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文明笔谈之三
如何做儿女
王乾荣
电视里播了上海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看了叫人心酸。
那片子说的是一位中年母亲，搞心理咨询，经常写文章开导别人，却不能与女儿沟通。这母亲迷恋事业，似乎不大关心女儿，以致与女儿搞僵了关系，自有她的责任。我看她给别人开的心理药方，服用效果如何，难说。如果她能够漂亮地实践自己的理论，她也许就能感动女儿。她似乎不能说是一个完全成功的心理专家。
母亲的事另说，那个女儿，我认为她也有失当之处，她不应以铁石般的心肠对待母亲。从电视看，母亲已经够委曲求全了。大约是为了补偿以前忽略了的对女儿的施爱，或者是面对摄像机的缘故，总之，她对待女儿，也堪称体贴入微。但是女儿呢？面对母亲的细声小心，却冷若冷霜。她与邻居小孩亲密地玩耍说笑，母亲凑近，她的脸立刻就变了颜色。母亲提出陪她去走走，她断然拒绝，说忙功课。
从电视上看，她的不满，也就是母亲关心她少了点儿，没干多少家务活儿。她讥讽母亲道：“你就会写文章吹牛！”那孩子看样子有十五六岁了，怎么能如此奚落母亲呢？写文章是母亲的职业需要，恐怕不是一句“吹牛”就能定它的性的。没有这“吹牛”，也许女儿的学费，都成了问题。何况，那母亲写作之余，手里还打着毛衣。现在连纯粹的家庭妇女，有几个自己织毛衣的？慈母手中线，谁的身上衣？谁去体谅这母亲？那母亲写作时斜靠在床头，面前架一个小木板，孜孜不怠，连我看了都感动。这个女儿，做完功课帮家里干点活儿，减轻点母亲的负担，总不为过吧？
前几年有部写少女的电影，女主人公好像也岁在花季。她的一句名言：“妈妈，我瞧不起你！”妈妈可能有叫女儿不满的地方，并不是当了妈妈就一切比女儿能耐。妈妈可能缺点不少，既然女儿的口气那么大，觉悟又那么高，已经具备了“瞧不起”母亲的资本和眼光，为什么就不能以亲善平和的口气和方式与母亲对话呢？女儿的高明，难道就是学会了用傲慢无礼的语言教训母亲吗？这样的做派，又能让谁“瞧得起”？记得有人写文章说，现在不是三娘教子的时代，而要实行“子教三娘”。子教三娘，可以，只要教得在理，似不必计较什么长幼尊卑；但起码的亲情和礼貌总要讲吧！况且，如今女儿所“瞧不起”母亲的地方，也许正是母亲的无奈，或者正是我们需要保持和发扬的美德。
前述电视片里的那个女儿，就很有点“瞧不起”母亲的意味。母亲是应该反思自己；但我也很想呼吁更高明的心理专家，去疏导一下那位少女的心路。作家、思想家、心理学家写过很多“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做母亲”之类的文章，来教育大人，这当然应该，因为大人在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时，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如何做儿子，做女儿，其实也是个大问题。
电影是艺术，编导以欣赏的态度叫他们的女主人公说出了“瞧不起妈妈”那样的话；我倒是希望，看了这电影的更多的少女少男，在这点上别学那女孩子。
“文革”中，当儿女的动不动就造父母的反，那后果是可怕的。今天，在家里，连对慈爱的父母都不礼貌，怎么会去礼貌待人，做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呢？（附图片）
怎么又忘了给我洗手帕？！夏清泉画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寄明同志
傅庚辰
１９４８年３月我认识了寄明同志，那是在哈尔滨东北音乐工作团（简称音工团）。
当时我们音工团第六组都是些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大都来自农村和小城市，我当时十二岁，小学四年文化，可以说我们是一群非常幼稚的少年。寄明同志就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负责管理我们，她和其他老同志一道教我们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教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等立身作人的一些基本道理和基本的音乐理论知识。在此之前我连五线谱都不认识，更谈不上其它音乐能力，所以我参加的第一次演出工作（为“五一”劳动节演出刘炽作曲、晓星等作词的《工人大合唱》）是把门收票和打小锣。那时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供给我们的粮食不够吃，每日三餐中有一顿吃稀饭。没有菜金，我们把驻地旁一块垃圾场开成菜地；没有牙膏用牙粉，没有香皂用肥皂，没有褥子只有草垫。年纪小，冬天冷，有些同志尿床。大约在那年的７月份，寄明同志召集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剃光头，因为我们头上都长了虱子。我们很不情愿，申诉理由说：“既然大同志能留分头，为什么我们不能留，而且我们从前没有留过，现在长这么长很不容易，剃了太可惜。”寄明同志则开导我们说：“现在卫生条件差，你们年纪小，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都长了虱子，很不卫生，先剃掉，等将来生活条件好了再留起来。”经过寄明同志的说服我们终于都剃掉了“分头”，变成了“光头”。
