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理论)
专栏:

  股权式管理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
潘岳
股份制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股份制企业,国家对国有资产实行股权式管理,这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及目标模式的建立会产生积极作用。
有利于促进政府双重职能的分离和政企职责的分开。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组,首先必须进行产权界定,明确国有股的持股单位。从我国股份制试点情况看,国家股持股单位的确立有三种模式,一是国家授权投资机构,二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三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其他机构或部门持有。前两种模式无疑都直接促进了政府双重职能的分离,第三种模式虽然容易出现监管不力的状况,但通过加强国有资产专职机构的职能,也可促进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转变。这三种模式中,目标模式是由国家授权投资机构作为国家股持有者,接受国有资产专职机构的监管。如果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能促进政府双重职能的分离,而且可以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内部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国家授权投资机构作为国有股权行政管理机构与股份公司之间的中介,依据出资份额和股份公司的章程行使股份公司出资人的权利,这样既可保障国家所有者权益,又能落实股份公司的法人财产权。
有利于提高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能力。我国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采取的是行政化的代理制,存在着责权利不统一,管理失控与经营能力差等弊病。推行股份制,实行股权式管理,由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股份公司总经理。这种选聘经营者的方式,有利于资本管理与经营者人事管理的统一,改变经营者经营好坏与地位升降无关、能上不能下的状况,一方面赋予股东监督和激励经营者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使经营者具有追求资本运营效率最大化的动力和压力。国有股权代表可依据国有资本的出资份额行使投票权,以此表达国有资本出资人对经营者的选择权,还可以通过国有股权的转让,重新选择经营者。由于企业经营好坏与股东利益息息相关,股东必然会加强对企业管理与资产运行的监督。
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国有资本控制社会资本的能力。而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通过扩股增资,既增强了国家投资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可以通过吸纳各种渠道的资金,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大大增强国有资本控制社会资本的能力。从股份制企业试点情况看,国有资本控制社会资本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据9200家股份公司的统计,国家以43%的资本控制了57%的社会资本,相对于改组前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控制社会资本的能力增强了1倍。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数量很多,在分散的股权下,即使是必须由国家控制的行业或企业,保持国家股的相对控股地位,仍可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了经营机制转变、资本结构改善和资产重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国有股东的权益也不断增加。国有资产要实现保值增值,有两方面的措施非常重要。一是国有资产要能够顺畅地流动,有很强的变现能力,因为资产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增值。股份公司是与现代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股票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媒体,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上市公司的股票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转让和买卖,并在股市价格的导向下,使资本向高效益领域转移。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转让。从我国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的情况看,尽管国有股尚不能上市流通,但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促进国有股流动的方式,通过各种形式的协议转让,积极稳妥地促进国有股的流动,有效地调整国有经济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国有资产应有多种存在形态。国有资产应该有比例地采取实物形态、货币形态和证券形态,并且使这三种形态能够不断地处于变动之中,以此分散投资风险。


第9版(理论)
专栏: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

  解放思想与高举旗帜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发展对策中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一根红线。在学习贯彻这一重要讲话精神中,山东省委明确提出,要深刻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深学习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高地举起这一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解放思想是新形势下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的必然要求
我们正面临着具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的发展形势。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前10年,是我国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不论是山东,还是全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发展,原有体制带来的一些矛盾大都得到解决;而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并日益表现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性。怎样才能胜利度过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直接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山东带入21世纪的大问题。
答案应该是邓小平的这一论断:“首先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高举这一理论的旗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在论述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时,强调指出:“这个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事实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这一理论的历史起点、逻辑起点和哲学方法论基础,是其灵魂和精髓。在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中,每个基本观点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都浸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都是坚持这一思想路线的结果。只有把握这个精髓,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完整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引创造性实践的伟大旗帜,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才能高举这一理论的旗帜。从这一理论的社会作用看,它不是束之高阁的经院理论,而是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行动指南。这一理论本质上是一门创新的理论。作为理论形态,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阶段、新境界;在理论内涵上,它始终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当“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相当多的人思想“还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状态”时,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号召人们从“左”的影响中走出来,走向改革开放,走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后来,每当改革遇到重大问题、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他总是鼓励人们“首先是解放思想”。直到他的晚年,在南方谈话中,仍然鼓励人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认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今天,在新的形势下,要走出一条好路、新路,干出新的事业,理所当然要首先解放思想。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克服解放思想的思想障碍
