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
自强不息终有成
下岗女工圆了文学梦
张运祥
冯敬，山东枣庄市某国有企业的一名女工。她自前年下岗后，坚持边打工边从事文学创作。一篇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万余字小说《小姨》，已在《四川文学》今年第三期上发表，成为枣庄市数万女工中第一个下岗后成长起来的文学作者。
出身教师之家的冯敬，在工厂里就是一名优秀女工。在婚后及孩子的哺乳期间，她硬是以顽强的毅力，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汉语言文学大专文凭。下岗后，她到书店打工，得以博览群书，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第10版(文化)
专栏：
四分之三人口的健康福音
——评《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大约３／４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的医疗条件和水平相对于城市来说要落后得多，农民群众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以及在应当具备的保健卫生知识方面也相应欠缺得多。如何帮助农民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提高“识病、防病、治病”的知识水平，是关系到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大事情。
感谢国家爱卫会、卫生部、广电部和农业部共同发起的“全国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感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为实施这一行动而出版的《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更感谢该书的作者们心系农村、心想农民，为广大农民带来了健康之音、幸福之光。
《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是我国第一部以九亿农民为读者对象的大型综合性卫生科普读物。作者从我国目前农村的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农民的生活、劳动环境和风俗习惯，从中精选了数百项农民群众时时处处都能碰到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诸如农民的生产劳动（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农民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生儿育女等等），将蕴含在其中的卫生保健常识和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的科学道理用拉家常的形式向农民群众娓娓道来，读来感觉特别亲切，产生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听得懂”的贴近感。此外，配合该书生动有趣的文字，其设计风格从目录、插图、装帧等各个要素都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是多年来难得见到的优秀的乡土读物。
从科学和农业的角度着想，我认为该书还有两个主要的特色。其一，是该书的科学性、严肃性和知识性。作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农村劳动保护、环境卫生、家庭饮食营养卫生、优生优育、妇幼保健、农村常见病和意外事件伤害等方面的常识。其二，是该书对农业劳动保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用了较多的篇幅介绍这方面的内容。由于农业生产劳动多是以自然生态条件为劳动场所和劳动对象的，其劳动保护措施相对于工厂化生产来说要薄弱得多。而长期以来，也没有一部有关农业生产劳动保护的条例或规范颁布使用。农民从事生产劳动，遇到劳动伤害和意外事故，仅是凭着本能的自我防护意识和“土办法”予以防范，这在传统的小农生产情况下还勉强能够应付。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大量的工业品、化学品，甚至电子产品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没有科学的劳动保护知识和保健常识，是难以避免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
通过《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的出版发行，以及近来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送书下乡、送文化下乡、送技术下乡、送卫生下乡的活动，使我看到了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希望，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切切实实重视农业，关心农民，心系农村，为农民办实事，着力提高农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提高全体农民的整体素质。是的，农业兴、农民富，才是我国真正的民富国强。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我对农村和农民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总盼望着能为农民朋友做点事情。这也是我欣然写下这篇短文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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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虚心”听风雪
