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巾帼园)
专栏：
编者的话
由国内政治部主办的“巾帼园”专版今日与读者见面。
这是一块由广大妇女读者和妇女工作者共同耕耘的园地，是各行各业妇女参政议政的场所。
“巾帼园”，将集中展示全国各族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迷人风采，多方面交流妇女工作的经验，充分反映妇女的呼声和要求，提供各种妇女方面的信息。
“巾帼园”，是妇女自己的园地。在这里，各族姐妹可以一起谈心，共话家常，关注热点问题，探讨人生真谛。
“巾帼园”，是妇女朋友的一个家。它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衷心希望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各族妇女和广大妇女工作者踊跃赐稿，并能及时对“巾帼园”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11版(巾帼园)
专栏：
中国妇女运动的记载
——写在“巾帼园”开版之际
陈慕华
《人民日报》开办“巾帼园”专版，集中研究探讨妇女工作和妇女问题，全面展示当代中国妇女的风采，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妇女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妇女能顶半边天”。纵观中国历史的长河，处处流淌着妇女的智慧与光辉。从慷慨悲歌、保家卫国的花木兰、穆桂英，到弘扬文化、传播科技的蔡文姬、黄道婆；从为祖国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刘胡兰、赵一曼，到为抢救国家财产壮烈献身的向秀丽和在平凡岗位上全心全意服务群众的女医生赵雪芳、女售票员李素丽；从解放初期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第一批女飞行员，到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女部长、女科学家、女厂长，中国妇女以她们特有的勤劳与智慧、特有的勇敢与坚韧，勾勒出一部光彩照人的奋斗史，铸造成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她们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挑战，知难而进、顽强拼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和位置，在为中华腾飞的奋斗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追求。中国妇女与男同胞一起，在新时代的历史舞台上，共同创造，相映成辉，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精彩动人的活剧。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１９９０年，江泽民主席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８０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讲话。１９９５年，江泽民主席在中国政府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郑重宣布，要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促进妇女发展、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并逐步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机制。
妇联作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始终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立足于提高广大妇女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组织农村妇女学文化，学技术，引导城镇女职工岗位成材、岗位建功，在全国亿万家庭中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扫盲、扶贫、实施再就业工程，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国妇女运动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使命，跨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巾帼园”这块专版，能够将波澜壮阔的妇女运动记录下来，将绚丽多彩的中国妇女精神风貌描绘出来，将她们在前进中的困难与体验揭示出来，这对于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当我们为中国妇女的成就欢欣鼓舞的时候，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许多妇女问题亟待解决，妇女解放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全党、全社会予以更多的重视与关注，需要在全社会继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正确认识妇女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积极主动地为妇女的进步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日报》率先开设“巾帼园”专版，是在以行动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是先进之举、是英明之举。全国广大妇女群众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的。
衷心地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关心、支持“巾帼园”；衷心地祝愿“巾帼园”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下，生机无限、春色满园。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
第11版(巾帼园)
专栏：
九十年代的巾帼风采
——中国妇女参政议政一瞥
逢源
今天的我国政坛，活跃着她们的飒爽英姿：５位妇女跻身于我国国家领导人的群体中，１８位妇女担任着正副部长，１９９７年，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了一名女性。女干部占全国干部总数比例，１９９５年已增加到３３％。在最基层，９０年代中期，在我国１０多万个城镇居委会担任主任副主任的，６２％左右是女性，她们有１５．５万人，６６％的村妇代会主任成了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一员。
