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小细节反映大社会
——访简·奥斯汀故居
陈特安
到今年７月１８日，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已逝世１８０周年，但其作品在世界文坛上却经久不衰。近年来，她的名著《傲慢与偏见》、《爱玛》等还被搬上银幕，而且依然走俏影坛，深受观众欢迎。
奥斯汀的艺术之树何以常青？怀着好奇心，笔者作为驻英国记者时，在一个明丽的夏日造访了奥斯汀的故居。
故居坐落在汉普郡阿尔顿小城西南一英里处的查乌顿村，离奥斯汀的出生地汉普郡史蒂文顿村仅１０英里之遥。这是一幢朴实无华的两层楼建筑（见下图，本文作者摄）。房舍一面临路，三面花园环抱，芳草萋萋，绿树成荫。据说，路旁的古栎树是奥斯汀当年亲手栽的。临大路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简·奥斯汀故居”。如今这里已成为简·奥斯汀博物馆，常年对公众开放。
步入故居，第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宁静而典雅，正与主人文静的性格合拍，奥斯汀也称赞这里是她创作的“伟大的宝库”。的确，她令人钦佩的创作效率，正是得益于居室内朴素和谐的环境：坚实的木质地板，一些小摆设都放在恰当的位置，墙纸花纹简练而协调，墙上的名画色彩明朗、人头像栩栩如生，仿佛在呼唤着作家的灵感。
１８０９年７月，简·奥斯汀的兄弟埃德沃德把他在查乌顿的这幢房产转让给他母亲和姐妹们后，奥斯汀就定居在这里。她在操持家务之余，偷偷地进行写作。在七年半的时间里写成了６部非凡的小说：《理智和感伤》、《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花园》、《爱玛》、《诺桑觉寺》和《劝导》。后两部小说还来不及出版，奥斯汀因染上结核病而逝世。奥斯汀的哥哥亨利在她死后主持了《诺桑觉寺》和《劝导》的出版，并公布了她的真名和身份。
这所房舍有一扇著名的能发出“声响之门”，其响声能使奥斯汀事先知道“有人来了”，以便悄悄地收起她正在写作的纸笔。博物馆里还展示着奥斯汀许多作品的手稿和亲笔信，以及她当年写作用的据说是来自中国的桌子。这张桌子酷似一台缝纫机，遇有人来，纸笔放进桌内，桌面一盖便“天衣无缝”。它与“声响之门”默契配合，为奥斯汀“偷偷地写作”服务。遗憾的是，门在后来重新安装时方法不对，现在已经不能发出声响了。但它却不失为一个提示物，即奥斯汀那些知名的小说是在半秘密状态下写成的，也只有奥斯汀才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写作的艰难和多少不为人知的情感。奥斯汀的辛劳创作并未给她带来多少酬劳。她一生节俭，在４１岁辞世时，仅留下５６１．７英镑的积攒。
据讲解员介绍，奥斯汀出生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父亲能即兴赋诗。奥斯汀从小在家阅读父亲收藏的古典文学书籍和流行小说，并练习各种文体的写作。１４岁时，她就写成了她的处女作《爱情和友谊》。１８０１年夏，奥斯汀热恋中的男友不幸去世，使她深陷痛苦之中。翌年，她曾接受一个大地产主的求婚，但第二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奥斯汀意识到：单纯为了财产和地位而结婚是错误的；何况，自己根本不爱他，怎能共同生活？结果，她终生未婚。
简·奥斯汀的小说蜚声世界文坛，在１８世纪—１９世纪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她的作品中关于年轻女性婚姻和爱情的别具一格的描写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尽管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社会出路问题是英国小说中的“老生常谈”，但奥斯汀在其小说中对这一主题却旧题新做，作了独特的喜剧性处理。在名著《傲慢与偏见》里，她曾用戏谑的口吻说班奈特太太的“毕生大志”就是把五个女儿都嫁出去。这部小说著名的第一章描写班奈特太太一听说有个阔少定居在附近，就盘算着如何把一个女儿打发给他。不管是哪一个，任他挑选。这段鞭辟入里的刻画，便是奥斯汀喜剧风格的典范。