——随州市委书记蒋昌忠的墨竹缘
本报记者杨明方
在湖北随州’９７春节文艺晚会上，三位书画家联袂泼墨，在一幅长卷上分别画下松、竹、梅，构成意境深远的《岁寒三友图》。荧屏内外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尤令观众叹服的是，其中画竹的那位“画家”原来是他们的市长蒋昌忠。
蒋昌忠目前任随州市委书记，而他的墨竹缘则要追溯到１３年前，那时他担任湖北钟祥县县长。一次读史，看到清代名士、“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曾任山东潍县县令，他关心民众疾苦，尤擅吟竹画竹，常借此而抒胸臆。相似的身份，相近的秉性，加上小时候即曾痴迷的绘画天赋，使蒋昌忠如逢知音，重新拾起荒芜已久的画笔。
蒋昌忠对观竹画竹情有独钟，雨竹、晴竹、风竹、雪竹皆出笔下，因为他感到，“竹可代予而言”。自古以来，竹以“虚心异众草，劲节逾凡木”而成为文人墨客竞相奔赴腕底的“宠物”。苏东坡借竹表现的是失意后的通达，赵孟頫借竹表现的是积怨中的洒脱，郑板桥借竹表现的是浊世里的清廉。蒋昌忠呢？他更多地看到了竹中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竹竿直，即谓人要正直；竹空腹，即谓人要虚心；竹有节，即谓人要有气节；竹常青，即谓人要始终如一。干直凌云，虚心向上，这不正是做人之道？体察民情，关怀疾苦，岂不正是为官之责？
蒋昌忠绝不是一个闲人，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晚上１１时左右工作忙得差不多了，便命笔挥毫，展卷驰骋。他坦言“好处至少有三”。一是强健了身体、加强了修养：作画时全神贯注，作完画浑然轻松，就像锻炼了一次身体，还能陶冶性情，对养成处事冷静的习惯功莫大焉；二是塑造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自己作画，夫人品画，相得甚欢，子女也深受这种学习环境的熏染，如今长子在清华读博士，女儿刚从武大毕业；三是以文会友，对工作有帮助：比如有时与外国友人打交道，必要时送上一幅画，马上感情就拉近了，能产生在谈判桌上所达不到的效果。
品味墨竹多年，他早已将深深眷恋的竹叶情怀内化为真诚面对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的工作作风。今年５月，他去厉山镇检查工作，路过一个果园时，发现果树上虫多果少。蒋昌忠返回随州后立即责成多种经营办公室研究解决此事。一经调查才发现，全市不少红梅李果树都存在类似的“介壳虫”疫情，并找到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广大农户避免了损失。
今年刚“知天命”的蒋昌忠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他喜欢以墨代色的写意画法，擅以长锋硬毫行笔，常能表现出竹的“清姿瘦节，秋色野性”。观其竹画，竹竿淡而不失之枯，枝叶浓而不失之润；竹竿用笔爽捷劲挺，竹叶泼墨雄健豪放，整幅画面勃显生机。他曾写了一首《咏竹》诗，并自己谱曲：“酷暑展新枝，严冬舞翠叶；干直笑迎风，虚心听霜雪。挺拔傲凌云，胸有岁寒节；卧听疾苦声，一生求高洁。”在他工作过的地方，不少人都听过由他本人演唱的这首深情舒缓的《咏竹》歌。（附图片）
高风亮节蒋昌忠摄
第10版(文化)
专栏：
６０年前，一批难民收容所的孩子组织起来，边走边唱两万里，宣传抗日救亡……
孩子剧团：童心依旧
李桂杰
这是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６０年前，就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日子里，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孩子们勇敢地站了起来，一路歌唱着舞蹈着诉说着，投身于抗战救亡的洪流中，这就是著名的抗日儿童戏剧团体——孩子剧团。不久前，这些头发花白的“老孩子”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相聚在首都北京，共同庆祝剧团的花甲寿辰。
茅盾曾把孩子剧团喻作“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１９３７年９月３日剧团成立的时候，他们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年龄最大的吴新稼才１９岁，他带领的弟弟妹妹们都是年龄在８岁至１６岁之间稚气未脱的孩子。如今，他们的脸上虽已爬满了皱纹，有的已步履蹒跚。但是，当他们谈起难忘的童年，仍是止不住地激动止不住地流泪。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被日军侵占后，这批从难民收容所里跑出来的孩子开始了边走边唱宣传抗日的千里跋涉。他们经过江苏、河南，历尽艰难困苦到达武汉时，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郭沫若、邓颖超等人的欢迎和接见，并成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一个直辖团体。在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之后，他们又辗转于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孩子们不怕苦不怕累慰问军队战士，深入农村、矿区进行巡回演出。短短五年，剧团行程两万多里、途经８个省市，演出了３０部戏剧，唱响了８０多首抗战歌曲，演出达５００场次之多。
