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拾零
乘“欧洲之星”
李文云
在英吉利海峡隧道建成通车，一个辉煌的梦想变成现实之后，它带给欧洲人的兴奋久久未能退尽，而“欧洲之星”则成了这兴奋的载体。“欧洲之星”是穿梭于海峡隧道、往返于英、法、比三国都市之间的高速客车，是如今不列颠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匆匆过客常提起的一个名字。“欧洲之星”是个好听的名字，它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憧憬，乘坐“欧洲之星”也确实是一种享受。受学校“开门办学”之惠，１９９６年新学年伊始，我们一行５０多个来自各国的学生乘“欧洲之星”前往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在伦敦滑铁卢车站排队验照过关时，我细细打量着停在站上的“欧洲之星”：子弹头式的机车显得十分轻巧、迅捷，灰色车身上印着三道黄色的、十分飘逸的流线线条和一颗黄色五角星，图案是那么脱俗、醒目。我特意询问了一位海关官员，那三道黄色是否象征“欧洲之星”经过的三个国家，那官员回答说，不，那三笔代表字母Ｅ，是欧洲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欧洲之星”的车厢十分宽敞，而且整洁明亮，给人灯火辉煌的感觉。列车从伦敦开出后，列车长播音室分别用英语、法语和荷兰语广播。而从布鲁塞尔开往伦敦时，播音语言顺序则正相反。当播音室告诉乘客就要进入海峡隧道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以为会看到一个非常雄伟壮观的隧道入口，但我大失所望。看到的只是两个普普通通的水泥涵洞，不过我领悟到设计者的务实，这项耗资１５０亿美元的世纪工程，每一分钱都必须用得实实在在，来不得一点花哨。但对安全的考虑异常周密。海峡隧道实际是由三条并行通道组成：两条内径为７．６米的铁路隧道，通行客货运列车，分上下线单行，因而永远不会发生撞车或脱轨倾覆之类的事故。这两条平行的主隧道相距３０米，中间一条服务隧道用于主隧道维修和紧急情况下旅客疏散。当初隧道从两端同时挖掘，由一道人造卫星导控的激光光束指引，据说合龙时几乎毫厘不差。
进入隧道后，车厢内桔黄色的灯光显得更亮，窗外只剩一片漆黑。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双手遮光，想看清窗外的隧道。当然，除了些像电缆线之类的东西外，什么也看不清。尽管如此，黑乎乎的隧道仍然那样吸引着我，似乎很难让我相信，头上１００米处那波涛汹涌的天堑，如今真成了这般平静、安宁的通途。我不时贴近玻璃，想努力地看清楚隧道的面目，想看清这据说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都曾耿耿于怀的工程。蓦地，眼前一片光明，列车似乎在瞬间就穿过了海峡。我注意了时间，进出隧道只用了２０分钟。隧道全长５０公里，在海床以下为３８公里，当时车速为１５０公里左右。
“欧洲之星”进入了欧洲大陆的法国境内。这时，列车播音室告诉乘客，需要调整１小时时差，并说从法国开往比利时的这段路程，列车的时速为每小时３００公里。我尽力去感受这高速，然而，除了窗外飞快倒退的景物的参照，车厢内其实没有什么感觉。“欧洲之星”使伦敦到巴黎的旅行时间缩短了一半，甚至比飞机还快。在“欧洲之星”高速、潇洒的身影背后，却是欧洲隧道公司潇洒不起来的经营。如果说经营海峡隧道比修通这条隧道还难，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欧洲隧道公司这两年一直处于严重亏损境地。由于工程投资过巨，正式营运后，营业额又大大低于原先估计，每天赚的钱还不够付债务利息。去年每一天的亏损额达２５０万英镑。因而，“欧洲之星”为了对付轮渡、航空公司等的压价竞争，争取过往海峡的乘客，也挖空心思推出各种票价优惠节目。１９９６年夏季刚到，“欧洲之星”就出台了“夏季联运”，优惠票价只及原价的２／３，而且从英国地方火车站到伦敦的联运车票只加１０英镑。暑期一开始，又推出“儿童免费”，父母的车票可各带一名１２岁以下儿童免费乘车。即便如此，“欧洲之星”还是有不少空车厢，特别是头等车厢。不过，无论如何拮据，“欧洲之星”的服务，从售票那一刻起，都是无可挑剔的。
列车播音员那柔和的嗓音又响起来了，“欧洲之星”以它独有的风度，在不知不觉中把旅客带到了目的地布鲁塞尔“米蒂”站。乘过“欧洲之星”后的一个突出感觉是，这世界真的小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一位英国漫画家的落寞
