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要闻)
专栏:

  国家计委和中宣部召开座谈会
畅谈五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新成就
本报北京8月27日讯经济日报记者杨国民、新华社记者丁坚铭、本报记者彭嘉陵报道:国家计委和中宣部昨天在北京联合召开经济建设成就座谈会,来自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畅谈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认为,党的十四大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稳定增长的勃勃生机,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果。
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说,十四大以来的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5年,是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的5年,是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5年。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1年增长77.1%,年平均增长12.1%,而且年度间没有出现大的起伏。5年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92年的8000万人减少到1996年的58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6.7%。5年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11686亿美元,年均增长16.4%,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已由1990年的第15位上升到目前的第11位。
国家经贸委副秘书长孟宪刚在发言中指出,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按照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积极进行改革并取得了成效。一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发展势头越来越平稳。1992年到1996年,国有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1%;实现利税从1944亿元增加到2733亿元,年均增长8.9%。二是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三是综合经济效益得到提高,在一些方面仍保持一定优势。四是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有一批国有企业迅速得到发展和壮大,涌现出了邯钢、宝钢、深圳石化、长虹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农业部副部长刘成果把十四大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概括为“一跨越、三增长、两改善”。“一跨越”是指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900亿公斤,比1992年增产470多亿公斤,提前4年实现了“九五”粮食总产计划下限目标;人均占有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公斤大关。“三增长”是指“菜篮子”产品、乡镇企业和农民收入成倍增长。1996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达到5915万吨,比1992年增加2484万吨;水产品产量达到2813万吨,比1992年增加1256万吨;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17659亿元,比1992年增长2.9倍。“两改善”是指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有所改善。
5年来,我国铁路、交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铁道部副部长傅志寰说,十四大以来的5年,是铁路建设投资最多、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时期。5年总计完成基建投资1484.2亿元,铺轨11338公里,交付运营新线5515公里,复线6200公里,电气化2108公里,分别相当于“七五”的3.5倍、2.7倍和2.0倍。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说,5年来,我国公路、水运交通建设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共新增公路14.5万公里,桥梁3万座。到1996年底,我国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18.6万公里,全国汽车专用公路总里程已达1.9万公里,比1991年底增加2.8倍,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3422公里,5年中增加了5倍。5年来,新增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103个,新增吞吐能力1.2亿吨。
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张今强介绍,1992年到1996年这5年间,电子工业系统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利税均保持了27%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是全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1996年全国电子工业系统实现工业总产值比1992年增长了1.8倍,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由2.2%增长到4.6%。
邮电部副部长杨贤足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国家公用通信网容量、技术层次和服务水平跃上了一个台阶。1992年—1996年,邮电业务总量年均增长45.6%,主要通信能力在1991年基础上接近翻3番。到今年7月底,全国光缆总长度82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15万公里。目前我国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已由1991年的1445万门发展到1亿多门,成为世界第二大电话网。