１９５８年五六月间我从朝鲜的平安南道桧仓郡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寄明同志寄了一封信，表示想搞电影音乐，希望她介绍我到电影制片厂里去工作。这时中朝两国政府已达成协议，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于１０月２５日前全部撤军回国，我所在的志愿军歌舞团也面临着回国后被撤销编制。不久，我接到寄明同志的回信，她建议我调到军队所属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她说：八一厂是军队单位，你又在军队文工团工作，调动起来方便，又搞了电影音乐。当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回国后工作上有什么打算的时候，我便按照寄明同志的建议，提出希望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回国后，志愿军歌舞团先改成总政歌舞二团，后被撤编，我的要求得以实现，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一调就是二十二年，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二十二年里写的，这二十二年是我音乐生涯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回想起来还是寄明同志给我指引了这条路。
我怎能忘记寄明同志呢！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内乱”之后，共青团要召开“十大”，决定重新征集少年先锋队队歌。团中央宣传部找了我，希望我也参加，我在团中央推荐的歌词中写了一首《少年先锋之歌》（胡乔木作词），据征歌负责人告诉我得票较多，很有希望成为少先队歌。但不久这位同志又来征求我的意见，他说听到一些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寄明作曲）这首歌“文革”前已在孩子中广为流传，孩子们很喜欢，是否也可以考虑用这首歌作为少先队队歌。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不仅主题思想好，而且歌曲的音调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朝气、充满着希望和力量。她象征着理想、象征着信念、象征着美好灿烂的明天。由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这首歌本身思想上艺术上的重大成就，后来顺理成章地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首歌从它诞生至今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它像甘泉一样浇灌着祖国的花朵欣欣向荣、绚丽芬芳，它像战鼓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继承父兄的宏愿茁壮成长，它像火炬和旗帜一样，指引着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昂首奔向胜利的前方。
寄明同志走了，但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正像她将名字从吴雅珍改为寄明的初衷所示：寄希望于明天。她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她把全部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她的生命和作品将永远放射着灿烂光辉！
怀念你，寄明同志。
第12版(副刊)
专栏：八一颂征文
战友
罗丹
１９３９年初夏，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岁月。那年我才十一岁，个头还没枪高，却已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五分区游击二大队的少先队员了（后改成宣传员）。部队当时正转战于平、津、保三角地带，而这一带集结着十几万日军，因此战事频仍。
一天入夜，部队在大清河北的王佐营村宿营。天刚蒙蒙亮，发现敌人正向村子包围，先让老乡们转移完后，大队长决定趁天还未全亮部队边打边向外突围。就在这时，敌人开始哇里哇啦地从四面围上来，顿时，村里村外，枪炮声、厮杀声四起。突然，一发日军的迫击炮弹飞来，只听一声巨响，我当即什么也听不见了，就觉左耳火辣辣的疼，一摸，沾了一手血；再回头一看，土墙上血肉四溅，房檐上还挂着残肢断臂，昨夜还在一个土炕上睡觉的两个少先队员，顷刻之间就消失了。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懵懵懂懂之时，猛然见一位大个子战士穿过硝烟向我奔来，他二话没说一下把我挟在腋下，提着枪左躲右闪地向外冲，还不停对我说：“别怕。”还没等出村，迎面又遭遇敌人，鬼子扔过来香瓜式手雷，大个子急忙隐蔽，然后又回敬了敌人一颗木柄手榴弹。一股浓烟腾起，大个子趁势背起我疾跑。又一颗手雷在不远处爆炸，我觉得他身体向前踉跄了一下，险些跌倒。待跑进村外的麦田后，我叫他放下我，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就这样，他气喘吁吁、汗流如雨地背着我跑了二十多里路，一直到大清河边见到自己人后才把我放下。我听到他吃力地对卫生员说：“这个小鬼负伤了，快给他看看！”卫生员赶忙为我擦洗脸上的血后发现，只是耳朵被弹片擦破了一块皮。这时，再看那位大个子摇摇晃晃地快站不住了，卫生员连忙去搀扶他，忽然发现他的右脚趾头已被炸掉了。大个子顿时扑通一声倒下了。其他战士用树棍和绑腿赶制了一副担架，把大个子抬走。我扑上去抱住他，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以至未能看清他的面貌。可至今我仍记得大个子临被抬走时，还对卫生员说：“照顾好那个小鬼。”他被抬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大个子战友，，也不知他是哪里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如今，那段岁月已成如烟往事，我也已是华发苍然的老人。但每每想到自己能够活下来，能有幸看到我们为之奋斗的祖国正日益繁荣强盛，便更加深切地怀念那些为了今天而前仆后继，却没有能看到今天的许许多多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战友们。