奥斯汀的小说尽管也继承了１８世纪小说中流行的关于少女走向生活的主题，但她的作品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即侧重于探索少女成长中丢掉幻想错觉、认识现实、自我发现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她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从盲目性走向自我认识的典型。奥斯汀本人则成了公认的描写妇女意识的卓越的作家。
奥斯汀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是英国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的作品艺术地再现了１８世纪—１９世纪之交的社会关系和人情世态。
她在自己狭窄有限的生活圈子里，以女性的敏感观察着、酝酿着，被英国著名作家司各特称誉为“英国摄政时期最敏锐的观察家”。她着力于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以及女主角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分析，使其小说摆脱了１８世纪的传统而接近于现代生活。正是这种现代性，加之她的机智和风趣，她的现实主义和同情心，她优雅的散文笔法、巧妙曲折的故事结构和细节，使其小说一反夸张戏剧性浪漫小说的潮流，而开朴素现实主义小说之先风，对读者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可以说，她有善于在狭窄有限的场景中揭示生活的悲喜剧的高超技巧；她严肃地分析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性质和格调，忠实地记录了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某些侧面深刻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于平凡中揭示了不平凡。（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伦敦城的启示
李文政
伦敦为世界名城，欧美重要旅游中心之一。一年到头，平均每天有２０余万人，从世界各地涌到这里。英国旅游业每年创汇２５０亿英镑，仅伦敦一地就占１／３，合人民币１０００亿元左右。旅游业如此兴旺，至少说明伦敦在市容、市貌建设方面有让人瞩目的成绩，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伦敦的市容、市貌，尤在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商业活动或者文化娱乐方面，给来访者以不小的吸引。伦敦的大街小巷，状如鱼网，有几分扑朔迷离，但不乏清静幽深。商业街区，落地橱窗，宽大敞亮，展示方式造意新颖，悦目赏心；市内各大公园，一年四季，绿草如毯，碧翠如洗；园内湖水清澈，天鹅和各类水鸟，随意畅游其间，与儿童嬉戏；古老建筑，从哥特式，到维多利亚式，装点城区，更显伦敦的古朴端庄。伦敦街头，数以百计的街心花园和大小广场，大多有雕像点缀其间。在著名的鸽子广场中心，竖有引发英法人士间诸多争议的纳尔逊将军柱。在西敏寺大教堂可以瞻仰莎士比亚的雕像……雕像千百，任人评头论足，任人思索与回味。
维护泰晤士河的努力，是伦敦保护环境、美化市容的重要部分。当年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曾来伦敦作画。他选择了临泰晤士河的一间房子住下来，推开窗子就可看河上云起云飞、日出日落，船只往来，在那里捕捉生活的节奏和色彩。然而，泰晤士并不是一直保持了自己的美好风韵。在上个世纪的英国，工业家们拼命追求的是利润，居民也谈不上环境意识，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排入泰晤士河，泰晤士河变成臭水河、污水河！河面臭气熏天，鱼虾绝迹，令人望而生畏。１８４９年霍乱流行，１．４万人死于非命。坐落在泰晤士河岸上的英国议会大厦，由于河水臭气难闻，搅扰得议员们不能正常开会。英国议会不得不用浸泡过石灰水的被单把临河的窗子完全封闭起来！泰晤士河是肮脏的，那个时代的伦敦社会生活也令人不敢恭维。作家狄更斯曾称伦敦的生活是暴力、偷盗和非法活动的混合物。伦敦窃贼、鸨母、职业杀手和逃犯把泰晤士河变成了帮凶。从那时起，伦敦人开始明白，生命之河可以变成“死亡之河”！狄更斯似在告诫世人，社会文明与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内在联系。