李文政
今夏，英国政坛发生巨大变化，敏感的英国漫画家们尤其感受到了这种震动。前不久，英国漫画大师斯蒂文·贝尔先生对笔者谈起他的想法和心境时，感慨良多，内心似在翻动着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名家落寞，让人深思。
贝尔先生曾于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５年两度被评为英国最佳漫画家，是英国全国性大报《卫报》的专栏漫画家。从周一至周五，他每天给《卫报》提供一幅作品，刊载在社论版的固定位置上。所占版面很突出，大约为４栏宽，４０行—５０行高。贝尔针砭时弊时，尖锐泼辣，滑稽诙谐。读者叹服他那种幽默、机智和入木三分的鞭笞力量。我认识的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家说，贝尔一天一个笑话，常在人们意料之外！
我请他介绍近年得意之作。一幅去年５月的作品摆在面前，题目是“与老牛吻别”。画中，一列开往欧洲的火车已升火待发，站台上的梅杰满脸凄楚，正抱着一头老牛话别。老牛涎水直流，两眼鼓胀如灯，一副疯牛相！当时，疯牛病问题闹得英国不得安宁，欧洲各国限制英国牛肉进口，要求大规模屠宰火化发生疯牛病疫情的牛群，每年总数要达５０万至６０万头；英国养牛业一片萧杀，政府面临沉重压力。当时梅杰正准备出访欧洲。在画中，只见他一身英国士兵装束，身边放着来福枪，行色颇壮。然而，长裤外面竟然罩上了一条灰色三角裤！按英国习惯，只有愚人才把衬衣掖到内裤里，而梅杰却把三角裤罩在长裤外面，显得十分笨拙，讽喻其欧洲政策软弱无力。当时英国舆论大都认为，英国政府一开始就没有重视疯牛病研究，没采取有效措施，以至于英国社会怨声载道。此也深得社会好评。贝尔给《卫报》作画有五六年时光了，他一直颇为得意。这样一位志得意满的漫画家，似不应有什么失落感。然而，英国政局的演变，终于打破了他内心长久以来保持的平衡。
英国的政治漫画，系英国政坛党派斗争的一翼。这至少有２００多年的历史了。贝尔少小学艺，于１９７７年开始为《卫报》画漫画。那是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１８年的第二年。英国保守党执政过程中，政府上层各类丑闻层出不穷，失业率增长，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英国竞争力日益低落，这一切给贝尔提供了丰富的漫画养分。他每年出席工党年会，对这个当时还表示相信公有制的政党寄予某种希望。他告诉笔者，在年会闭幕式上，他和工党的代表一起高唱“高举红旗，迎着困难，我们奋勇前进”的歌曲，他从中得到一种精神慰藉。他相信，私有制没给英国社会提供成功的答案。保守党执政１８年，他出版了２０余部画作，他的名声也从一个青年画家上升到英国一代漫画大师的地位。站在老工党的立场上，他把画笔直指英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正、伪善和丑恶。
暮春三月，在英国南部海边城市布莱顿的寓所里，贝尔先生面对笔者，叹息再三：工党即将当政，一种深沉的落寞侵扰着他。他担心自己已经找不到归属的方位！
贝尔先生自有难言之隐。其实，英国社会评论家们对贝尔所怀的这种忧患早有所评。自８０年代以来，工党日益向“中右”调整，本身拿不出多少新政策，大政方针基本是承袭保守党的一套，英国两党原来右翼和左翼的界限业已十分模糊。英国工党以“新工党、新英国”为口号，争取社会的支持。可原来保守党政策是不成功的，那么，新工党能“新”在哪里呢？江山易主，可英国的新前途又在何方？
贝尔先生的落寞和苦闷，不只属于他个人。二战以来，英国人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势，有识之士发出多少直指苍天的诘问，出路在哪里？两党轮流坐庄，去了工党，来了保守党；如今去了保守党，又来了工党。工党缺乏新主张，又退回保守党，“倩谁可去补苍天”呢？！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异国风情
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景
欣原
“莫斯科号”旅游船
“莫斯科号”旅游船航行在黑龙江上，它是俄罗斯人民与中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银色的桥梁。布拉戈维申斯克与黑河离得很近很近，就像和睦的邻居，天天都可以互相拜访。
