转变等。这些内容，是人民解放军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以往的军史研究、著述中较为薄弱的部分。
第三是史料扎实。本书是在多年收集、整理、考订、研究和编纂的军战史史料基础上，吸收近年来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撰写而成的。本书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使本书真正成为一部可读、可信、可取的信史。对一些历史上有争议有疑义的事件，如红军西路军问题，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等，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准确、客观的阐述与评价，使本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第四是深刻的理论内涵。与一般军战史著述不同，该书注重从宏观、整体上把握人民解放军军战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将记述与评述结合起来，突出评述，在反映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评析和探讨，从而揭示军事历史事件的本质及其规律。全书逻辑体系的构建，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基本精神，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它是一部历史学与军事学有机统一的著述。（云帆）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邓小平改革方法论》
由周振国等同志所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改革方法论》一书，对邓小平改革方法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经验从方法论上作了深入的研究。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客体关系理论为主线，概括了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认识方法、实践方法、评价方法，形成了以改革的认识篇、实践篇、评价篇为基本框架的宏观逻辑体系。这种概括反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际和中国改革的实际，在理论上颇具新意。在每一篇中，又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方法，如认识篇中包括唯实认识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实践篇中包括战略决策方法、探索试验方法、典型示范方法、循序渐进方法、利益调节方法、宏观控制方法等；评价篇中包括评价的主体、标准和尺度，评价的原则、指标和方法等。这些内容既有理论性又有可操作性，是应用哲学研究的可喜成果。
由于改革方法论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因而该书尚有一些地方值得推敲和改进。如，评价篇的内容略显单薄；把有些带有统括性质的方法当作了专项方法。尽管有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它仍不失为是一本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好书。
（春归）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的战略选择
宋晓梧
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对于拥有１２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始终既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同改革、发展、稳定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所面临的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原因，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方面存在的一些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同时，由经济体制转轨而带来的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当前，我国在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数量过多。我国人口和劳动力长期过量增长，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数量将逼近１３亿。到下世纪中叶，人口数量将达到１５亿至１６亿。以这样巨大的人口压力为背景，近期每年新增劳动力将达１５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６００万；产业结构的变动还将使１．５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非农地区转移；而体制转轨的深入又会使传统体制下包容的高达１５００万国有企业冗员显现出来。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总量将长期供过于求，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
第二，人力资源总体质量不高。囿于传统体制的束缚，人力资源开发部门长期存在脱离经济、脱离生产、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倾向。教育培训结构严重背离经济结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工人技术等级偏低，社会急需的国家职业技能和操作水平标准尚未确立，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不足以支持深层次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难以满足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的要求。
第三，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的外部环境不够宽松。我国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低于世界人均水平，部分重要资源（如淡水、耕地、草地等）特别短缺，农业资源开发过度，金融资本和技术资本也都处于严重不足状态。经济增长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与污染严重。如何尽可能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物质和生态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是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的战略对策
由上可见，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必须把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作为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制订战略和对策。
第一，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体制改革。按国家计划严格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就业的统包统配，压抑了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中的积极性，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等严重的人力资源配置失调现象，导致“大锅饭”、“铁饭碗”及国有企业人员大量过剩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出路只能是从以计划为主转向以市场为主配置人力资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应逐渐改变以往那种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转变职能，让企业和劳动者在市场竞争机制的激励和压力下活跃起来，充分挖掘自身开发人力资源的潜能，扩大就业数量，提高就业质量。当然，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也有其局限性。政府有责任伸出自己那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包括采用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人力资源开发与其他产业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其投资者往往可能不是收益者，而收益者也往往可能不是投资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别经济单位（包括企业和个人）本能倾向尽可能多地享有人力资源投资收益，而尽可能少地承担人力资源投资义务。例如，目前许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劳动者个人，把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教育培训机构作为他们的免费培训基地。由此发生的矛盾，不但引起一系列劳动争议，而且影响整个国家人力资源投资的力度。这就需要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保持政府的权威，运用政府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的力量，防止和弥补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可能带来的弊病。
第二，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由它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开发总水平决定的。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两大支柱，在物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其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更显得重要。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人力资源投资方面明显不足。我国与其他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一个最大的差距是至今未建立起一种激发全民族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积累热情的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类要素市场的日趋发展，一个全民族的物质资本积累的热潮正在形成。但是，如何动员起全民族的积极性，掀起一个全民族的人力资源开发热潮，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要着力解决人力资源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运作秩序不规范的问题；要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全面考虑和设计我国市场政策、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财政、税收、利率等政策，使人力资源积累与投资的收益逐步提高，真实反映人力资源收益高于物质资本收益的客观关系，从而真正走出一条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路子。
