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儒学研究在韩国
——访韩国成均馆馆长崔根德先生
本报记者李炳清
在韩国新闻中心的安排下，记者最近专程采访了成均馆馆长兼国际儒学会理事长崔根德先生。成均馆是一所专门培养儒学研究生的大学，创立于１３９８年。崔先生就韩国儒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向记者作了详细的介绍。
儒家学说是中国两汉至明清的２０００多年中处于正统地位的思想。汉唐以来，儒家学说逐渐传播到朝鲜、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文化发展的主导思想。在韩国，儒学叫儒教。为什么叫儒教？记者请教崔先生。他说，儒学传到朝鲜后，曾有儒术、儒教、儒学和儒道等说法。１８９９年，朝鲜李氏王朝的高宗皇帝把儒教宣布为宗教。当时虽有不少儒林反对这种做法，但无济于事。崔先生说，儒学试图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人们的行为和活动施加直接的影响，对西方人来说，这是宗教而非哲学的任务。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把儒学说成准宗教或宗教，似乎未尝不可。
崔先生说，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王国都留下了表明很早就存在儒教影响的记载。以高句丽为例，小兽林王二年（公元３７２年），就设有中央儒教太学（国立大学）。在地方上也设有私立的儒教书院。百济大约在同一时期也设立了类似的学府。应该说，这时的书院已开始在社会上起教育的作用，掌管培养人材和选拔官吏，使儒教最终成为国家的统治理念。
统一后的新罗朝廷曾多次派遣学者到唐代中国考察儒教学术机构情况，并带回大量的有关文献。虽然，新罗朝已规定佛教为国教，但儒教却仍是国家哲学和结构的主柱。即使到了１０世纪，高丽王朝建立时，佛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宗教领域已起主要作用，但在人的基本伦理、日常道德乃至国家的统治哲学等方面，却是儒教在起作用。
崔先生说，１３９２年，李成桂将军发动了起义并自立为王，他清除了佛教对政府的影响，并且改用儒教作为治理国家和维护伦理礼仪的指导规范。接下来５个世纪的朝鲜李氏王朝，一切复兴佛教的努力都受到儒家学者和官员的反对。这种官方的压制一直延续到朝鲜王朝的末期。总之，在李氏王朝，儒教享有国教的地位，在思想界享有支配的地位，把它称之为新儒学，其中程朱理学是主流。李氏王朝初期标榜至治主义，称为义理学、道学，然后性理学成为学术界中心；到了中期礼学兴盛，实学开始萌芽。实学是作为对儒学官学化、梗塞化的反省而出现的，曾取得相当的成果。
１９１０年，当日本人对韩国实行殖民统治后，儒教大体上有三种选择：一是誓死抗争，属于这一类的儒林有抗争到底最后殉国的，或者生存下来的人流亡到中国等地，继续从事独立运动；二是标榜教育救国，他们是想培养人才，以第二代、第三代之手夺回国家的学者，属于这一类儒者留在国内，在固守传统的同时，专心于教育下一代，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迫害与干涉；三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流合污，属于这一类的人，成为炮制皇道儒学等反动理论的急先锋。
崔先生告诉记者，１９４５年朝鲜光复后，儒教曾一度设想再建和复兴。但由于儒教未能知时识势，不合时宜，也没有考虑随时变易，儒教即使有过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过努力，但已很难取得什么成果。
那么，现在的韩国儒教状况如何呢？谈到这个问题时，崔先生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以往由于接受无节制的西欧文明和拜金主义的泛滥，造成价值观的混乱，形成传统思想日下的风潮，儒教只能被社会所疏远。但是，近年来儒教在韩国成为人们新的关注对象。其主要标志是：１．成均馆依然存在。目前，成均馆提出要使儒教理论现代化、儒林组织大众化、儒学精神现代化三大指标；２．全国保存２３３处乡校。乡校是王朝时代国立的中等教育机构，由当地县郡守令任首长，负责指导监督。现在的负责人是典校，设掌议等机构，并受成均馆管辖；３．全国有百余所书院，书院安放朝鲜历代杰出儒贤牌位，既是祭祀之处，也有教育的功能。书院与乡校同轨，并由所奉祀儒贤的后代和当地共同运营管理；４．有儒道会的组织。以全国最基层行政区域为单位组成支部，在９个道和特别市、直辖市设本部，在中央设总本部。下属青年儒道会、妇女儒道会、儒教学生会等组织；５．韩国一些大学的哲学系，也进行有关儒学的教学与研究。
“儒教热”产生是有原因的。崔先生说，第一，儒教的“以人为主体的人本主义思想”，对提高现代人的内在素质，克服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有很大的帮助；第二，形成了以儒教思想作为经济快速发展原动力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儒教对人际关系的确定和义理精神的树立，将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勤俭节约，孝悌忠信，先公后私，爱亲敬长等儒教伦理，将成为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为此，重新发扬和确定儒教伦理，克服现代产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使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等，都是对儒教日益关注的理由。
有部分韩国学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１８世纪已敲响了儒教的丧钟，儒教已经死亡，只有其形骸残留在博物馆的角落里。即使儒教复活，但对现代产业社会还能有什么用呢？对此，崔先生则认为，儒教已经陈旧是事实，但如果对它进行改造和转化，便可成为实现现代化的有利因素。事实上，任何一种宗教或伦理，不可能不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儒教也不可能例外。可以说，儒学在２１世纪的发展问题，已经不只是韩国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东方儒学文化圈的地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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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
浩茫书生
日前，由国家体改委、中国劳动学会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联合在京召开的“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研讨会”，就如何分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关于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问题，与会者提出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从总量上看，收入分配确有过分向个人倾斜的现象；二是从结构上看，收入分配倾斜的对象主要是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职工和部分特殊群体。根据有关资料推算，到１９９５年末，全年个人所得总额（包括直接所得和间接所得）达到４０２５８亿元，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２０．７倍；个人所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５１．２％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６９．１％。这表明改革以来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但是，在个人所得快速增加的同时，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和个人所得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其中工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５．７％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３．９％，占全部个人所得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１．８％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２％。这表明造成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原因，主要不是制度内的工资分配，而是制度外的不规范分配（或称账外分配）。有的学者根据１９９５年全国１．５万户抽样调查分析，工资外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０．３４（同期城镇基尼系数为０．２８），表明工资外收入的不平等分配程度更高，工资外收入更多的向少数职工即一些垄断性行业的职工以及拥有某种特权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倾斜。