时下，我也常听到、看到社会上出现的物欲化、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而它易使人“昏蔽而昧理义”。所以，我经常给一些年轻人讲述那位大个子战友的故事，并告诉他们，这世界上最为珍贵的，就是经过硝烟洗礼、战火锤炼的战友的情义，它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 （作者单位：国家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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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八一颂
老兵风采
任家绪
总是忙，节假日概不例外；总是笑眯眯，再忙再累也不失其笑容可掬的情态。这是老兵卢中尧十多年来留给我的印象。
有很久了，我想写一写卢中尧，可总难成稿。想写他，是因为他的不寻常之处曾不止一次地打动过我的心；难成稿，是因为他的一切太平淡了，平淡得难以叙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
近日，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深为张思德所打动，也为写卢中尧打开了思路。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经历了长征。十年后，相同资历的战友，有的担任了营长、团长，而张思德仍是一名老兵。战友中，有的成为英雄、模范、功臣，而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一直默默无闻。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因炭窑崩塌而牺牲。表面地看，张思德生的平淡，死的也平淡。可是，他的生，“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他的死，“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正因为这样，部队为张思德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到会并发表了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军队的唯一宗旨，张思德是这一宗旨的具体体现。卢中尧是一名张思德式的老兵，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却有着相同的老兵本色。
卢中尧是１９７３年入伍的，一入伍就踏进炊事班，一干就是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里，他做了多少饭菜，从未做过具体统计，但肯定是一串十分可观的数字。可贵的是，如今他仍如当初那样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顿饭菜。同期入伍的战友，有的已走上了师团级领导岗位，而他仍是一个兵，一个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老兵。卢中尧担任炊事班长已有二十二个年头了，这与他的炊事工作时间一样，怕是要数“全军之最”呢。他先后带出百余名新兵，如今班里的战士若按民俗而论，对卢中尧都应以“伯伯”相称了。他带过的兵，有的已提升为干部，有的改为志愿兵，有的到地方成了“老板”、“名人”；他们中不论是谁，对卢中尧莫不以兄长相敬。
如果不说“忙”，也不说“笑”，就无法说卢中尧。说到卢中尧忙，那是由于机关食堂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廊坊陆军导弹学院只有这么一个机关食堂，供单身干部、零星人员和部分家属就餐。就餐人员成份的多样性和数量的不确定性，给炊事工作造成繁忙现象。忙而不乱，忙而不烦，总是含着笑容服务于大家，这是卢中尧炊事工作的特色。即使是这么忙，卢中尧还带领全班养猪、种菜、做豆腐，尽最大努力改善伙食。尤其是他加工的豆腐，色好味纯，常年供学员队和家属们食用。大家赞扬卢中尧，多次为他请功。二十五年中，他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曾五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还被评为优秀班长和优秀志愿兵，是总参系统的学雷锋标兵。他带的炊事班，曾七次荣立集体三等功，十一次被评为先进工作单位。