哈，俄罗斯朋友们的旅行袋可真有趣，大得足够放下一头最肥的绵羊！他们最喜欢观光丰富多彩、价廉物美的黑河边贸市场，最爱选购中国的美酒、饮料、药材、服装。每次归航时，心中都充满着快乐和希望……
街头的旧货市场
这里像一座小型的历史博物馆，展示着漫长的岁月、人世的悲欢，倾诉着风雪的严寒、深沉的伤感，铭记着消逝的琴声、失落的梦幻，珍存着温馨的恋情、鲜丽的花环……
童车、玩具、手风琴、六弦琴、马靴、茶炉、杯盘、咖啡壶、烟盒、糖缸、刀叉；连衫裙、橡皮筏、圣母像、列宁币、集邮册、彩粉画；旧卢布、旧戈比、窗帘、壁毯、怀表、灯架……哦，那银质的军功章、劳动英雄奖章还闪耀着昨天的辉煌！我联想到它们的主人在变卖的时刻那颤抖的手指、辛酸的痛楚、含泪的目光……
三个俄罗斯少女
像一幅绝妙的油画，让我久久难忘；像一首优美的诗歌，总在心中吟唱。金黄的长发，碧蓝的眼睛，纯真的微笑，苗条的身材，玫瑰红、苹果绿、柠檬黄的连衫裙在春风中轻轻飘荡，三个俄罗斯少女漫步在洁净的街上。
凝望着她们的倩影，我忽然想起诗人伊萨可夫斯基的抒情歌曲《一条小路》、《红莓花开》；作家西蒙诺夫的前线小说《日日夜夜》里的红军女护士安娜；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隐隐的炮声、飘雾的山林、碧清的湖泊、洗澡的女兵；甚至还想起了为抗击德寇法西斯而英勇牺牲的卓娅与丹娘！那吼啸的风雪，那惜别的微笑，那绞刑架下的呐喊，那悲壮的歌声……哦，那一切似乎都已经十分遥远，却又好像是昨天的情景……
享受着日光浴的人群
江畔那长长的由巨石砌成的堤坡上，自由自在地躺满了休闲度假的享受着日光浴的人群。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都在野花和青草的芬芳里，欢乐而欣喜地倾听着波浪拍岸的声音，宁静而悠然地沐浴着初夏灼热的阳光……
这里的女郎都爱穿色彩鲜艳又能充分显示优美曲线的比基尼泳装。也许是为了追求浪漫，追求超脱，也许是为了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真诚而热烈的向往……
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风景是美的，而且美得很有点独特，仿佛是一部激情洋溢、生命永恒的诗章……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走进芬兰的博物馆
田永昌
从芬兰访问归来，朋友问及在那边看得最多的是什么？我回答是博物馆。这是真的。博物馆是形象而又立体地展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一个地区历史和文化的教科书。在芬兰，无论是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是地区的博物馆，都能让人身历其境般地感受着芬兰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这天，我们披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踏着厚厚的积雪，走进了拉普兰地区的首府罗瓦尼埃米市的北极屋博物馆。芬兰有１／３的地区是在北极圈里，这座矗立在北极地区的北极屋博物馆便是这里历史和文化的缩影。从大量的出土文物、历史沿变、风俗习惯等方面，我们看到了芬兰少数民族拉普兰族聚居地的生活情景。另外，我们不仅从一幅幅悬挂的照片里，看到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芬兰以及世界各地滑雪爱好者在这里滑雪比赛的情景，而且目睹了陈列在北极地区的第一副雪橇，第一柄雪杖，以及早期的各种滑雪运动器具。当我们看到幼儿在皑皑的白色雪原上滑雪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图片时，女导游告诉我们：在芬兰，小孩子是先学会滑雪然后才学会走路的。她说她三岁时就滑得很不错了。在这里，不会滑雪是要被人嘲笑的。
