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
喜读三篇短文章
高扬
编者按：有读者向我们推荐高扬同志的文章，希望转载。高扬同志热情赞扬本报副刊的三篇短文，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鼓励，目的在于促进我们进一步办好副刊。在此，我们向读者、作者表示感谢。
除了党的文件和内部资料之外，我每天还读订阅和赠阅的报刊。可是年老体衰，无力尽读，对其中缺乏新意，而且空泛冗长的文章，只是看看标题和文内的黑体字，算略知大意。这类文章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和人们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也不合拍，因此时常使我产生无奈的慨叹。
读了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专栏的三篇文章，不禁拍案称快。这三篇文章都“为时而著”，其短小精悍，也是少见的。读之，引起了我的时代沧桑感和对战时革命精神的追怀，甚至激发了我已经逐渐沉静下去的“壮心”。
孙为刚的《寻访三元里》写了“今天三元里是什么模样”，共一千一百多字。作者是坐公共汽车去的，没有人陪同。他看了挂着木牌和铜牌的楼房，算是找到了三元里村现在党政机关、合作社机关和民兵组织的办公楼。“村里负责人都忙活业务去了，只有传达室的一位老大爷值班”。从老大爷口中了解了该村的一些情况：“村里有六个村办企业，十二个经济合作社，从事个体经营的很少，绝大多数人还是靠集体收入致富。”“村民的人均收入情况，大爷说不准，他只知道自己退休后，村里每月还给他六七百元的退休金。”作者看了三元古庙，现在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最后，作者写道：在“苍茫暮色中，我又踏上了高高的立交桥，仿佛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再回望三元里，进入视野的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丛林，是人与车汇成的激流，回响耳畔的是人声的鼎沸，是马达如雷般的轰鸣。古老三元里淹没在现代城市的喧嚣中，然而无法淹没的是三元里人民那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
“寻访”是平民式的。作者没有见到三元里的任何领导人，但是他却写出了与一百五十年前对比的现代化了的三元里的概貌。不像流行的“范文”，它具有多么特异的风采啊！
薛保勤的《延安的那片绿色》写的是现代“愚公”郭志清的故事，只有一千四百多字。“他１９３９年参加八路军，久经战火考验，至今腿部仍留有敌人的子弹，走路一瘸一拐；他给毛泽东送过信，给彭德怀做过通讯员。１９５０年复员回乡后，他普通一兵的本色不变，当过队干部，领过民工，打坝、修地、淤地、造林、修路，几乎什么都干过，他依然是个战士，尽着战士的职责。”１９８４年政府号召农民承包治理小流域，五十八岁的郭志清不顾妻儿的劝阻，承包治理距村三公里多路的韭菜沟。“在艰难的劳作中，他共计打坝两座，填沟造地十五亩，栽植用材林五点一万株，种果树六千多株，把一个荒无人迹的山沟，变成了一个面积达一千五百亩，人见人称赞，花果满山坡的‘世外桃源’。”“郭志清日子好过了，每年的收入都在几万元”，可是他家里“炕上只铺着一张席，放着两床薄而简单的被褥”。郭志清说：“我从不攒钱，也不给儿女留钱，只想让我这儿的山更美、水更清……人还是要留点东西嘛！这青山绿水就是我的遗产，我的碑。”
郭志清接受我党我军的革命教育，发扬了我国农民战天斗地的传统，对处于困苦中但却向往改善生活的广大农民是榜样，是标兵，值得重视。
在人口日繁，耕地渐减的条件下，保证我国粮食的持续自给是经国之大计。某些敌视我们的外国人，以幸灾乐祸的心理大肆喧嚷我们将造成世界食用粮的饥荒，意在挑拨我国与缺粮国家的关系，也企望以他们的余粮卖高价。基于国情和时势，我党建国之初就确定农业是我们的基础产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促进其尽快发展。近几年又树立了“大农业”的思想，广大农村在工商企业遍地开花的同时，林牧副渔各业也异军突起；东部各省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出现了向西部地区流动的苗头。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不安于做农民的思想在农村逐渐泛滥，说农民是“修理地球的”，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好像当农民是“操贱业”不光彩。