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重视收入分配的整体性研究
高书生
收入分配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必要环节，它本身具有完整性和整体性。对收入分配进行整体性研究，既是收入分配研究面临的新课题，更是收入分配改革的迫切要求。
收入分配的整体性
收入分配是由相互联结的若干部分构成的。从层次上看，它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从运作上看，它包括企业分配、财政分配、税收分配、工资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分配等；从体制上看，它包括财税体制、工资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从机制上看，它包括收入形成机制和财税调节机制等。尽管收入分配在现实中是“切块”运作的，但是，各个构成部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联系，因而使收入分配保持着完整性和整体性。
功能分工性。从局部看，无论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还是企业分配、财政分配以及工资分配等，它们都具有各自的功能；从全局看，各个构成部分的功能分工十分明确。比如，初次分配涉及各类要素所有者的所得分配，因而具有激励功能；再分配对初次分配所形成的结果予以调节，因而具有均等功能。再如，企业分配关系到要素所有者的投入回报率，因而具有要素配置功能；财政分配关系到政府职能与目标的实现程度，因而具有公共均衡功能。明确的功能分工，体现了收入分配的完整性和整体性。
功能互补性。收入分配各个构成部分的功能，既分工明确，又形成互补。明确的功能分工使收入分配划分为若干部分具体运作，内在的功能互补使收入分配始终以整体的方式存在。收入分配的功能互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功能互补，即收入分配中处于“统帅”地位的构成部分之间所形成的功能互补。比如，初次分配追求配置效率，再分配更注重社会公平，因而形成效率与公平的功能互补；二是局部功能互补，即收入分配中两个构成部分之间所形成的功能互补。比如，工资分配注重激励劳动者的劳动投入，救济分配则强调保护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因而形成激励与保障的功能互补。
波及联动性。收入分配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社会化大生产中分工与协作的关系，收入分配的整合功能就是通过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分工与协调而产生的。在我国收入分配的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当某一部分出现问题时，必然波及相关部分以至整体。比如，当前财政比较困难，行政经费和事业经费并不能完全依靠财政解决，随之产生了预算外资金以及创收分配。由于预算外收入与创收收入大都来自企业，使财政分配的功能弱化波及企业分配，预算外分配与创收分配不但挤压企业分配，而且造成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这种波及联动性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收入分配的整体性。
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课题
当前的收入分配研究包括两个层次，即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其中，基础性研究侧重于探讨收入分配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应用性研究侧重于探讨收入分配中的具体运作问题。现在看来，收入分配研究仅仅具有这两个层次是不够的，应当确立介于二者之间的整体性研究层次，集中探讨收入分配中的分工与协调规律，尤其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波及联动问题。
对收入分配进行整体性研究，首先是改革实践的客观要求。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某项分配制度不完善引发的。不可否认，收入分配的单项制度确实存在一些缺陷需要在改革中加以完善。但是，收入分配的任何构成部分都不是孤立运作的，某一部分所出现的问题，既有单项制度设计上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部分之间的相互牵制造成的。以财政为例，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是由于财政困难引发的，比如预算外收入挤压企业分配，机关事业单位的创收扰乱分配秩序，财政对低收入者的救助能力偏低等。然而，造成当前财政困难的原因，除了财政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外，从收入分配整体看，还有税收制度的设计缺陷以及再分配机制转换不到位等因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收入分配涉及的部门很多，收入分配的单项改革方案往往是由政府职能部门负责设计和出台的，因而常常造成单项改革之间相互撞车的现象。这就使加强收入分配的整体性研究更为重要和迫切。
对收入分配进行整体性研究，也是经济科学发展的需要。对收入分配进行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收入分配研究中的“空当”以及“岛屿分布”和“学科分割”的研究格局，亟需整体性研究予以弥补与调整。由于收入分配是分部门“切块”运作的，因而使应用性研究呈“岛屿”式分布，身居不同“岛屿”的研究者往往只研究收入分配中的某一部分，如劳动人事部门侧重研究工资分配中的运作问题，财政部门侧重研究财政分配中的运作问题，税收部门侧重研究税收分配中的运作问题。所谓学科分割，是指在基础性研究中，研究个人收入分配的，一般不太注重国民收入分配；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往往又不太注重个人收入分配。介于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之间的整体性研究，不仅以揭示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己任，从而在收入分配的“岛屿”之间架起桥梁，而且探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从而沟通研究收入分配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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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和规律性
萧体焕毕树祖
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和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搞活大中型企业理论研讨会”，于前不久在鞍山市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和规律性等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就是要求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都要注重增长质量和效益，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与内涵型、粗放型与外延型等同起来，不能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将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扩大再生产。否则，就会在实践中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乱，而且这种看法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原来专用于农业生产部门，是指农业生产中的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通常用于工业生产部门，外延扩大再生产是以向生产的广度发展为特征，内涵扩大再生产是以向生产的深度发展为特征。这两组有联系的概念虽有其相近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１）二者的涵盖面不同，集约经营这一概念大于内涵扩大再生产；（２）二者的实现途径不同；（３）二者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不同，集约经营具有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必然要增加产出的特点，实质上是追求经济效益。
有的学者还深入辨析了集约经营的内涵，认为集约经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农业经济中的集约经营是狭义的集约经营，而适用于“整个经济”的集约经营是广义的集约经营。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来看，在农业中，导致从粗放耕作向集约耕作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的稀缺性对耕种者任意扩大耕地面积的制约。广义的集约经营是指在社会需要的产品生产遇到生产要素稀缺性制约的情况下，将相对不太稀缺的生产要素，集中于相对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使后者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利用，以增加产品的生产，尽可能保证满足社会的需要和经济的增长。
