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世相百态
令人揪心的看客
仇成梁季大勇摄于山东临沂市街头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身边的话题
上大学：从公费到自费
本报记者杨雪梅
从今年起，全国普通高校全部实行招生“并轨”，由自费和公费两种收取学杂费的办法，过渡到了完全自费的办法。这标志着我国近４０年公费读大学的历史正式结束，公民接受高等教育须交纳一定的费用已由一种观念变成事实。这场酝酿已久、１９９４年开始在３７所高校进行试点的改革，牵动着家长、学生和方方面面人的心，人们从心理上的接受到经济上的承受都还会有一个过程。
据悉，“并轨”后收取的学费平均每人每年约２０００元左右，如果再加上生活费，一个人要完成大学的学业没有两三万元是拿不下来的。这个数目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意味着上大学不再只是考不考得上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家庭能不能供得起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准备工作，不能让一个学生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多高校也表示不会让有才华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丧失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家长更是宁愿倾其所有也要让孩子上大学。
政府坦言：学杂费只占培养费的２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大力认为，改善学杂费征收制度，应注意四点：一是国家要明确收费种类，避免乱收费；二是国家要明确学杂费的最高限度并保持基本稳定，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年人均学杂费加上生活费，不宜超过全国人均年收入的一倍半；三是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应部分或全部免费，以保证高等教育不至于成为有钱人的专利；四是对师范教育和某些将来工作较艰苦而国家又特别需要的专业的学生免除全部学杂费，并提供足额的生活费，以保证这些专业有素质较高的后继者。
４０年来，中国一直以较少的教育经费支撑着庞大的教育体系，目前国家培养一名大学生一年的花费约在１万元左右，２０００元的学杂费平均为培养费的２０％到２５％，上大学的培养费绝大部分仍是由国家负担。贫困生问题并不是“并轨”后出现的新问题，而且贫困生最大的经济负担不是学费，而是生活费，一个学生一年的生活费是学杂费的两倍以上。根据国家教委对１０５０所高校３００万在校生的统计，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约占１５％—２０％，即有４５万至６０万之众。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讲，国家在各高校设立了国家专项奖学金，由新生自愿申请，享受这种奖学金的学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并以签订合同的形式予以明确，毕业时要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基础学科、边远地区工作若干年，期满后才允许流动。这是使人才分流的一个好办法。
学校交底：资助困难学生已有规可循
到１９９５年，多元化的学生资助体系在高校已经形成，包括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特殊困难补助以及学杂费减免。前两年，中央财政已拨款２亿元用于高校特困生补助。目前一些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奖学金名目繁多，企事业单位和国内国外诸多社会团体设立的奖学金可以使学生受奖面达到５０％以上，努力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都可以享受到，奖金的数额有的一年达３０００元。北京的重点大学的学杂费基本都是２０００元，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资金来源要宽一些，并不单纯依靠收取学杂费来改善办学环境。
各高校的勤工助学活动已初具规模，既有助教、图书管理、资料管理、书刊发行、清洁卫生等校内的工作，又可以根据自己所学，担任家教、文秘、市场营销员、计算机软件设计、新闻机构的特约记者、翻译等，既获取了必要的生活费，又锻炼了自己。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贷学金的数额正逐年提高。领取贷学金的学生毕业后应按期归还贷款及其利息，如果到国家指定的单位或地区工作，还可减免贷款。
普通院校减免学杂费的比例较小，只限于特困生或孤儿、单亲家庭，加起来不超过５％。师范院校及农林牧等专业的学生减免的比例要大一些。
１９９４年实行高校“并轨”的３７所试点学校在当年的招生中，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学生的质量也看不出明显的区别，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生因贫困而退学的事情。北京大学招生办的同志讲：只要学生能凑足路费到北大报到，就不会因经济问题而完不成学业；如果我们发现有没来报到的学生，会立即和当地联系，查明原因。
尽管高校的资助体系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善，但毕竟为学生提供了多种选择，多种机会，给莘莘学子提供了希望。
学生家长：供孩子读大学也是一种投资
北京理工大学的孔京对记者说，孩子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掌握专业知识、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学会计算机等前沿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高中时代为考大学而读书的压力，凭自己兴趣发展特长、个性，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为将来走向社会打好基础。从这个意义讲，孩子上大学并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家庭的集体行为，是家庭的一种投资。将来毕业了，孩子能对社会有用，能自立自强，就是投资的最好效益。