第三，把就业列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九五”期间，以及到下个世纪初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就业压力及其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物价波动和国际贸易等的影响会越来越强烈，因而我们必须把就业放到国家近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上。而这就要求我们从国情出发，在近中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通过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扩大就业容量。当然，这并不妨碍在出现经济过热或恶性通货膨胀时，政府应集中力量抓稳定经济或稳定物价的工作。
第四，树立优先保障就业水平的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水平、工资水平与就业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并有内在的制约关系。在当前以及今后２０年内，我国应坚持就业优先的目标，兼顾社会保障与工资水平。在社会保障方面，覆盖面要广，起点要低；原国有企业较高的养老保险待遇应适当降低，并增加个人负担的比重；现在已经确定了较高水平的，今后应注意缓调标准。在工资方面，我们不主张恢复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三个人活五个人干”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但是“高工资、低就业”的做法也行不通，要防止最低工资的确定导致过高的工资水平，抑制就业水平。总之，在处理社会保障、最低工资与就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各地各部门不能各自为政，只考虑自己这个子系统内的逻辑，不考虑宏观大局中各个子系统组合的逻辑。
第五，从侧重总量控制转到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并重。在促进就业上过去往往考虑总量问题多，即从增加劳动力的总需求、减少总供给着手，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安置新增劳动力上。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与地区之间相互分割壁垒森严、劳动力流动率低决定的。毫无疑问，在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条件下，就业总量的调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就业总量调控的重要指标是失业率。但是，就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总量平衡影响已越来越大。改革初期，我国就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是所有制结构变动，对于就业总量而言，今后调整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意义将越来越小，而调整就业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意义将更加突出。因此，在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过程中，在继续发挥所有制结构调整作用的同时，今后应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中小企业，以此作为就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并根据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确定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向，指导就业结构调整，减少结构性失业。所以，从就业发展战略看，从９０年代后半期到下世纪初，工作的重点应从重视总量逐步转向总量与结构并重，从主要抓新增劳动力就业到就业与再就业并重。
第六，从重城镇轻农村转到城乡统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过程就是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最终可以归结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问题。农村就业与城镇就业的关系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途径、规模和速度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往往只考虑城镇就业，似乎农村不存在就业问题。随着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村劳动力必将逐步进入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过去用行政手段隔离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做法将越来越失效，只有统筹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和流动，才能最终解决好全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城镇地区的就业问题。当然，我们决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农村劳动力盲目涌进城市，而是要把就业工作从城镇延伸到农村，特别是在乡镇建立就业服务机构，统筹考虑，有序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挖掘“和合”文化遗产
楚庄
现在，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实现这一过程中，包括台湾某些学者在内的一批人士，主张以牺牲旧有的伦理关系为代价，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我们则认为，现代化过程，可以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可以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不适应现代化过程的旧的伦理关系，固然要改变，但有价值的体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伦理关系，不仅不应该牺牲，而且必须大力弘扬。只有这样，才能规范人们的言行，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合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伦理道德。
和合体现了一种整体系统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理论独创，突出和强调了世界各种关系的融通、凝聚。《国语·郑语》较早提出“和合”范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和合，能使百姓安身立命）在先秦的思想家中，管子第一个对“和合”概念作了表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他把民众的“和合”作为民众道德的直接体现，认为学习“和合”，就是学习道德，所以民众只要能够“和合”，就能产生“莫之能伤”的强大力量。这一思想被其他思想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如墨子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并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便是“教训臣民，和合之。”同样的概念荀子也曾使用：“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思想家最初提出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就是为了保持正常的社会关系。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和合文化，同样也会对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乃至促进国际和平发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易学中含有丰富的和合文化精神。易经中两次出现“和”字：一是《中孚》卦中的“鸣鹤在阳，其子和之”；二是《兑》卦中的“和兑，吉”。而到《易传》中，“和”、“合”两字便多次出现了。作为“和”字，首先要提到的是，《易传》提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语恐是最早对和平的论述。作为“合”字，首先要提到的是，《易传》中指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将“和”、“合”连在一个文句中使用，就是《易传》中的著名论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无论是“和”与“合”，易学中提到的都是为了用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相传《易传》为孔子所作，因此，《易传》中的和合思想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
易学还最早建构了我国和合文化的系统理论。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无论是生成顺序还是方位结构，都体现了卦、爻间相互贯通的对应关系，这本身便是“和”与“合”的思想体现。另外，易学中的天、地、人“三才”学说，强调了三者之间的平衡，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内和更高的哲学水平上阐述了“和合”文化的思想内容。我们参与组织的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太极文化研究所将六十四卦换算为相应的数值，出现了数学史上的奇迹，在这由六十四个数字组成的数表上，有着高度的和谐对称关系。易学建构的这种高度和谐对称的关系，就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整体系统关系，是一种和合关系。我们认为，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当积极把这种整体系统关系即和合关系运用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去。因为，尽管市场经济使得个体利益有了相对独立性，但个体利益离不开群体利益，离不开整体利益。如个人必须保持家庭关系的和睦；每一社会成员必须保持与社会的和谐；中国的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群体应保持紧密的合作与团结；在经济发展中，人类必须大力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