与会者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质上属于生产力的发展方式问题，它必然受到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规律的制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许多学者着重谈到以下几个规律：一是经济发展阶段规律的要求。经济增长是有其客观发展阶段的，我国当前已经到了由基本侧重于数量的发展和粗放型经营逐步进入一个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化经营时期。二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特点，转变到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要求上来。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目前学术界虽对这一规律的认识还未形成共识，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则是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既不能单纯为了产值和速度，也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有的代表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可以概括为五个规律，即要素替代规律、结构转变规律、速度变化规律、机制更新规律、效益提高规律，增长方式转变是以这些增长规律为依据的，并且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增长方式转变将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变化过程。在中国，未来１０年至１５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客观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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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武汉大学教授王冰谈
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区别
市场与市场经济，是经济学中两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把市场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的认识，不仅会导致理论上荒谬错误的结论，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市场与市场经济在性质上有区别。市场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但从其本质涵义方面来看，市场实际上就是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实现各自利益的纽带和桥梁，因而市场的性质就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个相对独立运行的环节，这个运行环节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经济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它本身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是说，不论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条件下，市场都是按照自身运行的规律去运行，都离不开市场在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市场经济则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优化组合生产要素、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更具体一点，则是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经济形式。从本质上来看，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市场经济只是商品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才产生的一种经济形式，因而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与简单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中期的经济形式也有所区别。
其二，市场与市场经济在结构性上有区别。市场具有复杂的结构，如市场主体结构、市场客体结构、市场时序结构、市场空间结构等。同一种结构之间和不同结构之间的市场都是有区别的。因而，市场又具有结构的差异性，各种不同的市场其特性是不同的。而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具体经济形式，它本身只存在模式上的区别（如传统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市场经济等模式）和空间上的区别（如美国市场经济、英国市场经济、德国市场经济等），而不存在性质不同的结构和实质性的结构差异。如市场经济的模式差异与市场经济的空间差异，一般来说具有重合性，不论哪个国别的市场经济都要属于某种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即使是模式上和空间上的差异不重合，这种差异也没有基本性质上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基础，不论哪一种市场经济模式，也不论哪一个国别的市场经济，无一例外都是市场经济的性质，绝不会有性质上的差异，都不会变成另外一种性质的经济形式。所以，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像市场那样的结构性及结构性差异。
其三，市场与市场经济在容纳性上有区别。与市场经济的概念相比，市场具有较大的容纳性。自从市场产生以后，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不论商品交换的范围多大或商品交换数量品种多少，只要是属于商品交换性质的场所、领域、交换关系总和等范畴，都可称之为市场。我们讲到的市场概念，既可以包括早期社会的商品交换，也可以包括当代的商品交换，还可以包括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范围的日益扩展；同时，既可以包括国内地方性的商品交换，也可包括全国性的商品交换，还可以包括世界性的商品交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或经济体制，只是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才产生的一种与自然经济、一般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相区别的现代经济形式。它只能说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或者说明社会经济主要由市场来进行调节。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形式不能包容其它的任何涵义。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形式不存在像市场那样的包容性。 （摘自《江汉论坛》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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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关于“七七事变”的起因
赵淑玲张量李宗远
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史学会、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共同举办的“纪念七七事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７月初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来自祖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１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日学者在关于“七七事变”起因的研究中，最大的分歧或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七七事变”有无计划及预谋的问题。中国学者运用日方的资料，对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上半年间的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政策经历了“确立→调整、失败→再调整、再失败→再确立”的演变过程，从而揭示出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历史必然性。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七七事变”后，欧美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不愿作出强硬的扼制，事实上是纵容了日本侵略行为。