国家科委科技交流中心高级工程师孙敖敖认为，考大学是农村的孩子走出原来的环境、改变贫困现状的最好途径，一般低收入的家庭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能获得比较好的职业和比较高的收入，因此这些家长会省吃俭用供孩子读完大学。学杂费加上生活费数目不小，对很多家庭确实是一个负担，很多家庭也许会因此负债。但苦尽甘必来，大学生在社会上还是供不应求的，在大中型城市都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大学几年所花费的钱也许两年就挣回来了。将来中国的社会一定是知识越多越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物有所值，家长才会心甘情愿地掏腰包。
山西省地方病研究所的邓景休给孩子报的是清华大学，他认为一个成年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个人对自己前途的一种选择和安排，是一种长期投资，需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成绩、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家庭条件作较全面的考虑。有的学生家庭条件不太好，可以先上师范或收费较低的学校，然后再读研究生，进行二次选择。
我们欣喜地看到大部分家长已能用平和的心态看待高校收费“并轨”，已接受了非义务教育要花钱的观念，也承认取消公费生和自费生是另一种平等。花钱读大学，也有助于学生培养勤俭节约的品德。国家体委的吕光茂说，大学也有不同的读法，省吃俭用和盲目攀比花的钱会差出很多，出门坐一次出租车顶多少次挤公共汽车，因此有必要在大学倡导艰苦朴素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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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行业写真
车管所的硬规矩
长沙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是“湖南省学济南交警先进单位”。这个所的２１名干警，管理着全市１６万余辆机动车、１８０多万辆非机动车辆的牌证发放工作。在警力不足、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所长陈明芝带领大家提出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口号，努力提高队伍自身的素质。他们全力抓管理，促规范，重新制定了所纪所规５０条，并逐条讨论通过，所里与干警签定了执行承诺合同，全面实行了以制度管理人，以制度规范人，以制度约束人，以制度塑造人的新举措。车管所出现了队伍有正气、内务有秩序、办事有效率的新景象。
除此之外，车管所还自觉形成了４条不成文的“硬规矩”：
之一，“有意见找所长”。正、副所长每天坚持轮流值班，接受咨询，解答用户的各种疑问，听取各种改进工作的建议（如图一，副所长蒋之捷在认真听取这几位客户的意见）。
之二，每天早晨自觉整理内务环境。车管所地处市郊，环境脏乱、办公条件差。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由于各类车辆进进出出，极易脏乱，但车管所没有请一个专门的人来打扫，全靠干警分片包干（如图二，一场大雨过后，干警马上出动了，细心地打扫）。
之三，早、中餐一律在食堂集体就餐。过去车管所干警一度吃喝成风，索、拿、卡、要的事时有发生。为此，所领导要求全所干警在宴请面前要管得住嘴，礼物面前要管得住手，早、中餐一律在食堂集体就餐，不准出入酒店、餐馆，坚决杜绝“吃请风”。这项措施实行后，车管所门前的10余家餐馆顾客明显减少（如图三，干警们中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工作体会）。
之四，每月评“星”级。红星是优秀，绿星是良好，黄星是合格。严格的考评制度，大大增强了干警们争先创优的意识（如图四，所长陈明芝上半年得了5颗红星、两颗绿星，他一边给干警贴红星，一边说：“我还要更加努力啊”）。
湖南省政法委张克东胡立强摄影报道（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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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一得
别为自己找理由
崔佳
朋友在一家公司供职，不久前工作上出了一点纰漏。面对上司的责问，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只是认真反省自己，希望公司再给他一次机会。上司认可了他的检讨，告诫他今后不要再出现类似情况。事后这位上司对他说：“如果当时你找理由为自己开脱，你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
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一些行为寻找着这样或那样的客观理由：工作上出不了成绩，我们常说家务事太多；对家庭照顾得不够，我们又说工作太忙；默默无闻时，我们说机会太少；声名渐起后，又会说压力太大。环境不好，关系不顺，干扰太多，运气太差……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对自己不满意时首先要摆出的理由。我们甚至觉得自己落后得合情合理，失败得无可指责。
习惯于为自己找理由，根本原因是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与缺陷。不为自己找理由，并不是说对那些影响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因素忽略不计，而是说不要一味强调这些客观理由，忽视了我们主观上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负有的主要责任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实际上只有在抓准了内在主要矛盾之后，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外在客观条件。相反，越是经常为自己找理由，越不能冷静研究和正确对待这些理由。每天上班迟到都说自行车坏了的人，大概一年半载也不会把车修好；总是嚷嚷“跟别人比不了”的人，也许始终搞不清别人的长处到底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找理由”正是找出原因、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