这是一组令人欣喜的数字，也是一组催人奋进的数字。它代表着成就，也包含着差距。
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我国为促进妇女参政两次设立了战略目标。
１９９０年７月在长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有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８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参加的培养选拔女干部座谈会。这就是著名的长春会议。针对当时女干部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比例过低（在省部、地局、县处三级分别占６．１８％、６．８５％、８．１２％）、女领导干部青黄不接（县处级女干部平均年龄在４５岁以上，地局级在５５岁以上）、基层女干部来源匮乏等现象，长春会议提出目标：到１９９５年实现１００％的县和５０％的乡镇有女领导干部；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同等条件下注意优先提拔女干部。
１９９５年８月，当我国即将履行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东道主的国际义务时，国家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其中第一条主要目标宣布：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及管理的程度。积极实现各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都有女性，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女性比例有较大提高。女职工比较集中的行业、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应多选配一些女性。随后召开的世妇会上，各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通过了到本世纪末的《行动纲领》，要求在立法机构和决策职位中“实现女性占３０％”。
９０年代，我国的妇女参政之路就这样攀升着。
这条路上，曾经有过闪光的历史足迹：
全国妇联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史》记载，１９３３年，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措施。９月，在根据地的一次大规模选举中，多数乡苏维埃的妇女代表达到了２５％，有的地方还远远超过，如福建上杭上才溪乡女代表占６０％，才溪乡占６６％，江西兴国县有３０多名妇女当选为乡苏维埃主席；李普著《我们的民主传统》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７个县民主选举，女性在村主席、县议员、议长／秘书中分别占７．１％、１５．９％、１４．３％；
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一次普选时，９８万妇女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其中１４７人走进了全国人民代表的行列；５０年代后半期，全国７０％—８０％的乡有女乡长，大部分县有女县长……
在历史的曲折前进中进入９０年代的妇女参政之路，又一次面临机会和挑战。８０年代末妇女领导干部数量有滑坡趋势。在这同时，吴仪、何鲁丽先后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和本来不在候选人名单中的张润霞以优势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的信息，又向人们昭示了女性的政治才能。
１９９０年长春会议后，全国妇联率先行动起来，建立妇女人才库，为１９９３年各级领导班子的换届物色和推荐女性人选；各地党委、政府和组织部门密切配合，创造了“小步快跑”、“先进后出”、“接长板凳”等确保妇女参与的方法。１９９３年底，海南在全国第一个实现１００％县市区和５０％以上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中有女性的目标；到１９９５年，１４个省、直辖市先后“达标”。来自中组部的消息表明，１９９５年，全国女干部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０４万增加到１２７５．４万，占干部总数的比例由３０．２６％增加到３３．２９％；省、地、县三级干部中，女性比例分别提高到７．０８％、８．１２％和１２．６３％。
１９９７年春天，妇女界人士兴奋地谈论北京市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换届中，乡镇一级女代表占３１．６％，最高的密云镇达５８．４４％的突破时，这个突破已经不仅仅发生在北京了。在新疆，自治区八届人大女代表占２４．１８％，七届政协女委员占１５．８２％。１９９７年５月全国人大组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到青海，看到这里的女干部已经占３５．０１％，其中少数民族女干部占女干部总数的２２．３％，省县乡三级人大女代表比例，虽然最低的只有１．３％，但最高的县已经达到３５．９％。陈慕华同志７月在上海全国省市妇联主席工作会议上披露，１９９６年年底，全国省地县乡镇四级党政班子中，女干部数分别比１９９４年增长３８．７％、２２．６％、１３．９％、５０．９％。
２０００年指日可待，纲要目标召唤着最后的冲刺。现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制定了本地的妇女发展规划，许多地方针对女领导干部担任正职少等现象，在“规划”中提出了要求。经过努力，中国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水平，一定会有新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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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妇女论谈
有为与有位
孙钱斌
在女干部中间，“有为才能有位”这句话很流行，这是勉励，也透着一股自信和志气。但细一琢磨，似乎再补上一句“有位应更有为”方显缜密。