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政策以及日本对华经济掠夺问题，有的学者在对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１年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策略的演变和实质作了深入分析后，认为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经济目的是其主要驱动力。学者们还就“满铁”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而后对华北、华东等地刺探经济情报，“七七事变”后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资源的强盗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还有的学者对日本和伪政权在沦陷区发行公债进行研究，认为这些公债是日本为支撑战争而发行的，基本上没有兑现，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抗战胜利后，这些公债按票面计算达４７１亿日元，这是当时日本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关于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问题，学者们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抗战时期存在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因此，对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全面、公正、客观地评价，特别是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有的学者还就正面战场的台儿庄战役和敌后战场的百团大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其地位、作用和影响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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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关于企业资本经营方式的探索
毛健
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开展资本经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的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经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经营方式，已现实地融入我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并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资本经营，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的运动和资本形态的变化，实现资本增值的过程。资本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等形态存在，但它并不固定在某种形态上，并且它采取哪种形态对其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它仅仅以货币、生产资料、产品等为载体，目的是要获得比其自身更大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过渡，企业也逐渐由原来的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企业不仅要生产产品，而且要推销产品，产品能否卖出去，能否实现其价值，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能否继续进行，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功能的不断强化，这种生产经营型的企业又要逐步让位于资本经营型的企业，因为资本经营才最集中地体现了资本的性质，而企业只有进行资本经营才能真正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资本经营与生产经营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跃出了生产经营的购买、生产、销售三阶段，它不再囿于既定的循环过程，而是把生产、经营、产品、生产资料都作为资本增值的中介，通过资本形态的变化乃至资本的重新组合，来实现资本的增值。企业由生产型过渡到生产经营型再转到资本经营型，实际上就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资本经营真正把企业经营活动转到了市场机制上来。
资本经营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这是资本经营的前提。集约经营，规模经济，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是资本经营的基础。没有两个根本性转变，资本经营无从谈起；而资本经营的发展，又反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并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消耗型、效益低下、企业保本都很困难的经营状态，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
企业资本经营的几种方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一些企业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掺杂了资本经营行为，许多企业的经营活动已经或多或少地含有资本经营的因素。虽然这些实践还是孤立的、零碎的，但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把这些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归结起来，可以得出以下几种资本经营的方式：
（１）优化存量资本。目前，部分国有企业开工不足，资产闲置严重。有些企业虽然能维持生产，但存量资本的结构、比例也不合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难以为继。因此，进行资本经营首先要优化存量资本，把现有资产最有效地利用起来。从企业内部看，要确定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合理比例，使这三种职能资本能够各自以较优的存在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良性循环。要调整直接生产过程和购买、销售两个流通过程的关系，购买原材料的价格高低、质量好坏，不仅影响直接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而且关系到产品的成本价格和盈利水平；销售产品是否顺畅，以及产品销售价格的高低，既与直接生产过程能否继续运行有直接关系，又与资本价值的实现有直接关系。针对我国现阶段企业经营活动的实际，应更加重视购买、销售环节，集中更多的力量放在两个流通过程，以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要加强管理，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和运行效率；必须重视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掌握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推出适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同时，企业不仅不能吊在一类产品上裹足不前，要进行多角化经营，而且要促进主业和从业的不断转换。根据市场需要，如果主业需求不足，经营困难，而从业供给不足，经营空间较大，就应不失时机地转向从业，并迅速扩大从业的经营规模，以实现产品的市场替代，从整体上保证企业的资本增值。从企业与外部的关系看，企业自身难以盘活的资产，可以通过租赁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以出让经营权换取资本保值和增值；可以通过分立经营、债务托管等方式，在不改变产权关系和资产负债的情况下，启动闲置资本。
（２）扩充增量资本。不断追加资本，是资本经营的内在要求。因为追加资本不仅可以扩大资本规模，而且会带来资本质量的不断提高（追加资本往往带有更高的科技含量）。扩充增量资本，一方面要靠企业的内部积累，企业资本经营所获取的剩余价值，除了满足职工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持简单再生产之外，总有一部分要不断转化为新的资本，并入生产过程中，通过扩大再生产实现更多的增值。另一方面要靠外部资本的进入，企业从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方面融通资金，以贷款的方式扩充增量资本；企业之间进行联合，引进其他企业的资本（或以价值形式或以物质形式），对现有设备、工艺等进行技术改造，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规模。通常所说的“嫁接改造”是其典型形式；企业出让部分产权或全部产权，换取接收主体更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即以被兼并扩充增量资本；企业接收和收购其他企业的资产或股权，即以兼并支配更多的资本，或通过“母子公司”的参与制控制更大量的资本等。