集体生活和艰苦的战时环境锻造出他们坚毅、团结的品格。还记得，１０岁小团员周令芳在演《堂棣之花》时饰卖唱女，要唱六大段对她来说如天书般难懂的古诗词，是郭沫若手把手一字一句地教她识读，并耐心地反复讲解。郑君里、石凌鹤、冼星海、张曙、常任侠等戏剧家、音乐家和学者也曾来团讲课、教歌、排戏。
当这些因战争与亲人离散、衣衫褴缕的孩子们站在人们面前，握着小拳头瞪着燃烧的眼睛，用天真稚嫩的声音控诉日寇的残暴、诉说自己的遭遇时，听众常常悲愤难忍、痛哭失声，抗日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孩子剧团还把当地的少年儿童组织起来宣传、募捐和劳军，先后参加过剧团工作的孩子一共有１００多位。同时，他们还和十几个国家的少年儿童通信联络，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并收到国外来信２００多封。
中央乐团团长、著名音乐指挥家严良堃，指挥《黄河大合唱》已有５０多年的历史。但他第一次在“国统区”重庆指挥《黄河大合唱》，是１９４０年在孩子剧团。他到世界各地去演出，个人简历里从不忘写上“抗战时孩子剧团团员”。写出《奇花》一书的老作家陈模在十年动乱期间受到迫害，曾一度被开除党籍，他不但在非人的折磨中挺住了，还创作出若干部书稿，是剧团的力量在无形中鼓舞着他。“救国、革命、创造”，是当年周恩来对孩子剧团的勉励，团员们都铭记着这六个字。
“应该把我们的童年、把孩子剧团的故事写成戏剧，演给现在的孩子们看。”如今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家长的疼爱、老师的呵护中。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如此娇嫩，经不起风吹雨打；那么容易与人斤斤计较，还不懂得如何去为国分忧，如何用肩膀扛起历史的重托……孩子剧团无疑是一面镜子，能照亮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１９８６年，武汉新孩子剧团宣告成立。在武汉工作的老孩子剧团团员胡杰、李佩兰等出任顾问。“孩子们，站起来！孩子们，站起来！在这抗战的大时代，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团歌又响起来了，持久且响亮，因为这是永恒的希冀与欢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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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百态
加入“文物返还公约”国际社会联手防盗
文物也可“引渡”
本报记者卢新宁
对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文物贩子而言，今年不是个好年头——１９９７年５月７日，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物出口国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这意味着自此６个月后，中国的馆藏、寺庙、考古遗址等处文物自被盗或非法出口之日起，一旦在其他缔约国境内露面，中国将行使５０年至７０年内请求持有人返还的权利。
是否加入公约，不同国家心态各异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它像一个坐标提供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成为自己的明证，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脉络，因而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然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文物被盗及非法出口现象严重，每年全世界被盗文物价值４５亿美元。
１９９５年６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罗马召开外交大会，通过了“文物返还公约”的最后的文件和公约文本，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最后的文件。迄今为止，已有３０多个国家正式成为缔约国，加入了联手“防盗”的行列。但也有些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不愿加入。一般来说——文物非法贩运流出国即文物出口国，如中国、意大利、希腊、印度对于参加公约态度积极；而一些文物进口国，如英国、日本，至今尚无加盟的表示。对此，英国人解释为该公约和国内现有的法律有冲突之处，如果加入了会对现在的英国文物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日本则干脆沉默不言。
这一公约在实施后颇有收效。柬埔寨依据该公约及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使得百余件吴哥窟的被盗文物返回故里；希腊借此结束了一些雅典神庙石雕的流浪岁月；埃及收回了流落他乡的珍宝纸草文物……
尽快弄清家底，中国亟待建立资料信息库
作为打击文物被盗和文物走私活动的最有力的法律依据之一，“文物返还公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如公约对请求时效分别规定为５０年和７５年，并且明确规定返还途径是向“被请求国法院或者其他主管单位”提出请求等。这就是要求参加公约的国家有所准备。有关专家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物大国而言，加入公约后最重要的事，是建立翔实的文物资料库，构建通达的信息渠道。
