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世纪之交:我们更需要激情与责任
——全国中年作家创作座谈会纪要
本报记者王力军
海天澄碧,绿草芳菲,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成为作家们艺术视野中的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为期五天的全国中年作家创作座谈会于1997年7月19日在大连闭幕。与会的六十多位中年作家大都正值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盛年,堪称文坛的主力和中坚。尤其是近年来,他们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更趋成熟,而时代和历史也向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不断超越自己,创作精品力作,呼唤大家巨匠。因此,由中国作协组织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是围绕“多出优秀文学作品”而展开的,其主题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六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引导作家认清形势,把握时代本质,面向二十一世纪,努力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翟泰丰在会议一开始就和时届中年的作家们屈指算了一笔年龄的细账:中年作家们阅历丰富、思想成熟、艺术追求也渐入佳境,又正当年富力强,可以说是创作的黄金年龄。展望未来,世纪之交,中年作家,躬逢盛世。为本世纪中国文学画上一个更辉煌的句号,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将更多更重地压在中年作家的身上。今后二十年是中年作家重要的创作期,也是我党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中年作家们应该意识到,二十年光阴,也不过是白驹过隙,倏忽而已,如何紧紧抓住似水流年,为民族、为历史留下无愧时代的佳篇力作,的确是每一位中年作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翟泰丰的话,引起了与会作家的共鸣。作家们一致认为,文学创作虽然是具有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但对于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来说,脚下,不可能离开生活的坚实土地,背后,不可能没有伟大的人民,胸中,不能不翻卷着时代的风云。因此,在世纪之交,广大中年作家所最为需要的是要保持面对生活与时代的饱满的激情,要担负起对人民与历史的神圣责任。
生活是一棵常青树,它不仅给作家以故事、人物、语言,而且更给作家以新的激情和新的灵魂与血肉。
湖北作家刘醒龙认为,对于文学所表现的生活,光有热爱和感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投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他说,当我在先前的创作路数上正春风得意时,在一个场合我偶然听到一首写母亲的小诗《一碗油盐饭》的时候,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从未读过也从未见过只用非常简单的形式,就表现出强大的震撼与穿透力的艺术作品,那么平凡的文字却能负载起一个母亲的全部生命质量。我明白了,作家对生活必须要投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当我回过头来将身心投入到生活中,才恍然悟出自己总算找到了真正的老师,世界上没有什么学问比生活本身更深刻。因此,作家不要太聪明,更不能自恃聪明,面对生活还是老老实实地将自己投入其中,这才是最要紧的。向生活学习,用生活来滋润自己,写作才会有永远的生命力。
吉林电影剧作家王兴东从电影剧本的创作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电影最大的危机是缺少好剧本,电影剧本的危机是缺乏生动的文学形象,文学形象的危机是缺乏生活。在我的创作之路上,我深深感到,我无法剪断插入生活奶瓶里的吸管,我的使命就是把生活的原始形象创造成为电影的文学形象。《离开雷锋的日子》是我写在胶片上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了找到生活的支点,我四下铁岭,采访这位与雷锋最后一次开车,并撞倒雷锋的乔安山。没有对这个人物的发掘和理解,我不可能写出乔安山的性格。生活原本就有乔安山这个人,实实在在存在着乔安山与雷锋的这段感情,这段感情就像一条金色矿脉,藏在生活的大山里,我用电影的钻机去开采,因此有了《离开雷锋的日子》这部影片。
江苏作家周梅森坦诚直言,我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不做生活的旁观者。他说,我和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里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紧张而忙碌,为一个个经济腾飞的时机而奋斗不息。然而,我毕竟是作家,当我拿起笔时,这些从火热生活中汲取的营养也就自然而然喷射出来了。回过头来再看看才发现,那些在不经意中捕捉到的生活积累对自己的创作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我觉得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首先要热爱生活,要真心实意地投入到新生活实践中去。投入生活的大海,必将获得大海的神韵。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和已完成初稿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天下财富》,就是我对这个改革时代的发言。
河北作家何申以朴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创作中的真切体会。他说,我写农民与基层干部,首先要求自己心里要有一份不掺水分的实情。我写“乡镇干部”系列中篇和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时体验到,只要真诚扎实地投身于生活,就会敏锐地体察到时代精神,而对于我来说,最好的深入生活方式,就是参与到现实生活中去,而不是为了创作才去深入生活、采访人家。生活是不会欺骗作家的,可怕的是作家轻视生活,忽视人民大众。