（３）资本集中。通过多种方式聚集其他资本，迅速扩大资本的规模，这是资本集中的基本特征。资本集中尽管从静态上不能增大整个社会资本量，但却可以使单个资本突破自身的限制，达到相当大的量，进而从动态上增加社会总资本。资本集中是资本经营的要求，也是资本经营的结果。在市场竞争中，资本经营以资本达到一定规模为前提，一般情况下，越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其单个资本的量也就要求越大，否则难以进行有效竞争；而资本规模越大，资本经营的效率一般就会越高（当然，规模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就成了规模不经济），资本经营又推动了资本集中。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经营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资本集中一般适宜于拥有优势产品，发展潜力强劲的企业，通过兼并、控股、委托加工等资本集中方式，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优势产品大批量生产，从而不仅能够获取较多的利润，并且为新一轮产品的研制开发创造了条件。实施大集团、大公司战略，壮大企业实力，加速资本集中，是资本经营的一个重要方式。
（４）资本分散。资本经营的目的是实现资本增值，无论是资本积聚还是资本分散，都要以资本能否增值为转移。对某些企业来说，资本分散也是资本经营的一种方式。如吉林省四平市油脂化工总厂，为了摆脱债务沉重、经营困难的窘境，一分为五，与德国汉高公司合资组建了四平汉高股份有限公司，与三九集团合资组建了食用油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职工集资入股组建了北辰油脂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化车间独立经营，总厂所剩部分继续探求经营出路。这种分立经营，盘活了资产存量，增大了资本总量，使企业出现了新的生机。在当前工业经济运行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资本分散不失为一种搞活企业、实现资本增值的有效手段。即使资本分散后，有部分资本仍不能发挥效用，但只要有一部分资本能够运营起来，即通常所说的“活一块、死一块”，也应该积极施行。因为毕竟有部分资本实现了保值增值，不至于全部闲置和浪费。
（５）要素流动。资本总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并通过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动来实现资本增值。要素流动实际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流动，即不断地由生产资料、劳动力转化为产品，再由产品通过货币这个中介，转化为生产资料、劳动力的过程，这是人们早已认识到了的。一种是超出生产过程的要素流动，即为了资本增值的需要，要素脱离某一生产过程，流入另一生产过程甚或改变要素的形态。这是人们仍较陌生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后一种要素流动更为重要。一是企业把所处的黄金地段腾出来出卖，变现后易地重建，企业在保持原有生产规模的同时，又获得了一部分资本剩余，在流动中实现了资本增值。二是企业转让厂房、设备、地产等固定资产，使企业的资本金得以收回，再投入到其他领域进行运营。三是破产拍卖，把能收回的资产收回来，保全一部分资本，使之不完全损失，用保全的部分资本再经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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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百招》
该书由中共襄樊市委宣传部组织编辑，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性出发，采取故事加点评的办法，用一百个真实的故事，讲述了一百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做法，内容涉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学校和街道等各个层次。全书始终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应由被动向主动、由居高临下向民主平等、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的思想。它对于进一步把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活、做实，具有借鉴意义。 （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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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中国共产党通史》
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二卷《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多卷本的党史著作，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计划分五卷出版。全书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写法，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展开科学的论证。该书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首先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展必要的议论。该书是按照统一的编纂计划和写作大纲，约请有关专家分工合作撰写而成的，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它有自己统一的体例和严谨的结构；但又不是一部教科书，它的各个章节体现着各个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独立见解和各自的写作风格。毫无疑问，这样的治史是值得提倡的。（王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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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基础·运行·调控》
由周文夫同志撰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础·运行·调控》一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既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共同规定，又充分考虑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条件或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框架，是当前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作者在本书中较好地坚持了这一原则，并力求将之运用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经济调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分析上，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对策就比较切合中国当前的实际。与此同时，该书还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所有制问题尤其是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下的实现形式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首要的也是难度较大的课题。作者通过对公有制的内涵及其结构进行重新认识和科学界定，揭示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及其内在机理。（任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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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战争哲学论》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杜一平同志撰写的专著《战争哲学论》已由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融东西战理，汇古今兵论，阐明了战争哲学的研究对象、演变过程、研究方法、特性和功能，初步建构了战争哲学理论体系。它对于军事工作者和广大军事爱好者研究与学习军事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高技术战争、新时期军队建设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