关于如何判断当前收入差距问题，与会者认为这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当前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二是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容忍度问题。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大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１９９５年约为０．４４５，比１９８３年的估计值高出１６个百分点，比１９８８年的估计值高出７个百分点。
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容忍度问题，与会者认为，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国际比较看，当前的收入差距尚处于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从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大多数国家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工业化发展的一定阶段，收入差距往往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当非农业人口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会趋缓。从这个角度判断，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处于中间档次。首先，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低于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但略高于一些亚洲国家。其次，与体制转轨国家相比，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居中。根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６年世界发展报告》，１９９３年与１９８７年或１９８８年相比，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有４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了１０个百分点，其中俄罗斯上升了２０个百分点；有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了５个—１０个百分点；有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了不足５个百分点。我国在此期间的基尼系数上升了５个—７个百分点。
与会者还指出，当前收入分配秩序的特点是“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垄断性的行业、部门和单位的分配失控；二是机关事业单位大面积的制度外创收。尽管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但分配的失控主要不是指制度内的工资分配，而是制度外的非工资分配。据估算，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所获得的工资外收入一般都超出其他行业职工的数倍，它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制度外创收的相当部分均已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职工的工资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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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政治哲学的定位
迟汗青
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光明日报》理论部、《求是》杂志社《内部文稿》编辑部、黑龙江省委党校《理论探讨》编辑部联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理论研讨会”，于７月下旬在哈尔滨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什么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定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问题，与会的多数代表认为，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学范畴，它一直是被作为政治学学科中的主要分支来研究的。但也有代表把它理解为是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政治和政治理论问题，是“一般哲学在政治理论中的体现”，进而把政治哲学看作是哲学的分支。对什么是政治哲学，我国学术界的理解与国外的观点有所不同。国外的政治哲学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的统称。而在我国，一般认为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理论中的最高层次，是在抽象程度最高和最一般的意义上对政治存在进行分析和概括的思想体系，是对普通政治理论向哲学意境的全面提升。同政治学和政治理论相比，政治哲学的看法更为深刻，对于政治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更为一般和普遍。政治哲学对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和政治实践的展开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与会代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搞好执政党建设为目的的，关于党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等问题的基本的和总的观点。认为，在我国，政治系统是整个社会的“制导系统”，党居于这个系统的核心；而党的建设，首要的是思想理论建设。因此，治国必先治政，治政必先治党，而要治好党就必须加强对党的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既是一种基础理论，又是一种应用理论，它有着“基础”和“应用”的双重属性。
有的代表还指出，“人民”的概念始终居于我党政治思维的核心位置，它不仅是我党指导全部政治建构的最高理念，是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而且是我党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意志、政治情感等政治文化心理的精髓。在我国政治中，“人民”的概念已成了一切思想层面、行为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的聚焦点，因而也是我党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有的代表还认为，“人民”作为我党政治哲学之核心范畴的地位一经确立，就不应再是理论层次的抽象概念，而必须诉诸基础理论、路线与政策、体制与制度、主体行为、社会理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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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慈谈：