这当然是若干政策缺陷造成的，但党的宣教工作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不但应该调整农村工作的有关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应该引导农民在本地或有待开发的地区艰苦创业。据此，我建议一些报刊转载《延安的那片绿色》这篇短文，连同其它已经见诸报刊的类似文章，广为宣传，使事业心强的农民加快向国土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程良方的《“地毯”与“地坎”》写的是“某乡农民有事去找乡长，都习惯地站在办公室门外与乡长说话。何故？脚上有泥的农民自爱、知趣，怕进去会弄脏了地毯。乡长大人的办公室不姓‘乡’，不姓‘土’，而姓‘香’，姓‘洋’：桌是老板桌，椅是老板椅，地上铺地毯，室内装空调……于是，就有了农民与乡长隔门说话的风景。”此文更短，只有四百来个字。
这种“地毯成了地坎，办公室成了隔离室”的现象，在建国初期，甚至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不会有的。那时候，乡里即公社里，无钱搞办公室的“现代化”，乡干部也没有追求“现代化”的思想，而且他们偶有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会立即遭到党的指责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时移势异，诱人的办公室“现代化”现在却居然成为一“景”，上了报纸了。但是像作者所谈的“风景”，我看就全国而言，恐怕还只是较少见的“风景”点。因为有些乡依然拿不出钱来搞这种办公室的“现代化”，有些乡干部还不去追求这种现代化，而有些乡的上级领导和乡所属的人民群众也不允许搞这种“现代化”，所以像作者所斥责的“现代化”还不可能全国成风。然而，有形的“地坎”、“隔门”不多，相对而言，还有没有无形的“地坎”和“隔门”呢？应该说不但有，而且干群之间的“地坎”和“隔门”，随处可见，不然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近来不断发指示，下命令，号召反官僚主义，号召反腐倡廉，又不断公布查处“大案要案”的材料，让人们感到震惊，也让人们有些振奋呢？
若问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因何在，恢复党的传统的途径，又在哪里，那得认真总结近年来党的建设的教训。但“兹事体大”，非这篇短文所能议，所应议，在适当场合，我自然是“知无不言”的。
（原载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７日《北京日报》第四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
穿草鞋的队伍
王建军
一支穿草鞋的队伍
搀扶着
走过草地
那个季节雨太多
穿草鞋的队伍
在雨中跋涉
草地很泥泞
穿草鞋的脚
努力地
从泥淖里拔出
在雷电闪过的瞬间
定格
挂在纪念馆里
浓烈的色彩
常让人想起许多
无名战士
和草地尽头燃起的篝火
穿草鞋的队伍
从草地走过
重温这一动作
让人顿悟
今天该怎样活着
（作者单位：河北唐海县教育局）
第12版(副刊)
专栏：八一颂征文
盐碱滩上的故事
杜渺
１９７０年冬我应征入伍，被分配到五连当兵。
五连驻守在射阳河入黄海口的一片盐碱滩涂上。连队的营房依海堤而建，靠里堤脚下一字儿排开，门前不远就是一条与海堤平行的复堆河。当我住定下来之后，经过一番观察和体验，才确确实实地感受到真来到了名副其实的盐碱荒滩。时值冬末春初，寒意尚浓，周围毫无青色，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盐碱滩，矮小的芦苇在海风吹拂下不停地点头；无数的小黄蟹在滩上到处爬行，时而结成一团，群众称之为“小蟹砌楼”，也算是滩涂上的一个奇观吧！它们时而又各自散开，纷纷钻入蟹窟之中，仿佛是在捉迷藏。复堆河里的水是咸涩的，不能饮用，就连洗衣服一晒都要泛碱。据说连队刚来驻扎时，饮水都是用马车到几公里外的营部去拉的。逢到下雨，除连队有个露天蓄水池必敞开接水外，各排各班都用脸盆甚至茶缸出来接雨水，以作洗刷用。直至上级给连队打了一口水井后，饮用水问题才算基本解决。可吃菜问题仍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困扰着连队干部战士们。那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只有三四毛钱，吃一棵菜、一棵葱都得派人到几公里外去采购，实在难为了司务长和给养员。听老班长说，五连发动战士们开展大讨论：如何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盐碱滩上扎下根来？