当我们走进坦佩雷市市立博物馆时，感受到的既是现代工业的文明，更是现代工业城市的绿色文明。作为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和有着悠久历史的重要工业城市，这里展出了芬兰的第一部发电机，第一只照明用的电灯泡。据介绍，这只电灯泡是由一位在爱迪生工作室里工作的芬兰人带回来的。这里还展出了２００多年前织造的地毯，１８９０年前后制造出的木制自行车，以及１７１８年坦佩雷最早的造纸厂的厂景。……这一切都让人看到了芬兰现代工业的文明历史。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座展品丰富的博物馆居然是由一家工厂的车间改建成的。另外，博物馆还以大量的实物和图片展示了工业文明给坦佩雷市造成的污染，以及下大力气治理污染后，坦佩雷市成为芬兰最佳旅游文化城市的情景。我们还从图片上看到，坦佩雷市一家最古老的有１２００台纺织机的纺织厂现在已改建成可住９００多户人家的漂亮的公寓式住宅小区。倪米宁先生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坦佩雷，而且全芬兰都有。政府和人民都在为提高城市的环境文明而不懈努力。
博物馆是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在芬兰，无论走进哪个博物馆，人头攒动处多是青少年。我还注意到，每个博物馆里，都通过实物和图片对战争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和谴责，表达了芬兰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心愿。在北极屋博物馆里，我们曾站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瓦尼埃米市的大沙盘模型前，静静地听着导游悲愤地讲解二战对这个城市残酷的摧残。在“赫尤里卡”科普中心，我们还跟着导游进入一个地下室参观。我们踏着高低不平的台阶一直走进去，一股潮乎乎的霉味扑鼻而来。还有那欲亮又灭的灯光，使人一下子便想起战争年代的地下防空洞。确实，这是模拟的二战时期的防空洞。我们刚蹲下一会儿，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这山崩地裂般的巨响是炸弹在头顶的爆炸声，随即，欲亮的灯光就被震灭了。漆黑一团中，只听见飞机俯冲扫射的声音，以及远远近近炸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我们的心被极度地揪紧了，吓得气也不敢喘。明知这是假的，逼真的情景还是让人紧张惊吓万分。导游告诉我们，之所以要在博物馆里建这么一个模拟防空洞，就是要叫我们的人民永远不忘战争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让和平永驻，战争永绝。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古堡——
阿联酋历史的见证
王灵桂
在阿联酋各地游览时，经常可以在市中心的繁华地区看见一些用泥土和石头砌成的简陋的古堡，它们同现代化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实的明快、豪华同历史的沉重、古朴互为映衬时，能让人感慨万千。
阿联酋的古堡形式千差万别，大小不一，但通常都有一个正方形的院子，用又高又宽的墙围起来，每面围墙上均设置瞭望塔。大门用厚厚的木头制成，上面装饰着有浓郁阿拉伯特色的图案。古堡里面是一排排两层高的楼房，楼房和墙壁一样是用土坯和石块砌成的。古代的阿联酋人用石头、土坯建造的古堡非常结实，有的寿命可以超过几百年。这些古堡是阿联酋过去的宗教领袖和行政长官们的住所。有意思的是达官贵人们建造古堡虽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并不禁止平民百姓们依样建造古堡，只不过限于财力，百姓们修造的古堡要小得多，也简陋得多。
阿布扎比是阿联酋最大的酋长国，最大的古堡也大多保留在此。据阿联酋史书记载，１７６１年阿布扎比岛上发现了淡水，原来住在贝尼亚斯的纳哈扬部落便迁移到了这里，并建立了第一座古堡。这是一座白色的建筑，曾长时间作为阿布扎比酋长的办公场所。后来古堡不再使用，谢赫又在古堡的周围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古堡。阿联酋现任总统扎耶德就出生和成长于这座古堡里。纳哈扬部落迁移到阿布扎比后，修建了许多城堡，有的是仓库，有的是哨所，有的是度假别墅。这些古堡现在大多保存完整，里面安装了自来水、照明设施和空调，成了今日阿联酋人节假日游览的好场所。
迪拜酋长国是阿联酋商业最发达的地区。马克吐穆家族统治这里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长于经商的这个家族同样非常重视古堡的保护工作。迪拜市最著名的古堡是坐落在巴拉迪拉区的迪拜古堡，也是迪拜被保护得最好的一座。１９７１年，这座古堡被辟为迪拜博物馆，并对外开放。里面陈列着迪拜人采集珍珠的工具、进行珍珠贸易的商船模型、酋长们签发的信件等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走进古堡，好像时光倒流，使人回到了４０年代，迪拜人正在使用简单的工具在劳动。今天的迪拜已经从昔日简陋的港口变成名闻天下的繁华商业都市，古堡就是建设者们的历史见证。
