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
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张江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世纪之交，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内涵是紧密联接、相辅相成的；社会
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水平，把握好这个关系，是贯彻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关键
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前提。我们所有的方针政策都是由这个前提所规定的，我们一切工作都是根据这个前提展开的。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是，我们已经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有这三方面的保证，全党上下就可以放开手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可以吸引相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为自己服务。加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和调控，规定了社会生产力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壮大搞活的只能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地扩大开放，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元的外资搞现代化建设，不会损害社会主义的性质；大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得到补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经济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程度，能推动社会主义迅速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还可以确定许多事物的性质。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手段，“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一国两制”也是以这个为前提的。邓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就应该大胆地干。
所谓初级阶段，是过程的确定，是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或水平。其主要标志是，社会生产落后且发展不平衡；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封建主义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影响。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这就出现了在所有制上，不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经济体制上，不是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我国近２０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再证明，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只讲方向，不讲阶段，常常会使我们陷入盲目的境地。社会主义的方向，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两个内涵相辅相成，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使我们脚踏实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以新的生命力。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问题
应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是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１００多年前的预见和描绘有一定差别的。因而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产生一些疑惑，我们是不是离开了社会主义？这涉及到一个以什么方法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中找答案，用既定的框框来剪裁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一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认识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用前一种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本本上有的，就是正确的，就可以接受；没有的，就是错误的，就坚决反对，无论它是否符合当代中国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这显然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如果按照本本，在中国这样一个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就不应该有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证明单纯照本本办事情是不行的。更何况由于历史发展和实践水平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也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１００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他们根本无法预见的深刻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为自己去世上百年、几百年以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他们提供的只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这些确是无往而不胜的思想武器。
那么，分析社会主义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在恩格斯那里，辩证唯物主义是分析和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他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经典著作中，他系统表述了三个思想：
第一，总画面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失。有这样一个总画面的概念，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考察问题，是正确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如果离开了总画面，单独把某一个细节抽象出来，孤立静止地考察它，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总画面。我们制定和采取的任何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在这个总画面中去认识。
第二，相互联系的思想。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它们不会永远静止于一种状态。用这个观点考察社会主义，它同样是与资本主义有联系的。发展生产力对两种社会制度都同样适用。发达国家先走了一步，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学习人家，借鉴人家的经验。市场、股份制、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等，都是如此。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干了，社会主义就绝不能再干。而且事物是转化的。股份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张的是私人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资产控股，增强的是公有制的实力。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立足现实的思想。恩格斯鲜明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存在说明意识，而不是用意识说明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论，发现了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真正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由空想变为科学。今天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也应该遵循这条路线。离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实践和新发展去谈论社会主义，用百年前的大致描述来评判今天的现实，这种思想和观念是不可取的。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运用它去认识社会主义，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这样朝气蓬勃。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种种疑惑有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统一思想是一个长期过程
经过近２０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已经比较完善和成熟。深刻认识这一理论，需要在思想上不断克服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教条主义的影响。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的思想倾向，曾多次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依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纠正了过去许多超越阶段的错误做法，如果还是从本本出发，必然要产生一些疑惑。改革开放就是要做许多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事情，这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很大冲击，接受的过程必然要长一些。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提醒我们：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我们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统一全党思想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第二，习惯势力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部分人从事农业，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有相当比重，小生产习惯势力还有一定的市场。长期的封建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各种封建残余在社会上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我们长期搞计划经济，按部就班的一套搞惯了，思想上的惰性很容易转化为心理上的定势。实践证明，这种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对新思想、新事物，怀疑多于接受，责难多于分析，消极等待多于积极实践的习惯势力，确是接受和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思想障碍。