思想的闸门打开了，好主意接踵而来：有人从大寨人造梯田的实践中得到启发，建议每班营造一块台田种蔬菜；有人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古语中拓开思路，提议连队挖掘滩涂沟汊多、芦苇多、小蟹多、鱼虾多的丰富资源，利用训练之余捕鱼捉蟹，增加供给，改善生活；还有人建议养羊牧牛，甚至建议创办小盐场和小农场，等等。连队首长分析了大家的建议，决定先造台田，解决吃菜难问题。于是一百多号人早早晚晚，肩挑手捧，将海堤堆上能长草木的土壤运到营区，堆成一块块长方形的台田。这期间，大伙流了多少汗，跑了多少路，手脚被荆棘刺破流了多少血，都不用谈了，可就没有谁叫一声苦、发一声怨。十几块各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台田终于造成了。为了防止被雨水冲垮，干部战士们又从很远处铲来草皮固坡。来自浙江、安徽、山东和江苏各地的战士纷纷写信回家让亲友们把当地最好的蔬菜种子寄到连队来。头遍种子种下去，出苗很少，主要是碱分仍嫌大。战士们就一遍又一遍地挑井水浇，淋盐洗碱，又一遍一遍地下种子，直到苗基本出齐了才稍松口气。菜苗嫩绿茁壮，长势喜人。那一年，干部战士们不但吃上了自己亲手培育的青菜，而且吃上了新鲜的辣椒、茄子、西红柿，口味觉得格外鲜美。
听了老同志讲述这段造台田的故事，训练之余，我常情不自禁地跑到台田里转一转，看一看。这台田上绿油油的蔬菜，看似和我们家房前屋后自留地上长的蔬菜差不多，可在这盐碱滩上能长出来是多么的不易啊！这中间包含了战友们多少的艰辛、多少的企盼啊！
春天来临的时候，正是滩涂上捕鱼捉蟹的好时节。我随着老班长和老同志加入了捉小蟹的行列。滩涂上捉小蟹，可不是用手硬捉，而是在小蟹出没的滩地上埋下一个个小瓦缸，在紧靠瓦缸的地方插上一排也是由战士们就地取材自己编制起来的较矮的芦苇箔。这样，小蟹出来时就会顺着苇箔向上爬，到顶部再爬就会跌入我们事先设下的“陷阱”里。一般是头天晚上埋下瓦缸，第二天一清早去取蟹，每天竟能捉到上百公斤的小蟹。洗净后放到伙房的大水缸里用盐水腌制一下，两三天后就可以食用，味道鲜美极了。可连队不允许战士们吃这腌小蟹，生怕大家水土不服会拉肚子，基本上都卖给了水产站，然后买回其它水产品或猪肉改善伙食。
夏天发大水的时候，沟沟汊汊里都漫进了各式各样的鱼，退潮时是抓鱼的极好时机。连长特爱抓鱼，常带着我们涉沟过港，在沟头上插下一块苇箔，等到水放干的时候，被拦住的鱼都现了出来，在浅浅的沟底上跳跳蹦蹦的，随去的战友们就争先恐后地抓将起来，每次总能抓回上百公斤，够全连美餐几顿的。
按照当初同志们的建议，连队后来真的陆续办起了小农场、小盐场，还养了一群羊、几条牛。干部战士们成天训练和劳动，虽然很辛苦，但由于自己动手，改善了生活环境和条件，日子也过得蛮有滋味和情趣的。虽然几个月后我被调到团部黄海潮报道组了，投入了新的环境和工作，可连队那种艰苦但有意义的火热生活却久久地吸引着我，常使我魂牵梦绕。我到报道组后下连队采写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写五连在盐碱滩上造台田、把根扎住的故事。
时间飞逝，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也早已脱下了绿军装，可军营中特别是在五连培养起来的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永远不会丢，也不能丢！
（作者单位：江苏射阳县委统战部）
第12版(副刊)
专栏：八一颂征文
燕山，绿色的思念
周星辰
总有一种留恋在远山
总有一种情感在缠绵
几回回梦里军中行
几次次醒来梦难圆
哦，燕山深处的军营——
我生命的绿色摇篮
告别了平原的故乡——
才感到崇山峻岭的壮观
巡逻在崎岖的山道——
才懂得祖国边陲的遥远
警戒在风沙的哨所——
才知道战士肩负的重担
我为丰腴的山川守卫
我为富庶的祖国值班
我为繁华的都市站岗
我为芬芳的泥土作战
我用青春的富有——
装点生命的绿色
我用青春的双手——
编织和平的花篮
我用青春的怒吼——
抵御狰狞的豺狼
我用青春的热血——
谱写雄壮的诗篇
呵，燕山——
我绿色的青春
我绿色的誓言
忘不了亲筑的营垒
忘不了熟悉的山川
门前还寒溪流水
岸边乍暖桃吐瓣
俯视近丛绿染枝
仰望远巅雪映天
牛羊攀援阳坡上
云霭滞留峰峦间
我在晨风中——拔正步
我在晚霞里——练投弹
乱石滩上——
浸透着拓荒的汗水
大山深处——
轰鸣着施工的风钻
山洪呼啸——
驰骋着抢险的身影
合成演练——
弥漫着喷射的硝烟
呵，燕山——
我绿色的人生