从近20年的实践中,山东广大干部群众深深感受到,经济社会的每一步大发展,都伴随着一次思想的解放;每一次思想的解放,又都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思想解放是事业发展的前提。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开放的力度;改革开放的力度,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东之所以发展很快,从一个贫困落后的省份,成为走在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一定意义上说,山东近2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
解放思想是新的实践、新的发展、新的任务的客观要求。就目的性来讲,在政治上,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干扰,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上来,统一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上来,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在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尤其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为此,山东各级领导“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根据当前社会发展实践的要求,循着“从对比中找差距,从差距中找障碍,从障碍中找对策”的思路,通过三个方面的比较,找到了当前思想解放的明显差距:
一是纵向比,思想解放程度与发展目标要求差距大。山东已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小康;到2010年实现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保持位居全国前列的位置。但是,目前许多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还远不适应发展目标的要求。在新形势下,常常显得招数不多,力不从心。
二是横向比,思想解放程度同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差距大。四省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的外向度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大超过山东。相比之下,山东的经济素质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科技含量低,名牌产品少,外向型经济、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不快,等等。这些差距,表现在数字上、工作上,根子则在思想上。正像省委领导同志讲的,“许多事情,人家敢想,我们不敢想;人家敢干,我们不敢干;人家会干,我们不会干。关键是我们的思想观念滞后,思维方式陈旧,精神状态欠佳。”
三是自身比,省内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思想观念差距大,因而发展不平衡。
那么,形成这些差距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呢?根据调查反映,多年来人们公认的“左”的思想影响、旧的传统观念、小生产的眼界和思维方式,依然是当前解放思想需要克服的问题;但是,以下四个障碍性因素在山东表现得较为突出,应该着力加以解决。
怕——怕犯错误,怕“枪打出头鸟”。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改革迈不开步,非国有经济、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怕”是一个主要思想障碍。
满——满足现状,对已有的成绩和进步,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一些人小富即安,小进则止。这些年山东发展较快,本来是好事,但在一些人那里却成了骄傲自满的包袱。
懒——思想懒惰,不思进取。即使下岗了,失业了,也懒得去干“粗活”。有了困难,只知道“等、靠、要”,而不是积极地想办法、闯市场。有些干部养尊处优惯了,什么好事、实事都不愿意去做。
僵——思想僵化,以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思维方式看待不断变动着的实践。有些人不能根据变动了的实践,相应地讲出一些新话,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他们强调“言必有据”,决不讲上级领导没有讲过的话,不会做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的文章。
怎样看待这些差距和障碍?应该说,这不仅是解放思想的着力点,而且是新的发展机遇所在,是新事业、新发展的生长点。当我们成功地越过、消除了这些障碍和差距,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就随之上了一个新台阶。
不断总结经验,争取解放思想的更大成效
在新形势下,如何在实践中正确把握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如何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解放思想的实践?从山东的实践看,主要是:
牢牢抓住解放思想的本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办事情“唯书”、“唯上”,而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当然不是解放思想;但是,脱离实际,像“大跃进”时期那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者头脑发热,空想、蛮干,鼓吹“打擦边球”、“闯红灯”,也不是解放思想。实践发展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思想就解放到什么程度。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要求怎样解放思想,就怎样解放思想。离开实事求是,离开对客观规律的探索、认识和遵循,解放思想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实事求是,还要求从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区别情况,用不同的方法指导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总结多年来解放思想的实践,可以发现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解放思想的差距是在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事业发展越快,解放思想的任务就越迫切;当实践遇到的新情况属于“重大问题”时,容易产生“怕”的思想,望而却步;当改革创新处于攻坚阶段而又久攻不下时,容易产生畏难情绪或厌倦情绪,意志消沉,精神不振;当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时,容易满足,不思进取,等等。这就要求掌握规律性变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能用一个方子吃药。
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真正解决问题”作为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思想解放得“对”还是“不对”、“够”还是“不够”,不能凭感觉,最终要看实际效果,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看是否能真正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把握住这个根本标准和根本目的,就把握住了解放思想的“分寸”。