山西作家张平在肯定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认识生活本质对于作家的深刻意义。他说,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受益者,我也是改革开放事业光辉成就的目睹者,我在揭露社会阴暗面、为人民鼓与呼的时候,时刻不忘告诫自己,要对我们的时代作出总体的把握,决不能把百姓对贪污腐败的痛恨,转化为牢骚、发泄、悲观和谩骂。反腐倡廉斗争是改革开放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能掌握好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全局和局部、光明与黑暗的关系,给改革开放的大局带来些许的损害,都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
浙江作家叶文玲呼唤作家燃起歌唱生活歌唱时代的炽热激情。她说,小说也好,报告文学也好,总是生活本身的馈赠,而使作家燃烧着创作力的很大因素,正是由于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保持一种永远的激情。激情是创作的燧石。对作家的真正考验,不是什么题材过时不过时,时髦不时髦,而是思想和感情能否始终如一饱满,能否把饱满的激情化为热切的眼光,热忱地关注时代热点,叩响人们的心弦。
时代与人民是作家永远不能忘怀的,无论何时何地,作家们都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脊梁之上所背负的责任。
海军政治部作家黄传会由于长期从事反贫困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而被誉为“反贫困作家”。他说,为了创作,五年中,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赤水河到黄土高原,我深入到全国二十一省(区)的六十三个贫困县采访,接触了大量的失学儿童和山村教师,收集了许多普通民众与贫困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感人故事。当我在太行山区接触到那些失学儿童,望着他们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希望工程所包含着的厚重意义。在贫困山区生活着的人民之中有着无数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深深的渴望,更有着与贫困抗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不屈精神。作为一位军旅作家,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和责任要关注他们。
上海作家赵长天十分强调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他说,面对时代和人民,作家关键要解决情感问题,解决社会责任感问题。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待遇微薄,又因保密而不能扬名,他们为什么呢?和这些人比起来,作家们不应有贵族心态。作家就是要塌下心来,戒除浮躁,胸怀向人民大众敞开,情感向人民大众靠拢,承担起一位合格的文学家对于历史、时代和人民所应承负的责任。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为本世纪文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的光荣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年这一代作家身上,这是中年作家再次自我突破,取得好成绩的极好机遇。
翟泰丰指出,党的十四大以来,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努力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繁荣文学艺术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在六次文代会和五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关注现实,充满时代气息,表现现实生活,讴歌改革开放,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作品。他说,这些优秀作品中的大部分都出自中年作家之手,表明我们中年作家又一次自我突破。
一些作家深有感触地说,党和各级政府对文艺都十分重视,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创作选择,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再加上我们正处在变革的时代,处在犹如鲤鱼过滩化为龙的时代,它提供给我们的题材是那样丰富,生活暗示给我们的主题,也远远深邃于我们浅薄的学问,我们没有理由不奋蹄加力,战胜自我,实现创作上的自我超越,拿出好的作品,奉献和回报人民与时代。
福建诗人舒婷没有满足于以往的成绩,她说,中年写作,应有回顾、反省、总结的自觉,应追求一点大的突破。但这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可能放弃了你原来已经赢得的读者,但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中年作家,你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我自己曾经三年放弃诗歌的写作,转而写散文随笔,目的就是试图实现这一突破,而后我又重新写起了诗歌,也是为了这一突破。
陕西评论家李星认为,新的突破除了需要生活的积累、情感的丰富和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外,也需要艺术的借鉴与创新。当前中国文学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作家的生命底蕴、生活经验、学识才情、人格心灵的竞争。再也不是八十年代初题材和胆量的竞争,也不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方法、叙事的竞争,也不是前几年“主义”的竞争、写性的竞争。现在的竞争对于文学有着更为本质的意义。因此,未来佳作的诞生,最终来自作家们遵循艺术规律进行的创造性劳动,来自生活和学养培育的伟大的灵魂。