我绿色的营盘
常常怀恋军号的雄浑
常常追忆受阅的威严
绿色的步履
青春的英姿
绿色的呐喊
青春的宣言
绿色的雄风
青春的骄傲
绿色的辉煌
青春的灿烂
难忘燕山——
给予我人生的光辉履历
给予我留下的追忆无限我愿在您指令的地点列队我愿按您确定的战略——
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战
呵，燕山——
我绿色的风采
我绿色的思念
（作者单位：辽宁辽阳市人大常委办公室）
第12版(副刊)
专栏：
寿星园的春天
程关森
过去，人生百岁是个梦。可是如今在飞龙世界寿星园，我却感到：人活百岁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到了这个人满百岁才具备入住条件的百岁老人的乐园，确实令人有“返老还童”之感，如果溶入其中，甚至还能找回几分童趣哩。
寿星园建在距广州十公里的番禺飘峰山。号称“世界蛇王”的爱国港胞钱龙飞，为了尽中华儿女一片孝心，投资八亿元，在占地近千亩的飞龙世界娱乐城中，环山建起了八幢三层九十二套一次可接待三百六十八位老人免费疗养的寿星园。
寿星园的工作人员爱把一百零八岁的关甫峰老爷爷简称“关老爷”。“关老爷”原是美髯公关羽的尊称。因为他童颜鹤发，银须飘拂，堪称“当代美髯公”，所以大家也称他为关老爷。
关老爷家住陕西咸阳黄土高坡，孤身一人，身体康健。他来寿星园之前还耕种一亩二分地，每年收小麦三四百公斤、玉米近五百公斤，吃不完还卖余粮给国家。种二分地的菜，吃不完就送人。华山靠家近，他每年都要上一次华山。前些年，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衡山、泰山、嵩山、黄山都到过。每到农闲季节，他就用蛇皮袋装上干馒、烙饼、炒面，扁担一挑，云游四方。我问他养生秘诀，他说除了吃素就是静坐，说着他就在床上盘起腿来，双手垂膝，闭目养神，一坐就是一二小时，背直得像块钢板。见着他满面红光的气色，“坐如钟，行如虎”的态势，只像六十多岁的人。
和他紧邻而居的，是比他小一岁的孙本贤老人。她爱唱秦腔《薛平贵回窑》。这个来自全国的百岁老人群体不乏“戏迷”，但戏迷又分不同剧种，有的唱京剧，有的爱越剧，有的哼秦腔。她唱起《回窑》来动真情，有板有眼，声泪俱下，用手指画，既有唱功又有做功。邻居关老爷是她唯一忠实的观众和合作的戏友，他们一唱一和，同时进入角色：时而对唱，时而帮腔，时而纠正一点唱词，时而击掌称绝，好像真的薛平贵回到寒窑一般。
浙江仙居县一百零一岁的应树兆和百岁的周玉英，是结婚八十一年、真正白头偕老的“百年夫妻”，这次在他们七十岁女儿和三十二岁外孙女陪同下也来疗养。他们从小从事金银首饰加工，练就了一双好眼力。至今，老翁不戴眼镜可以看报纸，老妇穿针引线不用戴眼镜。我不信，外孙女笑了：“你不信，可以考考她。”她很快从卧室拿出针线包，取出针和线，周玉英右手拿线，左手拿针，便穿起来，穿呀穿，真的一穿穿上了，你说神也不神？
同住６１０１房间，一百零九岁的罗金荣把一百零三岁的林萍看成是自己的小妹妹。她们最爱干净也最爱搓麻将。清晨起来，把卧室、厨房、卫生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每次卫生评比都得第一名。她们下午睡过午觉，来到草坪里，和其他省的姊妹们晒太阳、唠家常，一到晚上，就把阵势一摆搓上几盘。她们二老眼力好，反应快，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会儿叫“吃”，一会儿喊“碰”，一会儿“和”了，一算“番”，又是“大和”。
百岁老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性和养生方式。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一百零四岁的曾金全是个五保户，原来生活条件较差。来到这儿生活美满，吃啥有啥的寿星园，真觉得是进了“天堂”。他拄着一根拐杖散步，成天笑眯眯地自言自语，享受人生。一百零四岁的朱仁凤和一百岁的何玉英，过去虽然是老亲家，但见面少，话也谈得少，今天在这里巧遇了，俩亲家住在一套居室里，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儿，亲热得真像一对亲姐妹。
在没有了战乱、告别了贫穷的今天，人生百岁不仅不是梦，而且对自己能跨过百岁栅栏似乎也充满着信心。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俯仰之间，无愧人生
——怀念父亲石西民
石小援
父亲离开我们已十年了。值得欣慰的是，人们没有忘记他。经过叔叔、伯伯们的热心奔走，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俯仰之间》这本纪念文集。