解放思想应在多层次上努力,在创造性实践上下功夫。就解放思想的直接表象来说,是在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束缚的基础上,实现思想观念的实质性更新、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变革、精神状态的振奋型改造。这三个层次的变化,都与解放思想密切相关。对许多人来说,精神不振是影响解放思想的根本性障碍,应给予高度重视。解放思想的外在表现是创造性实践。创造是发展的基本形式。创造性实践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本质的特征。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注重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注重实践中的改革和创新。创造性实践,不是“闯红灯”,而是“开探照灯”,是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开辟前进的道路,是社会价值最高的实践行为。
从学习入手,在学习中解放思想,以学习促进改革创新。从山东的情况看,一些干部群众之所以在改革发展中不敢想、不敢干、不会干,缺少相关的知识是一个基本原因。比如,不懂得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和运作方式,怎么敢搞投资主体多元化?怎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艺高人胆大”。解放思想是以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作为基础,以一系列相关知识的掌握作为前提的。“知识就是力量”。对于解放思想,知识永远是巨大的推动力量。因此,伴随着解放思想,掀起一个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市场经济、法律、科技和现代化知识的高潮,对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基础性意义。
重点抓好领导层的思想解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创造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最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人民群众是解放思想的主体。但对人民群众思想解放起全局性、带动性作用的,是干部,是领导层。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思想解放状况,往往集中体现在那里的领导身上。“领导是关键”,在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上同样如此。因此,解放思想,扫除思想障碍,应该从领导层做起。
注重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影响解放思想的诸多因素中,确有认识问题,但许多时候,利益问题的障碍是主要的。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三个有利于”的教育,社会对改革创新有了普遍认同,“认识误导”大大减少。相对来说,“利益导向”显著增加。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是对既定利益关系的调整。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不能不触动一些部门、单位和个人的利益。问题在于,如何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改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合理地调整利益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原则,尽量减少其对解放思想的不利影响。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表明,夺取政权需要创业精神,巩固政权也需要创业精神。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充分表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断创造新业绩的决心。我们必须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
(执笔:邵景均)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出政绩
——基层领导工作系列谈之六
李建军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说真话、谈依靠也好,两手抓、干实事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出政绩上。所谓出政绩,就是为人民作出与其领导职位相称的实实在在的贡献。党和群众挑选一些优秀分子当干部,为的就是要他为人民谋利益、做贡献。如果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出政绩,那么要这种干部有什么用呢?“太行公仆”吴金印,这位在大山里当了28年乡党委书记的优秀基层干部,以质朴的语言叙述了一个真理:“老百姓养一头猪一年能换几百元,养一只鸡一年能下一罐蛋。咱当干部的吃的是人民种的粮食,花的是群众上缴的税收,如果不替人民办事,还不如一头猪、一只鸡。”出政绩,是群众对干部的起码要求,也是每个干部应有的强烈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那种“不如一头猪、一只鸡”的干部不乏其人。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是这种人;一些仍然在领导岗位上混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是这种人;还有一些名曰创造“政绩”,实则损害群众利益者,也是这种人。
自从出政绩被党和群众普遍赞扬和提倡,并被作为提拔干部的主要依据以来,“政绩”就变成了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词汇。同样叫“政绩”,却有真假、虚实、隐显之分,其行为目的也大相径庭。一种是,以为民造福和本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急群众所急,忧群众所忧,善于从实际出发,既考虑眼前,又照顾长远,既有利于局部,又有利于全局;政绩真实,谁都能感受得到;政绩越大,群众越高兴。另一种是,以捞取政治资本、升官发财为目的;做事是为了给上级领导看,怎么“显眼”怎么做,怎么有利于突出个人怎么做,怎么能博得领导欢心怎么做,一切围绕头上的“乌纱帽”做文章;为了尽快“制造”政绩,不顾本地实际和群众意愿,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有的不惜损害群众利益,挖肉补疮。事实上,这种“政绩”越多,群众的怨言越多;“政绩”越大,农民的负担和地方的财政包袱越大。显然,这后一种“政绩”是不足取的。
为了使出政绩不至于走样、变味,必须科学界定政绩的内涵,改进和完善政绩考核方法。我们所追求的政绩,不仅仅是产值、项目,而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既看物质成果,又看精神成果;既看经济效益,又看社会效益;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既看大事,又看“小事”;既看当前,又看长远。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不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多方面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收养两名藏族孤儿,为了抚养他们竟然去卖血;见贫困老人双脚冻得红肿,能心疼地抱起老人双脚放进自己的怀里暖着;因病住院,像勤杂工一样打扫卫生。这些数也数不清的“小事”,影响感染着身边的干部群众,使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孔繁森就是这样,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为党和政府赢得信任和荣誉,为藏汉民族团结、保卫祖国边疆、稳定社会大局、密切党群关系作着贡献。这是什么?这就是真真切切的政绩。而真正的政绩,是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丰碑。
有的干部为了出政绩,只愿意干“上大项目”、搞“大动作”这样的“大事”,而把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当作“小事”,不屑一顾。这种理解和行为是不对的。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赢得群众拥护,这不是“小事”,而是基层领导工作的根本问题,是基层干部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基层干部出政绩的重要方面。
出政绩,是一个艰苦的实践过程。除了端正出政绩的方向和指导思想之外,必须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实干兴邦”。政绩不是想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不干,什么政绩也没有。当然,干,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而是依靠群众、带领广大群众一起干;不是盲目地干,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努力运用科学方法,“有板有眼”地干。只有这样,才能干出群众所欢迎的政绩,基层领导工作才会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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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理论信息