第三，急躁情绪的影响。我们闹革命，搞建设，就是要改变现状，希望革命和建设的进程越快越好，从而很容易产生急躁情绪。这种急躁情绪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对革命和建设需要长期努力缺乏足够的准备，对超越阶段的目标和口号却有很大兴趣。正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谈“依靠”
——基层领导工作系列谈之四
李春波田力夫
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的事：“用好一个人，富了一个村”；“选好一个长，活了一个厂”。这种现象，本来是说在基层工作和经济建设中，人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这不能理解为“依靠力量”发生了变化。如果领导者心目中没有广大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可能做好基层领导工作的。
我们党建党７０多年来，许多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一根本思想和路线，却始终不变。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革命实践，验证了这个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在继续验证着这个真理。人们也一再听到、看到这样的事：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濒临破产，由于依靠群众，集思广益，企业起死回生；一些穷村，由于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很快由穷变富。
人们常把市场竞争形容为“商战”。取得“商战”胜利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实力，二是经营策略。这两点都不能离开群众的参与。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能够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有能力积累更多的资本；群众有无穷的智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完全有办法赢得市场竞争。有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不是群众不行，而是领导不行，没有真正依靠群众。问题在于，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并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随便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是需要领导者用真心去呼唤，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挖掘，去调动。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这个“挖掘”、“调动”的本事，就埋怨群众“不行”，更不能以此否定依靠群众的必要性。好的领导班子成功的秘诀在于，通过领导者的智慧和才干，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的无穷智慧和无限创造力挖掘出来。
我们说人才是重要的，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杰出人才除了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和智慧，可以直接为社会作出贡献之外，主要是他们对群众有更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能够团结更多的群众作出更大的事业。马克思主义认为，杰出人才与群众不是对立的。杰出人才是群众中的一部分；杰出人才的才干是在群众实践中增长的；杰出人才的作用是靠群众的支持实现的；离开群众，杰出人才将一事无成。重视人才也正是依靠群众的表现之一。
做好基层工作，不但要有依靠群众的强烈意识，而且要有有效的形式和制度把“依靠群众”落到实处。有的企业被承包之后，由于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跟上，一切都是承包者个人说了算。一句“我承包了”，可以拒绝领导和群众的监督，可以剥夺职工参与管理的权利。于是，在这种绝对权力下面，决策失误不能免，腐败现象也不能免。从一定意义上说，承包的成功，在于明确了责任和权力；承包的失误，在于承担有限责任的同时，被赋予了无限的权力。因此，企业仅有“承包”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科学管理。
适应于现代工商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管理，要求企业管理的一切活动始终把群众放在中心位置；在手段上，着眼于最充分调动所有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着眼于人力资源的优化及合理配置；在目的上，追求全体员工多方面的健康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效益的最大化。我国许多著名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实行科学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而走向成功的。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证职工参与决策、参与管理的权利；运用多种形式，“让每个职工都成为闪光的星座”；注重精神激励，培养职工集体主义精神和参与意识；加大智力投资，注重各类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全面提高职工素质；企业领导与职工建立真正的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式关系。这些经验都是“依靠群众”的生动体现。只要在思想上、制度上、工作上真正做到依靠群众，而不是“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那么，企业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不仅是企业，其他基层单位只要真正依靠群众，也同样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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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源于实践的思考
人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利益层次上，而需要通过群体的、社会的价值导向和自我升华，把个人和社会的、民族的、企业的利益统一起来，才能完整地体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对待“利益”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人们道德中的义与利的统一性。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勇于放弃个人利益，把国家的、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个人正当的利益，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杜庆华（江西）
法制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就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而言，无论是思想道德建设还是教育科学文化建设，都不能离开法制建设的保障。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把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加以规范，从而促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只有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制止各种阻碍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现象发生，保证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健康的发展。
——陈绍芳刘晓君（黑龙江）
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放心，是衡量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权力既可以用来为民造福，也可以用于谋取私利。一个干部躬勤政事、秉公掌权、奉献为民，人民群众就会称颂他；如果掌权为私、用权利己，为政必不勤、为官必不廉、为人必不正，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为人民群众所不齿。
——吴卫平（浙江）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领导干部需要有战略思维的头脑，准确把握未来的发展。缺乏预见，会导致实践活动的盲目性；预见不准确，又可能将行动引入歧途。 ——周振通邵群群（河南）
多下去，就是多深入基层、多深入群众、多深入实际。下去干什么？下去就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是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就是为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领导干部多下去，可以充分感受基层火热的生活，接受时代精神的熏陶，振奋进取精神。通过多下去，可以体验群众的疾苦，感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激发事业心和责任感，树立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思想。怎样下去？就是轻车简从，不搞迎来送往，不给基层添麻烦。做到既“身入”又“心入”，真正扑下身子，为群众办几件好事、实事。———樊启?（江西）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一个先进政党必须具备的优良作风，是一个优秀民族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是一个进步社会应当倡导的文明风尚，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应当具备的精神状态。有了它，就具备了一种百折不挠、顽强搏击的坚韧斗志，一种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一种不怕牺牲、忘我奉献的不懈追求，一种埋头苦干、勤勤恳恳的务实作风，一种常怀忧患、居安思危的清醒态度，一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一个具备了这种作风的政党，才会是一个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朝着远大目标奋勇前进的先进政党；一个具备了这种作风的民族，才会是一个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发展的优秀民族；一个具备了这种作风的人，才会是一个不贪恋一时享受，不断谋求更大作为的杰出分子。
——闻学良（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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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理论信息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反腐败理论研讨会综述
钟纪岩
前不久，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江苏省吴江市召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反腐败理论研讨会。与会同志认为，在反腐败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新时期反腐败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战略，必须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中去确定，要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主和法制的加强、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同步进行，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服务。