辽宁作家刘兆林发言时百感交集,他说,岁月把我们甩出了青年作家的行列,转瞬间进入了中年。成熟固然也是一种进步,但对生活的敏感程度减弱了。面对时代和人生旅程,不得不自审一下自己,自警自省,怎样回答时代和生命的考问!我与共和国同龄,我决心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拿出有所超越、有所突破的作品来,给时代交一份好的答卷,不愧对中年。
上海作家秦文君就儿童文学的发展谈了看法。她说,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特殊品种,若要真正发展,需要发扬个性,需要有少儿本位的思想和实践。我创作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在少年儿童中产生了较好的反响。我酝酿了三年,现已完成了《男生贾里新传》,准备逐步形成一部类似“中国当代中学生群像”的大型系列长篇小说。我觉得现在党中央对儿童文学创作很重视,使我们儿童文学作家信心倍增。我们应该深入儿童生活,研究孩子,走进少儿心灵,提高艺术造诣,精心创作,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在座谈会上,中年作家们沟通了思想,展示了成果,明确了使命,增强了紧迫感。中年作家们通过这次座谈,带着各自的思考与自信,回到各自的生活与创作中。我们期待着,全国的中年作家们会不负众望,以优秀的作品相约在世纪之交!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作家笔记

  至生至世为老百姓写作
张平
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始终是辩证的。“阳春白雪”有人需要,“下里巴人”也一样有人需要。作为一个作家,你的生活属性必然决定着你作品的属性,你对什么样的生活熟悉,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也就必然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一些作家总是埋怨读者的水平太低,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个世纪供人们去研究。为什么生活在千千万万精神和物质世界还贫乏的老百姓之间,却会渐渐地对他们视而不见?为什么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会把眼光时时盯在别处?什么时候对老百姓的呼求和评判变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去做。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作家或者只盯着大款的钱包;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职责;或者把世界看得如此虚无和破碎;或者除了无尽的愤懑和浮躁外,只把写作作为一场文字游戏……写作如果变成这样一种倾向,那么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处处都有生活,处处都有素材,处处都能产生语言游戏的欢欣和情欲,时代和生活也就没了任何意义。于是我们的作品离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读者群也越来越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又拿出“边缘化”、“多极化”的理论,以印证文学的备受冷落和读者群的减少势在必然;面对人们的呼吁、批评和不满,我们却还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讨论文学作品究竟应不应该有理想、责任、良知、正义和崇高;面对国家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变迁,无动于衷,冷漠得出奇,显示自己的清高;或者把自己贬为微不足道的码字匠。
我们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但我们的时代决不需要那些充满铜臭和私欲的伪文学;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决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道理:文学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热爱文学?
更新观念和技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步到位地更新我们的基础;超越自我和文本,也不是说就可以不管不顾地随意超越我们的时代。我绝不相信一部连本国人民也不认可的作品,会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我也绝不相信在当代没有读者的作品,会在将来拥有大批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决不是我的追求和愿望。
作品就是要写给最普通最基层的老百姓看。我创作长篇小说《抉择》这部作品,并不是偶然的。去年在采访国有大中型企业时,根本没有想到工人对我们的采访反应会那样的强烈。这同那些似乎早已被采访腻了的厂长经理们根本不同,工人们一听说我们要采访他们,而且是要他们实话实说,他们立即情绪激动蜂拥而至,需要采访什么,就会满足你什么。他们说,这么多年了,已经很少有人来采访他们,有时候来些采访的人,大都是想在企业里弄点钱,或者是那种属于广告性质的象征性采访。没有人真正问过我们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就不能写写我们工人呢?那么多的编剧、导演、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厂长经理和大款们身上?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吗,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给忘记了抛弃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写一些反映我们工人让我们工人看的作品?