  纪念“两论”发表60周年研讨会综述
思隽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济南市委和市政府联合召开的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理论研讨会,7月下旬在济南市召开。与会者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精神,围绕毛泽东“两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高度评价“两论”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指出,“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所作的哲学总结。“两论”对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否认两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作了深刻的哲学批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学者认为,“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经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三者融合创新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石。“两论”在历史上对统一全党思想起了巨大作用,并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乃至生活方式。
一些学者指出,“两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实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理论。应根据新的时代需要,注重研究实践的规律、实践过程中的真善美的统一、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实践结果的评价等问题。有学者指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冲击着科学自身原有的框架和模式,也为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
现在纪念毛泽东的“两论”,不能不联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进行研讨和评价。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会议讨论得相当热烈。与会者从新境界、新水平、新论断、新体系四个方面,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和论证。
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是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是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他之所以能成功地开辟这样一条新道路,关键在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邓小平开辟这条新道路的重大意义主要在于,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认真学习和领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理论和实际、理论创新和理论应用的关系,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业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科学性和开放性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性和开创性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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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形象:两个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
孙楚寅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开创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新局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实践表明,塑造城市形象是推动城市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有效载体。
城市形象建设是一项融两个文明建设于一体、广泛吸引市民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城市形象是具体化和外化了的城市文明,是城市软、硬件系统各构成要素长期综合效应的反映,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有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良好的城市形象往往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资源和经济竞争的制胜法宝。依托城市形象建设,全面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面向21世纪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的一种必然选择。
城市形象建设内在地承担着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任务。它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文明创建活动,把两个文明建设的总任务、总目标统一起来,贯彻落实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具体分解落实到各个城区、各个系统、各个单位以至各个岗位和每个市民,形成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群策群力、协同作战的局面。既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又塑造了文明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良好形象。
人民群众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主体,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实施城市形象建设工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能够极大地调动和发挥广大市民参与建设城市、完善城市、美化城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使他们在创造和享受城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中,不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
塑造城市形象的根本,在于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城市形象的展现,不仅在于它的外观形象,更重要的是其外观形象所蕴含的“精、气、神”和市民素质。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市民素质的整体状况,决定着一个城市形象的水准。致力于塑造高素质的市民,营造美好的社会生活空间,创造宜人的生产生活环境,才能真正树立起城市的良好形象,从而使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需要协调同步。
良好城市形象的塑造,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是一招一式、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表及里、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应紧紧抓住营造城市良好发展环境的各个环节,突出重点,分步推进。包括强化城市基础建设,重点治理“弱”、“脏”、“乱”、“差”;狠抓宣传教育工作,坚持固本培元;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规范管理,形成依法严管、点面联动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这样,坚持抓大不放小,就实不避虚,重建不轻管,重教不轻罚,治标不弃本,一个声音喊到底,一股作气干到底,我们的城市就能塑必有其形,形必竞其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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