反腐败与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
目前，在我国社会中存在着种种腐败现象，有的往往与“公”相联，如公款吃喝玩乐、公费出国旅游、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等。社会上有人提出，“公有制是滋生腐败的根源”。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其根源仍然在于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同时，又有特定的现实原因。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历史遗留的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余毒影响将继续存在；实行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会趁机而入；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作用会发生影响；体制转轨过程中会出现空隙与某种无序状态；加之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变革和管理工作跟不上，一些地方、单位治党执纪不严，一些党员、干部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等，都使腐败现象得以滋生或蔓延。因此，把腐败的根源归结于公有制本身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
与会同志在对一些地区的实践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遏制腐败的基本条件，是社会主义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作用，体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合资企业中国有、集体资产部分实力的增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大，民主法制的发展以及教育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有效地遏制腐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会同志还指出，提出公有制经济是遏制腐败的基本条件，并不是要盲目追求公有的规模和程度，不是要取消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是基本的方针。要全面贯彻这一基本方针，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努力遏制腐败现象。同时，要完善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使公有制经济具有的抵御腐败的内在力量得以充分体现。
反腐败与坚持党的领导
我们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也是反腐败斗争的领导者。反腐败斗争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面对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一些干部、群众对党能否克服自身腐败，能否领导人民群众抓好反腐败工作抱有疑虑。与会同志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系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来抓，并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反腐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确定的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是正确的，我们党已经初步探索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的正确路子。在复杂的情况下，反腐败斗争一直保持着健康的发展态势，保证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这表明我们党政治上的成熟，能够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解决腐败问题，实现廉洁政治。
与会同志还指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是先进的，并不是说它们自身不会存在腐败现象，不是说出现腐败现象能够自然消除。如果满足于党的性质是先进的，对存在的问题掉以轻心，甚至任其发展，那么腐败现象就会在党内蔓延，直至危及党的肌体和性质，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因此，在反腐败问题上必须始终保持正确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必须加强领导，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锲而不舍地抓下去。
与会同志认为，我们党在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的过程中，呈现出“三个同步”的发展趋势，即反腐败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步、反腐败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反腐败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同步，这对于成功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有着重要意义。
反腐败与深化改革
与会同志指出，目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遏制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体制转轨中腐败现象的活动空间增大，滋生蔓延的机会增多。因此，要有效地遏制腐败，就必须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民主政治体制，加大治本力度，着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努力消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助于减少乃至铲除诱发腐败现象的体制上的弊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管理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能在资源配置以及各种经济活动中减少行政干预，消除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等弊端，从体制上使某些主管部门和实权干部不可能再以经济的直接管制权为筹码去谋取私利，改变目前某些企业一面要盯着市场，一面要盯着主管部门和少数实权干部手中的权力的局面。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形成遏制权力腐败的机制。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受制约，很容易产生腐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规范权力行为，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为一个基本内容。
与会同志指出，改革的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一些地区和部门以改革精神探索新形势下防范腐败的路子和举措，并取得有益的经验，这对于加大反腐败的治本力度，很有意义。应总结、推广、发展这方面的经验，以期在解决反腐败深层次问题上取得更多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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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历史转折关头的叶剑英》
张江明著的《历史转折关头的叶剑英》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本书以史实为依据，紧紧扣住叶剑英在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重大贡献进行分析，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作者提出，叶剑英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杰出贡献的原因，在于他重视学习，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无私无畏，品德高尚和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等。 （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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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国内统一市场研究》
孙耀川主编的《国内统一市场研究》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市场机制得以充分运作的客观基础。该书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经验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国情，勾画和论述了我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特征，以及各个构成部分，分析了各类市场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市场法规和宏观调控方式等。 （项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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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军队院校德育研究》
张征一、韩锡敦主编的《军队院校德育研究》，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系统总结军校德育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加强新时期军校德育建设为着眼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该书着力论述了军校德育的地位、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基本途径、运行机制、显著特点等。
（孙璞方马金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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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
高福源主编的《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人民日报社与韩国东亚日报社１９９６年在汉城联合举办的“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包括１８篇论文及人民日报记者的有关报道和综述。论文作者为中、韩、日、越、美等国的学者，内容涉及儒学、佛学和道家文化。作者着眼于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寻东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提出了促进当代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研究的任务。（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