企业规模的科学性问题
对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需要认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规模”是指生产系统的大小，“范围”是指生产系统的集合分离程度。换句话说，“规模”是针对生产活动，而不是针对企业或产品而言的，它由固定资产、职工人数、产量或生产能力的大小或多少来衡量。“范围”则指产品、工艺过程、市场及其地理区域的不同程度。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就会产生规模经济。还有很多产品或设备的整体性不那么明确，例如电子、机械、服装等产品，其劳动过程可以分开，因此出现了范围经济的概念。
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角度来观察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两个概念可以组成四种情况，即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范围经济、外部范围经济。（１）把不可任意分割的生产活动放到企业内部进行，出现垂直一体化，产生内部规模经济。（２）这类生产活动由于企业数增加而成本降低，就是外部规模经济。（３）对于整体性不那么明确的产品或设备来说，当生产的垂直联系与协作非常紧密（例如军工和航天工业存在着大量的专门设计和特种零部件的组装）时，其内部范围经济极为突出，尽管严格说来其中的规模经济并不明显，仍出现大规模的垂直一体化企业。追求内部范围经济的另一表现是同一企业内部生产多样化产品而带来成本的节约，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内部分工深化。当存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时，在整体性不明确的产品的生产中，以及由于受到内在的技术限制而不能达到内部范围经济的某些生产中，生产系统往往被肢解为许多较小的生产企业，通过外部交易结成网络，共同完成生产，因而获得外部范围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垂直分离是合理的，小企业的存在也是合理的。由于高技术产品结构变化多端，市场变化极其迅速，在高技术产业中垂直分离十分普遍。
内部经济来自企业内部的成本节约，外部经济则来源于与其它企业联系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较高的内部经济（包括规模和范围）和较低的外部经济（包括规模和范围）是典型的刚性生产方式的特点。在稳定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扩大企业规模是有益的。然而，在市场不确定时，扩大规模会使企业失去市场应变的灵活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柔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发达的社会分工和频繁的市场交易，企业通过转包、战略联盟、服务合同、销售合同等联系在一起，获取外部范围经济。生产的各个过程由不同的企业完成。
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以企业兼并和联合的方式“上规模”并不是产业的唯一最好形式。由于多样化的要求和竞争加剧等原因，在企业和区域发展的某些战略中，主导的逻辑应当是范围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不同的企业进行合作，并通过专业化产业集聚的地理手段来实现外部范围经济。
（摘自《中国工业经济》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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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略论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
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管理模式相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间接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间接性的集中体现，就是国家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的经济活动，实现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控制和调节。这种宏观调控的作用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而市场又是覆盖全社会的。在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调控是以直接控制为主，主要表现为国家不通过市场（当时也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直接而具体地调节企业的供、产、销和人、财、物。这种调控方式以一对一的个量调控为主，主要依靠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变革，就是由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开始的。这种变革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活动主要是依据市场机制来运作的，而市场机制则集中体现为三大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综合运用。正是这只“无形的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是市场，而不是各个企业。当然，市场活动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总量运行过程。就此意义而言，国家调控市场，也就控制了社会经济总量。在实际调控过程中，国家根据特定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运用利率、税率、价格、汇率等经济杠杆，有意识地输入各种经济参数和市场信息，间接地引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预期影响。所以，宏观调控的过程即是国家自觉利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市场，进而间接影响企业微观经济行为，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过程。
宏观调控的间接性特征要求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家、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使调控主体（国家）、调控中介（市场）和调控客体（企业）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确立起“国家—市场—企业—市场—宏观目标”的宏观调控模式。
综合性
在国家、市场和企业“一体化”的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调控中介是千变万化的市场，调控客体是千差万别的企业，任何单一的调控手段都是无法奏效的，因而必须采取多种手段，从不同角度、不同切入点综合作用于调控中介和调控客体；同时由于调控主体是国家，其性质、地位和权威决定了其具有实施多种调控手段的条件和基础。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之作用手段的综合性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手段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经济计划。即通过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合理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保证国民经济在稳定的基础上得到较快的发展。计划调控手段的任务主要包括：一是对一定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控；二是对积累率或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控；三是对社会总供给构成的调控；四是对进出口规模和结构的调控。