“文物返还公约”有这样一项规定：必须在知道被盗文物落脚处并提供有关文字、图片等详细资料后，通过有关文物专家和警方的联合认证确定，才能提出返还请求。这就要求：信息灵通，资料详备。如公共收藏品有登记注册的资料、卡片、目录等，必要时还需要录像资料；考古遗址的文物要注明从何处出土，有发掘后的登记资料、照片、绘图等；纪念地的古代建筑上的砖雕、石雕、木雕也要求有细部的绘图。
也就是说，知道文物被盗后，如果不知流落到何处，或者知道在何处却拿不出过硬的证明，都无法行使公约赋予的权利，只能眼睁睁地听任自己的国宝散失于异乡。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至今还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国宝”。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有的说１０万件，有的说不到９万件，莫衷一是。各省市的馆藏一级文物倒是有目录可查，但整个国家尚无一个总目录。据悉，国家文物局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做这项工作，以尽快建立最基础的文物资料档案。
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文物被盗后的通报和公布制度，转变“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文物返还公约”中规定：文物被盗国家应尽量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大的范围里，公布被盗文物消息。１９９３年中国代表在罗马参加公约制定会议时，正碰上罗马一家博物馆的名画失窃，第二天罗马各大报纸就在重要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连同失窃名画的照片一起见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使被盗文物在正当的文物市场上无法出手。而过去我们的一些地方有关部门在文物失窃后，却因怕影响声誉迟迟不向上级报告；媒体也往往只是在破案后才写出惊心动魄的“追宝记”。国家文物局最近通告各省市有关部门，文物被盗必须在案发后２４小时内向国家文物局报告。国家文物局正酝酿建立严格的公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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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得之见
名人自述是水满自溢、情不自禁，还是名人的虚荣与出版商的利润相结合——
平心读名人
吴文科
最近一个时期，作家学者之外，演艺界和电视圈的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提笔著述，各自出版了传记性很强的散文集，遂使名人出书渐成时尚，委实称得上是时下一道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
可以肯定地说，演艺界和电视界名人出书是好事。在一个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文明国度，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写书出版的权利。只是，这些名人由于职业的关系，使他们首先成了为社会广泛知晓的公众形象。因而，与绝大多数职业写作的作家和学者不同的是，他们的著作行为不是单纯地以作品本身的价值为读者所接受，而是往往借出书的形式延续名人效应。
从读者方面说，对于名人出的书，或者爱屋及乌，或者好奇新鲜，通常是购买踊跃、阅读心切。由于各人的阅读心理不同，鉴赏水平不同，反映当然也就各不相同。一般说来，他们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大多数人通过阅读名人，理解了名人，了解到名人辉煌与风光背后的艰辛与无奈，也从名人们的成功脚印中读出了可资借鉴的人生经验与宝贵教训。也有的读者从中读出了遗憾与失望。比如他们认为某名人的书借著作以自吹，拿出书泄私愤，文过饰非，愚弄读者，并未给人精神上的滋养，有失著述道德；又比如他们认为有的出版商家利用名人牟利心切，原本不多的字数硬要加重页码出版，变着花样多挣读者的钱。
关于读者的遗憾与失望，一方面是非正常理由，比如本不该拿演艺明星和电视名人当成职业作家或学者看待，从而便不应该一定想从其著作中寻觅自己奢望中的营养；另一方面则是正常的理由，比如对于出版商的故意欺诈，他们有资格也有权利进行指责，而不应当姑息。
对于出版社的商业炒作，似也应平心待之。商家投资出书，想赢利天经地义。关键是同时应注重产品质量，不搞经营欺诈。比如不该让那些兜售个人隐私并伤害其他人感情的所谓精神产品上市，不该使以少充多故意加大篇幅造成浪费又损害读者利益的出版行为继续。出版行为既是商业行为更是文化积累，商家的利益直接源于产品质量与经营信誉。名人效应可以带来暂时的利润，但长期的利益并非外加的因素所能维持。因为，书籍最终是以自身的内容立身而非以作者的知名度行世。