惭愧和内疚之余,我无以应对。如果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写给谁看的,那么,我现在则已经真正想过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至生至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部独具特色的艺术美学著作
——简评《艺术掌握论》
李希凡
邢煦寰的《艺术掌握论》(中国青年出版社近期出版)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和文艺观指导下兼采众长,并自有开拓、自有突破的一部创新的艺术美学著作。
《艺术掌握论》,是从马克思关于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的理论出发,来系统深入地探讨艺术与美学问题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人类的理论掌握方式时,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对世界有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等几种掌握方式,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是论述理论“掌握方式”的特点时,只是对比地讲到人类还有其他(包括艺术在内)的三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尽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篇《导言》是在1903年才被发现而公之于世,但因为这种“掌握方式”的区分,密切关联着文艺本质特征的宏观命题,因而对文艺美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和深刻的指导意义。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艺术地认识、反映、体验和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它是整体的“掌握”,贯穿于艺术创造的全过程。因而,对“艺术掌握论”的深入研究和阐释,不仅是艺术美学中的重大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体系中的重大课题。《艺术掌握论》的作者能紧紧地抓住这个重大课题集中笔力做文章,显示了作者的眼光和魄力。
邢煦寰同志的《艺术掌握论》,还是我看到的第一本有关这一重要理论的有分量的研究专著,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全书以艺术掌握方式为中心范畴,从主体、客体及其关系的角度,把艺术和审美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有机统一为一个整体,建构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艺术美学的独到理论体系,并以艺术掌握论为依据,几乎重新审视进一步阐释了艺术美学中的许多重要命题和范畴,发表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见解,堪称艺术美学领域的一部有自己特色的著作。
《艺术掌握论》不是从某一孤立的、静止的、单一的观点和角度,而是十分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与艺术生产论、艺术认识论与艺术价值论、艺术系统论与艺术层次论的统一中来认识、阐释和把握艺术的本质和规律,指出艺术是一种介于人类物质实践与思维认识、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之间的,综合了实践活动的感性、具体、物质性与科学认识的理性、抽象、精神性特点的独特的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它具有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情感与理智、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求真求善与审美求美高度融合和统一的特点。这与以往的某些单一艺术本质论相比,显然更加丰富和切实,应该说有所拓进和突破。
诚然,对艺术本质和艺术掌握方式还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这并不能忽视《艺术掌握论》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和认真探索。作为一家言,这部著作是言之成理也言而有物的。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太阳雪》(长篇小说)作者胡小胡
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出版
小说以“东北建设总公司”这一国有大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困境的经历为主线,辅之以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深刻揭示了国有大企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人复杂的情感生活。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省S市。小说的主人公陶兴本,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建,从基层一步步干起,直至九十年代出任总经理。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企业家,曾在改革开放之初,率领三万多人的东建独领建筑业风骚:S市钢铁总公司从日本引进的大型板坯连铸工程,装机容量九十万千瓦的元宝山发电工程,大连开发区大窑湾港口工程,沈大、沈丹高速路工程……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然而,在八十年代开始,农村乡镇兴起的民工队便逐渐成为国有大建筑企业的有力竞争对手,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以韦家昌所代表的第九建筑公司,名为集体所有,实则私人企业。东建就是在诸如韦家昌类的九建的竞争下而日落西山,经营恶化,濒临倒闭破产。最后,以总经理陶兴本跳楼自杀而使故事达到高潮。小说的结尾,是以东建经整顿后重又进军市场,但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而结束的,东建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与此相交叉,小说以陶、潘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为辅线,由此展开了一个个色彩各异的爱情遭遇,既有对老一代人的感情世界和生活的描写,但着墨更多的是陶兴本一代及其下一代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与多变,反映出当代人极为复杂的价值观念的嬗变。其情景有喜有悲,或喜中有悲,或悲中有喜,一幅幅悲欢离合的爱情连环画跃然纸上,俨然是当代都市生活较为真切的写照。(朱利国)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张海迪新著《生命的追问》出版
曾经作为八十年代“自强不息”、“自学成才”等精神代表的张海迪,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和探索,又创作出新的散文随笔集《生命的追问》,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张海迪在这部新作中,通过坦诚真挚而又充满激情的文字,向读者讲述了一段段童年时期和下乡生活的回忆,表达了自己对于生命与疾病、生命与死亡、生命与时间等问题的思考。作为一位作家,她不仅有对残疾和病痛的切身体验,而且能够在作品中超越残疾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自由。因此,有的文学评论家说:“《生命的追问》是一部让人感动和震撼的书,它以对于人类本真生存状态的追问直逼读者的思想和灵魂……”