第二，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集中体现为金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包括货币发行政策、银行信贷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杠杆。它主要是通过调整利率、汇率、备付率及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整资产流向，协调经济运行，校正竞争偏差。财政政策较之于金融货币政策而言，其调控作用更直接，力度更大，它是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来调控国民经济的。
第三，法规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个体利益的驱动，任何市场，包括相当完善的市场都会有失灵的现象。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完备，市场调控功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失灵”的现象就会更为严重。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必要的宏观调控，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和制约，以防止“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盲目性和破坏性，用法制手段调控经济行为。就宏观角度而言，法规制度的作用表现在：一是规范经济行为，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二是保护经济正常运行；三是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第四，行政措施。以行政措施实施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以强制性的命令、指示、规定或下达某些带有指令性的计划任务等方式，按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对经济活动实施调控和管理。正确地运用行政调控手段，不仅可以迅速有效地组织国民经济各部门、企业和个人按照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统一行动，而且还可以加强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各种重要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促进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协调发展。但是，在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活动时，对其负面影响应有足够的认识。一般而言，单纯行政手段往往不利于调动企业和个人的内在活力，不利于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因此，在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应当而且必须把行政手段的运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层次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因而，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应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出发，来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分级调控体系。这就是宏观调控之作用体系的层次性特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如果没有建立在经济规律基础之上的中央一级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可能无法有序进行，中国的历史就可能出现大的曲折甚至倒退。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各地差异较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赋予地方政府以一定的调控权，使它们能够按照中央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组织安排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中央与地方的上下联动，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宏观调控体系的层次性是由社会经济运行的层次性决定的。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在宏观调控体系诸层次中，省市一级地方调控（我们称之为中观调控）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地方中观调控的主要功能，一是使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得以适当延伸和具体落实；二是通过与地方实际的有机结合，提高中央宏观调控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实现中央宏观调控的既定目标。地方中观调控的内容主要包括：（１）结合地方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的计划、方针、政策和措施；（２）制定和实施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有关的专项规划；（３）组织本地区经济的综合平衡；（４）分配和使用地方掌握的部分资金和物资；（５）组织地区之间的经济联合与协作；（６）提出本地区所辖各地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原则和任务，等等。
超前性
超前性即指宏观调控作用时效的超前性。宏观调控的超前性主要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一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二是宏观调控的调节时滞。为了准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宏观调控措施的超前性问题，在实践中应致力于改善和强化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速实现从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现实经济生活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且是千变万化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静态管理、静态调控，树立起全新的动态观念，加速建立健全经济信息、经济监测和经济预警体系，努力做好对经济运行的宏观监测和信息反馈工作，对市场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及时采取必要的超前措施防患于未然。二是注意研究把握企业和群众的心理预期。所谓心理预期，是指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在一定条件作用下，对自身物质利益得失变化所作出的预料、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取向的调整。