也正是从那时起，伦敦人对泰晤士河开始了长期整治。到今天，虽然人还不能下河游泳，但已有近５０种鱼类生存，两岸茶肆酒馆林立，游人如织。泰晤士河再次给伦敦增加了特有的风光和魅力。
伦敦人维护市容市貌，是颇动过一番脑筋的。一位退休老教师告诉我，二战后不久，伦敦百废待兴，人们对环境卫生的观念也似淡漠了。在泰晤士河两岸的大小街道上，不少人随手丢弃废物，垃圾为患一时。伦敦人别出心裁，组织学龄儿童走上街头，跟在成人身后，拾起他们遗落的废弃物，用亲切的童言告诉他们，请爱惜伦敦，请不要乱丢垃圾。然后还深深一躬，道一声让人心颤的“谢谢”。任你是最冷漠的心灵，也会被童心打动。让孩子教育父母，教育成年人，这很快收到良好效果。
今天，伦敦人继续拓展着城市新的风景线。泰晤士河在流过格林尼治天文台这块地方时，往北一甩头，形成一巨大河湾。河湾南边是格林尼治，北面为“狗岛”。这里原来是码头区。由于海运的集装箱化，码头已基本废弃，两岸近百平方公里范围，一时沉寂下来。伦敦人从８０年代起，就筹划这里的开发。随着下个千年纪元的到来，英国准备筹资１０亿英镑，在那个横跨本初子午线的地方兴建高达３２０米、底层占地达３万多平方米的“千年纪念馆”，回顾英国千年来的工业与科技成就，展望下个千年的发展趋势。伦敦人称那里为“新边疆”。开拓“新边疆”是伦敦人面向２１世纪的努力，也将为泰晤士、为整个伦敦增添新光彩。
伦敦市容市貌，是个多棱镜，但从几个侧面粗略看一下，人们不是可以从那广阔空间，获得诸多有益的启示吗？显然，在漫长时间里，伦敦人在不断完善、美化这个城市的同时，也不断规范自身的行为，用创造和追求，在伦敦城身上寄托了自己乃至整个民族的希望。在一定意义上说，今天充满活力的伦敦城，也在昨日与今日伦敦人之间画上了某种界限。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铁杆朋友”赖成为住
李彦春
京都赏红叶，日本一景。每年秋冬之交，古城京都以姹紫嫣红迎接来自各方的游人。１９９６年底，一队８０多人的逶迤蛇阵，行走在京都的平等院、万福寺，沿途红叶浓姿淡影。带着８０多人行进的是一位老人，名叫赖成为住，６８岁。长达１００余米的队伍在老人的率领下进庙出寺，走走停停，宛如一景。这支长阵由京都地区中国留学生组成。自１９８２年始春秋两季，赖成每年都组织中国学子观樱花，赏红叶，每次人数６０人至８０人。
一次活动耗资十几万日元，钱由何处来？赖成拿出存折——日中友好事业基金，其中有他的十几名友人的捐赠。而大头则是他退休金的一部分。
１９８４年，５６岁的赖成退休时，一次性得到３４００万日元退休金。他把１８００万均分给了３个子女，１０００万买地盖房子，６００万作基金。基金办公室就设在他家内。１３年前，赖成为日中友好倾其钱财的行为难为家人接受。自此，他一人生活在藏书３０００多册的陋室中，做他力所能及的友好工作。
赖成的中日友好情结源于他中学时代。那时，少年赖成读了一些中国书，如《论语》、《三国志》、《唐诗》，他深为中国思想和文化折服。此后，一条信念深植心底：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大学时代，他专攻法律，并选修汉语为第二外语。他深受一位和平主义思想教员的影响，结合日本所谓开拓满洲的事实，赖成认为：“日本人干了蠢事，不该糟践那块闪耀文化光芒的土地和创造文化光芒的人民。”从此，他背上“日本人对不起中国人”的沉重包袱，负重４０余载。
在４０余年的教书、行政生涯中，他读中国书，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与日本及亚洲文化渊源；研究中国近代史，寻找中国落后挨打的种种原因。１９５４年，赖成阅读了毛泽东著作，从中他明白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
１９６４年，他成立了以宣传中国为宗旨的宇治市日中友好协会。白天，他做行政法讲师；晚上，散发《人民中国》画报，给会员讲中国通史。那时，日中友好组织得不到日本政府支持，赖成顶风独行。他渴望了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但门户不通，讹传频频，他不信，只认《人民中国》。
时间到了１９８０年，他随日本关西各界友好访华团首次到达他魂牵梦萦的中国。深圳、广州、杭州、上海、北京、香港，１３天行程，一半以上团员看到的是中国街巷环境脏，城市交通混乱，人们服饰差。赖成思考的却是这“脏、乱、差”背后的历史根源。旅途中，他由旅行者变成历史教员，历数近代百年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他说：“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加快。但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和日本掠夺中国，在中国实行奴役和愚民政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因此落后了。作为日本人，有责任帮助中国发展，而不能只叹服中国昔日的辉煌，而鄙视她今日的寒酸。”