阿联酋人把行政长官和宗教领袖尊称为谢赫，古堡就是谢赫们过去的家和办公的场所。他们在古堡里面会见臣民，倾听他们的苦难和臣民们对他们的敬意。在节日里，谢赫同臣民们在古堡里共祝美好时光。此时，洋溢在古堡里的只有节日欢快的歌声和荡漾的激情。人们一起载歌载舞，在欢乐的阿拉伯音乐中忘掉了尊贵卑贱。古堡边的广场上有时举行惊险的骆驼比赛，谢赫们给优胜者颁发象征勇敢的奖品和奖金。在胜利者们豪放的欢呼声中，谢赫们体验了与民同欢的快乐。之后，谢赫们会用椰枣招待来观看比赛的人们，并同优胜者们坐在用椰枣叶子编织的席子上，共享美味的羊肉炒饭和馥香的阿拉伯咖啡。
谢赫在古堡内的办公场所叫做“迈吉利斯”，也就是会客厅的意思。在这里，他们接待的人络绎不绝，有过往的商人、采珍珠的人、沙漠上的贝都因人、绿洲上的农民。有时“迈吉利斯”还是法庭和外交场所，谢赫们在这里行使对臣民纠纷的裁决权力和接待其它部落派来的使者。在阿联酋人的心目中，古堡象征着权力、尊严、荣誉和威严。现在，有些传统的民族活动还在古堡中进行，使现代人在古堡中体验先辈们的过去，体验他们血液中澎湃的民族感情。
“迈吉利斯”还是进行重大决策的地方。不过，阿联酋人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严肃。众多的谢赫们在“迈吉利斯”里席地而坐，悠闲地品尝着咖啡或者茶，许多政治和行政上的重大问题在轻声笑语中就决定了。据说，成立阿联酋的决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从美国看香港回归
张彦
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徐徐落下，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冉冉升起，标志着长达１５５年的殖民统治终于结束，香港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时钟这时正指着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时，来自世界各个方向的焦距，都集中到了香港会展中心正在进行的中英主权移交仪式上。
这时候，我正在美国加州一个只有７万人口的小城市里探亲，坐在电视机前已经８个小时了。由于小城的条件关系，这里只能看到有限的两三个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为了目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我事先对电视播放时间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我用两台电视机同时放不同频道，绝不想错过每一个细节。从６月３０日凌晨１时（即香港下午４时）起，我就打开了首先从香港现场直播的ＣＮＮ（美国２４小时播送新闻的有线新闻网络）。从末代港督彭定康垂头丧气走出象征英王殖民统治的总督府举行“告别仪式”开始，一幕一幕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历史画卷就在我面前展开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上的画面，仔细地琢磨着那代表不同历史发展方向的发言，心潮一直起伏，浮想联翩不断。等到高潮过去，已经是连续１５个小时过去了。我实在顶不住了，才倒下睡去。尽管已经精疲力尽，但我心情舒畅极了。百年国耻终于洗雪，此生能够亲眼见到，再累也值！
很快我就发现，如此痴情地从美国看香港回归电视者，岂止我一人！仅在我的熟人圈子里，就大有人在。不仅中国同胞这样，很多美国朋友也是如此。在洛杉矶，大批人群前往好莱坞公园，观看用４个１３８厘米巨型荧屏通过英语、粤语和普通话卫星现场直播的电视。他们早在刚刚天亮的６时３０分之前就已赶到现场，其中就有我熟识的好几个美国友人。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结合观看电视直播举行庆祝香港回归活动的，比比皆是，盛况空前，报纸电视都有大量报道。而且，老侨新侨团结一致，不分政治立场，以中国传统方式共同庆祝，更是前所未有的。南加州的声势尤其浩大，８０个侨团发起举行游行焰火晚会，并且从北京请来了著名演员姜昆担任主持人，前来参加庆祝晚会者达两万之众。５名跳伞员携带星条旗、五星红旗、紫荆花区旗从天而降，１９９７只象征着和平的白鸽飞向蓝天，６０名合唱队员高唱《东方之珠》，绚丽的焰火在空中飞舞，欢呼声响彻云霄，整个东洛杉矶学院体育场沸腾了。面对这样热情的场面，前来祝贺的洛杉矶市市长雷登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多么美好的夜晚！”并给所有在场欢呼的观众送去飞吻。