我读着纪念文集中的篇篇文章，被作者们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他们不仅怀念父亲为国家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也怀念父亲行事为人的品格。父亲１９２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１９８７年病逝，一生主要在党的宣传、文教领域里耕耘。从一个投身革命的年轻学生，锻炼成为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党的宣传、文教工作的一名领导干部。在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阶级斗争多么复杂，政治风云怎样变幻，父亲一辈子对革命事业始终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对同志、朋友真诚相待，表里如一，对自己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律，淡泊名利、地位。
１９５７年，中央把重新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由我父亲负责这项涉及面广、工作浩繁的工作，为此调动了全国近五千名专家、学者的力量。父亲精心组织，认真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同时认真参加讨论，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努力排除“左”的干扰，使《辞海》（未定稿）在较短的时间得以问世。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对我父亲的负责精神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一贯对人诚恳、尊重，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劳动者。由于父母亲的工作关系（父亲曾任过上海市委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长，主管上海和华东的宣传、文教工作，“文革”前担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母亲也曾为上海一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我家文艺界名人来往很多。有一次，傅抱石、唐云和谢稚柳几位先生来访，和父母谈笑甚欢，而后又饮酒作画，气氛非常融洽。几幅画“文革”中不知去向，后得以归还，至今仍挂在家中。戏剧界、电影界的许多知名艺术家，来我家时也无拘无束，他们和父亲一起商谈工作，讨论剧本，推敲台词，有时还听见父亲和他们一起唱几句。看不出父亲对他们有什么领导的架子，也看不出他们有见领导时的拘谨，更未见有谁提着礼品而来。直到“文革”后，他们来看望父亲，共同回忆过去，都感到格外亲切。对普通人，父母同样尊重。我们小时，因父母太忙，无暇照顾，主要和警卫员、司机、阿姨呆在一起。父母对他们平等、关心，有困难总是尽量帮助。我家保姆早年守寡，有一儿一女，父母待如己出，与我们姐弟相称，如今已有第三代了，还是我家成员。我小学五年级时，老师来家访，我嫌敲前门麻烦，就带老师从后门进入家里，父亲知道后批评我说：“老师是你第一个要尊重的人，怎么能让人家走后门，你要从小事上懂得尊重人。”父亲把新出版的少儿诗歌选签名送给老师，感谢老师工作的辛勤。
父亲宽容仁厚，一生勤奋工作从不言功，更不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反而常常赞扬别人之长，对自己自谦自责。“文化大革命”父亲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即使在威逼下，他也总是光明磊落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拒绝诬陷其他同志。“文革”结束后有一天，我去医院看父亲，他正和廖沫沙伯伯说话，我知道廖伯伯的牙齿几乎是在“隔离审查”时被整光的，所以就问父亲类似的经历，可父亲只字不提。我告诉父亲“文革”后期为探知他的生死，我们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某些人对我们的种种刁难，父亲平静地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多说了，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把今后的事做好。”