妇女参与权力机构的广度和深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在我国，党和政府一向重视女干部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并从现实情况出发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倾斜。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种倾斜是必要的，也给广大女干部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机遇仅仅是一种可能，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关键得靠自己的努力和作为。“有为才能有位”的流行，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心态，即广大女干部并不想躺在政策的照顾上，而更愿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干出成绩，干出威望，干出位子。
借此信念，一大批优秀女干部脱颖而出，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术有专攻，业有所成，指挥若定；既有大局观，又善于体察细微之处，口碑颇佳。甚至在一些男性世袭的领地，如经济管理圈，也出现了长袖善舞的景象。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女性的政策倾斜将日渐淡化，越来越多的女干部正感悟“有为才能有位”的内蕴之理和现实紧迫性。为此，她们付出了很多。
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应更有为，这种逻辑关联是顺理成章的。如同“廉政还要勤政”一样，是一种递进的关系。我们常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道理对女干部来说也是一样的。因此，从根本上讲，“有为”并不是为了“有位”，而是为人民做事，且以此为事业，从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为”带来的“有位”只不过是水到渠成。
既然如此，“有位”之后就更没有任何松懈或不思进取的理由，而是应该充分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加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但现实中，在少数女干部中间流传着一种消极的想法，亦即越往上，女干部的比例越少，人数越少，自己到一定级别后，位子往上挪的可能性不大，不如安安稳稳守个摊子干到退休。这种消极懈怠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女干部在工作中的积极性、进取心以及锐气和魄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位”之后的“无为”，小而言之是影响了个人事业的发展，大而言之则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利。这种情形，在男干部中间也有，但女干部尤甚。有一个说法——“女同志能到某级别就不错了”——不乏认同者。虽然不能说她们起初就抱着功利的动机，但至少此时此刻的心态是不纯正的，也或多或少带有示弱而不是自强的“小女人”意识。
“有为”不为“有位”，“有位”更加“有为”，只要抱定这种无私奉献的信念，就会拥有宽阔坦荡的胸襟，就会捐弃个人得失的斤斤计较，就能干出一番事业。我们希望女干部们多一分不让须眉的豪情，少一分患得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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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说我的仨外号
陈云莲
我，是吉林省榆树市太安乡的农民。不算户口本上的大号，还有三个外号：“陈辣椒”、“陈调度”、“陈民政”。
群众叫我“陈辣椒”，因我这几年鼓捣辣椒，先富了我自家，又富了全屯，还富了我们乡里乡外的几千户农民。
农村大包干以后，听说黑龙江省望奎县有个青椒大王，正办班传技术，我也想试试。我在望奎县学了半个月。背着辣椒种回来，大年初三我就开始立大棚，搭火窖子。从育苗、移栽，到施肥、防病，我都严格按照“科学”办。那一年我种的二亩八分地，总共产了３万多斤，纯收入５０００多元。那些日子，屯子里老爷儿们聊天，妇女拉话，话题全是辣椒。不少人活了心。
我丈夫叔伯哥，连种两年西瓜赔了４０００多元钱。我让他种辣椒，他苦笑着说：“要是再赔一年辣椒，我这个家就该挑灶了。”我知道他是赔怕了，就说这样吧，种子我那有，苗在我家育，地膜农药我给你买，技术上我教你，你出地出人就行。挣了是你的，赔了算我的，咋样？听我这么一说，他很激动，一下子种了二亩二分地，当年就还上了饥荒，一直种到今年，盖了房子，娶了儿媳妇，手里还攒下几万元。
屯里有一个小伙子犯过罪，服刑回来，有改好的心，却没有改好的路。我寻思着，不能让他再溜下去。我说，我帮你，种辣椒，只要你好好做人，一切我全包着。听我这么一说，他的眼泪劈里啪啦地掉。他说：“我以为这辈子全完了，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我啥也不说了，你们就看我的行动吧！”他像变了个人，做事规矩，干活勤快。１９９０年他种了二亩多辣椒，收入４０００多元，这几年年年丰收，小日子走上了现代化。
在我的带动下，那年家家种辣椒，去年我们屯人均收入超过３５００元。因为这，上级给了我不少荣誉：长春市共产党员标兵、特等劳动模范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我们榆树市考察，一位专家指着那张图片说：“陈小姐，你真了不起！你应当把土地全收过来，自己经营，当大老板。”我说：“谢谢你的指教，不过，我是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得带领群众共同富裕。”
“陈调度”的外号是卖辣椒引起的。种辣椒不易，卖辣椒更难。我琢磨，得想办法把大汽车调来，让我们的菜地变成批发市场。我把这想法跟乡亲们一讲，大伙儿说，你咋说我们咋办，汽车来了归你调度，大伙也归你调度。我这个“调度”就这么着走马上任了。
为把汽车调来，我到处找路子，还在路边生把买菜车截住。那天，我在公路上把吉林的一辆汽车截住了。我说我们这儿卖辣椒，质量不好带退的，分量不足带补的，缺啥少啥带包的。还有一样，虽然家家卖菜，不用你户户张罗。除了给钱之外，别的事都由我管。我虽然一不挂衔，二不带长，但我是共产党员，信着了，你就去看看。听我这一说，他把烟头一扔说：“大姐，就冲你这个共产党员，我今儿个就上你那儿去。”旺季，为了不让我和大伙的菜瞎到手里，我雇了一个加长的汽车，按市价把大伙的菜收上来，上外地找市场，我们附近的十多个大小城市我都去过。我这个调度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大家信得过，这“调度”我就继续当呗。
群众所以管我叫“陈民政”，是因为我这个人心软肠子热，谁有困难我都帮助，哪家有事我都维持。１９８３年到现在，我前后借出３０多万元钱，婆婆说：“云莲啊，你这个搂钱耙子是没比的，可你这个装钱匣子是露底的，拉拉地太甚了。”