国内贸易部总经济师丁俊发总结了十四大以来商品流通产业取得的五个方面成就:初步实现了全社会商品供需的基本平衡,商品市场繁荣稳定,买方市场逐步形成;流通设施更新改造加快,商品市场建设得到加强;加快了商品流通的产业化进程;加快了物流、商流、信息流的现代化步伐,商品流通产业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商品流通结构得到调整,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电力工业部副部长赵希正说,5年来,我国电力工业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从1991年到1996年底,电力基建投资完成3807.32亿元,每年新投产大中型发电设备均超过1000万千瓦,这样快的建设速度在我国和世界电力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到1996年底,装机容量达到23654万千瓦,发电量达到10794亿千瓦时,均达到世界第二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电力生产和消费大国。5年来,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也取得显著进展。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张轰介绍说,在东部地区基本保持产量稳定的同时,西部地区正逐步成为我国石油工业的战略接替地区,特别是新疆三大盆地原油年产量由877万吨增至1433万吨。1992年—1996年,我国原油年产量由1.38亿吨增至1.41亿吨,使我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五产油大国地位。同时,天然气的开发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建设部常务副部长叶如棠说,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到1996年底,城市数已达666个,5年间城市住宅建设持续快速发展,每年新建住宅连续突破2亿平方米,1996年超过3亿平方米,创历史最高水平。5年新建住宅12.6亿平方米,解决了近500万户住房困难户的住房,使近1/4的城镇居民迁入新居。乡村住宅也以每年6亿平方米左右的速度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轻工总会副会长杨志海说,5年来,轻工总产值平均增长27.2%,1996年达到28520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2.3倍。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电熨斗、电饭锅、自行车、农地膜、陶瓷、皮鞋的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在产量增长的同时,花色品种也从22万种增至26万种。
人们衣着水平的改善人人都深有体会。中国纺织总会副会长许坤元说,目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织生产大国,纱、布、毛织品、丝织品、服装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化纤产量位居世界第二。自1993年纺织品出口位居世界第一以来,已数年保持这个优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卢春恒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从1993年下半年起实行的宏观调控,目前已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奇迹。宏观调控取得的成功表明我们党和政府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驾驭宏观经济的技巧和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主持了昨天的座谈会。


第2版(要闻)
专栏:

  我国公路5年新增14万公里
74%的村庄通了公路
本报讯记者冉永平报道:记者从交通部了解到,十四大以来,我国公路建设发展迅猛,5年新增公路14.5万公里,不仅实现了县县通公路的目标,而且全国95%的乡镇和74%的村庄也通了公路。也就是说,这些乡村的农民出门已经能坐上汽车了。
5年来,交通部门集中力量,相继完成了“公路主骨架系统”中的一批主干工程,“五纵七横”公路规划中的“两纵两横”已初具规模,到1996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118.6万公里。
此外,高速公路发展迅速,沪宁、太旧等高速公路相继通车。沪宁高速公路使上海与南京之间的距离由以前的8小时到9小时车程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据当地交通部门测算,这条高速公路从开通到现在,已直接产生经济效益8亿元。山西太旧高速公路为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和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煤炭基地开辟了运输通道,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截至1996年底,我国高速公路已发展到3422公里,交通部门认为,按这样的发展势头,再有5年到15年,我国高速公路里程将位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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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川村村通油路山区乡村通公路
临汾抓公路建设促经济发展
本报讯临汾地区以多元的投资机制、有效的表彰激励机制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去年开始的“新三通”修路攻坚战初战告捷。到7月中旬,“九五”期间油路建设计划提前3年超额完成,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平川村村通油路、山区乡村通公路、全区实现大循环,两年共修筑油路3345公里,是前45年修筑里程的3.8倍。
临汾地区资源丰富,但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去年,地委、行署紧紧抓住国内外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机遇,提出“九五”期间实现平川村村通油路、山区乡村通公路、全区贯通循环路的“新三通”目标,重点建设开放路、工矿路、滩涂路、果区路、扶贫路。针对公路建设耗资大、国家和地方财力有限、群众承受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地委、行署认识到,开放的工程必须用开放的手段来解决,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形成全社会办交通的新格局。地区交通局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目前引进国内外资金1亿元人民币,建设5条商品公路和2座商品桥。为了加快公路建设步伐,地区交通局建立了以奖代补的激励机制,多修多补,少修少补,鼓励各县多修路、修好路。平川7县市在实现乡乡镇镇通油路的基础上,成功实施了村村通油路战役。洪洞县连续两年开展“百村油路大会战”,一举实现了村村通油路;东西两山的10个贫困县,奋战两年,使85%的乡通了油路,比“九五”期间省定任务超额35%。汾西县两年建设油路123公里,实现了乡乡镇镇通油路。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区共出动劳力130万人次,投入机具93万台班,改造路基3180公里。