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抄过我家、贴过他的大字报、批斗过他的人从不耿耿于怀，可是对自己工作中的过失，尽管有些是不得已，也总是充满内疚之情。傅雷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父亲非常喜欢他的作品。１９５７年反右，父亲想保护傅先生，曾托人劝傅先生检讨几句，以便过关，傅先生不从，终于被戴上右派帽子。父亲晚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我错误很多，比如把傅雷同志打成右派。当时，他不肯检讨，我想检讨两句又没什么关系，后来才懂得，知识分子没有廉价的检讨，他不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是不能硬让他检讨的。”父亲的肺腑之言使与会同志无不动容。长期以来，我国政治风云变幻，演绎了多少人间是非恩怨，历史的进程，社会发展的起伏，不仅对人是思想水平、工作能力、献身精神的考验，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人人格的考验。
在父亲病重后的某一天，他郑重地对我们说：“爸爸革命一世，两袖清风，没有金银财宝可留给你们，一些节余的钱都买了书，这些书我要捐给老家，家乡还穷还落后。我现在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就留给你们做纪念吧”！父亲走了，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但他的一生，他的言行就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教材，这比世上任何东西都要宝贵。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话说“荣誉感”
孙信成
荣誉是成绩的象征，也是人们前进的动力。人们有荣誉感特别是有集体荣誉感是件好事，如果一个人没有荣誉感，那么他就会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也就不会“争先”、“创优”，干出“最佳”业绩。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如果一个人过分看重荣誉特别是个人荣誉，过多地考虑荣誉，对荣誉孜孜以求，为获取荣誉不择手段，其性质也就发生变化了，由此而获得的“荣誉”已不再是“成绩”的象征，而是“个人利益”的代号，也不会成为前进的动力，而成了前进的包袱。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为了入选《中华名人大词典》、《世界名人大词典》、《杰出领导者丛书》等，或为捧回一个“金奖”、“银奖”什么的，不惜重金，不远万里；有人为了得到上级的表彰奖励，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某地一生产白酒的厂家，厂长漂洋过海跑到美国，花了几十万元拿了一个什么食品博览会金奖，可这金奖并未为企业带来多大的“广告”效应，如今这酒非但未赢得山姆大叔的青睐，就连在本地市场销路也不畅，可见这金奖有多高的含金量。再比如，每到年终岁尾单位总结评比时，最让领导劳精伤神的就是“评优”，表面上看谁都不希罕那个“虚玩意儿”，可实际则不然，评谁别人都不服，怎么办？于是，形形色色的馊主意应运而生，有的采取“排排坐，吃果果”的做法，评Ａ为先进工作者，Ｂ为优秀党员，Ｃ为优秀党务工作者，Ｄ报县表彰，Ｅ报市表彰；有的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今年你先进，明年我先进，后年他先进；更为荒唐的是，竟有采取抓阄的办法，就看谁的运气好。既然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这“荣誉”与工作“实绩”有何干系？又有何“动力”可言？
能否正确地看待荣誉，能否正确地对待荣誉，当个人荣誉与集体荣誉发生矛盾时，是舍弃个人荣誉维护集体荣誉，还是损害集体荣誉以保全个人荣誉，反映了一个人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折射出一个人思想境界的高低。
第12版(副刊)
专栏：
青青河畔草（中国画）林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