《生命的追问》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张海迪新著《生命的追问》出版座谈会”。(王闻)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出版社与新华书店总店共同投资出版《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共四十八卷)是“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的重大工程《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亦是已出版的六十卷巨帙《中国美术全集》古代部分的延伸。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等十三家出版社编辑出版。
即将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全书内容分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篆刻和建筑艺术五个方面,共四十八卷。由全国美术各领域著名专家著述编撰,是一部规模宏伟、编辑周密、内容丰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艺术欣赏及收藏价值的艺术图集。
为了繁荣出版事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委会代表出版社同新华书店总店联合推出《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日前双方举行共同投资联合发行签字仪式。出版社与书店按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原则联合发行,这在我国出版界还是第一次。(一石)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星空并不遥远》作品研讨会举行
国防科工委女作家马京生的长篇小说《星空并不遥远》作品研讨会,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和国防科工委在京联合召开。与会者对这一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一部讴歌中国人民开拓天疆,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作者却通过一家三代航天人曲折动人的婚恋故事、娓娓动情的陈述和生动细致的描写,表现三代人各自的爱情纠葛与悲欢离合,展现他们的人生选择和个人风采。火热的现实生活和美妙的诗意抒发、亮丽的时代色彩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构成了这部作品独有的艺术特色。(文一)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舍命的儿子》研讨会召开
武汉市评书艺术家、作家何祚欢长篇小说《舍命的儿子》研讨会日前在京举办。
与会同志就作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等思想内容方面,作品的结构特点和语言特点等艺术技巧方面,进行了讨论。充分肯定了作品表现我国三四十年代从农业经济进入现代经济过程中的商业活动特点及商家的兴衰史和发家史;肯定了作品中洋溢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同时也指出了作品方言过多带来的不足。会议由中国文联研究室、武汉市文联、武汉市文化局等联合召开。
(王文)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彪炳千秋七十年
马蓥伯
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之际,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编撰、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世纪的步伐——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录》一书问世了。这是向建军节呈献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这部书名为《全录》,可谓名副其实。这主要表现在:
事件全。这部书的时间跨度可以说是同类书中最长的。分为“革命暴动卷”、“红军征战卷”、“八路军、新四军征战卷”、“解放军征战卷”、“志愿军征战卷”、“和平建设卷”和“新时期卷”,七十年间,每一年,每一月,发生的重要事件差不多都有记载。上起“八一”南昌起义,下迄驻香港部队试穿新军服后工作、学习、训练、值勤的勃勃英姿。
方面全。它对这支人民军队的各个方面,包括部队建制、战略部署、战役经过、政治工作、后勤保障,都有充分而具体的反映。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大家都熟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但是这支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唱的呢?这就未必知道了,而且恐怕一时也难以查到。《全录》对此却有详细记载: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的程坦在刘华清的协助下,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为歌词,填入当时流行在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名,刊登在该军团的《红旗报》上,于是这首歌很快在红军中传唱开来。诸如此类的事例比比皆是。
人物全。拿中央军事委员会来说,七十年间,成员变动频繁,书中都有详尽记载。特别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也就是人民军队的三代领导核心,他们的活动描述得比较充分。这部书记载了为军队建设作出贡献或战功显赫的解放军将领的重要活动,其中已牺牲或病逝的还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事迹。基层官兵的活动和业绩在书中也占了相当的篇幅。例如,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但不一定知道法化洞北山八壮士。该书告诉我们,1951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六三团一连二排坚守两面临敌,两面是悬崖的法化洞北山,抗击美骑兵第一师一个营的进攻,英勇奋战,毙伤美军一百余人,在子弹打光、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八位战士相继纵身跳下悬崖。其中五人壮烈牺牲,三人被崖下树枝托住,入夜后带伤穿过美军封锁,胜利归队。这样的英模人物在书中不胜枚举。
除了“全”以外,这部书还有如下特点:
一是详略兼顾。七十年间每年每月的大事通通加以详细记叙,这不仅为篇幅所不容许,而且也难以突出重点。这部书采取了全面概述与重点介绍相结合的办法。全面概述就是每个月的大事记,每件事仅用一两句话就说清楚了。重点介绍则从数百字到千余字不等,且有醒目标题,以让读者对事件有比较具体而完备的了解为目的。这样,全书用一百万字的篇幅,就圆满地完成了“全录”的任务。
二是图文并茂。这部书总共收录了反映我军光辉历史的两千多幅珍贵的图片。不少图片十分难得。例如,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的全体的合影,剿匪战士用绳索攀登悬崖的惊险场面的“定格”,进军南疆的女同志行进在戈壁滩上的矫健英姿的留影,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反击西藏武装叛乱集团的战斗场面的相片……这些在同类书籍中不易见到。至于会议记录、来往文电、著名文章、标语公告的手迹等照片,更是弥足珍贵。这样就使我军七十年的光辉历史直观、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三是褒贬得当。七十年来,我军既有节节胜利、凯歌高奏的年代,也有发生失误、遭受挫折的时候。作为一部信史,对于这些都应当真实地加以反映。本书做到了这一点。就拿“文化大革命”来说,这一段历史很不好写,但编撰者们并没有加以回避。他们把广大指战员为保卫国家、稳定局面所作的努力同林彪一伙夺军队领导权的所作所为严格地区别开来。这部书的材料非常丰富,真实可信,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史书和工具书。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