中国行，赖成亲眼见识了中国的山川人情，他决心后半生尽帮助中国发展的责任，做有助于日中友好之事。
他组团访问中国，让日本国民亲眼辨识发展中的邻国实况与日本传媒宣传的有何不同。他还写游记介绍中国，他写的《江南纪行》、《苏州路怀古》、《扬州与江南文化》、《镇江一日》，篇篇融进历史、唐诗，使酷爱唐诗的日本人决心前往一游。迄今，他组团赴中国４０余次，达７００余人。他的书桌上，有３２本以中国名山秀水、古圣今贤为封饰的影集，汇集着他的一次次中国行。
每一个熟悉赖成的中国人都为他对中国的挚爱之情所感动。他赠送中国樱花树苗１５６０棵，植在北京的日坛公园、地坛公园，还有上海、成都、重庆等地的公园内，樱花时节，赖成便打长途问：“花开如何？”
他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衣、食、住、行方便。８０年代初，赖成住所成了打工信息中转站。京都的街衢上常见赖成一手牵中国学生，一手拎礼品拜会雇佣者。
他自费赴中国的多所著名大学如复旦大学、西北大学讲行政法、公务员制度，赠送书籍数百册，日本语字典１６０册。
…………
“铁杆朋友”，中国人这样称呼他。他自己则为能被中国人称为“铁杆朋友”而心满意足。他把这归结为“缘”。３０年中，他最欣慰的是“日中事业基金”存折上的钱数不断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整体素质在提高。他希望中国学子们不要忘记中国的近代史，学成后回去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而不是为日本添加几个高级打工仔。
赏红叶这天，他在宇治市的万福寺，这座中国福建人创立的寺庙内，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讲起，说到中国的前景，道出留日中国学子的使命，再讲到应当遵守的日本风俗法规……一位日本长者的心声回荡在古寺。（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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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希德碑何日归埃及
朱梦魁
古埃及的法老文明瑰丽而神奇。１８世纪末，当远征埃及的拿破仑看到埃及的金字塔，便情不自禁地发出慨叹：“这金字塔已注视我们４０个世纪！”尼罗河两岸文明古迹的恢宏与庄严，常令那些不可一世的外族征服者也肃然起敬。据说，当入侵埃及的法军士兵来到使之仰之弥高的神庙和肃穆的法老雕像面前时，纷纷放下武器，拜倒在古埃及人所创造的梦幻般的奇迹的脚下。
当年疲于远征的拿破仑深知，法军不能久留埃及，军事上的胜负只是一时，而知识和艺术的果实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在法兰西的炮舰打开埃及的大门之前，金字塔的名字和传说早已蜚声世界。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以及神庙陵墓里的雕饰彩绘之类的玄妙寓意，却依然是个千古之谜。为此，拿破仑于１７９８年８月１６日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令随军远征的１６５名青年学者组成“委员会”，成立“开罗学院”，全面收集整理关于埃及的历史、社会、古迹等资料，为以后出版令世人大开眼界的《埃及方志》完成了细致而浩繁的文化奠基。