随着年龄的增大，家乡亲朋，昔日战友，都劝他：“少忙一会儿吧，也该想一想个人的事啦。”卢中尧说：“想那么多干啥，做好眼前的不比什么都强！”按照有关规定，１９８６年卢中尧可以退出现役了。依他的炊事技术，到地方安排个理想工作，或起个执照开业，都是不成问题的。驻地有的企业愿特招他主持炊事工作，有的饭店愿出高薪聘请他掌勺，他都没有动心。当部队决定他继续服役时，他深情地说：“部队需要我，我更需要部队。这么多年了，就是泥人也会对部队产生感情的。”
卢中尧虽已是二十五年军龄的老兵了，只要部队建设需要，他会始终如一地工作下去的。
威武之师，既需要叱咤风云的将领，也需要默默无闻的士兵。从张思德到卢中尧，曾有多少老兵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普普通通的人生，平平淡淡的事情，却永远闪烁着一代代老兵的风采。 （作者单位：廊坊陆军导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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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仑小黄花
萧春华
部队进山时，苍莽的山峰还被皑皑积雪覆盖，冷风呼啸。
一天清晨，我缩头紧脑地去取水，走着走着，突然眼睛一亮，一棵不知名的小黄花在沙海中微微颤抖着。黄花极小，形若小金钟，纤细的茎子把她高高举着，像在仰天唱一支生命进行曲，又像在摇着“丁零……”的钟声，向我报告：“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果然，天空泛蓝了，帐篷边露出棵棵含苞欲放的黄花草，开得水灵灵，鹅黄鹅黄的。
此后，侍养她就成了我们筑路生活中的一部分。专供凿岩放炮饮用的凉水，战士们尽管嗓门冒烟，也要留上一口，收工后浇湿花身，小花顿显精神，我们也如洗过澡，把一天疲劳倦意冲洗无踪。不管是谁，一旦发现石缝里有土，都要小心掏出来，捧回营房给小黄花培上。花似乎也对我们有了感情，开不败似的，每天都摇着小脑袋含笑送队列上工，拍着小掌迎队伍回营。
有几天，太阳如炉火，地面温度达到五十摄氏度左右，我们看着小黄花犯愁了。我在家是养花能手，便说：“把花草土移进罐头盒里作盆景。”大家一致同意，像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我自然很高兴，便即兴赋联一副：
花进帐篷篷生辉辉映昆仑山山添媚
人入斗室室溢笑笑揉蓝天云云竞飞
这副对联，文书竟书写好，贴在连部门口，像过年一样把小黄花搬进屋内。
小黄花仍挺立着，顽强地举着生命的小旗，摇曳着。我望着自得其乐的小黄花，不禁生感：是你不知苏杭宜长宜生？是你不知春城五彩缤纷？不！是你最懂得祖国塞外边关最需要花朵装扮，才在绿色生命望而止步的禁区扬起青春的小旗和绿色的帆，默默地著一片春光。
“昆仑小黄花”，她在我心海中生长着，开放着……
（作者单位：武警交通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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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喜欢的书
走入“洗过的风景”
黄桂元
读天津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周凡恺散文集《走不出的忧郁》，你的脑海会出现一位多少显得有些不大协调的人物矛盾体：他是在黑土地上滚大的东北汉子，但其内心却有着江南梅雨般的多愁善感；他的岁数还年轻，心境却有时沧桑得如同经历了几个世纪。粗砺与纤细，强悍与缠绵，豪爽与敏感，苍凉与欢悦，通达与执拗融会于一身，又最终汩汩贯注于他的笔端。
久居长街巨厦、喧嚣嘈杂的大城市，一个人特别是一位作家，若保持自己生气勃勃的原始生命个性很不容易。初读周凡恺的散文，我就感到那明显有别于大城市造作心态的质朴之篇，率性之作。他的长处源于一种原生态的根性——以对人生的情绪敏感而不是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审视生活。他极善于绘声绘色地讲着五花八门的故事。《我要下驱逐令啦》、《忘性》、《春天的祈祷》等，命题并不宏大，只是着意于宣释他置身大城市生活的种种不适和抗拒，使人读起来痛快淋漓。我当时想，这样心无遮掩、脍炙人口的篇什，绝非那些感觉迟钝、心灵麻木、委曲求全者所能为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他写于１９９１年的《林中四季》。作品带给我的那种感动至今仍难以言传。孤陋寡闻的我没有真正见识过神秘的大森林，只是从电影镜头电视画面中支离破碎、一闪即逝地见过一些，也曾经通过屠格涅夫、普宁、巴乌斯托斯基的描写朦胧地想象过，但已显得模糊和遥远。《林中四季》使我有一种置身其间的似真似幻之感，我经历了一番特殊的精神漫游。那是始于久远、延续永恒的大自然奇观，是无数次雄奇、沧桑、凝重、壮丽的森林时空的季候转换，它又分明与变幻多端的人生时序冥冥暗合。“其实秋天是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的。最初，森林的秋天是我口中熟得发紫的山葡萄。后来，它又成了一片悄然飘落到脚边的一片黄叶。候鸟在日夜兼程地迁徙，望着它们匆匆飞过的影子，我的心中时时涌起一阵惆怅，我并不羡慕这些只能生活在一种环境里的鸟儿，既然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我们四季，何必要躲闪呢？”其实周凡恺对候鸟的感情是复杂的。在《霜晨月》中，他的“候鸟心态”跃然纸上，“过眼的景致总是那么美，可是灵魂的归宿在哪里呢？漂泊者们在落叶时节仰望长空，那一汪眼泪总是变得浓了，生命本身也就透了一些苍凉的味道。”于是，他极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游子处境：“我的欢乐是候鸟的欢乐。我的悲哀是候鸟的悲哀。”写景状物是周凡恺的擅长，这又是许多都市作家的弱项。他的笔下景物总是被其特定情绪过滤过，或曰“洗过的风景”，既绵密细腻又莽莽苍苍，既是自然景语又是主观情语，令人流连忘返。特别是《林中四季》，作者师承更多的是俄罗斯文学的精髓而不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那精彩、奥妙之处，堪称写景高手。