当我们发现那些与我们有着相似客观条件、与我们面临同样实际困难的人们通过他们主观的努力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时，我们是否应该在心底对自己喊一声：“别为自己找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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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事中有法
不可擅自称“公司”
顾春晖
李某开办了一家榨油场，当年获利可观，次年便以１０万元为注册资金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长源榨油厂”名称申请了工商登记，并取得了营业执照。后来，李某觉得自己的企业名称太“土气”了，在未经批准登记的情况下，将原厂牌换成“长源油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去年，他收下了一家企业２万元定金后，未能按时交货，被对方诉上法庭。法庭在审理中发现，他的企业不具备公司资格，未经工商登记，实为非法人企业。法院在判令他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经调查，发现李某冒用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便作出责令其改正并罚款１万元的处罚决定。
在我国，生产经营组织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是根据法律规定和企业本身具备的条件来确定的。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权利是不一样的。根据民法通则和企业登记管理法规的规定，法人企业领取的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经营单位领取的是《营业执照》。法人企业有自己独立于出资人和企业成员的财产，并以其本身的财产独立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到期债务时，依法宣告破产，出资人和企业成员不以个人财产承担还债责任；而非法人企业则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财产，清偿债务时，各出资人以个人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企业，它的设立在自身条件上和程序上都有较一般企业严格得多的要求。公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由于公司企业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一般企业在设立、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等许多方面有本质差别，擅自冒用公司名义，不仅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而且容易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在经济活动中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实中也已经出现一些不法分子冒充法人企业，利用法人资格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故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并可处以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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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实话实说
山乡渴望溢书香
刘洪杰
前些日子下了趟乡，欣见“农家书屋”在一些乡村应运而生。据介绍：这些由乡村扶植、农民自办的农家书屋，成了乡亲们看书读报的好去处，有的还经常讲一些实用技术课，开展读书用书、书画竞赛等活动。这样的活动，不仅陶冶了农民兄弟的情操，让他们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有效地推动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报载，张家港市西张镇在全镇开展了万户农民读书活动，要求读书家庭有“四个一”——一个书柜、一百册图书、一份报纸、一份杂志。读书活动培养了文明小区高雅的生活情趣，“读”出了一批依靠科技知识致富的能人。一位叫钱正龙的户主通过书本学到电器修理知识，办起了一个小电器厂，年赢利近６万元。
如今，农民的日子好起来了，有了看书求知明理、加快致富步伐、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但那些身居偏远山村的乡亲们，想看书读报还十分困难和不便，农民群众处在精神文化生活的饥渴中，思想文化素质难以“脱贫”，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也就出现了：思想守旧，不能拓展思路，种田还靠“老皇历”，甚至愚昧无知地修庙塑菩萨，丧喜事大操大办，无端滋事斗殴……如今一些地方在抓物质生产的同时，却忽视了抓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各地领导同志应重视一下农民读书用书的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建立阵地，帮助和激励农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
拥有文化，就拥有明天。当读书新风吹拂乡村大地时，我们的田野更会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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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高楼大厦“避火神”