公路大发展有力促进了全区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侯马市随着乡、村高等级公路建设,中心开放城市规模不断加大,商贸活动更加活跃;曲沃、襄汾优质苹果种植面积增加了1.6倍,产量增加了2倍;黄河壶口公路经过改造,今年以来接待国内外游客达30余万人。
(王科苏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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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邮电通信的历史性跨越
本报记者冉永平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邮电通信事业飞速发展,程控交换机总容量突破亿门,是集中的表现。程控交换机的发展把通信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它经历了由购买国外设备——中外合资——国内自行开发研制三个阶段。1996年国内生产的程控机已占使用量的87%,1997年将进一步增加到90%。中外合资的企业中方已占控股地位,说明国内企业已经具有了竞争能力,这种能力还在不断提高。
程控交换机及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成就。我国邮电通信的历史性跨越这篇通讯,生动深刻地记录了邮电事业改革开放的坚实脚步,对我们认识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1989年一次打电话的经历。一天晚上,为了打一个不到3分钟的长途,因附近的邮电局已关门,不得不倒了两趟公共汽车,跑到长安街上的长话大楼,来回用了3个多小时。
十几年前,通信曾是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改革开放前,全国公众电话交换机容量仅574万门,仅相当于一个香港的总量,电话普及率仅0.38%,而且装备水平非常落后,交换机大部分是步进制和人工制,大部分干线的传输都是明线。
仅仅十几年,中国电信就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略加留意,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今天我们还会认为电话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吗?电话的普及使许多人多年不打电报了,信也写得少了;10年前在外国电影里看到的BP机、大哥大,如今已挎在了我们许多人腰间……
目前,我国城乡电话网总容量已突破亿门,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仍在以近2000万门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最高速度的两倍多。
我国公用通信网的整体水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完成了由人工网向自动网的过渡,并基本实现了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过渡:局用电话程控化的比重达到99.7%,长途传输数字化比重达到98.5%。其中,国内生产的程控交换设备比重已占全网的60%。随着移动通信的数据通信网、计算机互联网以及邮政营业电子化网络、邮政储蓄绿卡网的建立和应用,我们自豪地看到,如今国外通信领域所使用和拥有的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我们也已拥有。中国的邮电通信已打破了“瓶颈”,初步适应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多层次的需要。难怪美国的权威人士会认为,到下个世纪,中国将拥有世界最大、最先进的通信网。
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通信走出了“瓶颈”制约;是邮电部门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方针使中国邮电发展基本与世界同步,因而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创造良好改革开放环境,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岔口前费思量——坚定不移地“拿来”
邮电的引进,在全国起步比较早。因为当时我们的基础薄弱,国家通信网要从头建起,而相比之下,世界电信技术进步速度却是一日千里。比如,与同等容量的纵横交换机比,程控交换机体积只有1/10,建设工期自然大大缩短,而且功能多,通话质量好。光缆传输与过去的同轴电缆比,不仅成本很低,而且容量倍增。北京到上海用同轴电缆传输,最多只能容纳几千对人通话,而用24芯光缆,最新技术可以容纳36万对人同时通话。今天电话好打了,正是得益于较早地引进了程控机、光缆传输等先进技术。
然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从国外引进这些先进技术,决策者面前却是一个颇费抉择的“三岔口”。
一是走自我发展之路。当时,通过十几年的科研,国内的纵横制交换机、同轴电缆等技术已经成熟,而且这些技术国外也还在应用。如果直接采用国内开发的技术,可以刺激、带动国内生产。
二是引进国外的二手设备。当时,发达国家愿意低价转让淘汰下来的纵横制和同轴电缆设备,我们买二手设备可以少花钱、快办事。
第三条路就是直接引进代表世界最高水平、国外已经开始应用的程控和光纤技术,大步缩短与国外的差距,满足国内迅猛增长的需求。
当时的决策者认为,通信是竞争很强的产业,技术日新月异,如果我们跟在发达国家后面,重复他们走过的老路,很可能引进建成之日就是落后淘汰之时。用不了几年,我们也会面临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用之落后,弃之可惜”的两难境地。
坚定不移向引进要时间、要速度。经国务院批准,1982年开始,邮电系统首先在沿海开放城市引进了程控电话交换机,逐渐缓解了主要城市及沿海地区的通信紧张局面。
解开难题有“王牌”——紧抓市场不放
当时的决策者认为,引进不是简单采购,不是盲目“拿来”,而是以“拿来”为手段,实现我国通信产业的迅速升级,从而与世界同步。在引进中,邮电紧紧把握住两个字:市场。一、抓住市场;二、让出市场。
邮电通信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引进需要高投入。80年代初,引进一门程控交换机需要300多美元,如果以每年1000万门的速度发展,一年需要30亿美元。钱从哪儿来?