企业和群众的心理预期，是实施宏观调控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决定一定宏观调控措施实效的重要因素。三是科学准确地把握调控力度。调控导向的确定、调控方式的选择、调控时机的把握和调控力度的控制，可以说是构成宏观调控措施的四大要素。在前三者既定的情况下，调控力度对于充分实现调控措施的预期效果，亦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某一调控措施实施力度过大，很可能欲速而不达。反之，如果调控力度不足，自然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如何科学、准确地把握调控力度，应当成为我们设计和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以间接调控的方式，综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为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而采取的宏观政策和措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职能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导支入干”。可以说，上述间接性、综合性、层次性和超前性等四大特征，就是宏观调控基本职能的必然要求和本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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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通胀系统工程疗法》
冬青撰著的《通胀系统工程疗法》，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对我国改革以来出现的通货膨胀进行跟踪调研和跨学科理论研究的成果。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联系我国实际，分析了我国改革以来出现两轮高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指出赤字理财政策、超额发行纸币是其要害，并以国际国内的成功经验，论证通胀不是不治之症，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治理通货膨胀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根据科学的理论，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综合治理，并建议按照货币流通规律严格控制货币超额发行和信贷膨胀，实行财政收支平衡政策。作者还主张，按照系统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原理，应由政府各部门对抑制通货膨胀实行齐抓共管的目标责任制。（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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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超越传统——生活方式转型取向》
王玉波、瞿明安合著的《超越传统——生活方式转型取向》一书，最近已由京华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课题研究成果，是一部关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的专著。它对我国生活方式的历史演变作了深入分析，特别是探讨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型模式，展示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并对生活方式的转型取向、转型特点和转型过程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全书史论结合，在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基础上立论，使论点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该书的出版，对拓展和深化生活方式领域的研究、对深化社会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叶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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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刑法疏议》
陈兴良撰著的《刑法疏议》，已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刑法条文为线索，逐条对重点概念、关键用语、立法蕴含与罪名沿革，加以梳理，并提示条文主旨，对立法得失作出理论上的评析，便于对刑法条文内容的把握，对于正确学习与适用刑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在本书代序中以相当篇幅，浓墨重彩地论述了从１９７９年刑法到１９９７年刑法的嬗变与递进的历史过程，并从宏观到微观两个方面对修改前后的刑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本书的特点是法条与法理融为一体，论据与论理冶为一炉，是注释法学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周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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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态经济学》
潘德冰同志撰著的《场态经济学》，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与经济学的传统研究即常常把物质对象限制在有形的实物态物质（如人们常说的物质资料）不同，该书适应因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使许多无形的物质（如信息）愈来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趋势，把无形的非实物态的场态物质——社会场（一种类似于电磁场的社会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证明了社会场的存在性，给出了它的场力线图（一种类似于电磁场图）等基础上，开始了经济学（含经济运动规律、经济活动规则、经济发展规律及经济运行的软环境的构造——经济系统工程）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新鲜观点。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夏振坤教授分别为本书题词、作序。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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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实用行政法律词典》
张尚鷟教授主编的《现代实用行政法律词典》，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词典所选辞条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一些重要的行政法律文件及其他有关文件的简介；二是中外古今有关行政法的基本知识。该词典作为一本实用词典，在突出了实用性的同时，也兼顾了知识性与理论性，并且在涉及行政法学理论的一些辞条释文时，编者力求对各种观点都加以简要介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同志为本书题了词。（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