就在香港回归的当天晚上，我出乎意外地接到来自纽约的一个祝贺电话。打电话者，是我的美国好友霍华德·海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昆明美国十四航空队当过一等兵，还有幸在重庆红岩村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说，他也是在看了一天电视之后，情不自禁地觉得非给我打这个电话不可。他显然心情十分激动，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我真为你们的胜利感到非常非常高兴，我看到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此时此刻，成千上万在香港身临其境参加庆祝者，不少人是从美国去的，有的是应邀前往观礼，有的就为了去亲身体验一下这历史的转折。单是我直接认识的熟人，就不下一二十个。其中，一个是旅美几十年的老侨领，已经年近八十，而且腿脚还不灵便。但是，他把香港邀请他去观礼，视为一生中最高荣誉，说什么也得去和香港同胞一起“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住在夏威夷的另一个老华侨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亲属，早在６月中就已经举家前往香港，“为的是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一段中国历史。”还有两个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青年人，并不富裕，但也不惜自己掏腰包买了６月２９日最后一个航班的机票，赶去亲身参与这千载难逢的历史盛事。他们临上飞机之前，还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我们多么希望你能放下一切，背起相机，和我们一起去！”
奇怪的是，如果你只从美国的媒体上去看，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幅图画。作为一个热门话题，从两三个月以前起，“香港”就已经是这里报刊电视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新闻之一。一面倒的调门却是：怀疑、担心、恐惧，甚至诅咒，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但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公众每天被灌输的，多半都是一些带有强烈偏见的误导舆论，以致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查斯·弗里曼（傅立民）不得不出来公开发表评论，称之为“香港假警报”。他认为，“事实上，对香港最大的威胁可能完全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寻找麻烦的传媒、借机制造麻烦的人”。
当笔者正写这篇文章时，听说洛杉矶的老侨领胡顺先生已经从香港观礼回来了。我连忙前往拜访，听听他的观感。我和他虽相交这么多年，还从来未见过他这次从香港归来那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坦率地承认，由于受西方媒体的影响，“我是做好最坏的准备去的，但是我所看到的回归全过程，却比我想象的还完美。”那天的滂沱大雨，使这个高龄老人也未能逃脱成为“落汤鸡”的命运。不过，他不仅并不在意，还乐呵呵地对我说：“香港人说，这场大雨真好，把殖民主义加在我们身上的百年污垢冲刷一净，我们可以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的新香港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中国赠给加拿大儿童的礼物——北美最大的巨龙模型邹德浩摄于渥太华