国家对邮电实行了利润“倒一九”政策,即利润上交一成留下九成;同时允许预收电话初装费,促使邮电较好地利用了自有资金和社会资金。但这远远不够。于是,他们发现了市场的吸引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仅交换机,我们一年增加的容量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总量。这对于任何一个世界级公司都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也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要很好把握和运用的宝贵资源。
首先,抓住国际资本市场。以市场换外资,“借钱买鸡,生蛋还债”。邮电系统多年坚持走这条路。从1984年他们首次利用第二批日元贷款,改造天津、上海、广州的市话网,引进程控交换机52万门,建设我国第一批光缆600余公里等项目开始,逐步由单一贷款转为借款和租赁并举;贷款种类从单一的政府贷款扩大到混合贷款、外国厂商贴息贷款、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等等,多渠道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十几年累计利用外资65.6亿美元,约占全国邮电固定资产投资的20%。地广人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管理局,仅以1.5亿美元及部分其它贷款,就建成了“天上有卫星,地面有微波,地下有光缆”的立体传输网,县以上地区全部实现了交换程控化。
以市场换技术。先进技术是外商不情愿给的。我们与欧洲一家公司合作几年,对方都不转让核心的集成电路技术。对此,邮电系统坚持一条:不给技术就不给定单,互惠互利使对方不得不转让了我们需要的技术。
在引进中尽快消化掌握先进技术,提高了我国通信产业的自我开发能力,反过来又抑制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使引进成本不断降低,而且夺回了被外商占领的部分中国市场份额。
1982年我们最初引进程控交换机时,一门的价格在300美元左右,而当中方控股60%的上海贝尔公司投产后,价格一下跌到200美元以下。此后,随着我国对程控技术的掌握,自主开发机型的不断出现,价格进一步跌到了100美元左右。邮电部的同志算了一笔账,这些年来,由于我们靠掌握技术抑制价格而降低的引进成本,达上百亿美元。
80年代初,全国仅有三个企业具有生产纵横制交换机的能力,现在从程控、光通信、移动通信、数字微波到电缆、光缆,几乎所有通信领域应用的先进技术,我们都已在十几年的引进过程中熟悉和掌握。这使得邮电工业产品陈旧落后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让出市场,是为了夺回市场。中国邮电的目的在实现。目前,国内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已经达到3000万门,1996年国内产品已占到91%的市场份额,其中由中方控股的上海贝尔公司一家就占去1/3的国内市场,国内自主开发的同类产品也占了1/3的市场,并涌现出华为、巨龙、大唐等一批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国产品牌。目前,国家已明令不再进口整机。而且,下一代的ATM异步转移模式宽带交换技术也将立足于自主开发和联合研制。
自我保护凭实力——产业化规模化
现代化不能只靠“买”。中国邮电要想与世界水平抗衡,必须走出“重复引进、重复落后”的怪圈,必须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而这一切,取决于如何在引进中加快技术的开发创新、如何迅速实现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规模化。这是最有力的保护。邮电系统为此而努力。
中国电信面临着激烈竞争。目前世界电信业所有跨国公司已全部进入了中国市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外公司调整了战略:过去中国没有的技术他们不卖,中国有的则廉价卖;现在是中国没有的他们高价卖,中国有的赔本销。当我们掌握PDH准同步数字传输技术后,有一个大跨国公司在其原有报价上除以四,进行倾销。因此,客观上,引进中的价格之争也会对国内工业形成一定压力。
然而,中国邮电把引进带来的这种“负效应”降到了最低程度。十年引进,中国邮电工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在竞争中得到了保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其关键就在于,对引进技术不仅要消化,而且要创新、开发,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技术;不仅要使科研迅速变成生产力,而且要加快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这是对中国工业积极的、进攻性的保护。
产业化、规模化依托于一种新机制——“联合机制”。最成功的范例是SDH同步传输技术的研制开发。
1994年,国外取消了在通信领域对我国的出口限制,最先进的产品出实验室就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又由于我们在技术上与国外存在差距,往往是我们刚研制出一个,国外马上降价销售,以趁我们还来不及产业化,抢占市场。因此对我国自己的研制、开发、制造均形成巨大压力。SDH技术是国外90年代初才成熟的技术,这种数字化的传输技术,可以在一对头发丝粗细的光纤上,使成千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同时通话,从而大大提高通信能力。为了使我们自己的技术设备在这一高技术领域占一席之地,唯一的出路是快出成果,并快上规模。因此,中国邮电改革了旧体制科研和生产脱节的弊端,采取科研生产结合的新体制研制开发SDH技术。
由邮电部牵头、汇集了邮电部第五研究所和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等4家生产企业的共80多名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在工厂的生产线上,按照批量生产的要求研制开发。一体化开发一举数得,1995年11月,设备通过鉴定,并直接投入到成都至攀枝花700多公里的光缆线路上应用,生产企业同时形成了生产规模。仅仅两年半,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七个可以提供SDH应用设备的国家。
有关专家认为,新的机制不仅使这一领域与国外最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到两年,而且与旧体制比,至少使产业化进程提前了5年。我们掌握的技术迅速转化为市场竞争能力。还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投入了上亿美元,而我们的研制费用仅数百万美元。少投入也使国产设备具备了价格竞争力。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同志对记者说:“联合开发以最快的速度为企业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使我们的售后服务建立在高技术水准基础上。”
中国通信,在开放的大潮中成长、壮大,在竞争的激流中与世界同行。中国通信,我为你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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