群众有了别的事也爱来找我。屯中的红白喜事，婆媳不和，两口子打仗都上我们家来解决。有一对夫妻，生有两个姑娘，还想生一个儿子接户口本。村里三番五次做工作也不行，最后村里要罚他，男的喝了乐果油，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我去医院看他，把２００块钱往炕上一扔，说：“为了没影的儿子，差点赔上命，你犯不上！你这俩姑娘，不用往高了说，就像我这样，啥户口本接不了。你好好供孩子念书吧。”说得他开了窍，不再坚持非生儿子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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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苑
法官妈妈
保冬妮
她以大海般宽阔的胸怀和太阳般炽热的爱心，向失足的少年犯伸出了真挚的双手，少年犯们发自内心地称她“法官妈妈”。
为了改变成年与未成年犯不加区别的传统审理方法，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的女法官尚秀云，带领全组的审判人员创新性地改变了提讯室的环境。他们把少年犯法庭布置得别具一格，暖色调Ｕ字型的法台象征对少年犯改过自新的期望和真情的拥抱；被告席安排了精巧的小课桌、课椅，体现了少年审判工作立足于教育、感化、挽救的良苦用心。
形式的改革只是帮教工作的第一步，而在审判过程中细致复杂的思想工作才是帮教工作的实质。他们本该是人生花季里最灿烂的花朵，面对少年犯稚嫩而惶恐的脸，尚秀云心里真不是滋味。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也是父母的希望，如果能够挽救这些失足少年，不仅挽救了一个孩子的命运，也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更给国家增添了一分安宁。
一个在重点中学读书的１５岁少年，因重大盗窃罪被起诉到法院。尚秀云了解到，他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长期在国外讲学；母亲工作忙，对他管教不够。他学习优异，是学校奥林匹克数学班的学生，但却迷恋上了武打小说，为了寻求冒险刺激，在坏人的勾引下犯了罪。尚秀云利用他父亲的贡献来教育感化他，最终以缓刑的判决让他回到了学校。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尚秀云一直与他建立着帮教联系。为了让他顺利高考，又根据他的表现为他办理了缓刑减刑，这个昔日的少年犯，如今已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并加入了共青团。
另一个１５岁的少年，从西南贫困山区考入北京重点大学，因抵挡不住大城市的物质诱惑，犯了盗窃罪。尚秀云了解了案情之后，为了挽救他，判了缓刑，并多次与已经把他除名的大学校方联系，终于用一个法官的责任心感动了校方，校方破例重新接受了他。经过一年的劳动改造，他不仅重新成为一名大学生，而且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
少年法庭掌握着少年犯的关与放，刑期的短与长。不少罪犯的家属都有一个误区，想“花钱买减刑”。一位贫困山区的农民，得知儿子犯罪进了少年法庭，卖了家里的耕牛和房子赶来为孩子求情，尚法官婉言谢绝后，依据案情判了缓刑，让农民带孩子回了家。原以为无望的农民热泪盈眶，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正直的法官。两年后，老人的儿子缓刑期满，老人又带着小米和红枣千里迢迢赶来北京看望尚法官。礼轻情意重，经法院领导同意尚秀云才破例收下了老人真诚的礼物。
“清白人生，两袖清风是我人生的准则。”尚秀云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而又高尚的女法官，她把一名法官秉公执法的原则和一个慈爱母亲的善良情感融会在一起，成为少年犯灵魂再造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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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信息
▲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底，全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拥有了一位以上女性成员。北京、上海、西藏的班子中，有六位女性成员，分别担任副书记或常委、副市长或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及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是全国三十一个省级四大班子中唯一担任正职的女性。
▲福建全省九百六十八个乡镇党政班子中女干部配备面达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六，数量比上届增加百分之九十九；女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配备实现了省里提出的各县市都要配备一名至二名的要求，数量比上届增加百分之二百二十八点五。南平市委把选拔女干部作为一项硬任务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内容，有效地保证了工作的落实。一九九六年换届时，实现了百分之百乡镇党政班子至少配备一名女干部的目标，全市一百二十七个乡镇党政班子共有女干部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乡镇党委书记五名，乡镇长十三名。
▲人事部不久前印发了《关于在人事工作中进一步〈贯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意见》，其中关于促进妇女参政的内容有：“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和用人单位，在制定录用公务员的具体条件时，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不适合妇女从事的专业和职位外，不得附加性别条件。”“在公务员的职务晋升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选拔任用中，要认真贯彻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注重发现、培养和选拔妇女人才，对符合任职条件的及时选拔到上级职位上工作。”（冯媛）
第11版(巾帼园)
专栏：
北京第一支女子摩托巡警队日前正式组建，成为首都一道亮丽风景。许之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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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下岗女工组成便民送货队，她们的车上装着油盐酱醋，方便了群众的生活，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自立之路，被居民亲切地称为“红巾嫂”。徐建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