今年６月２０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专家检查组突然来到北京丰台某仓库，对存放在这里的“天宁”牌建筑防火涂料进行检查。两个多小时的现场耐火检测表明，产品质量无可挑剔，检查组的专家们满意而归。这时，天宁牌建筑防火涂料发明人、被誉为高楼大厦“避火神”的袁佑民的脸上露出了轻松自豪的笑容。
袁佑民走上防火涂料开发生产之路，是１９８４年的事。那一年秋天，北京第二城建工程公司承建首都体育馆综合训练馆工程，施工中首次遇到钢结构的防火问题。当时国内在这一领域还是空白，不得不从一家欧洲公司进口防火涂料，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每吨不足４００美元，“老外”故意卡脖子，非要每吨１１５０美元才卖给我们，而且必须以每人每天１５０美元的高薪请他们的员工施工，半个月的设备租费就高达７０００美元。为此，负责技术调研的机械工程师袁佑民发誓要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中国人自己的产品。
中年改行，白手起家，创业艰辛。经过１８０个日夜的拼搏，１９８５年５月，袁佑民开发的防火涂料问世了。经过实践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１９８６年，袁佑民接受了亚运会工程急需的钢结构薄型防火涂料的研制任务。他带着公司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和四川消防研究所的同志一起“玩”上了命，仅用５个月就研制出了亚运会工程所需的ＴＮ—ＬＢ钢结构薄型防火涂料。产品各项技术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而每吨造价只有国外产品的１０％。仅此一项成果，就为工程节约外汇开支５００多万美元。他的这一成果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２年５月，袁佑民带着自己的产品飞越太平洋，接受国际公认的权威机构——美国ＵＬ安全检测公司的严格检测。经过长达１年的苛刻检验，大洋彼岸传来喜讯，袁佑民研制的ＴＮ—ＬＳ钢结构防火涂料通过了美国ＵＬ２６３、ＶＬ１７０９两个标准认证，取得了国际品牌质量认证书。
国际品牌就是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袁佑民瞄准距离近、运费低、市场潜力大的东南亚市场。１９９４年以来，多次在东南亚重大工程中中标，马来西亚民政党总部大楼，马来西亚大学教学楼等大型建筑的钢梁上都刻下中国人的名字。
北京卫戍区转业办夏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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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笑对人生
唐秋莲是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号房村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名中心户长。她分担的居民组偏僻、分散、人多，９４户人家有５９名育龄妇女。为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她坚持每月挨家走访一遍。
育龄妇女邹素英智力不健全，已生了３个孩子，给她做计划生育工作十分困难。１９８８年春，唐秋莲劝导她服用避孕药，开始她不吃，后来愿意吃又不知道什么时间吃。于是，唐秋莲每天晚上给她送一次药。在长达５年的时间里，唐秋莲风雨不误，天天给邹素英送药，直到１９９３年５月有了长效药，她才改为每月送一次。１９９３年５月，唐秋莲因子宫患有基腺瘤，在沈阳做手术。一天，她躺在病床上想起明天邹素英应该服药了，就立刻让护理她的女儿回家给邹姨送药。女儿哭着说：“你总是邹姨邹姨的，看你都啥样了，还想东家想西家的，就不想想你自己！”唐秋莲笑着说：“谁让妈是中心户长，干这个工作呢。”
１９９４年３月，唐秋莲的脖子开始红肿，活动不灵，说话费劲，省肿瘤医院诊断为甲状腺癌。得知这个消息，她立即晕了过去。回到家里，她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哭了两天。后来在育龄姐妹和亲属的帮助下，她做了手术。手术痊愈后，唐秋莲扬起了生命的风帆，带领育龄妇女又走上了“少生快富”的道路。她根据各家的不同情况落实了４３个致富项目，有的栽苹果、栽葡萄，有的养猪、养鸡，有的做豆腐……当年每户收入五六千元。
去年８月唐秋莲又患了淋巴癌。两次化疗都无效，脖子、腋下都开了刀。这次手术她没流泪，没悲伤，没消极，面对现实坚强地说：“只要我活一天，就要为社会、为人民做点事情！”
辽宁营口市委宣传部栾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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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庭医疗常识
胃癌的早期症状
胃癌是消化道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据统计，它约占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的２３％，居第一位，是一种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疾病。但由于胃癌临床症状较为隐匿，或以其他疾病的症状出现，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到了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因此，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仍为胃癌治愈的关键。当出现以下几点症状时，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及时去医院检查。
１．短期内出现时隐时现的无规律性心窝部灼热痛或隐痛，经内科治疗症状不能缓解，反而加重。
２．既往有消化性溃疡，但疼痛规律改变，疼痛加重，发作间隙缩短。
３．食欲不振，厌吃肉食，进食后上腹饱胀、返酸、嗳气，伴有消化不良，且症状顽固。
４．精神不振，伴有体重下降。
５．不明原因的柏油样黑便或持续大便隐血阳性，伴有贫血、低热。
６．持续性腹泻，服用止泻药及抗生素无效。
７．上腹部突然出现固定包块，并逐渐增大。
８．发生在贲门部的早期癌肿，可出现吞咽受阻感，并渐进性吞咽困难。
浙江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胡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