大凡物不平则鸣。名人相对而言有比平凡人较特殊或者更曲折更艰辛的生活历程，自然也就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生活体验。他们的坎坷艰辛与酸甜苦辣，常感不吐不快写出来当然会有认识、借鉴与审美、思考等多重价值。他们的写作有如水满自溢、情不自禁，其写作态度也大都严肃认真，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首肯。这当中如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平实厚重，思想充盈；倪萍的《日子》，细腻沉婉，见情见性；宋世雄的《宋世雄自述》，坦诚率真，足可鉴人。姜昆的《笑面人生》与唐杰忠的《笑佛唐杰忠》，在折射着相声演员别一种追求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份关于相声活动的艺术资料。至于杨澜的《凭海临风》与姜丰的几种散文集，则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新一代电视从业人员的多种素质与多重追求。当然还有一些名人的写作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架不住出版商的游说诱惑，临时攒拢，匆忙交卷，一切全凭商业炒作，利润和虚荣结合，出书的质量当然可想而知。徒令热爱这些名人的读者失望甚至招致各种批评，也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名人出书，说到底应当纳入出书的范畴去考察。至于作者是否是名人，应当在出书的意义上略去不计。名人出书时应以作者视之，作者的价值，以其所写之书的质量衡量。任何以作者为名人即用以评价书稿优劣，或者误导读者购买取舍的作法，都是非理性的和不正常的。名人之作并非名作，这是普通的常识。书画界向有“名人字画”与“字画名人”的戏谑分野，似可引来作为区分名人与名作的参考。何况，聪明的读者已经悟出了名人与名作的非对应关系。看来，对待名人著作，关键在于社会与读者应有一颗平常心。学界名宿钱钟书有个关于作者、作品与读者关系的妙喻，大意为作者如母鸡，作品似鸡蛋，读者好比食蛋人，既然食客觉得鸡蛋好吃，那就去吃鸡蛋好了，何必非要关心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这个比方，很值得热衷于名人的出版商、读者乃至热衷于出书的名人们深长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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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香一缕
建构中国的小说学
——读《中国小说学通论》
李涛
小说是一门语言艺术。在中国古代小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对小说作品的鉴赏与批评，对小说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以及对小说历史的追溯与总结，这一切，既丰富了小说艺术的内涵，也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从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小说学。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由宁宗一、孟昭连、罗德荣、李忠明共同撰写的《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对小说这一叙事文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整体性的观照与把握，概括层次高于一般的小说理论著作。
该书以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内容，第一次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的小说学。在导言之外，分为五编：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美学、小说批评学、小说技法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小说学理论体系。作者以当代文化的视野反观历史，学术见解高屋建瓴，在古代小说观念的衍化、小说类型的产生与发展、小说批评的民族特色等问题上也新意迭见。比如“小说”这个概念的含义，古今差异极大，即使在同一时期，其所指也往往不同；而这个问题与小说的类型、小说表现技巧等又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能搞清“小说”在不同时期的真正含义，就可能导致对小说艺术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误解。作者专门对“小说”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细致的多角度的分析探讨，对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衍化过程勾画出比较清晰的轨迹。
关于小说观念的成熟，传统的看法是始自唐代，依据多半是明代小说家胡应麟的一段话：“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前人由此相信，魏晋“非有意为小说”。而该书作者则以细致的考证提出，小说观念之觉醒始自魏晋。作者认为，判断这个问题的两个关键是：是否已经出现了自觉的虚构意识，小说创作的目的是否为了娱乐。对某些习见的资料，作者也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如胡应麟所谓“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前人一般理解为是指魏晋小说并无虚构。其实这一句的确切含义是强调“传录舛讹”者多、虚构者少罢了，它只能说明魏晋时期已经有了自觉的虚构意识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胡应麟还有过“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之语，即可说明他是主张小说的自觉虚构是始自魏晋的。作者还挖掘出“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的一段有关小说的议论，对认识小说的本质有重要作用，亦是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