在法兰西学者们探索古埃及法老文明的活动中，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即拉希德碑的发现。１７９９年，法国军官比尔布谢赫在尼罗河入海口的罗塞塔（现今的拉希德城）发现了一块质地为花岗岩的石碑，通称为拉希德石碑，也译作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大约刻于公元前１９６年，时值罗马统治埃及的时期。这块石碑上的编年纪事，分别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的民间方言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镌刻而成。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是破译古埃及法老文明密码的钥匙，是埃及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１８０１年９月，英国人在埃及打败了拿破仑，法国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发现也随之易手。在埃及文物大量流失的浪潮中，埃及古代文明的无价之宝拉希德碑也被劫掠到伦敦大英博物馆。
古埃及象形文字记录了法老时期的历史沿革与世事变迁。但它却如难以逾越的文字障碍，令多少埃及和外国学者无功而返。在公元５世纪的拜占庭时代，有一个叫霍拉波伦的希腊血统的埃及人编著了《象形文字》一书，直到公元１５世纪才得以传世。但该书只是记叙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而并非释读解析象形文字本身。此后，尽管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热衷于埃及学的研究，但因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阻隔，法老文明迷宫的大门依然坚闭如初。
拉希德石碑的发现，给埃及学研究的黑暗隧道投射进一道亮光。一些西方学者竞相研读碑文，并取得进展。１８２２年，法国的埃及学专家商博良显露出惊人的语言天才，他释读了３００多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并创立了埃及古文字学。由此，国际间的埃及学研究才得以长足进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研究埃及法老文明的钥匙竟然不在它祖国的掌握之中，而是长期被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非法占据！
近年来，在埃及政府努力争取收回流失文物的同时，拉希德城于１９９５年开始举办纪念拉希德碑发现１９７年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拉希德碑的名字也因此而扫却岁月的尘封，重现埃及古老文明的历史折光。到１９９９年，在拉希德碑发现２００周年之际，埃及将举办第八届埃及学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约１５００名学者将参加会议，并提交大量的有关著述和论文。为筹备这一国际学术盛事，埃及已三番五次敦促英国归还拉希德石碑。英国外交部人士竟然声称，“由于大英博物馆观者如潮，拉希德碑给英国旅游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英国还不准备把它归还埃及。”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拉希德碑已不再是彪炳扩张武功的战利品，而是昭示殖民主义野蛮罪行的铁证。（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百年沧桑百年荣耀
——访巴西文学院
吴志华
巴西文学院建院１００周年前夕，我们来到里约热内卢，走访了这个巴西文学界的神圣殿堂。文学院坐落在市中心的维尔逊总统大街，是一座乳黄色平顶两层建筑。正门前有一尊巴西文学院奠基人、作家马查多·阿西斯的青铜半身塑像。就在这座塑像前，导游绘声绘色地把人们引入了历史中。
１９世纪下半叶的里约热内卢已是一座繁华都市。受欧洲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的影响，居住在这里的文人墨客，每天在夕阳西沉时，走向海滨的露天酒吧和茶室聚会，饮酒赋诗、高谈阔论、针砭时弊。在这种浪漫的文化氛围中，文学家们逐渐萌发了以法国文学院为模式建立巴西文学院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巴西文学界的关注和联邦政府的支持。１８９７年７月２０日，巴西文学院在里约热内卢正式成立。第一批院士共４０名，马查多·阿西斯担任了第一任院长。
文学院成立后，由于缺乏资金，只得暂借一座体育场作为自己聚会的地方。１９２２年，法国政府在里约热内卢兴建了一座楼房，作为法国参加庆祝巴西独立国际展览会的会址。翌年，法国政府将这一建筑赠给巴西文学院，作为新的院址。