读《梦里玫瑰》、《无语的湖》、《冬之舞》、《写间房子给哥哥》会给人一种欲哭无泪的唏嘘之感，那有如啼血杜鹃一样地对远行亲人的殷殷倾诉，那源于血脉亲情的绵绵呼唤，化作润物细雨盘桓在读者的心头。为了聪慧美丽的妹妹繁颖的意外早逝，周凡凯写出了一篇篇肝肠寸断、长歌当哭的散文，他可以告慰远在天国的妹妹了，相信繁颖也会为有这样一位大情大义的哥哥而欣慰。
周凡恺骨子里有一种浓浓的乡野情结。不仅由于他常常撰文对家乡的东北小吃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而在于他的意识深处那种泥土根性，那种同大自然与生俱来、血肉相连的亲和力。故土曾向他展示过经雨“洗过的风景”，那一片雾带状的白桦林常常使他神思恍惚，这时他忽然为自己的污浊而羞愧，从而产生了洗涤灵魂的冲动。只有那毫无顾忌的乡土“野调儿”可以排遣他的孤寂。于是，“我喊的时候，觉得离人很远，离天却很近。”他的吼歌声带有一种野生的味道，在芸芸众生的都市显得那般孤独、奇特、动情，其醉人的快感大约唯有周凡凯才能独享。
那片“洗过的风景”便是周凡恺走不出的忧郁。这只“候鸟”将来会飞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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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半个世纪后的约会
刘希亮
今年的５月１１日是老教育家韩作黎老师八十岁寿辰。这天上午，在北京育英学校的阶梯教室，举行“韩作黎教育思想研讨会”。相约参加的大都是约五十年前韩老在育英学校任校长时的学生。他们当中，有普普通通的工作者，也有部长和将军；有在北京的，也有从外地赶来的。
阶梯教室里挤满了人。
韩老在讲台前动情地说：“孩子们，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你们还在想念着你们的母校，还在惦记着我，谢谢大家了！”接着，韩老像当年在教室里点名似的问：“李讷来了吗？”李讷从人群中站起来：“韩校长好！”“涛涛来了吗？”涛涛站起来：“韩校长，我在这儿，祝您健康长寿！”……掌声、欢呼声骤然地响起来。这掌声、欢呼声让人觉得依然是顽皮的孩子式的。
掌声刚落，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站起来说：“我虽然不是育英学校的校友，但我是韩老师的学生。我在延安上学的时候，韩老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在他的教导下，我们都养成爱读课外书的习惯。我至今不忘五十年代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说的：‘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段话，每时每刻都在鞭策着我……”
是的。“教师的一切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明天。”韩老不仅是这一教育思想的倡导者，更是这一思想的实践家。
在这热烈场面的感染下，我猛然想起了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年。在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的校园里，王企贤校长正在接待来自欧洲、美洲的客人。在这些外宾中，有一位美籍华人，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奇怪。刚进校园，好像这里的一切都在吸引着她。她从肩上取下照相机，几乎是走一步就要照一张：孩子们玩耍的滑梯，她照；孩子们荡的秋千，她也照。她好像要把这里的一棵树、一棵草都装进她的照相机里去。那位客人见王校长正在打量着她，收起照相机便试探地问：“老先生，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王企贤老先生现在在哪儿？他老人家可好？”王校长一听，顿时愣住了：“我就是王企贤。”客人上前一把拉住王校长的手，像是久别的孩子见到了父亲似的，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我们虽不相识，可是我的丈夫刘仲弘是您的学生。仲弘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当教授，几十年来，他时常想念您，他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您对他的教诲。他还常给孩子们讲岳飞、文天祥。他说，这是他小时候您给他们讲过的故事……”半个世纪了……王校长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像是在呼唤着远方学生的名字……
掌声把我从回忆中震醒。
啊，半个世纪后的约会——望着讲台前的韩老，望着阶梯教室里这些已经长大了的学生——一种情感的激流像野孩子般的小溪在我的胸中奔流……
第12版(副刊)
专栏：
九江大桥（中国画）
郑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