迈进文学院的大厅，右侧是一个小会客室，茶几四周安放着四把天鹅绒椅子，供候选院士休息。巴西文学院实行院士终身制。因此，只有当某位院士去世后才能腾出席位。凡是出生于巴西、并有重要或多部文学著作的作家都可以竞选院士。文学院对申请人的履历和作品进行研究后，从中推举出３名候选人。最后，在每星期四举行的院士全体大会上，对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时，３名候选人就坐在这间会客室里，等候表决结果。
沿着一个螺旋形的小楼梯，我们走上二楼的会议厅。厅里清一色的乌木讲台和桌椅，两侧墙上挂着历届院士的黑白照片。主席台对面墙上的玻璃镜框里镶着文学院章程。这个章程１００年来没有做过任何修改。
新院士就职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共和国总统、内阁部长和各界名流亲临祝贺。仪式在楼下大厅里举行。在院长宣布新院士名单后，新院士缓缓走进大厅，登上左侧讲台，发表简短的就职演讲。导游告诉我们，院士们都十分重视这一演讲，因此，演讲辞往往精彩绝伦。台下，老院士还时不时插上几句风趣幽默的评论，使气氛庄重不失诙谐。随后，新院士穿上绣金大宽领的墨绿色长袍，佩戴上金光闪闪的院士勋章，坐上自己的席位。从此，巴西文坛上又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斗。在现任的终身院士中，有中国读者熟悉的若热·亚马多。他的代表作《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等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
１００年来，巴西文学院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又光荣的道路，为巴西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前，巴西的许多优秀作品因得不到保护而流失，同时，作家们出版自己的新作，面临着资金和发行上的困难。文学院成立后，院士会议经常对各种文学新作品进行评论，从中选出优秀的新作和文集，送到官方印刷厂出版。这一做法大大激发了作家们的创造积极性，同时也从中发现和保护了一批有力度的文学作品。１９０９年起，巴西文学院还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学奖，颁奖活动成为巴西文坛上的盛事。文学院的另一项任务是规划葡萄牙语字典的出版，分析和确立语法和词法的新变化，同时还为制止滥用外来语的现象做出有关规定。
按照章程规定，出版具有文学价值书籍的人才能竞选院士。但实际上，文学院绝大多数院士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例如，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巴西航空事业的奠基人桑多蒙也曾当选为院士。不过，担任院士后，他从未参加过一次院士会议，人称“飞行院士”。由于实行终身制，１００年来，院士的席位轮换得并不多，担任院士时间最长者达６５年。而西方忌讳的数字“１３”，在这里也留下了趣话。被列为１３号的院士，仅仅当了两年就去世了，而他的继任者很不愿意占据这个倒霉的席位，在空缺了数年之后才正式坐在这个位子上。结果，他担任院士的时间不多不少，正好１３年。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院成立后的８０年间，由于院士中保守派的反对，竟没有一位女院士。然而，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１９７６年，文学院第一次通过决议，同意接受妇女竞选院士席位。就在这一年，拉谢尔·盖依罗斯当选为第一位女院士。１９９６年底，女作家纳里达·皮农当选为第一位女院长。现在，就是在这位女院长的领导下，筹办了文学院百年庆典活动。这对那些曾经反对妇女进入文学院的人来说，不啻是绝妙的讽刺。
最后，我们来到文学院的图书馆，这里几乎收藏了所有院士的代表性名著，正是这些著作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巴西人。导游在这里向游客们朗诵了几篇诗歌和小说片段。我们从导游严肃庄重的神情和抑扬顿挫的语调中，能够体会到这些篇章所闪烁的哲理光辉与绝妙的词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